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王定烈在長征中受傷後 ，有一顆子彈一直留在體內，直到16年後的1953年才經手術取出，這是王定烈保留至今的彈頭。 新華網 高航攝

                                  幾十年穿草鞋的將軍王定烈

新華網專訪：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與新華網聯合，特別獨家推出老紅軍系列訪談欄目。近日，記者徐壯志（下文簡稱“主持人”）來到了王定烈將軍的家中，看望了這位親身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並與老將軍就線民所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對話。

主持人：首長，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應廣大線民的要求，我們特別邀請您和網友談談當年的經歷。我看您現在還穿著草鞋，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草鞋的？ 

    王：幾十年來都穿草鞋，我從小就穿草鞋。 

    主持人：您小時候是讀過書的，是嗎？

    王：讀過三年小學。說起長征，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要參加紅軍？我說，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在20年代，1921年建立共產黨，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這個時候我很小，我是1918年生的，到1921年才三歲。我的記憶裏，大概在我十歲以前，當時是社會最為混亂的時候。那時蔣介石打紅軍，我們家鄉從1929年開始有川東遊擊軍，後來改為33軍，就在我們家鄉活動，當時沒有根據地，政權都是人家的。一直到我10歲以後，那個地方才開始有興辦教育這個概念，10歲以後才辦小學，就是11歲、12歲、13歲上學，中間有一些斷頭。到了15歲那一年，我就上高小了，才上一個多月，紅四方面軍進行了川陝蘇區以後，當時發動了"宣達戰役"，和我們家鄉的川東遊擊軍會合了。在這種情況下，小學也停辦了，戰爭來了，怎麼辦呢？我們也沒有什麼出路，乾脆參加紅軍吧。我參加紅軍時是15歲，當時是個紅小鬼    。 

    我參加紅軍以後，也就是1933年，接著就開始打仗，我直接到連隊當了兵。當時川東遊擊軍和紅33軍會合以後，把川東遊擊軍改編為紅33軍，軍長是王維舟，政委是楊克明。當時我們紅軍武器裝備比較落後，特別是這些新成立的部隊，哪兒有武器給它呢 ？ 

    主持人：您的第一件武器是什麼？ 

    王：我的第一個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長矛。長矛是用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後，再用火烘乾，其實是梭鏢。 

    主持人：到長征出發的時候，您應該有武器了吧？ 

    王：我們當兵哪里有武器裝備呀？紅軍當時武器裝備是靠消滅敵人，從敵人那兒繳獲過來裝備我們。開始我到連隊，以後當了一陣傳令兵，就是現在的通訊員。傳令兵是幹什麼的呢？就是靠口頭傳達資訊的，當時也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話。營長要給連長下命令，靠什麼？靠嘴傳，你去告訴他什麼什麼。 

    主持人：會不會跑到連長那兒忘了營長說什麼了？ 

    王：你要記得很清楚呀，傳得不準確不行。比如說要前進、要守、要打，都得傳。有一次我去前線傳達命令，對面就是敵人，傳達完命令後，我一看打仗挺有意思——那時候我已經有步槍了。敵人在那兒打槍，我在那兒也打了幾槍。回去以後，他們說：“你是通訊員，怎麼能隨便打槍？”子彈很珍貴，要處分我。處分我就是把槍舉起來，對著牆，罰你一個小時，你不聽話，你隨便就打槍，浪費子彈。罰站一個小時。但是心裏很高興，一點兒都不覺得痛苦，打了敵人，你罰就罰吧，總算是打過仗了，解決我的心願了。 

    我是1933年10到11月份參加紅軍。1934年，敵人開始對川陝蘇區“六路圍攻”，集中了幾十萬人圍攻我們。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萬源保衛戰，打了好幾個月。要談起來，那真叫艱苦。當時四川高山上並沒有人家，半山腰或者下面才有人家，我們在山上，山上也沒有房子，但是你不佔領，敵人佔領山上，就把你打下去，這樣不行。所以當時在萬源保衛戰的時候，我們那個連守在山上。敵人來，我們就打他。可是山上也沒有房子，就是樹林子，就在樹林下面，有條件的話，比如像有布單子的人，把布單系在樹上，人就可以在下面躲躲雨。沒有布單子，就弄一堆草，躺在草上睡覺。當時我編了幾句順口溜，叫“兩腿一蜷，鋪地蓋天；風餐露宿，空氣新鮮”。當時是到河溝裏背水到山上，大家喝一點。所以當時是非常艱苦、非常困難的。

    主持人：您在當紅軍期間一直是穿草鞋的嗎？ 

    王：紅軍的時候不穿草鞋穿什麼？不穿就是赤腳。 

    主持人：當時草鞋都是自己打嗎？ 

    王：都是自己打草鞋。我在家鄉就是穿草鞋的，因為我們是山區。當時只要有休息，戰鬥中間有休息時間，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不打草鞋，在山區裏怎麼走路啊。所以草鞋就成了當時生活的必需品。長征路上都是高山亂七八糟的地方，你說穿布鞋，哪些有人給你做那麼多布鞋？要穿皮鞋，那更沒有，要穿高跟鞋，我們也沒有看到過。我現在的習慣就是夏天我喜歡穿草鞋，冬天我就穿布鞋，我從來不穿皮鞋，也不穿高跟鞋。 

    主持人：草鞋舒服嗎？ 

    王：當然舒服。

主持人：在長征途中，您曾經在草地上有過一次掉隊的經歷？

    王： 1934年秋天，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原本計畫向川陝蘇區前進與四方面軍會合，後來敵人圍攻堵截，最後就轉到雲南、貴州，繞了一大圈，最後轉到川西南，過大渡河、瀘定鐵索橋。這個時候，我們紅四方面軍就向西南方面打過去迎接紅一方面軍。當時我們這支部隊正好在川東北，最靠東面，我們就成了掩護部隊。我們守在山上打一陣子，過十天、八天以後，那邊有任務，叫我們走的時候我們再走。 

    我所在的部隊總是當後衛。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後過草地，我們還是當後衛，掩護他們過草地。那個時候紅33軍99師有一個政治委員就在戰鬥中犧牲了。一、四方面軍主力過了草地以後，人家過完了，我們該跟著過了吧？頭一天我們得到通知，說準備明後天出發。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到了團部當了小書記，就是現在的小秘書或者參謀，所以我知道的消息要比連隊來的快。結果第二天我們的副軍長羅南輝跑到我們團部來說，明天不能走，還要繼續守著，部隊要南下。

哎，怎麼回事？怎麼又南下？當時我們在下面也不管，上面怎麼說就怎麼動吧。張國燾那個時候和中央分裂，到川西，他們在前一打，我們還在後面守著，打後衛，因為屁股後面還有一堆敵人跟著呢。

我記得有一個地方叫大金川，朱總司令、張國燾，他們就在這個縣城裏面，我們就在後面的那個山上守著。我們團部就在縣城邊上，所以當時朱總司令有時候閑著跑到我們那兒聊天，四川人講叫擺龍門陣。 

當時張國燾鬧分裂，朱德不鬧分裂。因為在過草地時是分兩路走，毛、周帶紅一方面軍的部隊在一邊走。張國燾、朱德他們帶著部隊，有紅四方面軍的部隊，也有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團，走另一邊。結果中央走過去了，張國燾不過了，他往回返。張國燾這麼一鬧，朱德單人走也走不了，結果朱德也到南面來了。

    到1936年，賀龍、任弼時紅二方面軍過來了，他們過來以後，我們又跟他們會合，叫二、四方面軍會合。當時毛主席、周總理，他們已經到了陝北了。朱總司令反對張國燾的做法，但是不好處理。然後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合，這個時候紅二方面軍也主張南下，紅四方面軍下面有一些幹部都不可理解，我們不是和紅一方面軍會合北上嗎？怎麼不北上了？怎麼南下了？有不同意見？後來中央一調整，電臺一通，二、四方面軍第二次過草地。所以說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是什麼意思？有一部分過去了又回來，然後再走過去。但我只走了一次。為什麼？他們過的時候，我們正在掩護他們，他們回來，我們也正在掩護他們，如果我們不掩護他們，敵人過來了，就把他們消滅在草地上了。1936年，紅二、四方面軍過草地的時候，我才過了草地。我們算是紅四方面軍的後衛。 

    主持人：我記得您講過您過草地的時候背著一堆小木棍？ 

    王：那是小故事。當時過草地沒有像現在說，這是個馬路，這是個人行道，那個時候，有時候走一天也看不見一個村莊。靠什麼找路呢？當地藏族人比較清楚，可以做嚮導。

草不是現在北京市公園上的草地，那個草地沼澤地帶，海拔很高，有些平平坦坦，有些低低窪窪，是幾百年、幾千年，甚至是幾億年造成的結果。有些地方，夏天有樹有草，有些地方是硬的可以走，有些地方表面長幾根草，但是根下面是鬆馳的，如果你過草地不小心的話，你滑倒了，掉下去，有人馬上拉你可以，如果沒有人拉你，你自己搖搖晃晃，越動就越下去，掉下去都找不到，有多深都不知道。

我就碰到過這樣陷進去的人。看到有人滑下去了，趕緊解下綁腿——當時紅軍綁腿的是布條子，把布條子扔過去抓住，然後給他拽過來。

後來就有了經驗，一個班裏面扛一捆木棍，把木棍插到地上，後面的人跟著木棍走。 

    走到第三天的時候，我走著走著，突然覺得肚子裏面疼得厲害，走不動了，只好自己到旁邊坐著，因為大家都很累，要是幫別人，自己也得掉隊。我肚子裏痛得厲害，怎麼回事？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後來我想起來了，我八、九歲的時候，我的哥哥、我的爸爸都出現過這種情況，那是最困難時代，四川那個時候正好是1924年，連續三年旱災，人們都吃樹皮、草根、野外，把胃吃壞了。那時候過草地也是吃樹皮、吃草根、吃野菜。救了我命的是一根針，就是縫衣針。我們每人都有一根針，自己衣服破了要自己縫。我把別在帽子的針取出來，學著我媽媽的辦法，在自己胸口用力挑，挑幾十下，然後用力擠血出來，那個血都是發黑的。

擠出來以後，感覺真的好多了。我們四川人把它叫做"羊毛疔"，現在人叫做急性胃炎。我感覺緩解一點，就拄著棍子往前走。部隊走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人走過的地方都留下了腳印，我就跟，跟到黃昏的時候沒有跟上，就在路旁邊石岩下面睡到天明。大概又走了十幾華里，我趕上了團部。戰友們很意外，很高興，說：“你怎麼還能跟上來？”

過草地的時候是夏天過，那個地方溫差大，白天很熱，一到下午開始就冷了，接著我就感冒了。感冒以後，腦袋發燒，我的戰友們就在山坡上找一些幹柴禾，烤火，因為沒有藥。他們把我弄在大火跟前，逼著我出汗，烤出汗，感冒就減輕了，這是一個土辦法。

到第二天又要前進了，走的時候我又走不動了，就拉著馬尾巴走。因為我在團部是小書記，我加入共青團，成為共產黨員都是團政委介紹的。團長郭錫山說，不要拉我的馬尾巴。後來他就把我拋下了。在後面走的政委過來看到以後，說：“小書記怎麼被甩了？”我就把情況說了。當時只有團長、政委才有馬，政委就說：“把這個小書記給我馱上。”馱著走了一天，前面正好下雨，河水暴漲，過不了。河水流了一天一夜之後，水下去了，人可以過去了。這一天一夜，我的病也緩解了，這場雨救了我一命。

第一次救我一命的是一根針，第二次是馬尾巴，第三次是雨，還有河水漲，都救了我的命。我就這麼命大。 

    過草地就是遇到這麼一個事。生活當時比較困難，走之前要動員大家準備乾糧。 

    主持人：第三次過草地的時候已經很難找到乾糧了？ 

    王：那個地方人煙稀少，到哪兒找糧食啊。所以我們過草地之前，都是到山上選一些能吃的野草、野菜，把它組織起來，該煮的煮，該曬乾的曬乾，這樣拿著。 

    主持人：現在很多小孩對過草地吃皮帶、皮鞋有點懷疑，當時確實吃過嗎？ 

    王：當時過草地時，穿皮鞋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有的人腰裏面是皮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皮帶。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東西吃，怎麼辦啊？有皮帶的就把皮帶拿過來，在火裏一烤就吃了。當時為了生活，有些人還帶著小刀，該切的就切一下。當時是為了生存，現在我們的孩子都知道吃肯德基、麥當勞，那時候到哪兒吃去？你有錢也買不到啊。 

    主持人：到"哈達鋪"吃了一頓飽飯是吧？ 

    王：過了草地以後，到了"哈達鋪"以後，有了村莊、有人，還有小店，一看還有賣吃的，那個地方的乾糧叫"鍋盔"，就是大餅。當時跟我經常在一起的有一個小兵，比我年齡還小，我們都叫他小馬，他是負責牽一匹馬過草地。這個馬身上的東西是公家的東西，其中還有錢，有現洋，還有元寶，當時沒有後勤部、後勤處這個概念。走到"哈達鋪"，一看這麼多好東西，好多都是沒見過、沒吃過的。那個小馬說：“小書記，我們買點吃好嗎？”當時我口袋裏只有一塊現洋，當時叫袁大頭。那是我儲備好幾年的了。他說：“吃了吧，說不定哪天就死了，要錢幹什麼？”我說好吧，給你。我們三個人買了一個大餅，那是我一生吃得最香的一次。

 主持人：長征結束以後，您參加西路軍了？

    王：西路軍也算長征，也不算長征。過了草地到了"哈達鋪"，甘肅有一個岷州縣，原來叫岷縣。甘肅過去有個軍閥叫魯大昌，魯大昌的部隊鎮守那個地方。當時賀龍的紅二方面軍跟我們過來，大家一見面就說怎麼把這個敵人消滅？賀龍的部隊當時還帶著兩門炮，敵人沒有想到紅軍還有炮。賀龍部隊配合我們一塊，打了幾炮，把敵人嚇住了，敵人也不跟我們打了，岷縣有一個河，他們過了河就跑了。我們在那個地方稍微停了一個星期，就是買點乾糧、買點糧食，然後繼續北上。 

    主持人：那時候您已經在五軍團了？ 

    王：過草地之前就是在五軍團，紅33軍的99師和五軍團的部隊會合了，統一編制了，撤銷了33軍的名字，因為長征時候減員很大，所以就變成紅五軍團了。 

    王：三大主力紅軍會合時，我們紅五軍團副軍長，就是原來紅33軍的副軍長羅南輝，在掩護前面部隊走的時候，敵人的部隊追上來了，我們在山上打，敵人飛機來炸，羅南輝犧牲了。戰鬥中，我們叫團裏和營連的炊事員這些非戰鬥人員往前走。結果我們戰鬥後往前面走時，發現死了一片人。是敵人飛機轟炸的。全死了，只有一匹馬負了傷但還活著。那個馬和狗一樣，和人有感情了，這個馬負了傷，沒有死。我過去查看，這個馬就靠過來，貼在我身上，它找我來了。那好吧，我就把這個馬牽著了。前面說過的小馬已經犧牲，躺在地上了，我沒有力氣埋他，告訴後面的人把他埋了，我就牽著馬走。走了一陣子，路上不平，馬一滑，倒在地下也走不了了。我就把馬背上的東西背著，拄著棍往前走。會合以後還得繼續往前走，後來接到上面的命令，軍委決定紅四方面軍渡過黃河突擊寧夏，打通國際交通線。 

    前面是李先念的30軍，後面是紅9軍，接著就是我們紅5軍，我們的後面原來是4軍、31軍，他們本來準備過來，但敵人打來了，根本沒有時間過，船又少，就沒有過來。只有30軍、9軍、5軍過了河。後來遭到蔣介石的圍攻，那個計畫沒有執行。西路軍總指揮是徐向前，政委是陳昌浩，都過去了。我們5軍也是跟過去了，然後就進入戰鬥了。 

    主持人：西路軍戰鬥非常慘烈，請您講一下您本人的戰鬥經歷。 

    王：我們在陝南，我們佔領山丹城的時候，軍部和我們團部都在一起。後來，軍長董振堂跟我們說，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昨天張學良和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把蔣介石抓起來了，他下麵的人不一定都服從啊。所以我們還得繼續打仗。我們5軍團轉來轉去，就佔領了臨澤縣，臨澤縣再向西北就是高臺。當時5軍只有4個團，軍部機關帶兩個團到了高臺，我們兩個團在臨澤，兩地相距20公里這麼遠。我們走哪里敵人走到哪里，我們停下來，敵人就圍過來。所以高臺戰鬥，經過了七天還是九天的戰鬥，軍長董振堂犧牲了，當時楊克明是主任，也犧牲了。

敵人又跑過來打我們，這時候我們就聰明了，趕緊撤出來，我們撤到30軍那個地方。因為5軍基本上打沒了，後來我就併入了30軍268團，那個時候我就不是小支書了，我那個時候已經扛槍了。當時不像現在當官的，當官就不能當兵，那個時候軍長可以當連長，不重視地位。

到了30軍之後就經歷了祁連山戰鬥。敵人圍攻我們，敵人兵力比我們多，當時馬家軍多數是騎兵，比我們跑得快。那時我們是處於比較困難的時候，缺少彈藥，吃飯也困難。到了1937年的三、四月份，南方就是春天了，西北天氣還很冷。這個時候，在祁連山戰鬥中間，我挨了一槍。

敵人從旁邊突然打了一槍，我爬在那裏，敵人子彈從我腰裏打進去，從腎上穿了一個窟窿，然後卡在我腰裏了。 

主持人：聽說那天晚上您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

    王：山上荒蕪人煙，因為部隊一撤，我是個傷患，我也跟不上，也沒有個路，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醒來後，我又碰到兩個傷患，怎麼辦？我們都想盡可能的回到延安去。我們知道當時黨中央在延安。

我們就一起來下山。到了山下面，天黑了，在小樹林裏，幾個人就圍在一起躺著，等到天明的時候再下。天亮下去一看，下面有一家人家，我們想到人家那裏休息休息，找點水喝。沒想到那個房子裏面都是負了傷的紅軍，有20多人。

傷得很重，我也坐在那裏面休息。突然，敵人從窗戶外面拿著槍，"嘣嘣嘣"幾槍，把我也震醒了，這時候進來幾個敵人拿著刀亂砍，又把我砍昏到地上了。昏了多久，不知道了。

等我清醒以後起來一看，人全都不動了，我喊也沒有人動，我敲也沒有人動，全死了。

我傷得很重，屋子旁邊有一個小櫃子，我爬到了那裏，靠著休息。這時候有個老鄉回來了，我聽到有動靜，就想起來。我這麼一動，那個老鄉看到我一動，回頭就跑。我說：“老鄉，你不要跑，我們是紅軍，我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你不要跑。”

他回頭一看，“哦，你們是紅軍啊。馬家軍就是壞，見人就殺。”我說我也不牽連你，我馬上就走。那個老鄉還不錯，他有吃的東西拿來給我吃，我吃了幾口就走。

傷得重，走了有兩個多小時，還沒走出幾百米。天又黑了，我又躲在路旁邊的石岩下睡，睡到第二天八九點鐘。不走不行，又走。路上又發現兩個紅軍，也是掉隊，負了輕傷的。我們現在沒有出路了，隊伍到哪里不知道，聯絡也沒有辦法。後來說我們幾個人商量還是想辦法回延安吧。那時候下山不行，敵人到處搜索抓人。我們三個就在山坡的小樹林裏，肚子餓了，找旁邊的草，把土抖一抖就吃草根。到了天都快黃昏的時候，說差不多了，我們下去吧。

我們一下去，敵人就過來了，把我們幾個抓住了。一個傢伙來就把我抓住了，一看我外面的衣服還可以，他就把我的衣服扒了。抓到我說你跪下，我當時想，已經到了生死最後關頭，我還給你跪下？“你要開槍就開槍，老子才不跪呢。”正在這個時候，對面敵人就喊了，不要開槍，不要開槍，要活的。他就沒有開槍。

這傢伙把我們幾個人押到了山下面。到了那裏以後，敵人也在那兒附近活動，把我們關在地窖裏，每天還給我們一大碗的"胡辣湯"，關了我們三四天，最後就把我們押到了武威。關在一個驛站的馬廄裏。我就睡在馬槽裏面。

睡了幾天，一個穿白大褂的女的來了，檢查我頭上的傷，還問我哪里有傷？我說腰裏有。她翻過我的身子一摸，馬上就叫著跑了。

我說怎麼回事？後來她又過來了。原來我這個傷口因為已經折騰了差不多半個月，當時沒有藥，傷口化膿生蛆了。她一扒，掉下來一大堆蛆，把她嚇跑了。後來她給我洗乾淨，抹了點碘酒，又給包紮起來。

當時我額頭上被敵人砍了一刀，後腦上被砍了一刀，兩隻手都各被砍了一刀。加上腰上的槍傷，真是渾身是傷。 

    關了幾天，那個護士來過兩趟，救了我的命。我當時還不到20歲，護士是20多歲的人，她當時叫我小弟弟。她說小弟弟，你這樣吧，你到我們家裏去好嗎？什麼意思？她當時是當地的紅十字會的，想把我領到家裏去給我治病。我當時想，我還是紅軍，我到她家裏去她們家不就完了嗎。我說：“我現在去不了。”她很熱情的，我以後發現那個紅十字會和地下黨有關係，是專門來幫助我們這批傷病員的。 

    主持人：後來叛變了的團長郭錫山還找過你？ 

    王：又關了一陣子，那時候集中了大約有兩三百人，就押送到現在的武威縣。兩三百人都是傷病員。當時郭錫山跑到敵人那兒去了，他原來就是國民黨隊伍的人，後來參加了革命，也參加長征了，最後又投降了。這個傢伙投到國民黨，被封了一個參議。他跟我們說，讓我們別再幹革命的事情了。因為我跟他工作過，我知道這個人作風一直不好，我也不喊他。如果我喊他，他肯定幫我的忙了，我才不要他幫忙呢。

當時，因為我的子彈還在腰上，我的腰一直挺不起來。結果那天我一生氣，一挺腰，子彈順過來了，腰可以挺起來了！當時我痛暈過去了，不過醒來後發現腰又可以活動了。

這個子彈跟我當了16年的朋友，因為當時沒有那個技術，一般人都找不到子彈在哪個位置。我的腰碰到陰雨天就腰痛。一直到抗美援朝結束，到了1953年，我回到廣州軍區總醫院才給我取出來。 

    主持人：這個子彈您現在還留著嗎？ 

    王：那個子彈我一直留著，作為紀念品。 

    主持人：國共合作以後才把您放回延安的？ 

    王：敵人把我們負傷的、生病的、打散失去聯繫的全部都收到一起，大概有1500人。取的名字叫做補充團。就修新疆到蘭州的公路，當時我頭上負傷、腰上負傷，勞動很困難。就在那兒負責燒開水。勞動一陣子以後，七七事變發生了，消息大家都知道了。過了一陣子，日本鬼子又佔領了上海，國民黨損失比較大。蔣介石下命令，各地都要徵兵補允，馬家軍也要派隊伍來補充他的戰鬥部隊。馬家軍想不派人就把我們補充團的這1500多人送給他，這樣一舉兩得。我們這些被關在這裏的人，大家都很熟悉，都是老戰友，大家就商量，要想辦法。馬家軍為了把這1000多人送走，他還專門給每個人發了點小工資。

我們走到蘭州，兩條腿走到蘭州。當時蘭州有個18集團軍的辦事處，在謝覺哉那裏，我們想派人跟他聯繫，人還還沒有走，人家就通知了，說幾點鐘就開始走了。大家一算，兩條腿跑，時間來不及。

後來就用貨車往西安運，一個車廂站二三十人。到了六盤山，我們坐的那個車出了事故，前輪爆胎翻車，人都掉到地上了，都是輕傷，又爬上來。

這樣又走，把我們拉到了西安。到西安的時候，18集團軍辦事處正好在那裏。我們到那裏就跟他們說，我們是西路軍的。他們馬上派人到辦事處去，跟負責人講清楚，打電話到延安給毛主席報告，說有1000多人要回延安。

那邊敵人督促我們說快點上火車，我們說對不起了，我們要回延安。鬥爭了七天時間，辦事處知道我們是紅軍，買吃的給我們送。當時正好有一個學校沒有上課，是空的，我們就在那兒呆著，這個時間正好是平型關戰鬥時。鬥爭了幾天以後，毛主席跟蔣介石打交道了，那個時候國共合作，他可能也想到這1000多人真交給他也是個禍害，最後就還給延安了，這樣我們就回到延安了。

到延安，毛主席、周總理、朱德，他們這些人還專門開個大會，歡迎我們。毛澤東還講了幾句，我記得一句：西路軍的戰士是好的，是勇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