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宣言強調以提升公民意識來取代族群動員，這也是筆者一向的主張。但諷刺的是：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卻未顯示出足夠的公民意識。民主政治的一項要件是以公民意識為基礎的公民文化，而與此相對立的是以幫派意識為基礎的幫派文化。台灣的絕大多數居民均是擁有共同文化與共同血緣的漢人，在此背景之下，所謂的「族群意識」往往只是偽裝的幫派意識。台灣近二十年來民主憲政發展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政治人物與選民的幫派意識始終凌駕於公民意識，以致政治運作無法脫離幫派政治的邏輯。

首先，「親綠學者」一詞便是極具諷刺性的字眼，因為「親綠」所代表的幫派性與「學者」所代表的獨立性是扞格不入的，而他們卻不反對這個標籤，甚至還刻意加強這種印象，以凸顯其在道德上優越於其他「泛藍」學者的發言位置。其次，他們對反對黨所發起的罷免案及民主行動聯盟即將發起的「秋鬥阿扁」抱持冷漠、甚至否定的態度，也反對街頭運動，而自我設限於「理性的對話與情感的溝通」。這兩點都與公民文化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馳。

筆者支持一切促使陳水扁下台的手段（包括罷免、彈劾、街頭運動），其理由有二：第一、單就目前已能確定的事實而論，陳水扁及其家屬、親信的行為已不可能見容於一個民主憲政已上軌道的國家。第二、儘管這些行動不一定能成功，但既然他們都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其過程本身即有助於公民意識之提升。

最近在大陸《中國青
年報》的「冰點」事件中，李大同、盧躍鋼等人在中共體制內的抗議被形容為「跪著造反」。在共產專制之下，「跪著造反」是不得已的策略。難道在已民主化（或
者不如說，半民主化）的台灣，我們還要放棄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而採取對政治人物作道德呼籲之類「跪著造反」的手段嗎？

筆者相信李教授在目前台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也見過或聽過以下場景：教師或研究人員在討論某位同事的升等或續聘案時，大家所關心的往往不是當事人的學術成果與教學能力，而是同事的情誼、當事人的生計、單位內部的派系平衡等非學術因素。公民文化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制度與權利，以及就事論事的態度。如果李教授的邏輯可以成立的話，今後我們在解聘一位不適任的教師時，豈不也得顧慮到當事人及其家人的感受？

如果連學術界都欠缺公民文化，我們又有何立場指摘政治人物？李教授強調同理心，但根據民調，目前已有超過六成的民眾希望陳水扁下台，難道些民眾的情感不如少數深綠民眾的情感更需要照顧嗎？

在如此強大的民怨之下，我們所面對的是自袁世凱以來最厚顏無恥的政治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李教授還要自我設限於「理性的對話與情感的溝通」，說得輕一點，是犬儒心態作祟；說得重一點，是向幫派邏輯妥協，而於不自覺中成為陳水扁及其貪腐集團的幫凶。他的論點正好印證了文章標題：「情感讓人看不清真相。」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民主行動聯盟」共同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