**為交待來龍去脈,原文採小說方式撰寫,請大家忍耐看完,就可以知道我又消失了好幾天的緣故。至於〈寧靜海〉…別問我,我也不知道。
今年九月初,我於白天操到眼冒金星、只差沒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之餘,又不自量力、只為了女友越來越咄咄逼人的生涯規劃﹝哈哈哈,知道我幹嘛要寫〈不務正業:太笨公 Oskar 之「婚姻我見」〉了吧?﹞而必須努力攢錢,暫時將我心中懷之多年且身體力行的自由主義和嘲諷世人如冬眠前的螞蟻般東轉西繞﹝那...本人不就是蟋蟀了?﹞踢到陰山後邊去乘涼,因此忽略了「身體並非鐵打」這句用不著多麼高深的學問根基或教育背景就可以知道的諺語,努力向翻譯公司接幾篇稿子來賺取微薄外快。
對方看我平常就是正職翻譯師,一天到晚都要跟來自世界各國﹝大部分為荷蘭或瑞典等北歐國家,也有聯合王國與美國﹞的空調節能、排水防疫等相關產品的操作保養手冊奮戰(有些文法和句型結構真是怪的可以),三不五時還要幫行政或業務部門將原廠所附的品質保證或代理授權證明書轉換成中文,以免那些在國外唸到碩士甚至博士的「外語低能兒」因看不懂原文而不使用我們公司的東西﹝他媽的,這些傢伙在國外都是住唐人街、論文都是叫翻譯公司協助、搞到畢業後連個「Merry X'mas」都會拼錯的紈褲子弟嗎?﹞,所以就很「放心」的把咬文嚼字、介係詞與連接詞無邊無際的英文法律﹝標準的英美法喔,而不是台灣所用的大陸法系喔﹞所寫成的合約書拿給我處理;還將我當成免費的法律顧問咧!﹝該高興嗎?﹞
我離題了嗎?管它的,離題就離題吧。總之我在九月初為了兩份台灣某家旅遊公司和某帝國衰笅一世前陣子以三架飛機的大陣仗,到南太平洋某個比鼻屎大的新加坡還要小上好幾倍的某共和國開個千禧年頭一遭全部以中文招開的「高峰會」來自我安慰....媽的又離題了,總之那個只要漲潮就幾乎從地球消失的小國航空公司的包機合約相關條文;而搞到每天最快都要凌晨兩點才能睡覺,而且有些句子的組成單字有時後不到三十個,我卻要歪頭偏腦想上好幾分鐘才知道要怎麼翻譯﹝去翻翻中文的法條,您就知道太笨公為什麼要如此筋疲力竭﹞。
不過上天保佑,總算在截稿期限之前把東西交出去了,對方似乎還挺滿意的咧,還問我要不要跟客戶到瑞士與法國打跨國官司,我的工作就是在法庭上擔任類似簿記以及同步口譯的角色,只是當然被我一口回絕,朋友個個罵我白痴加三級,我罵他/她們個個搞不清歐洲國家的法庭運作程序、陪審團制度以及文化差異等狀況;而只看這份差事的榮耀表面。算啦,我因為大學主修法律與公共行政,大概知道法國佬跟瑞士法語區的法官跟陪審團會怎樣想﹝不見得正確﹞,你以為這些種族優越感僅次於日耳曼人的「高等民族」會在開庭與雙答辯時,破格開恩的全程用英語嗎?法官不會偏袒自己同胞嗎?所以我建議翻譯公司請客戶到當地去聘請律師,費用當然嚇死人,但絕對安心。
好啦,沒日沒夜的弄了八天,可以喘口氣了,但就在九月十一日晚上,我洗臉時忽然發覺自己左耳耳垂跟頭顱連接之處,長出一塊宛如被蚊蟲叮咬過後的腫包。剛開始沒有在意,就這樣過了大約三天,腫脹不但沒消除,反而像成長中的孩童軀體不斷擴大,去藥房買個消炎藥時,藥劑師說因為我過度疲勞而引起的毛囊發炎,只要好好休息並暫停停止攝取刺激性食物就可以,跟皮膚科與耳鼻喉科沒有太大關係;結果我注定為了這種天真而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
九月十八日,因台灣科技大學成為CIBW62第三十二屆國際建築給排水研討會(3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OR BUILDINGS)的主辦單位,因此不僅僅是全球建築系和土木工程系的學者,連原廠STUDOR董事長、執行長、總工程師以及與他們建教合作以研發新產品的英國赫瑞歐‧瓦特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 Edinburgh)的史瓦菲爾德教授(Professor J.A. Swaffield)都會來台參加,所以我當然就被抓去當社交時的口譯啦!想到這些先生們一口跟史恩‧康納萊相同的道地蘇格蘭腔,總覺得偏頭痛又要發作了。而我左耳耳垂此時也已經非常不舒服,只要稍微輕壓就會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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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夥伴與主管都發現我的病情(可見腫到什麼程度),也都罵我幹嘛不去醫院檢查,甚至「下令」我在十八日晚上立刻滾到醫生那裡去報到。診斷的結果,醫師說我的耳朵受到非常頑強的細菌所感染,而且已即將漫延到軟骨,一般的藥物治療根本解決不了,他這邊也沒辦法處理這種情況,須立刻到大醫院去進行腫瘤割除手術,否則耳朵有塌陷之虞(還無法利用整型的方式恢復)。主管得知之後,叫我明天下班後再去醫師指定轉診的新店耕莘醫院,原因是現場有很多外籍人士,公司除了老總與我之外,現場沒有其他人會說英文(我該高興,還有該哭?)。
連續兩天的研討會終於曲終人散。九月十九日下午五點半,公司業務以及主管在展覽物品打包好並運走部份後先行離開,要我跟企劃等貨車將大型物品(產品安裝實例)搬走的同時,等外國友人走出會議室時提醒說總經理會於當晚七點半跟他們餐敘,之後就可以去醫院了。
史蒂芬(STUDOR總工程師)走出會場時問我:「Oskar, Will you have conference dinner with us tonight?」
我邊回答邊展示左耳:「Dear Steven, Sorry for decline your invitation, I must to go to hospital for surgery, can you see the situation of my left ear? It was affected with unknown virus, thus looks like a ‘hamburger’.」
「Jesus,」史蒂芬與總裁法蘭(Franz,我老是唸成「France」)看到之後,異口同聲地驚呼。「Perhaps you need a knife to cut the swelling away that you have, go to the hospital for otolaryngologist(耳鼻喉科醫師)soon, we are so nice to meet you again, it really a wonderful and great experience in these two days. God blessed you. 」
晚上在耕莘醫院二樓等了將近三小時,耳鼻喉科醫師看到我的「尊容」,當下決定立刻辦理住院觀察(起碼三天誒!)並動手引瘤。這位看待很像我高中物理老師的醫生說:「你的耳朵已經有些許蜂窩性組織炎的情形了,等會先將耳朵腫瘤裡的膿水吸出來,之後每隔六小時打一次抗生素,看看復原情形再確認是否要動真正的外科手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我坐上手術椅(誰說是「電椅」的?)之後,醫師又說:「由於傷處很靠近後腦,所以幾乎無法施打麻醉藥喔,你忍耐一下。」說罷,我就感到皮膚活生生的被刀片劃開,這倒還好,重點是將壞血吸引出來的時候,那種言語無法形容的撕裂、拉扯、傷口被夾子硬扯開的劇痛,才真叫人想要不哇哇大叫都比登天還難!但總算給它強渡關山了,我也只能安慰自己說,此一折騰跟越戰或其他電影常見的虐待戰俘囚犯所使用的手法比起來,簡直就像「按摩推拿」嘛!媽的,我最近為什麼動不動就要挨刀子啊?
地獄般的「哎呀哎呀」了幾分鐘再加上抽血檢驗,我被領到十樓的內科病房,雖然值大夜班的護士小姐滿漂亮(我沒有想歪啊),但是傷口痛到只差沒掉眼淚,根本沒那閒情逸緻與她們聊天,從此開始為期三天四夜,早上七點半到診療室清洗傷口、換藥、打抗生素、推著點滴架到處亂跑(雙手雙腳都完整無缺,叫我怎麼乖乖躺床上)的日子;也在九月二十三日出院前被醫師助理告之:還要再開刀割除腫起來的部位,就看何時有空(這下不被老大宰掉才怪)回診,看來只好祈禱上垂憐,不要讓公司因體弱多病而把我開除啦!歹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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