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7/01/09/liangjing/>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經濟向何處去？
梁京
2007.01.09

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能夠持續下去嗎？會不會出現一個危險的拐點？一個災變點？早在十年以前，就有各種悲觀的預言。但是，儘管這些悲觀的預言者抓住了大陸經濟的不少要害問題，大陸經濟持續而強勁的增長一再令悲觀派陷入尷尬。

悲觀派究竟出了什麼錯？難道大陸經濟真有一種其他國家沒有的免疫能力，能夠永遠在缺少法治與公平的環境下高速增長嗎？確有一部分人產生了這樣的幻覺，但是，包括許多樂觀派在內，多數人並不相信大陸經濟有這種神奇的免疫力。大陸經濟增長的奇蹟背後，有一些獨特的制度因素和歷史機遇，比如大陸獨特的土地和戶籍制度，給大陸全面扭曲土地和勞動價格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而港資、台資又成功地把大陸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引入了出口加工業，搶佔了冷戰結束後全球貿易擴張的先機，這無形中擴大了舊體制下經濟增長的空間。

問題是，這樣一來就減輕了大陸政治改革的壓力。「六四」之後大陸的當權者們利用手中的強權，把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和人口出生率下降而老年化尚未至的「人口紅利」統統用於支持短期繁榮，用於增加權勢者的收入。十幾年下來，人民幣升值壓力日增，農村青壯勞力的資源日漸枯竭，眼看「和平紅利」和「人口紅利」就要被吃光，而大陸經濟並沒有做好產業升級的準備，還要面對城鄉鴻溝不斷加深的社會危機。

看來，大陸經濟正在迅速地滑向危險的拐點，這一回，狼有可能真的要來了。大陸官方最近承認，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已從二十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一向為大陸經濟政策辯護的樊綱也開始承認消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窮人太多，尤其是農民，不是不想消費，而是沒有錢消費。按世界的平均趨勢，大陸目前的經濟水平，消費率應超過60%，也就是說，正是大陸的體制和政策，把億萬百姓 -- 特別是把農民 -- 的消費壓到了一個極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報告說，中國大陸工資佔GDP的比重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將近十億農村人口的純收入還不到GDP的10%。這些數字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足以發生革命。大陸的高壓體制再有效，人民的承受力畢竟是有極限的。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作為就成為決定危機如何發展的關鍵。最近一期的「動向」雜誌透露，面對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各地政府確實是在擴大消費，不過不是擴大百姓和窮人的消費，而是擴大自己的消費。一份呈報胡錦濤的內部報告說，僅2006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行政超支的規模就達到了五千多億人民幣。這相當於近兩億內地農村人口一年的純收入，也超過了一億多農民工一年能夠帶回家的全部現金！

「動向」的報導還說，胡錦濤批示：「怎麼辦？怎麼解決？怎麼總結？這種狀況不允許再發生。請政治局、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提出處理、規範意見。」不難看出，胡錦濤震驚之餘，並無良策。

地方政府無視中央，瘋狂擴大行政支出，說明地方官們對胡溫的路線並不合作也不看好，他們不顧現實的危局，藉中央權力鬥爭和地方換屆，在權力過期之前紛紛出手，再撈一把，這種預期和行為，正是危機爆發最有效的催化劑。

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還能降多少？從38%到28%？工資佔GDP的比重還能降多少？從12%降到10%以下？在官肥民瘦這個危險的趨勢上，中國經濟已經走了太長的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正在逼近一個歷史性的拐點，而這個拐點很可能就是危機爆發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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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sec_main.cfm?iss_id=20061210&sec_id=4104>
香港《蘋果日報》2006年12月10日

為甚麼「世界工廠」出不了精品名牌？
陶傑
2006-12-10

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美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幾時升值」成為全球金融投資界虎視眈眈的一場經濟豪賭。人民幣一旦升值，雖可減少中美兩國貿易逆差，二○○八年如果是民主黨上台，則中美貿易逆差的政治紛爭必將加劇，但人民幣升值，即使是一點點地累進增長，也必定導致中國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外資在中國的企業產品將不會再是世界工廠的廉價貨，外資必將進一步遷往越南、印度、印尼，尤其是中國出口一向優強的低技術紡織品。人民幣不升值，則中國日漸引起國際民憤，不但向歐美長期輸出通縮，而且要為第三世界失業人口上升負責。世界經濟結構的穩定愈來愈依賴於人民幣的幣值。說好聽一點，是中國影響力舉足輕重，坦率地說，是中國十三億廉價勞工人口自私地在「打茅波」。佛利民的自由市場經濟碰上了世界工廠的中國問題，平抑不了國際恐慌。美國倒不必擔心，因為美國產業工人早已向技術層面提升，美國的紡織廠早已倒閉多時，美國可以置身事外，向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聳聳肩，兩手一攤：方今全球的經濟霸權看到了沒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帝國主義。

許多專家提出，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人民幣一旦升值，即走上八十年代日本衰退之路。但日本有一個很強的護墊，日本是先完成了高科技的工業轉型才加息，加息之後的九十年代，雖然韓國的三星和現代抓住日本貨昂貴的劣勢，拚命搶佔高科技出口市場，但日本電子產品的設計無論如何比韓貨優勝。日本底厚，衰退十年，終於在小泉任內反敗為勝。因此中國經濟專家警告：中國在人民幣漸進升值期內必須換取時間實現「產業升級」，即不再製作出口成衣和皮鞋，向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汽車業進軍。然而問題的瓶頸正在這裡：產業升級，升不上去，上有日韓高科技和汽車產品佔奪了市場高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高科技產品又沉迷於短視的盜版抄襲，發明人才嚴重短缺，十年樹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在眼前，中國產業不但要脫離非技術的勞工低層，還要跨越半技術的日用品中層，進佔高科技的精品階層，時間來不及了。因為產業提升必須全民創意的誕生或解放，創意的萌芽都必須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就以中國廣佔優勢的造鞋業為例，中國製造的皮鞋雖橫掃全球，造來造去都是廉價貨，無法出產貴格的名牌。名牌皮鞋仍是意大利人的天下。以女裝精品費拉嘉謨（Salvatore Ferragamo）為例，費拉嘉謨近年高薪挖角，由阿曼尼（Armani）挖來蘇格蘭名設計師白力克（Graeme Black）效力，是歐洲時尚界的一件大新聞。

費拉嘉謨五十年代有一段輝煌歲月，其出產的高跟鞋穿在瑪莉蓮夢露的腳上，成為荷李活夢工場的虛榮產品。因為明星，費拉嘉謨的高跟鞋一時增值，名牌效應風靡全球，但後來遇到顧客年齡老化、產品缺乏身份認同、市場萎縮的危機。白力克上任之後，為了擺脫阿曼尼以黑為主的創作窠臼，跑到法國南部的普旺斯去尋找靈感。在法國鄉間的一個清晨，他在河邊騎腳踏車，看見淡紫的雲靄把天空讓給魚肚白的日光，在田野之間，一片薰衣草的深紅。白力克停下單車，他很感動，把這個清晨的靈感化為費拉嘉謨的一個高跟鞋系列的全新色譜。這就是創意的無價增值。與許多意大利名牌一樣，費拉嘉謨是家族企業。創辦人費拉嘉謨誕生於一八九八年，他不但有藝術家的品味，還有科學家的理性。在美國荷李活推銷品牌的時候，他還到南加州大學學習足部的人體解剖，研究人的重量如何落在足踝和腳掌的支點，並在鞋面內加入弧度適中的鋼片，瑪莉蓮夢露在《七年之癢》裡穿的是費拉嘉謨，格麗達嘉寶看見了，大為羨慕，到翡冷翠旅行，一次就買下七十雙費拉嘉謨的高跟鞋。產品的升級不一定像日本一樣，由紅Ａ塑膠面盆提升到新力電器，意大利人從來不造電器，也不造電腦，但衣服、皮鞋、手袋，意大利名牌不斷有創意的增值，在中國大陸設廠，僱用湖南四川的民工，設計意念品質控制牢牢掌控在意大利人手裡，中國只能跟在後面偽冒。

如此一來，則中國自己出產的皮鞋能在西班牙賣七歐元一雙，即使能打垮西班牙本國的低檔造鞋業，也只能贏得西班牙產業的一片罵聲。人民幣一升值，西班牙的鞋商就不會罵了，因為中國的皮鞋銷量會衰退，但費拉嘉謨、阿曼尼、Gucci至少未來五十年都會在中國市場節節領先。意大利的鞋子為甚麼是名牌？因為早在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人就擺脫了神權的專制，人的心靈得到解放。達文西是人類有史以來智商最高的發明家，就是意大利人。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短暫地淪於法西斯之手，但意大利人酷愛自由，政府寬容開放。只有自由的國家才可以佔領創意產業的市場高地，蘇聯和北韓何曾出過名牌？至於古巴，是共產國家，古巴出產雪茄，但雪茄是天然的農產品，正如中國的金華火腿，與人的創意無關。

中國的工業，即使在「解放」前就很落後了。中國的老闆事必躬親，他不會高薪聘用一個設計師，給他一筆旅行經費，叫他去地中海浪游三個月找靈感。中國的產業文化只講實用不重包裝，中國人以為重內涵，形象設計不值錢，於是中國的「品牌」不出杭州張小泉的剪刀、無錫榮德生的麵粉、香港梁蘇記的雨傘，只能在華人世界裡自養自足，無法建立國際通行的品牌。中國缺乏獨立人格的培養，只重整體的統一和諧，而品牌的創意增值偏偏是一個人的才華與上帝的天機閃電交擊時的作品。日本貨早期也模仿，正如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社會制度也模仿歐洲，但日本人從模仿走向創意，以漫畫產業為例，是戰後重生，實現了全面的民主之後的事。這就是中國產品無法趕在人民幣升值之前實現「產業提升」的理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人文精神的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沒有思想家和藝術大師，也必然不可能有經貿的精品名牌，只能繼續內而翻盜西方的知識產權，外則挾世界工廠的血酬低成本繼續為西方的名牌加工出口。中國本身的產品，由於缺乏創意和設計的巨大增值，只能繼續製造一億件襯衣，換購一架美國的波音客機。人民幣升了值，民族的文明尊嚴卻一再貶值。在那一個清晨，設計家白力克獨自一人在法國南部駕自行車，他發現了靈感驚懾、魚肚白晨曦交光的日出，中國人的思想和創造力的日出，一百五十年以來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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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12/08/economy_hushaojiang/>
自由亞洲電臺

是什麼妨礙中國經濟「由快變好」？
胡少江
2006.12.08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天在北京結束。中國的官方媒體在此次會議進行中和會議結束後，都把經濟發展由「又快又好」變成「又好又快」的提法作為解讀會議精神的重點。顯然，這種宣傳口徑是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所直接授意的。雖然其中不乏文字遊戲的成分，但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憂慮。

的確，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在過去二十七年舉世矚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其發展質量卻一直令人不敢恭維。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憑藉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核心技術基本上是依賴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中國企業從中賺取的只是微薄的加工收入。本來，依靠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本身並沒有錯，但是，作為一個大國，長期無法形成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實在是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的一個重要表現。

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也十分巨大。中國的環境污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不到世界經濟總量百分之七的國民生產總值，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卻佔到世界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國。中國造成的環境破壞不僅加劇了全球環境惡化的程度，更使得中國人民承受巨大的代價，首當其衝的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健康。

中國經濟的結構也呈現出長期無法根治的不平衡現象。居民消費的比重低得出奇，只有百分之四十出頭；而過度投資的衝動卻始終無法得到遏制。雖然中國政府近幾年來採用強制的行政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但是效果卻並不如人意。截至今年底，宏觀調控已經進行了三年，但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卻是有增無減。顯然，這種依靠投資來增長的經濟結構既不能給民眾帶來實惠，也無法長期持續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過程中將「好」字突出來是有道理的。只是在突出「好」字的同時，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仍然擺脫不了思維慣性，不肯放棄對經濟發展「快」的要求。其實，好的經濟發展一方面要求經濟結構的合理協調、對環境的保護、和對資源的節約、技術創新能力的增強；另一方面也自然包含了合理的經濟發展速度。中國政府捨不得在制定政策時放棄求快的思路，每年都人為的制定沒有意義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標，這本身就是中國經濟難以由快轉好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經濟運作的直接干預也是中國經濟增長長期「快而不好」的一個原因。這種干預既體現在政府官員對許多重大投資項目的直接決策，也常常表現在政府對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尤其是大型壟斷性國有企業的保護上。這些做法妨礙了合理的經濟競爭，常常使得寶貴的資源被濫用，也使得消費者的利益遭到嚴重的損害。

腐敗的政府官員也是中國經濟質量提高的一個重大障礙。由於官員們的普遍腐敗，使得中國的企業將許多力氣放在對官員們進行賄賂上，而疏於通過艱苦的努力來提高創新能力。許多本來很有生命力的企業由於無法應對高昂的應對腐敗的成本而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夭折了。前幾天，《人民日報》透露，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資料，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的六年間，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原本十分具有活力的個體工商戶以每年一百三十五萬戶的速度消失。而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是「高昂」的應對工商管理部門的成本。我想，不僅僅是個體工商戶，不知道還有多少具有活力、方便民眾的經濟實體在腐敗的吏治下消亡？

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具有良好的發展質量，關鍵在於能否有一個優勝劣汰的合理機制。這種機制的建立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直接關係到政府的作用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問題。如果中國政府真心想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絕對不應該忘記和迴避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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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document.cfm?documentid=1137&charid=2
《華盛頓觀察》週刊2005年第39期

查找中國經濟模式的軟肋 -- 專訪華裔經濟學家黃亞聲
李焰、徐琳
11/9/2005

「中國今後二十年能否建立一個成功的經濟體制，不在於外國企業是否願意到中國投資，而是中國的本土企業能不能自己站起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副教授黃亞聲2005年11月2日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時如是說。

就在採訪的次日，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在《中國經濟季報》中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在2005年達到9.3%，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並判斷：中國處於有利的宏觀經濟和金融背景中。當世界各國在今日驚歎於中國的經濟成功，甚至紛紛揣測她逐漸壯大的經濟實力可能改變日後的國際格局時，黃亞聲卻冷靜地提醒道：「中國在發展內資方面不如印度。」

中印的改革方向不同

「中國最豐富的就是人力資源，並依靠它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資（FDI）。但與此同時，中國卻忽視了對本土企業的扶持。這一點，從二十世紀90年代才開始經濟改革的印度要做得更好。」黃亞聲比較道。

他介紹說，「在金融改革中，印度願意讓國內銀行私有化，同時允許國際銀行進入。如果你到印度去看一看，在當地辦得最好的一定是印度本土的私人銀行，而不是來自美國的花旗銀行。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最瞭解印度市場情況的肯定是內資的銀行，比如，比較偏遠的地方外資大銀行往往不願涉足，那裡的商機都被本地銀行獨佔了。由此可見，印度銀行改革相當成功。」

「反觀中國，除了民生銀行有四分之一的民營資本以外，其它都是國有銀行。」黃亞聲說，「中國金融業的呆帳、壞帳由來已久，但是每一次政府都靠注資的方式試圖挽救，均不見效。這就相當於給國有銀行更多的錢去『揮霍』，卻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現在，中國的幾大國有銀行不但沒有將經濟觸角伸展到大城市之外的鄉村和邊緣偏遠地方，反而將那裡的很多分支機構撤回來，或打破，或出售支點。這如何能有競爭力？」

在他看來，金融體制的弊病直接影響了中國民營企業發育不良。「中國大銀行在貸款時，總喜歡貸給外資大企業，而後者往往是資金充裕，並不需要太多的貸款。相反，中國的本土企業在成長初期最需要的就是銀行的資金支持，但卻因為對方門檻太高而得不到貸款。但是，從一個國家經濟長遠利益著眼，鼓勵私營銀行的發展是幫助民營企業成長的重要融資手段。」

「值得慶幸的是，最近兩三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保護私營企業的『三十六條』出台後，馬上中國就有私營企業涉足石油業，這是在過去二十年內聞所未聞的。」黃亞聲不無欣慰地說，「但是，扶持一個企業就像養一個孩子一樣。這還是需要一個過程。印度90年代開始扶植內資，到90年代末才見成效。」

黃亞聲在研究中發現，中國能保持高速的GDP增長，外貿收入是主力軍，佔了70%的份額。這也是中美兩國經常爭吵不休的原因之一：從紡織品配額的提高到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中美貿易問題很多都是美國的問題。」黃亞聲說，「我認為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不應該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不該升的就不要升。繼續升值對中國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對本土的私營企業而言。」

中國內需不足，農民消費能力尚待開發

黃亞聲分析道，「中國本土企業最近幾年發展並不順利，贏利率一直在降低，它們中的出口企業賺錢空間也都是很小的，過去這麼多年一直都靠低成本產品。如果人民幣匯率上漲了2%～3%，對它們來說影響很大。」

「中國50%以上的出口都是靠在華的外資企業的業務，它們和民營企業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做的是出口加工，從美國、韓國進口材料後在中國加工，然後再將成品出口西方。人民幣的升值雖然讓外資企業的出口價格貴了，但是進口時也便宜了。因此，它們出口成本的升高能從進口成本的降低中得到抵消，影響並不大。」黃亞聲話鋒一轉，「但是，中國民營企業用的原材料都是從本地採購，因此，匯率提高只會對其出口造成壓力，而沒有其它辦法彌補。」

將視野放遠，黃亞聲說：「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幣值，而是對海外市場的依賴性太高了，而這種高依賴性歸根結柢是因為國內消費需要不足，佔中國總人口70%的中國農民的收入增加很慢。改革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仍然無法為幾億農民都多買一台洗衣機，或是將他們家中的電視換成二十吋的大彩電。」

「要提高農民消費能力，首先要減少他們的支出。若是農村孩子上小學還要每月花費幾百元人民幣，怎麼才能有錢買別的東西？」黃亞聲一語道破問題的所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的GNP也是每年以8%的增長，很大程度是靠農民的收入增加和消費增長在支持。那十年可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到了90年代，中國則把農民的一部分收入挪入城市，才造成農民實際生活水平降低。」

10月26日，美國又將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訴諸到WTO討論，以施壓後者加強反盜版的力度。談到這個議題，黃亞聲開出的經濟處方仍然與眾不同。

「知識產權問題的確在中國存在，但是問題在於，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經歷這個過程。」他說，「美國經歷的時候是二十世紀初期。那時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範還不健全，也沒有這麼多壓力。現在中國經歷這個過程則遇到了一系列環境的限制。中國自身來說當然應該注意。」

然而，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中國本土公司本身沒有多少知識產權。任何一個國家開始重視保護知識產權都是在本國公司強大了，有了自己的產權後，才開始意識到保護它的重要性。」

「中國過去的政策都是限制自己的本土企業去創造知識產權，別的國家卻在拚命扶持。」黃亞聲又回到了他的核心論點上，「本土企業得到的研發資金少，怎麼有能力開發出新的技術？沒有知識產權的創新能力，自然談不上有強烈的產權保護意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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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11/14/commentary_liangjing/
《自由亞洲電臺》

溫家寶宏觀調控的大麻煩 -- 官越調越肥，民越調越瘦
梁京
2006.11.14

在大陸，關注經濟形勢的人都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溫家寶的宏觀調控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投資增長的速度依然高居不下，而居民消費的比例還在下降。對於百姓來說，最容易看到的一個事實就是政府試圖抑制房價的努力完全失敗了。11月 5日，大陸建設部房地產司副司長姜萬榮在一個報告會上不得不承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效果「成效還是初步的、不穩定的，部分地區房價上漲的壓力依然較大」。

在這種形勢下，各種批評之聲也越來越大膽地出現在媒體上。一週來，一向敢說話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再度成為媒體的寵兒。任志強此番言論的中心就是從根本上挑戰溫家寶抑制房價上漲的合理性。任志強的核心觀點是，房價上漲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溫家寶把抑制房價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大陸經濟的問題不是房價太高，而是工資太低。

幾乎與此同時，在菁英階層中頗有影響的《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在最新一期上發表了「『房地產新政』方略需調整」的社評，也加入了批評當局的合唱。胡舒立批評溫家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堅持已經證明是失敗的行政手段，結果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房地產價格「且調且漲」。胡舒立還特別指出了溫家寶房地產新政下出現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房價全線上漲遠超中低收入層負擔能力，另一方面是有權有勢的中央機關、事業單位繼續蓋房、分房，且標準越改越高，以「經濟適用房」之名對本單位員工行福利分房之實。而且，蓋房和購房資金其實都來自銀行，風險高度集中於銀行體系，政府調控的難度成倍放大。

在胡舒立看來，溫家寶的主要錯誤在於沒有把「供需兩方的實力導入市場」，因此不能借助市場的力量來恢復失衡的經濟。事情果真如胡女士想像的那樣簡單嗎？在旁觀者看來，大陸的現實不僅是政治上官權遠遠大於民權，而且在經濟上官家財富的實力也遠遠大於民間的實力。這是因為大陸的經濟轉型不僅沒有經歷民主化的過程，也沒有經歷私有化過程。國家控制的資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力量對比之下，徹底釋放市場力量的結果，最大的可能是把小民逼上絕路。遺憾的是，以胡舒立為代表的一批大陸菁英至今看不到這一點，仍然沈溺於對市場機制的迷信之中。

最近，北京大學的宋國青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明大陸主張市場化的主流經濟學家當中終於有人開始認識到大陸官肥民瘦的現實對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宋國青的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當前消費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個人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實行了八年刺激國民消費的政策，然而這八年中個人消費佔GDP總量的比重下降了八個百分點，而且在繼續下降。」

宋國青文章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他給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大陸老百姓的消費上不去並非因為他們有錢不願消費，而實在是因為錢太少。宋國青指出，在總體上大陸的儲蓄率確實很高，但國民總儲蓄中居民的個人儲蓄僅佔30-40%，而國家控制的政府和企業儲蓄佔了大半邊。

自1978年以來，大陸的國民收入在官府和民間之間的分配經歷了一個U字型。先是放權讓利，走向官瘦民肥，然後是宏觀調控，走向官肥民瘦。從官瘦民肥到官肥民瘦的大逆轉起自朱鎔基上臺，尤其是1994年的稅制改革，這個趨勢越來越強，目前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四年間大陸財政收入從兩萬億直逼四萬億人民幣。溫家寶宏觀調控，調來調去，官越調越肥，民越調越瘦。不知溫家寶自己是否認識到這決不是什麼好兆頭。溫家寶 -- 也包括胡錦濤 -- 的麻煩在於，不從根本上改變官民資產實力的對比，無論是行政手段還是市場手段，都只能是越調越官肥民瘦，從而加大官逼民反的危險，但要徹底扭轉官民資產的實力對比，胡溫能有這樣的膽識和魄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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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摘個要。

這一課“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很簡單。三條。

第一條：這種事屬於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級政務，不該由民間來辦。

第二條：這種“利為民所謀”的好事衹能由中國共產黨來幹，不能由自由派知識份子來幹。

第三條：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至今不動手？因為民間社會民間組織的發展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新的偉大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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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10/27/commentary_hu/>
自由亞洲電臺

尤努斯在中國將成為階下囚
胡少江
2006.10.27

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和由他創建的格萊明貧民銀行共同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的獲獎似乎得到了舉世的認同，甚至連經常指責諾貝爾和平獎具有「政治傾向性」的中國官方媒體這次也對尤努斯的獲獎表示了讚許。

設在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在宣佈今年的獲獎人時指出：「尤努斯和格萊明銀行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是因為他們致力於從社會的最底層進行努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除非最底層的人群能夠找到一種消除貧困的方式，否則持久的和平是無法取得的。」

尤努斯和他所創建的格萊明銀行獲獎的確是當之無愧。這位孟加拉經濟學家從年輕的時候起便對弱勢群體充滿了同情和關懷。一九四零年出生的他在幼年的時候便是童子軍的積極參與者，童子軍的格言「隨時準備著」和「每天都做好事」早就成為他畢生的信條。在他幼年的世界裡，充滿了對他人的愛和對弱者的同情。在尤努斯和他的組織的網站上，人們不難看到這一段經歷對他未來的深刻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在尤努斯追求博愛的同時，大部分與尤努斯同齡的中國人正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尋求快感。那些如同尤努斯一樣追求愛的中國人卻正在一個扭曲的社會中備受煎熬。

在獲得本科和碩士學位後，尤努斯獲得了美國的富爾布賴特獎學金赴美留學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一所美國大學做過三年的大學助教授後，他在三十二歲那年回到了貧窮的祖國，在首都達卡的一所大學裡任教，同時投身於扶貧事業。

他利用小額貸款扶貧的想法來自於他在扶貧過程中與大學附近一個村莊的貧窮婦女們的接觸。他發現，當地的貧窮婦女為了維持生計，大都從事一項編製竹製傢俱的工作。這個行業的投資少，盈利也不高，但是對於貧窮家庭來說十分實惠。問題是，由於銀行不願從事小額的貸款，所以那些婦女們不得不向高利貸者求貸。為了幫助她們，尤努斯首先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了二十七美元作為首項貸款。他的小額信貸業務便從這裡開始了。

一九七六年，尤努斯發起成立以扶助貧窮婦女為主要目的的小型貸款銀行－格萊明銀行。尤努斯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有志於扶貧的知識分子和社會階層的支持。三十年後，他的銀行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兩千多家分支的金融組織。這種扶貧的模式也在二十三個國家得到了推廣。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發達國家的個人和非政府組織也紛紛效仿他的做法。

但是類似尤努斯的做法在中國卻遭遇了滑鐵爐。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也是一位充滿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他曾經試圖效仿尤努斯的做法，在中國的貧困地區進行小額貸款扶貧工作。不少北京的知識分子自動集資，與茅先生一起進行這項工作。茅先生的小額貸款業務得到了貧困農民歡迎，在經濟上也具有可持續性。但是中國政府卻通知他們，他們的做法違反了金融管理規定，必須停止。於是尤努斯似的小型貸款在中國不得不半路夭折。

客觀上分析，中國政府並不是不想扶貧，問題是他們有比扶貧更優先的目標，那就是維持國家的壟斷和政權穩定。中國的國有銀行至今仍然是壟斷金融市場的力量，任何對這種壟斷的挑戰都不被容忍。河北民間企業家孫大午就是因為無法向官辦的銀行貸款自行籌集資金而身陷囹圄的。不難想像，假如茅于軾不停止小型貸款的嘗試，假如尤努斯在中國，等待他們的肯定會是牢獄之災。

尤努斯在發放貸款時，為了保證款項的及時歸還，要求貸款人組織起來互相擔保。所以，小型貸款走到哪裡，類似的互相幫助互相擔保的組織便建到哪裡。這更是會觸動中國政府脆弱的神經。他們絕不會容許任何不由他們控制的跨地區跨行業的非政府組織存在。君不見縱使中國有八億農民但是中國政府就是不容許成立農會的現實嗎？就憑這一條，假如尤努斯在中國，恐怕他非得把中國的牢底坐穿不可。至於他的格萊明銀行？連門兒也不會有！不知道中國的官方媒體在讚許尤努斯的時候是否也想到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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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9840&ad=10/11/2006>
《新世紀》【特稿】

陳良宇案背後的矛盾
管見
2006年10月11日

中共高層查處陳良宇，迅速地通過香港媒體放出種種「內幕」，欲將事變限制在「反腐敗」，並故作深沉地要人們跳出中共權力鬥爭的「局限」來看待此事，用心可謂良苦。不過，顯然出自上海陳良宇派系中人之手的署名「笑笑」的文章卻不客氣，一篇《胡錦濤被套牢陳良宇是贏家不是輸家？》，寫得生動逼真且殺氣騰騰，讓人大開眼界。

中國大陸的腐敗是其極具特色的政治體制下的惡果。試圖將「反腐敗」與大陸專制政治切割開來，且聯繫國際反腐敗的趨勢，從具體轉向抽象，想的是不錯，效果則難說。

然而，看「笑笑」的文字，祝均一、陳良宇等人簡直是大義凜然且忍辱負重的國之棟樑，為上海民眾的利益不惜斷送其個人政治前程，堪與中共之諸多先烈比肩了。只是，從「笑笑」文中可見，中紀委查案固然盛氣凌人，其外調武警擔任保衛畢竟尚屬自保之舉，而上海當局出動大批警力包圍中紀委調查組卻實在相當過分，十足的「地頭蛇」壓制「強龍」模樣。而「陳良宇既是輸家也是贏家」的關鍵之舉，所謂「上海提高社保和勞保發放標準的政策」，查當時的報導，卻只見「高齡納保」。上海提高社保和勞保的民生保障之舉應該是比「高齡納保」更為重大的變化，但筆者不才，卻未能查到相關報導。同時，未見中紀委被趕出上海，卻有上海民眾示威的報導，「笑笑」的文字也就只能參考而已。

但是，「笑笑」所言，陳良宇要用其行動「來徹底砸碎中央對地方為所欲為的局面，徹底砸碎步步為營企圖否定鄧小平、江澤民改革路線的人的妄想」，顯然不完全是空話套話，有其實際的內容。這一場弄得像是政變似的事變，其意義看來遠遠超出「反腐敗」，而涉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大局。

「中國的重大矛盾」

看著眼前這一場背後矛盾錯綜複雜的政治事變，筆者不由得想到，六月末七月初，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接連發表兩篇以「中國的重大矛盾」為題的報告，認為西方人士的「宏觀」角度往往導致「忽略了闡釋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張力──宏觀與微觀之間的角力」，他則嘗試以「反宏觀」來分析中國的現實矛盾。

羅奇的那一番分析與眼前這一場事變恰形成某種對照。

羅奇認為，「在舊有的國有經濟模式中，經濟的控制權是近乎絕對的，但在日益市場化的經濟裡則不然。權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鄉鎮層面分散，使得北京在執行宏觀調控時遇到極大的困難」，而這個現象的背後是「中國持續的分散結構和日趨的市場化並行存在」。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投資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地方層面的項目，由結構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國銀行體系來融資進行」，地方銀行的影響力「把監管機關和央行的角色矮化」，而「『分散效應』的盤根錯節也影響了中國的高層政策官員」，「削弱了在宏觀層面的政策拉力」，「如果中國官員在政策調控上出手過重，投資行業面臨崩潰的風險便很大」。

這一分析，的確觸及到現實深層的矛盾。

中國大陸經歷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政治領域裡基本保持著其傳統的專制結構，經濟領域有了很大的變化，市場化有很大的進展，然而其基礎結構也依然保持著，國有體制仍然處於支配地位，並藉助於新的改革爭議而積聚起新的擴張能量。

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觀察，所謂「北京模式」或「中國道路」的價值理念的經濟基本點體現為「越是經濟外圍的東西，像銷售、輕工業、服務業，越是市場化，經濟的核心部分像交通、運輸、通訊、金融等等，還是社會主義，尤其是金融體系，中國改革這麼多年，金融體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

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的「社會主義」的「帽子」不是空洞的標籤，其實質即為保持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不變，甚至發展。這一點現在已是越來越清楚了，而且不斷地祭出種種的什麼什麼「安全」或「國家利益」來為其保駕護航，不斷地刮起什麼什麼「旋風」來動員民眾予以支持。

在國有體制與市場經濟發展之矛盾的基礎上，羅奇指出的「持續的分散結構和日趨的市場化並行存在」之矛盾發展起來了。

結構分散與市場經濟並不矛盾，其實它倒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而與中央集權或中央計劃經濟相對立。中國的問題則在於，它的結構分散仍然是行政性計劃體制的某種延續，表現為行政結構「條」與「塊」之間的利益博弈的狀態，而這種結構下的集中與分散則並非取決於市場。

在改革中，行政權力結構有限度地分散化，傳統的高度集中導致壓抑地方積極性的局面有所緩解，倘若能向聯邦體制演變，當為很有希望的發展。但是，國有體制下政府控制市場、壟斷資源的基本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變。

特別是金融體系，開放民營的程度有限，聽命於政府、服務於國有經濟的本性仍然保持著。中國數十個省市，在浙江出現了「自下而上、創業型、市場導向型模式」，那裡的銀行早就開始向私營企業放貸，它們成為中國業績最好的銀行。可以說，浙江體現著市場經濟的自然發展，而中國大部分地區卻一般地仍遵循著「依賴於大規模政府投資、國家行業政策以及得到政府支持的外國投資」的模式，其銀行業本身的競爭被扭曲、其集中受到制約，相反，因服從於行政權力的分散而分散，形成了行政分散環境下的地方權力－金融體系，於是，政績考核體制支配下的地方投資衝動、發展衝動、及其利益保護主義逐漸地抵消著行政分權改革的進步性而走向反面。所謂「科學發展觀」體現著對這種現實的某種反思，而要改變這種現實卻極其艱難。

行政體制改革的趨勢是地方分權，向聯邦體制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趨勢是民有民營格局取代國有格局，在競爭基礎上，集中與反壟斷並存，然而，在現實中，國有體制在變革的浪潮中竭力維持著其基礎結構，地方分權有所進展卻受阻於政治制約，難以發展為聯邦體制，於是，競爭終究受到壟斷的阻擋，反壟斷立法難以觸動行政性壟斷的現實，則經濟增長只能依靠廉價勞動力，拼的是資源消耗，付出巨大的環境代價，而現代市場經濟中極為重要的金融業卻因為仍然只是以扶持國有經濟為己任，不要說以金融業推動經濟的競爭與集中，其自身的競爭與集中尚且處於扭曲的狀態。

在如此具有「中國特色」的矛盾狀態中，「中央計劃經濟」分解為「地方計劃－市場經濟」的混合物，而市場經濟本身增長、創新的「自下而上」本性則隱藏在這種分散狀態的地方體制背後，使其在增長過程中舉足輕重。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格局，再加上黨政派系的複雜分野，陳良宇之類重要地區的大員其「尾大不掉」也就毫不奇怪了。

腐敗與反腐敗，看上去黑白分明。即使腐敗之人舉起「反腐敗」利劍砍向其它腐敗之人，也同樣會贏得掌聲。然而，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之中，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卻是一盤複雜的棋局，其中的是非攪成了一團亂麻，且暗箱操作，黑幕重重，我等局外之人只能看個大概，根據有關跡象推測一二，那麼，現在也只能說，腐敗普遍地蔓延，普遍地反腐敗當然有阻力，也有現實的成本，而有選擇地反腐敗成為現實的選擇，順便地也就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中共高層查處陳良宇，是以「反腐敗」為名義而行維護中央權威之實，而武警的人事調動佈局成為其中重要一環，足見幕後矛盾之尖銳。「笑笑」為人們描繪了一幅其中的圖景，看上去似乎比爆料「反腐敗內幕」報導描繪的圖景更為真實了一些，只是，或者以「反腐敗」而掩飾權力之爭，或者以頌揚地方豪傑而掩飾其腐敗劣跡，都不足為訓。

中共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整治上海之際，唱出了「防範『特殊利益集團』衍生」的高調。

這一高調的出處，據「笑笑」披露，是溫家寶 ── 中共的這位總理認為，上海已經是一個「懂得利用官民結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團」，而中國落後和窮困地區「懂得利用官民結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團」情況比上海還要嚴重。

地方的官民結合，成為共同利益體，在中國，這實際上是聯邦體制的自然基礎，是一種自然趨勢。中共為維護其一己私利而無視這一點，是實際上不願意看到這一點，或根本反對這種趨勢。中共的一己私利是其「特殊利益」。

在這一特殊利益支配下，中共反對根本改變國有體制支配的格局，反對政治改革而維護其一黨專制，反對聯邦制而維護其中央集權，這樣，才使得地方的利益也同樣地扭曲為所謂「特殊利益」，出現中共所謂「特殊利益集團」。

筆者已多次指出過，中共已經形成了《共產黨宣言》所明確否定的「特殊利益」。按照《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不是同其它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它「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中共則的確已經有了這種「特殊利益」。它為維護其專制地位，根本不准其它政黨真正能成其為政黨，根本不准真正能成其為政黨的政黨出現 ── 也就是說，其它政黨生存的條件是其不得爭取執政的地位，只能匍匐在中共腳下成為「花瓶」，美其名為「參政黨」。為維護它作為這種「特殊政黨」的地位及其「特殊利益」，中共不惜動用國家機器，限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權利，使得今日之中國成為中共之家天下，國庫成為中共之黨產，腐敗遍於國中，清廉不容於仕途，貪官污吏橫行霸道，平民百姓苦而不敢言。

在中央地方關係方面，則比較複雜。

中共反對聯邦體制，堅持在地方有限分權的狀態下依然保持中央集權。它堅持維護國有體制的正統地位，就使得市場經濟發展被嚴重扭曲，「可持續發展」的活力被追求GDP增長的「地方計劃－市場經濟」所壓抑，以「科學發展觀」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大權操之於中央政府。顯然，這不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狀態，卻是計劃體制下的常態。

改革不能不走地方分權之路，而在國有體制支配下，地方分權難以改變政府控制市場、壟斷資源的格局，則地方「特殊利益集團」應運而生，在中共這一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羽翼下撐起其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共倘若要「防範『特殊利益集團』衍生」，必要的功課是「從我做起」，先檢討中共自身，看看是否能夠改掉它自己的頑症，否則，自己種下不和諧的種籽，卻要求收穫「和諧社會」之果，天下豈有這等美事。

現在，中共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即將結束，無論它順利或不順利，也無論它如何追求「和諧社會」，它面臨的矛盾客觀存在，倘若沒有相當的理論智能和政治智能，僅僅只靠筆墨裝飾或政治權術，就不過還是「技止此耳」了。

(10/11/2006 3:28)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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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8/18/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中央政府殺雞嚇猴推行宏觀調控
胡少江
2006.08.18

八月十六日，溫家寶親自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內蒙古新豐電廠項目違規建設和重大施工事故作出處理。除了對七名直接責任人員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和送交司法部門法辦外，還責成對項目違規建設負有領導責任的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楊晶以及副主席岳福洪、趙雙連向國務院作出書面檢查。

內蒙古新豐電廠建設項目是在二零零四年四月開工的。項目的主體是兩台三十萬千瓦燃煤機組，工程總投資約為二十八億九千萬人民幣。按照國務院處分決定的說法，這是一個「越權審批、違規批准徵地、虛假申報、突擊建設、違反招投標程序」的「六毒俱全」的項目。更加上項目開工一年後該項目的汽輪機主廠房發生坍塌事故，導致六人死亡，八人受傷。

處理違規項目和懲罰重大事故的責任者理所當然。但是為什麼在此項違規建設發生兩年和傷亡事件發生一年以後中央政府才大張旗鼓地舊事重提，作出涉及眾多省級高官的處分決定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為了加強宏觀調控，多次三令五申制止地方啟動大型建設項目，但是收效甚微。於是，這次專門挑出內蒙古作為典型，殺一儆百，以此向各路地方諸侯表明中央政府保證其政令暢通的決心。

中國經濟過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國民生產總值連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超高速度增長，環境、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經濟結構長期扭曲、經濟效益得不到提高。這樣的增長不僅無法持續，同時也無法提高企業和國家的長久競爭力和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宏觀調控來恢復理性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問題是，為什麼在時隔數年之後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仍然得不到基層政府和企業的響應，從而使中央政府處在這樣一種令不行禁不止的尷尬處境之中呢？

這主要在於中央政府的大多數宏觀調控政策師出無名。本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項目建設的成敗與否本來是投資者自己的責任。如果宏觀經濟出現過熱的情況，中央政府應該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等手段來進行間接的調節。這也就是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例如，如果投資過熱，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提高利率的方式，提高資金使用的成本，迫使那些效益不高的項目停止推出，從而導致資金需求的減少。

這種由市場作為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媒介的做法可以為各類不同的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條件。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能在這樣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企業一定是有效益的企業。

但是，現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卻是以直接控制為主。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審批建設項目。這種恢復計劃經濟的做法不僅不科學，而且也不公道。例如，在不少行業，尤其是在電力、通訊、航空、能源開發等領域，中央政府管轄的企業具有壟斷地位。這些中央企業享有高額壟斷利潤，卻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向消費者提供有競爭力的服務。正是在這些行業中央政府對新上項目的審批最為嚴格。這就難怪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抱怨中央政府是藉宏觀調控之名、行維持中央企業的行業壟斷之實。

當然，中國經濟處在轉型過程之中。國家進行間接調控的現實操作會十分複雜。尤其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和金融中介的動力機制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有些間接調控的政策可能會失靈。但是無論如何國家也沒有直接決定項目能否上馬的道理。你又不是所有者，又不對企業的利潤和虧損承擔任何責任，你有什麼權力來代企業作出投資決定？更何況你自己還有利益捲入其中，你如何能叫地方政府和企業心甘情願接受這種不公平的調控？

宏觀調控的政策既然師出無名，於是只有通過中央政府的權力來強力推行。不錯，地方的各級官員是由中央來任命的，這正是中央政府拿內蒙古領導人來殺雞嚇猴的本錢所在。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畢竟已經多元化了，各級官員不僅有著地方的利益需要維持，而且個人也常常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不少好處。在這種情況下，採用強力來維持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做法的成本恐怕只會越來越高，效果只會越來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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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3814>
《議報》第264期(2006年8月21日)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從「抗藥性」到「負作用」
楊逸鯤
2006年8月21日

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是否失敗？

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10.9％，比上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其中第二季度增長11.3％，創十二年來新高，投資增長29.8％，貿易總額近8,000億美元，貿易順差614億美元，外匯儲備增加1,222億美元。如果下半年中國經濟不出現顯著蕭條跡象，那麼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年增長8%的目標很可能成為水月鏡花。國際貿易順差快速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也呈現加速趨勢。而這一切恰恰是發生在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宏觀經濟調控的過程中，無疑顯示了中國當前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失敗。

也許有人會說，當前斷言經濟調控失敗為時尚早，其效果在中長期逐步顯現也未可知。殊不知當年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就已經有過一句反駁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名言：「從長期看，人都是會死的。」言下之意，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就在於其短期內的效果，如果三個月到半年，或者最長不超過一年時間，經濟政策沒有發揮應有效果，那麼只能認為該政策已經失敗。而中國中央政府大力推進宏觀經濟調控已近兩年，其成效卻如抱薪救火，適得其反。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去年同期，中央聯合七部委祭出「組合重拳」整治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市，其結果是，經過短暫的調整之後，房價仍然穩步上升；更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作為「天子腳下、首善之區」的北京今年第一季度的房價飆升近20%。中南海的「雷霆手段」剛出新華門就已經成為「和風細雨」了。這似乎是在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宣告：中國的經濟已經告別了「一控就死、一放就亂」的歷史，步入了「越調越旺、越控越亂」的新時代。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缺乏並非近日才有的現象。1993年中國經濟出現過熱，其後歷時近三年的經濟調控終於於1996年實現「著陸」。雖然此後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但至少說明，儘管結果不甚令人滿意，90年代中前期的宏觀經濟調控實現了預定方向上的目標。但此後為了應對自1997年開始的由於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通貨緊縮現象，中央政府連連出招，存款實際利率甚至下調至負數，但存款餘額依然居高不下，大眾的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至2002年之後，中國經濟開始重新出現高增長，但增長來源主要為加入世貿之後的出口順差激增及大規模的投資拉動，而由於消費需求不足引發新一輪通縮的危險至今仍潛藏在炙手可熱的中國經濟增長背後。中央政府反通貨緊縮的無力已經反映出中國經濟對於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時至今日，在新一輪給經濟降溫的宏觀調控過程中，我們看到的結果卻是與政策預期方向背道而馳。這無疑昭示了中國經濟不僅對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而且更進一步產生了與調控目標相反的「負作用」。

這是一個讓經濟學者們哭笑不得的結果。從中央調控的手段上看，既有從經典理論中推演出來的經濟手段：調整銀行利率及貨幣投放量水平，嚴格控制信貸規模等等；也有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的行政手段：從國務院到各部委各種政策文件連連下發，嚴格控制大中型建設項目的上馬。但所有的措施似乎都失去了在其他地方或者在歷史上發揮過的效能，揚湯止沸，轉而火上澆油。

經濟過熱來源 -- 建築與房地產業、能源產業、原材料產業、出口相關產業等等 -- 究其原因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加。面對經濟學的邏輯，我們只能感到困惑：投資的資本主要來自銀行貸款，為何各種貨幣手段無法發揮抑制投資增長的效能？固定資產投資的項目需要經過國家審批，為何嚴格控制下的項目審批政策卻導致了更多新項目的開工？我們面對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運作方式？

經濟手段的失效表明了中國經濟市場化運作的缺陷：政府對於市場運作的強干預和職能錯位導致了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使中國經濟表現出特有的非驢非馬式的「官辦市場經濟」。客觀地說，中國政府對於經濟運行的干預程度較之計劃經濟時期已經大大降低，但其干預的效能卻絲毫不能低估。經濟運行中的關鍵要素都在政府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自然資源、能源、土地等等要素政府對其有全面的控制權；資本的獲取，無論是通過銀行貸款還是資本市場融資，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參與的印記；勞動力，中共當局出於政治考慮而禁止獨立工會的存在，使得勞動無法通過集體談判的形式與資本分庭抗禮，因此很難獲取勞動生產率中的適當比重作為勞動報酬。對戶籍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曖昧態度更使得一億二千多萬農民工不得不日復一日的生存在勞動權利保障的真空中，充當最廉價的要素投入，為風光無限、炙手可熱的經濟增長付出血汗。

在這樣一種條件下，資本只要能夠獲得與權力的共謀，剩下的事情就是坐地收錢了：首先，通過權力，可以獲取低廉的自然資源、能源、和土地；其次，勞動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沒法不是廉價的；另外，只要有權力的斡旋和保駕護航，獲得項目批准、銀行貸款、和市場融資也非難事。低廉的成本造就了資本的高利潤回報，區區一兩個百分點的利率上調對其利潤而言可以說是九牛一毛。

能夠與權力達成共謀的只能是強勢資本。所謂的收縮信貸、市場准入的限制等苦果也只能被那些無法取得與權力共謀的「邊緣資本」所獨享。如果強勢資本在權力的庇護下得以免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那麼調控的最終失效也就不難預料了。

而資本與權力的共謀，在當前中國的制度環境下，無疑是一件低成本、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堂而皇之地說，可以獲得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增加--政績所在；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增加更只是個公開的秘密而已。所以只要是一個稍具經濟理性的人都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在此毋庸贅述。

需要強調的是，縱觀經濟過熱來源，每每是國家控制程度最深的行業部門，這些部門也只有強勢資本才能進入，調控對其難以發揮預想的效能。而對那些「只能」按照市場規律經營的「邊緣資本」（如中小型企業）而言，則無力抵禦調控的重拳。貸款和市場准入難度的增加只能進一步提高這些企業的「高死亡率」，而降低他們原本具有的「高出生率」。而正是這些苦心經營的「邊緣資本」才與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才真正決定著市場運行的健康程度。宏觀調控很有可能造成的後果是壓制市場的內在活力，鼓勵進一步的投機行為。這個後果的危險程度不可小覷。

如果說市場的缺陷只能說明經濟對宏觀調控產生了「抗藥性」的話，那麼解釋「負作用」的產生還需進一步分析經濟之外的領域--政治體制和行政體系。宏觀經濟調控的「負作用」就是地方對中央政令或明或暗的反抗的後果。

市場經濟的改革使經濟運行的自由程度顯著提高，同時也削弱了中央直接控制經濟資源的能力。但擺脫了中央直接經濟控制的地方政府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政策指導下，儘管動員資源、干預經濟的範圍有所收縮、手段也多轉為間接，但絕對能力卻是更加獨立且不斷增強。在此格局下，局部利益相對於整體利益的位置上升，中央權威的下降不可避免，並不斷受到地方利益的挑戰。

當中央政令同地方利益發生衝突而遭遇阻力時，中央通常可以以個人政治前途為價，購買地方大員的忠誠。這曾經是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前期屢試不爽的法寶之一，如今卻也不太靈驗了。問題就在於，地方官員忠誠於上司獲取陞遷的單一激勵方式已經被更多元的利益驅動所取代。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近三十年間，不僅地方經濟發展成為官員獲得陞遷的政治資本，而且地方政府無論是集團利益還是個人利益已經與當地資本之間形成了剛性利益紐帶。所以，雖然地方官員在經濟調控中的表現也能為自身積累一定的政治資本，但調控一旦傷害利益共同體中某一方的利益，整個共同體便會產生強烈反彈。

面對這樣的權力結構，如果高層由一鐵腕人物控制大局，通過自身的絕對權威使封疆大吏畏服。那麼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協調一致尚存希望。但自鄧小平西去之後，中國已然告別強人政治時代。在「常人政治」的格局下，最高統治者只能在各方力量的較量與妥協的夾縫中艱難經營。如今中共的最高統治層派系之爭洞若觀火。對應高層權力的劃分，地方權力也各有所屬。對立陣營中的封疆大吏非胡溫親信嫡系，只要胡溫繼續主政，政治前景已不樂觀。因此即便他們配合中央進行經濟調控，非但不能為個人爭取到更大的政治發展空間，且在原來陣營中也難立足。所以對於這些諸侯而言，陽奉陰違、暗地掣肘成了最佳選擇。此招可收一石二鳥之效，經濟上使集團和個人獲利，政治上打擊對手。由此觀之，原來行之有效的中央對地方諸侯的激勵機制也因新的政治格局而效力大大縮水。令胡溫政權尷尬的事實是，幾個中國主要經濟大省的諸侯與自己都是離心離德，指揮不靈。在這種「半身不遂、高位截癱」的局面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中央政府只怕也只能慨歎力不從心了。

由此，宏觀經濟調控「反作用」的出現也就不難理解了：經濟過熱的部門通常在一定時期內恰恰是資本回報率最高的部門，各種資源迅速向這些熱點匯集。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的出台增加了進入這些市場的門檻。在中國「官辦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強勢資本借助與權力達成的共謀，通過行政手段排擠對手、抑制競爭、形成壟斷，並藉機加大投入，以期製造更大的泡沫從中牟利。中央政府對地方諸侯激勵不暢、制約乏力；部分地方政府對中央的宏觀經濟調控陽奉陰違，暗地憑藉手中行政權力瞞天過海（例如把本需中央審批的大項目化整為零，把項目審批權留在地方，以便順利上馬等等），協助利益共同體中的強勢資本動員資源、製造壟斷，對過熱的經濟火上澆油，為集團和個人贏取政治和經濟利益。

如此格局之下，宏觀經濟調控抑制了有效的市場競爭，地方權力逆中央旨意而行，與強勢資本聯手製造更大的經濟泡沫。經濟調控焉有不「越調越熱、越控越亂」之理。若如一些學者所期望，重新回到計劃經濟體制，那樣經濟自然回到政府控制之下。我們且不用爭論市場、計劃孰優孰劣。但就目前中央政府的能力而言，宏觀調控尚不能有效推行，遑論整個經濟的全面逆向轉軌。恐怕即便鄧大人再世也是無法完成的任務了。

就目前情況而言，宏觀經濟調控非但不能解決投機與過熱，反而會扼殺市場的真正活力--公平競爭，對中國的市場經濟產生長遠的負面效果。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過熱且調控失效的狀況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長期不兼容造成的積累性矛盾。擺在中共高層面前有兩條路可走：從短期看，宏觀調控要取得成效，必須完成政治權力的整合。這就只能寄希望於胡溫在十七大人事佈局上施展雷霆手段，迅速完成政治權力的集中。但是這種轉變非但不能治本，治標的效果也是短暫的：如果「人治」的政治框架因此而進一步強化、各級政治權力博弈的規則依舊，那麼類似今天的情況在今後只會不斷出現且長期持續，那麼中國經濟將在一輪又一輪的「低迷-過熱-低迷」的怪圈中逐步走向崩潰。這無異於「飲鴆止渴」。從長期看，唯有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同時啟動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法制和民主的框架下，重新確定政府職能，劃分行政職能，才能期待市場的良性運作，並使中國獲得持續的發展動力。

（此文簡本已在《動向》雜誌2006年8月號發表，這裡發表的是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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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6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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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期 (200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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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過熱的經濟難降溫
胡少江
2006.07.28

中國人民銀行一周前宣佈，將從八月十五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零點五個百分點。而半個月以前，中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上調了零點五個百分點。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頻繁地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來緊縮銀根，這種做法並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真地是對經濟過熱憂心忡忡。

存款準備金是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而準備的資金。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一國的中央銀行要求境內的金融機構向其繳納的存款準備金佔其存款的總額的比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也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當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提供放款及創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這樣做如同減少貨幣供應量，因此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效應，如市場利息率提高，投資被迫縮減等等。

中國人民銀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是中國政府難以駕馭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今年上半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百分之十點九。其中，第一季度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十點五；第二季度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一點三。這表明，中國過熱的經濟不僅沒有降溫的跡象，反而呈現出一種加速的趨勢。

伴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結構卻繼續惡化。最重要的表現是中國經濟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有增無減。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三十，約為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三倍。由於出口的繼續高速增長，中國的外貿順差也增長迅速，外匯儲備竟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二。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對環境和資源所帶來的壓力越來越難以承受。

過去一周，中國領導人頻繁地就經濟過熱問題發表講話，要求盡速降溫。就在中國人民銀行宣佈第二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當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將中國的各個花瓶「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召集到中南海，對他們發表了要求加緊宏觀經濟調控的講話。這個講話對於那些花瓶黨的領導人而言無異於對牛彈琴，但是琴外之音卻是對著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領導人。三天之後，胡錦濤又在政治局會議上直接向地方領導人喊話，要求他們執行紀律，配合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緊接著，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又在國務院的會議上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已經公開實行了三年之久，三年的實踐證明了這一調控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中央政府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和各種經濟主體在這一問題上仍然我行我素，而完全無視中央政府的權威。就連直接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銀行系統也是如此。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提供的數據，今年前六個月人民幣信貸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新增貸款額竟佔去央行預定全年指標的百分之八十七。

因此，在繼續中央權威的中國領導人看來，中國過熱的經濟能否降溫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就不難理解中國政府領導人為何如此頻繁地發話，中央銀行為何在兩周內接連兩次宣佈提高存款準備金利率。

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是央行貨幣政策工具中最為激烈的一種。它能直接凍結商業銀行資金，強化流動性管理，因此能在短時間迅速減少貨幣供應量。但是這一政策工具的負面效應也不少。一是它無法真正的解決中國經濟中結構不良的問題；二是準備金率的提高往往會導致貨幣量減少過快而出現問題，因此容易形成反彈。正因為如此，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這個工具一直是很少使用的。

中國政府不得不使用這一政策，這是因為除去存款準備金制度外，其他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沒有明顯的效果。例如，由於人民幣匯率缺乏彈性，而且資本帳戶的管制嚴格，因此公開市場的業務基礎差；央行票據多次發行效果不顯著，成本頗高；再貸款和再貼現業務在商業銀行的巨大存差面前也是不現實的；由於金融市場尚未真正形成，銀行和企業難以受到加息的約束，同時加息則可能造成企業經營困難，並對剛剛緩過氣來的中國股市產生頗大的副作用。

可以預見，中國政府最新一輪的貨幣政策相當於對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踩了一腳急剎車。這在近期無疑會有一些效果。問題是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有良好的對策。因此，急剎車之後，經濟重新過熱會很快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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