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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訊檔] 自由亞洲電臺2006-4-3〈文革四十週年專題(一):廣西人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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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人/主持人說廣東話,受訪者不一定說廣東話。

本次節目內容裡有很多段訪問鄭義的錄音。鄭義說普通話。


*****************************************************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redian/2006/04/03/history_cultural_revolution/>
自由亞洲電臺[粵語]
文革四十週年專題(一):廣西人吃人
2006.04.03貼出  10:14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redian/2006/04/03/c0403hs.mp3>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redian/2006/04/03/c0403hs.mp3>


接著是專題時間,何山這個月會系列報導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集討論當年「人吃人」事件。

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在為了今年4月9日大選,在選前造勢的一番言論:「去讀讀《共產主義黑皮書》,你會發現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他們不吃小孩,而是將他們煮了,當成肥料來灌溉田地」,觸動了中國大陸的神經,四十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荒唐事,再次成為海外右翼政黨攻擊共產黨的佐證。

中國外交部例牌是出來否認,發言人秦剛說:「我們對這種毫無事實根據的講話感到不滿」,傷害中意人民感情之類。聽一下秦剛怎樣說? --「我們對這種毫無事實根據的講話感到不滿,意大利領導人的有關言行應有利於中意友好關係穩定的發展。」不過,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並沒有表示要收回他的言論,他還拒絕道歉。他只承認評論可能「不大得體」,但也稱中方的抗議只不過是來自一個「官僚機構」。

貝盧斯科尼說他讀的資料是引自1997年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究竟意大利的民眾是否相信他們總理的這番言論呢?

記者致電羅馬,身為基督教徒的王傳亮弟兄就說,貝盧斯科尼為了大選,對親北京立場的左翼反對派政黨是不太友善。但至於總理會否撒謊?王傳亮弟兄說:「沒有證據說出來對自己也沒有好處。……」(錄音)

王弟兄三代都是基督徒,本身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八十年移民到意大利後才可以自由地信仰。文革期間,他還是中學生,但對文攻武鬥還是不能夠忘記。「我們在讀書的時候,中學的時候,經歷到大除四舊,接下去就是文攻武鬥,所以對當時的社會對國家是帶來很大的破壞。」

究竟毛澤東統治時代中國有沒有出現過烹煮嬰兒呢?記者再致電倫敦。對中國文化歷史頗有研究的吳呂南博士就對記者說,烹煮嬰兒他並沒有聽過,但是文革期間的「人吃人」就有發生。他說:(錄音)「好多人吃人的事件,我們看很多的報導都看到。人吃人的事件,我相信在很多械鬥的事件、黨派的鬥爭中應該是有發生的。是否有嬰兒煮成化肥就沒有聽過,所以我不敢肯定這一點。」

四十年前的文革,吳呂南博士還在香港,廣東械鬥的慘況,他還記得有浮屍就沿著深圳河漂到香港。他說:(錄音)「文革的年代我在香港,很多時候有一些浮屍在深圳河漂過來,覺得(大陸)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是在鬥爭中的。後來紅衛兵到了香港,聽他們講,看了很多書,知道很多械鬥和殺人事件,甚至有些鄉村地方因為貧窮,鬥爭之後人吃人都有發生。」

記者於是再致電現旅居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鄭義,鄭氏是《老井》及《紅色紀念碑》的作者,70、80年代在中國大陸無人不知。鄭氏被譽為披露文革期間廣西「人吃人」的第一人,這些史料都記載在1992年出版的《紅色紀念碑》一書,而該書在大陸是禁書。(錄音)「為了要把階級鬥爭推向高潮,為了要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以革委會的一些領導[和]當時掌權的這一派煽動群眾來鬥爭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對立派的這些人……」

鄭義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說,1986年、1988年,他兩次到廣西實地調查,並沒有聽說有烹煮嬰兒的事件,但文革期間的人吃人,十年來連共產黨都不敢對他說不。他說:(錄音)「打死了人了。打死了人了以後呢,大家覺得人肉嘛據說不錯,可以吃,尤其是心和肝不錯,就偷偷地在夜裡頭去把死者剖腹,把這些東西挖出來,悄悄地拿回去,大家幾個人湊到一起,來把它煮來吃了……」

根據鄭義的調查,文革期間的「人吃人」有的是被默許的、有的是公開的,而目的是要將階級鬥爭推到極致。毛主席說「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邏輯上再往上推就把人給吃掉。鄭義接著說:(錄音)「在鬥爭會上就等於是群眾來宣判,比如大家說這些台上的人都是地主富農,或者是甚麼壞份子,然後簡單地宣佈罪狀,最後問大家『這些人應該怎麼處裡?毛主席說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大家說對這些階級敵人我們該怎麼辦?』下邊兒就一窩蜂地喊,說『殺了!』『殺掉!』什麼的。這時候場面失控,實際上有的時候是有組織的,拿著棍棒石頭上來,當場就把這些人打倒在地。」

而據《紅色紀念碑》的記載,「人吃人」的事件就發生在廣西的武宣縣和賓陽縣等五個縣。鄭義說:(錄音)「在很多情況下,人還沒有嚥氣的情況下,就把人的肚子剌開,把肝把心挖出來,然後帶回家去就吃了。」而心肝吃光了,就連肉都吃。最後,後來的這些人搶不到肝和心,就把身體其它部位的肉都割光了,像有些學校吃掉了他們的校長,那就是連所有的肉全部割光,就剩下一副骨頭架子。」

《紅色紀念碑》一書,在1997年已經被翻譯成英文,網上購書公司可以郵購。鄭義說,他當年到廣西調查,起初也不相信文革期間有人吃人,所以才兩度前往廣西。但經過採訪廣西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領導班子、當地政法機構、公安局、法院、司法部門、監獄服刑中的兇手、有份吃人的幫兇、被吃死者的遺屬,還有人吃人的現場的證人等等,他確信廣西確實發生人吃人事件。鄭義說:(錄音)「吃人最多的一個縣叫武宣縣。這個武宣縣的縣革委的食堂裡頭都煮過人肉,這種現象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議的,而且是極其殘忍的。」

目前,海外有關文革期間人吃人的資料,已經包括了被判刑、被開除出黨的兇手的名單、公安機關的判決、審訊、判決書等人證物證。鄭義說,他唯一缺乏的就是人吃人的現場拍照檔案,但事實並沒有可爭論的餘地。他說:(錄音)「[我]發表了《紅色紀念碑》這本書,那是1992年的事情了,到現在已經十幾年,沒有任何人敢在這個問題上和我來辯駁我的這些論據。我唯一做得不好的、我想也是做不到的一點,就是我沒有找到當年殺人吃人現場的照片。因為……我後來跟很多人瞭解,他們說第一當時照像機很少,第二那個場面太恐怖了,沒有人敢去拍照,說你要拍照的人可能把你拍照的人也吃掉了,所以這是一個很令人遺憾的事情。」

四十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廣西的人吃人,目前仍是大陸的禁地,《紅色紀念碑》亦是禁書;不過,禁書的作者鄭義說,烹煮嬰兒的事情他並沒有聽過。

各位聽眾,我是何山,文革四十週年專題(一):廣西人吃人,就告一個段落啦,你當時是否亦身處廣西的武宣縣和賓陽縣呢?歡迎你透過電話熱線同我們講你的經歷,電話是:108-10-800-728-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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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屠殺】謝寶瑜2006-8-28〈1968年越西縣炸死奴隸主及其子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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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1968年越西縣炸死奴隸主及其子女事件
謝寶瑜
Monday, August 28, 2006


越西是一個漢族和彝族雜居的縣。與漢族中的地主和富農相對應,彝族中的「階級敵人」被稱為「奴隸主」。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只有十一歲。有一天,我同祖母一起上街去買菜。一個女人壓低聲音對我祖母說:昨天「涼奴」在中所、大瑞那邊炸奴隸主,說是炸死了幾十個,有些還是吃奶的娃兒。」我祖母低聲問她是怎麼炸的。她說,「把人綁在樹子上,在身上綁個炸藥包炸。」當時我雖然年齡還小,卻也學過不少毛主席語錄,讀過《雷鋒日記》,懂得「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地殘酷無情」的道理,知道奴隸主都是一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壞人。因此,我對這條消息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同聽到某人用蒼蠅拍子打死了幾隻蒼蠅後的感覺差不多。不過,那個女人和我祖母在談論這件事時的表情卻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種表情怪怪的,既不是恐怖,也不是憐憫,也不是震驚。直到現在,我也想不出究竟應該給那種表情安個什麼名字。

一九七五年,我十九歲,已經在縣農場當了三年多的下鄉知識青年。這時,縣委組建工作團,在農村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因為前一年寫的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引起了領導的注意,所以被抽去了工作團。我去的地方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的竹阿覺公社麻姑生產大隊。我和三個彝族幹部一起,組成一個工作組,其中的老潘是本地幹部。

順便說一句,麻姑生產大隊當時的勞動日值是七分錢。換句話說,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出一天工,掙了十個工分,只相當於掙了七分錢。婦女和老人是半勞力,他們出一天工只能掙六七個工分,合四五分錢。當時,當地的國家糧站供應非農業人口的大米是每斤一角三分八,而人們冒險交易的黑市大米每斤八九角。因為海拔高,麻姑不出水稻和玉米。只出很少的一點蕎子,全部被當成公糧上交了。社員們半年吃洋芋,半年吃元根(一種很像蘿蔔的作物),生活之艱難一般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有一天,我們去一個生產隊幹了革命後回來,快到駐地的時候,因為天色還早,天氣又很好,就在一個山坡上席地而坐,脫下身上的衣服,一邊曬太陽,一邊掐虱子,一邊瞎聊天。這時,老潘指著不遠處的一片樹林說:七零年,解放軍在這一帶剿匪。一天晚上,他們把幾個空的軍用水壺吊在路邊的樹上。那一天,鄰近的一個大隊有一個人死了。麻姑有幾家人是這個人的親戚,要去參加喪禮。因為山高路遠,他們半夜就起了身,然後便摸黑趕路。不幸的是,這幫人剛好經過了解放軍設下埋伏的那條路。那些人碰響了軍用水壺,解放軍的機槍立即就開了火,結果打死了十多個無辜的人。

我問老潘,怎麼七零年還有土匪呀?老潘說,就是六八年「涼奴」炸奴隸主時逃進深山的那些人。我告訴老潘我曾經聽到過這件事,只是對整個事件不大瞭解。老潘就詳細地解釋了一通,使我對這次事件有了較多的瞭解。

一九六七年底,越西的保守派早已如鳥獸散。造反派經過重新組合,分成了兩派。一派屬於「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涼北分團」,簡稱「成工」;另一派屬於「涼山奴隸革命造反戰鬥團」,簡稱「涼奴」。兩派的人員都差不多,裡面既有漢族,也有彝族。兩派各佔了一些地盤,打了幾場小規模的武鬥,這時正磨刀霍霍,準備著更大規模的武鬥。在準備武鬥的過程中,為了標榜自己才是革命的那一派,並且為了「鞏固革命的後方」,雙方都向那些傳統的「階級敵人」撲了過去。當時「成工」佔的地盤比較大,既有漢區,也有彝區,採取的仍然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就是開鬥爭會,遊街,毆打,如此等等。「涼奴」當時佔的地盤比較小,只有彝區。「涼奴」最初用的也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後來,為了在「革命」的競爭中超越對手,「涼奴」便把自己地盤上的奴隸主及其子女抓來,用炸藥包全部炸死了。也許是因為比對方更加心狠手辣吧,「涼奴」在後來的大規模的武鬥中打敗了「成工」,把他們全部趕出了縣境,成為在越西縣掌權的那一派。

「涼奴」炸死階級敵人的事件發生後,在「成工」地盤上的奴隸主及其子女非常害怕,便逃進了深山。他們沒有吃的,就到一些村莊裡去乞討、偷盜、搶劫。於是,軍管當局便把他們定性為「土匪」,派出了數支解放軍的「剿匪小分隊」,打死了大部分逃亡中的奴隸主及其子女。少數奴隸主及其子女後來陸續下山,投案自首,撿回了一條命。

我問老潘「涼奴」究竟炸死了多少奴隸主及其子女。老潘說他也說不清。他聽到過好幾個不同的數字。他只能說有好幾十人。老潘在講述的過程中倒是提起過好幾個被害的人的名字,可惜我一個也沒有記住。

二零零一年,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越西縣志》。在第37頁,該書簡短地提到了這次事件。全文如下:

(1968年)2月,一些群眾偏信「奴隸主要造反」的謠傳,全縣各地連續發生殺害奴隸主及其子女事件,造成部分奴隸主或子女被迫上山。「文化大革命」後,全部平反。

該書沒有提殺害奴隸主及其子女的方式,沒有講究竟殺了多少人,也沒有提供受害人的姓名。不過,這次事件中的一位受害人是當時的副縣長。因此,該書在《人物》這一章中提到了他姓名,說他叫張金安,彝族名叫八且曲披,民國16年(1927年)生於越西縣南箐鄉,1968年2月5日,被一些人挾持到大瑞鄉瑞堰村,身上被捆上炸藥包而殺害。縣志記載如下:

張金安(八且曲披),彝族,民國16年(1927年)生於越西縣南箐鄉。解放前其家中有鍋莊娃子3人,安家娃子24戶。出租土地和娃子耕種收入的糧食每年有13石多,自食後略有結餘。1938年張金安在中所小學讀書,1942年轉入國立越西實驗小學。1944年,經人介紹去西康省訓團第7期學習。1945年,他到「剿匪」指揮部綏靖工作團任少尉副官,並從事翻譯工作,為時三月,辭職回家。1946-1950年,他利用與果基木吉、果基阿比的親戚關係,給商販當保頭,保證商販進入普雄地區安全經商。

1951年3月,張金安參加革命工作。從1953年起,他曾任縣文教科副科長,新民區區長,越西縣政協副主席,越西縣副縣長,多次被選為省、州、縣人民代表。

張金安在任職期間,曾被派往西南民族學院學習和到北京、上海等地參觀。通過學習和參觀,他的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對黨的民族政策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他說:「涼山彝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廢除奴隸制度,才能發展生產力;只有加強民族團結,才能建設繁榮昌盛的新涼山。」他積極參加政治學習,不斷改造舊的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1955年他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組織經過慎重研究,認為他暫不入黨對開展工作更為有利。向他講清道理後,他工作更加積極了。

1956年民主改革運動中,他積極宣傳廢除奴隸制度,取消地租、勞役、和高利貸剝削,並帶頭交出土地,解放娃子。1957年9月,他利用家支親戚關係,規勸叛亂骨幹分子洛五年子等10人帶槍7支向人民政府投誠。

「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上謠傳奴隸主要反攻倒算。張金安多次受到批鬥。1968年2月5日,張金安被一些人挾持到大瑞鄉瑞堰村,身上被捆上炸藥包,慘遭殺害。被害前,他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1978年10月19日,經中共越西縣委研究決定並報經涼山州革命委員會批准,給張金安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並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其家屬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第634頁,第635頁)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Monday, August 2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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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屠殺】何清漣2006-8-3〈被遺忘的數千冤魂 — 記1968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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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作者謹識: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筆名發表於香港《當代月刊》1991年10月15日,……』。這個大屠殺事件十五年前已經為世人所知到這個程度了。

我在網上查到【二十一種人】:地、富、反、壞、右、軍、師、團、營、連、黨、團、憲、警、特、專、縣、區、鄉、保、走資派。

『軍師團營連』把上尉及以上的國軍軍官都包括進去了。『黨團憲警特』指的也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治下的歷史人事。『專縣區鄉保』裡的專是“行政專區”,保是地保,打擊對象當然還是那個“萬惡的舊社會”,不過“行政專區”是新社會的稱呼,“行政督察區”才是“蔣匪幫時代”的正式名詞。

要把“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殺光,這麼殘暴的心理源自何處?源自什麼樣的“革命指導思想”? -- 張獻忠的【七殺碑心理】庶幾近之。

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道德本質在哪裡???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為號召的農民革命的道德本質在哪裡???

中國歷史上的以暴易暴或弔民伐罪從來沒有這樣殘忍過,原因在從來沒有哪一個集團或個人“會”以道德為名發動人性中與獸性接軌的黑暗面。

{SCF補註:進入民國之後廢府,後來廢道,但在省縣之間設置“行政督察區”,建立省政府的派出機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在稱謂邏輯上是先派官(專員)才有官衙(專員公署)。中共建政之後,“行政督察區”被改稱為“行政專區”(專區行政公署),簡稱“專區”,在稱謂邏輯上是先有官衙(專區行政公署)才派官(專區行政公署專員)。文革時各級革委會當道,1970年“行政專區”被改稱為“地區”(地區行政公署)。1975年憲法在各地區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地區”因此成為地方行政區劃中介於省縣之間的一個正式等級。1978年憲法恢復了地區行政公署作為省級政府的派出機構的法律地位。1983年之後,由於中央政權的推動,“地區”又逐漸發展成實質的第二級地方行政單位,下轄數縣的“地級市”大量增加這個實況使“地區”將來不可能再被虛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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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0085&ad=8/3/2006>
《觀察》

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1968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何清漣
Thursday, August 03, 2006


「文革」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僅僅是從文字描述中去感受,無論怎樣,都會顯得膚淺、輕飄。


1968年道縣傳來殺人消息

我生長於革命之鄉--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紅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對「革命」充滿了崇拜與憧憬,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也以一個孩子的純潔熱情歡迎。

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1968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縣、邵陽縣相繼發生了兩次大屠殺,從此以後,我對「文革」的本質有了自己的認識。

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當時年僅十二歲「停課鬧革命」使孩子們無書可讀,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讀大字報和傳單,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靈去理解那個動盪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樣在街上看大字報。一張傳單赫然入目,標題是《請中央軍委趕快制止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傳單的作者列舉了1968年4至5月發生在湖南省道縣的一連串集體屠殺事件。傳單的作者陳述說,1968年,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與貧下中農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將所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由於道縣革命群眾組織將屠殺「黑殺隊」視為「革命表現」,而「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又為數不少,自然是誅不勝誅。其結果就是傳單上所寫的: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屍體,堆在城牆邊沒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經腐爛發臭,成堆的蒼蠅在屍體上飛來飛去,一些屍體已經長滿了蛆蟲……」,作者說,他本人是一個原籍道縣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幹部,回鄉後看到如此慘狀,經過私下調查,瞭解到這些被冠以「黑殺隊員」名義的人幾乎都是無辜者。因此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印製了這些傳單,籲請中央軍委趕快出面制止這種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傳單上的消息並非傳言。一天晚上,我父親一位朋友悄悄來我家,將我們這些孩子摒退後,告訴我父親他在道縣出差時的所見所聞,並且預言「這股風說不定什麼時候要刮到邵陽這邊來,如果有可靠的親戚在外地,將孩子們送出去躲一躲,過了風頭再回來,免得斬草除根。」我躲在窗外聽壁腳,卻不敢問父親。那位朋友走了後,當天晚上父親一整晚沒閤眼,看著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


邵陽縣貧下中農傚法道縣屠殺

道縣屠殺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瀰漫,邵陽市管下的邵陽縣很快傚法道縣,有組織、有計劃地屠戳「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為了斬草除根,還要將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併屠殺。邵陽市與邵陽縣城相隔只百餘里地,不少人就來自於邵陽縣的「二十一種人」家庭。邵陽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經常傳來砰啪砰啪的打門聲,女人孩子的哭喊聲與抓人者的喝罵聲。所謂「二十一種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終日,唯恐這種不測落到自己頭上。白天,人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交流各種信息:某人家裡又被邵陽縣來的農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沒被抓走;某人已經被老家來的農民抓回去;某人已經被抓走好多天,家屬交了贖金,單位也派人去領人,卻沒見到人的蹤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儘是一些讓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歲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產隊的農民抓走,路上試圖逃跑,結果被幾位農民用鋤頭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屍幾天後無人收屍,還是幾位街坊幫助收的屍,沒有錢買棺木,拿床舊棉被捲裹入土。他的母親那天是外出做工,僥倖躲過,但後來思兒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變得瘋瘋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較幸運:與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幹部,被他老家的農民從家裡五花大綁地抓走,其妻姚某聞訊從其上班的商店趕回,騎單車尾隨其後,因農民不認識她,故此沒提防。到了南門口,農民們將覃捆在路邊的電線桿上,自己進店裡吃麵。姚某趁機從一家肉鋪裡拿了一把屠刀,將繩子割斷,讓丈夫騎上單車逃走,而姚則被農民們抓住將腿生生打斷,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聞訊後派人將其抬送醫院;還有市運輸局一位劉司機,住在運輸局家屬院裡,當他老家幾十位農民來他家抓人時,劉妻見勢不對,立刻跑到鄰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劉司機的大徒弟正好是運輸局工人造反派頭頭,馬上帶上幾個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劉家阻攔,另派人召集大隊人馬增援,結果一場惡戰,邵陽縣老家來的農民「強龍不敵地頭蛇」,被打得狼狽逃竄,四十歲剛出頭的劉司機也得以保住一條命。

抓的人多了,邵陽市一些大型國營單位為了保住老家在邵陽縣的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屬不受殺害,騰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讓這些人全家住到單位裡來。而農民們因無法進入這些單位找人,這些人才算是生命無虞。我另一位朱姓鄰居在運輸公司工作,就是在劉司機的事情發生之後,全家搬到單位裡面避難,每晚住在辦公室裡,直到半年之後,殺人風潮完全平息後才敢回家居住。

但這種被單位保護起來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單位沒這種條件,只能自己想辦法投靠與邵陽縣毫無瓜葛的朋友或者親戚家中。在這種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恐怖狀態中,邵陽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人終日戰戰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來。


資江河上漂流的無名屍體

邵陽縣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終於讓人們看到了「成果」。由於被殺的「黑殺隊員」實在太多,掩埋屍體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煩事,靠近河流的村莊就將屍體棄置河中「水葬」。資江河流經邵陽縣與邵陽市,邵陽市地處河流下游,於是邵陽市境內的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狀奇特。一時間邵陽市萬人空巷,傾城出動。資江河靠城市這邊的南岸上每天站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等著觀看從上游陸陸續續漂下來的屍體。邵陽市當局發了惻隱之心,下令邵陽市公安局處理掩埋這些無名屍體。市公安局則招募邵陽市郊區的農民打撈,每撈得一具屍體發一床草蓆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幣做為報酬--當時國營企業工人有85%左右的人每月工資為36元,集體企業則只有34元,三年學徒工期間每月工資20元,五保戶每月生活補助僅五元,所以這十元錢在當時比較吸引人。

我記得當時正漲洪水,資江河上濁浪滔滔。一些膽大的農民就帶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撈,而有些水性好且家裡有船的就將船駛至河心打撈。位於資江河畔的邵陽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齊出動,據說掙了好幾千元,事後各蓋了一棟瓦房。當時一千幾百元就可以蓋一棟簡陋的磚瓦房。


殘忍的殺人手段

筆者當時年僅十二歲,也曾跟著大人去看過兩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謂終身難忘。那些打撈上來的屍體死狀千奇百怪,充分展現了殺人者對殺人手段的創造性。有用繩子捆綁成粽子狀的;也有捆成四足攢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繩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經難於辨認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屍體,一串是用粗鐵絲從五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年婦女,一位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兩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隻,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當這兩串屍體被撈上河岸時,不少圍觀者都為之掉淚。我看了這些慘不忍睹的景象之後,一連幾天都做惡夢,吃不下飯,以後再也不敢去資江河岸觀看這類慘象。

屍體大量漂流延續了半個月左右。當時各種傳言四起,有人說自來水廠從河中抽上來的水裡有人的斷腿,嚇得邵陽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飲用自來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邊每天擠滿了提水的人,本來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見了井底,一直要到過了一晚才又蓄滿水。我們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時趕緊提水,否則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屍體日見稀少,自來水廠又在廠門口貼出公告,說水質已經恢復衛生標準,前來提水的人才隨之減少。

而到了這時,邵陽縣大屠殺的傳聞才漸漸具體起來。我曾聽一位親眼看過大屠殺的中年男子敘述這次大屠殺的起因和他所瞭解的具體過程。這位男子是個公社幹部,據他說,屠殺所謂「黑殺隊員」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現在已經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這點。具體的殺人行動則由生產大隊黨支書和民兵營長牽頭,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參加。殺人的方式五花八門,有用鋤頭、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悶死的,還有活埋的,也有將被害者的頭按到水缸裡活活嗆死的。這些方式都還比較文明。殺到後來,這些普通方式已經無法激起殺人者的快感,便有種種翻新的花樣:割乳房、挖舌頭、將一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活丟到河裡。最殘忍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湖南幾十年前用的一種煮飯鍋,上部是圓柱形,下部平底,呈圓錐狀)燒紅後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這種屍體曾經被撈上來過,其面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但當時邵陽市的圍觀者無人知道是這種殺人者發明出來的「鐵板燒」酷刑所致。女人們的遭遇自然更慘,不少女人死前還要受到各種凌辱。這位中年男子親眼見過一個女中學生被凌辱後處死的場面,他說:「將那女學生抓進裡屋去的時候人還水靈靈的。兩個多小時後拖出去處死時,渾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氣了。」我問這位男子為什麼不勸阻?他心有餘悸地說:「那種場合,人都像瘋了一樣,誰要勸阻,誰就被當作和地主富農一路人,不殺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動手,有時候能夠不去就不去,哪有膽子去勸阻。」

而一些遲遲不動手殺人的生產大隊被視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門去代為殺人,報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財產,生產隊還要付出公有的糧食與豬等。到後來,「紅色恐怖」所到之處竟有這樣的威力,一些地主富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種凌辱與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斷。敘述者講述這些事情時心有餘悸,聽者也聞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間竟有如此同類相殘之事。


一段被刻意遺忘的歷史

事隔多年之後,中國終於開始「撥亂反正」,為一些冤假錯案平反。但對1968年邵陽縣大屠殺以及道縣大屠殺卻始終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組織人調查平反。邵陽曾有人在市中心郵電局門前的牆上張貼過要求追查殺人罪行的大字報,但結果是這些人被當局以「書寫反動標語」罪名拘留,有的還判了兩年刑。據知情者透露,此案難查的原因一是牽涉面太廣,參與殺人的人太多,從當時縣武裝部長到大隊書記、大隊民兵營長、及民兵均涉殺人罪行,如果追查,株連太多。自古云「法不治眾」。為了避免動亂,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於被害者多是斬草除根,少數倖存者也有如驚弓之鳥,沒有人代為申訴,故此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1968年邵陽縣大屠殺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認為,中國當局未為這被殺的數千冤魂平反還有一個中國人無意正視的原因:從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地富反壞右本來就是政治賤民與被鎮壓的對象,他們的生命無論是在當局還是在普通人眼中本來就有如草芥。

一個不會懺悔的民族決不會是一個有前途的民族。對「文革」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自我毀滅運動,中國當局一直列為學術禁區,不允許研究,至今還只有一些人士通過個人努力在搶救有關「文革」的歷史記憶。而已有的一些中國官方允許出版的涉及文革經歷的回憶錄,至多只看到當時對高幹、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這些生命被剝奪的成千上萬的政治賤民卻幾乎無人提及。

但對於我來說,那次大屠殺所瀰漫出來的暴戾之氣卻一直緊緊壓迫我的靈魂。我感到自己有責任為這幾千被殘暴剝奪生命的無辜者樹立一塊文字的紀念碑,讓活著的人永遠不要忘記這恥辱的一頁:在「文革」那個瘋狂的年代裡,數千無辜者曾怎樣被荒謬無恥地殘暴剝奪生命,而中國當局與殺人者又是怎樣缺乏檢討罪過的勇氣。


作者謹識: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筆名發表於香港《當代月刊》1991年10月15日,現略作修改。

註:所謂「二十一種人」,是中國共產黨在文革中劃為管制鎮壓對象的二十一類人,筆者至今能夠記憶的只有十類,即地、富、反、壞、右、軍、警、憲、特、匪,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軍官與士兵、警察、憲兵、特務、土匪等。還有十一種是什麼名目,筆者已經不能憑記憶寫出。


作者惠寄    轉載請註明出處
Thursday, August 0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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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胡平2006-5-23〈歷史是宗教 寫作是拯救 — 讀魯禮安《仰天長嘯 — 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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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eseupress.com/asp/e_Book_card.asp?BookID=1964&Lang=E>
魯禮安《仰天長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5年9月, 656頁.

『作者魯禮安,湖北武漢人,1946年11月生,原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船舶系65級學生,文革初期爲武漢地區紅衛兵中最有影響的「筆桿」。1968年7月因莫須有的「惡攻」罪名被捕入獄,後又因涉及「北決揚反革命地下組織」案,被投入單人牢房長期關押。1979年底,「北決揚」被認定不能定爲反革命地下組織(中共湖北省委鄂文1979第70號檔),作者因而獲釋。出獄後,作者用近十年時間寫出這本「獄中籲天錄」,使一段塵封數十年的文革「秘史」得見天日。』


*****************************************************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2006/05/23/hu_ping/>
自由亞洲電臺

歷史是宗教 寫作是拯救
-- 讀魯禮安《仰天長嘯 -- 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

胡平
2006.05.23


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書:絕不僅僅是篇幅,六百多頁,五十多萬字,夠厚重的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坐了十一年監獄 -- 其間大部分時間還是單身監禁 -- 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寫成的回憶錄。這是用一生的心血,寫下心血的一生。這個人就是這本書,這本書就是這個人。

魯禮安是武漢人,原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初期是武漢地區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將,異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須有的「惡毒攻擊罪」被捕入獄,後來又因為涉及「反革命地下組織」案,差點被判死刑,被投入單人牢房長期關押,直到1979年才出獄。出獄後,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寫成了這本回憶錄。這本書記載了作者的成長和經歷,記載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兩年時間內的熱情投入,指點江山,然後就是漫長的監獄生活,痛苦的思考與回憶,極度的空虛與絕望。通過這本書,我們不僅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到文化大革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想與心態,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華、與品格。


單身監禁 難以描述的恐怖

讀魯禮安的書,最令人震撼的一點莫過於他十一年的單身監禁生活。這種痛苦遠非筆墨可以描述,因為這種生活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沒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動物,人必須生活在人群之間。人群之間就叫人間,在各種語言裡,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離別人間。可見人們都知道離開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離開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話,單身監禁是「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單身監禁不僅對人的肉體造成極大的傷害,它更嚴重地摧殘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寫過一部小說《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納粹單獨拘押,在牢房裡他面對的是一片虛無的空間與時間,生活成了空白,圍繞他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空虛。為了對抗孤獨,B博士朗誦詩、背兒歌、背法典條文、演算算術……但問題是,就像他後來所說的,「在空虛中,我的記憶力什麼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獄卒那裡偷來一本象棋棋譜,就像撈到一根救命稻草,拚命地讀和背,不斷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盤接一盤地發瘋似地互相挑戰,結果他的棋藝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贏世界冠軍,但同時也陷入了精神錯亂。

《象棋的故事》的中譯本是在「四人幫」垮臺後不久發表的,那時候,我們都剛從沒有文化、沒有書讀的時代走出來,對極度的精神飢渴有很深的體驗,所以對這部小說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小說有它的戲劇性和誇張性。真實的單人監禁要遠比小說描繪得更恐怖。和魯禮安同案的十幾個人最後有四個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過牢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本來是一天能讀一本大部頭的書、下筆能寫洋洋萬言的長篇大論的,可是在長期的監獄生活、尤其是在長期的單身監禁之後,從此再也讀不進大部頭的書,寫不了長篇大論。注意力很難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時總是心慌意亂,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們也理解到,魯禮安能夠挺過十一年單人監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寫下這部五十餘萬字的回憶錄,這是何等頑強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華,何等堅挺的自信!

為什麼魯禮安能挺過十一年單身監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為他給自己找到了一種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監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魯禮安向蒼天和大地發下一個誓言:「我這輩子衹要有一天能夠走出這座人間地獄,我一定要把我獄中這段悲慘的經歷寫出來,我一定要揭露這樁欽定大案的真相。當然,我既不可能像《基督山恩仇記》裡的基督山伯爵那樣,去殘酷地報復陷害我的仇人,也不會像《雙城記》裡的馬奈特老人那樣,去詛咒對我進行迫害的那些權貴們的子孫和他們家屬中的所有人。我衹將如實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惡,用筆將他們這些自由和民主的敵人、扼殺人類道德和良知的劊子手,永遠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果說對於我們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那麼,寫作則是一種拯救。


文革活化石

魯禮安是造反派。現在一提起造反派,許多人就以為他們都是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傢伙。其實不然。例如魯禮安,從小就是好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尊敬師長,團結同學。在運動初期,他對批判「三家村」和揪鬥校長朱九思都是不以為然的。魯禮安是從批評工作組而開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評工作組也主要是出於對工作組整學生、把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滿,可見他的造反帶有反對政治迫害的成分。魯禮安後來成為紅衛兵的理論家,他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著極左的詞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對官僚體制和嚮往民主的因素 -- 儘管還是朦朧的、混亂的。

說來很有趣,魯禮安的思想應該歸為極左,但是它卻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與共鳴。武漢地區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樺、徐遲、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會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動,他們對魯禮安和他的《揚子江評論》與《北斗星學會宣言》尤其讚賞。江漢大學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給魯禮安這本回憶錄寫的序言裡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們之所以讚賞魯禮安,是因為「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那種青春的理想主義、洋溢的才華、和初生之犢的勇氣。

姜弘寫道:魯禮安們與眾不同、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們「因受壓而反抗,而獨立思考,從而衝破思想禁錮,從毛澤東走向馬克思,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而且不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自己組織起來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 -- 走向民主之路。」當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間的重大區別:「一是性質不同,二是思想資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主張而為毛澤東所不容,才『因勢利導,聚而殲之』的。造反派則不同,他們對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是被愚弄、利用之後又被拋棄的犧牲品」。思想資源的不同,「主要是歷史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裡不僅有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這與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薰陶有關。造反派就沒有這種精神資源,他們生長在嚴格封閉的單一思想文化環境中,所能接受的衹有一種意識形態,就是『毛主席的教導』。」需要提醒的是,魯禮安們衹是造反派中的少數。這是我們評價文革造反活動時不應該忘記的。

魯禮安回憶錄《仰天長嘯》寫得很真實。這大約也和作者長期與世隔絕有關。無怪乎有人要把這本書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認真研讀這本書,對於我們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紅衛兵一代、瞭解文革造反運動、瞭解文革異端思潮的來龍去脈,都有很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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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李貴仁2006-5-19〈文革初年耳聞目睹的慘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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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論壇》2006-05-20 新聞與評論


文革初年耳聞目睹的慘死者
李貴仁(西安)
2006年5月19日


40年前爆發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以文革為名的浩劫,殺害了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這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也無法否認的。僅在1966至1969年間,我耳聞目睹的慘死者就不知有多少。以我此刻回憶,略記如下。

我1965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但因1964年和1965年先後到農村和工廠參加了兩期社教運動,緊接著碰上了文革,未能按時分配工作,只能留在學校參加「鬥批改」,所以耳聞目睹了許多師生被迫害致死的慘劇,現在想起來的就有好幾個。

我的恩師高斌,湖北人,40年代畢業於劍橋大學,回國後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俄羅斯文學教授,調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後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農場勞動改造,因表現好而恢復教職,但降為副教授,任寫作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給我授課時,全學期的作文皆由他當面批改,使我受益終身。1966年在文革狂潮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批鬥,不堪忍受迫害,自縊身亡。

我的另一個恩師余學文,漢中人,國學功底很深,因曾任國民黨縣長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1962年給我授課時也曾對我重點栽培。1966年在文革狂潮中被打成牛鬼蛇神批鬥,不堪忍受迫害,自縊身亡。

我的俄語老師艾小秋,四川人,1966年因反對文革,被作為保皇派批鬥,不堪忍受迫害,和同為俄語教師的夫人一起自縊身亡。

地理系一級教授黃國璋,在學界享有很高聲望,據說是當年蔣介石炸花園口的決策參謀之一,在文革中自然成為重點批鬥對象,不堪忍受迫害,和夫人一起自縊身亡。

歷史系教師孫達人的妻子,姓譚,也是歷史系教師,據說有什麼歷史問題,成為批鬥對象,自縊身亡。

那一時期陝西師範大學因不見容於文革或者反對文革而自縊身亡的有幾十個。不僅有教工,而且有學生。物理系學生吳敏,陝南人,游泳健將,在學校有些名氣,文革開始不久就上吊了,教師和學生普遍感到震驚。

1966年,各地死於文革的多半是因為不堪忍受迫害而自殺,但也有在批鬥中直接被打死的。位於小寨附近的一所中學,就讀者多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幹部子弟、臭名昭著的「紅色恐怖隊」的骨幹。運動一開始,他們就把許多教師拉出來以「觸及皮肉」的方式狠狠批鬥。一位年輕貌美的女教師,姓王,因為平時對學生要求很嚴格,被那些瘋狂的學生誣為資產階級分子,勒令站在桌子上,不停地用皮帶抽打,打到地下,再拉到桌子上繼續打,就那樣活活打死了。此事在西安引起了很大震動,但是沒有任何人制止,以至於同類事件在許多地方屢屢重演。

1967年的情況有所不同,迅速發展為大規模的屠戮。在中央文革小組鼓動下,學校停課鬧革命,機關企業停工鬧革命,而江青的「文攻武衛」指示更使大大小小的武鬥相繼爆發。各派都使用各種武器成批成批地殺人。各種兇殺案也層出不窮,到處瀰漫血腥氣。

1967年夏秋之交,西安地區大規模武鬥達到高潮。工人、農民、市民、和大學生、中學生普遍捲入,連軍事院校也參加了。作為最重要的三線建設基地之一,軍工重鎮,西安什麼武器都能生產,加之軍火庫普遍被搶,就使兩大派都擁有了很精良的裝備。西郊「9.2」戰役,北郊攻打白家口戰役,規模、聲勢、慘烈程度均與40年代末期國、共兩軍的拚死搏殺相仿。

是年春,我和新婚妻子曾一起被臨時分配到位於西郊的西安標準件廠當工人,在那裡結識了許多朋友;幾個月後回校編書辦刊,處於相對自由的逍遙狀態,經常回我家或她娘家閒住。9月1日深夜,實際上是9月2日凌晨,我們在西門外八家巷她娘家被密集的槍炮聲驚醒,連忙起床出門。鄰居們也起來了。有人說,這是兩派在西郊打仗。大家議論了一陣,就回去再睡。2日清晨,我和妻子比平日晚半小時起床,出門沿八家巷東行,打算到學校去;快到巷口時,卻被一群驚慌的居民堵住。他們說:「不敢出巷子,打死人了!」我和妻子很吃驚,但是沒被嚇住,繼續往前走。出了八家巷,到了南火巷(即環城西路),很快發現路中間有一大灘正在變黑的鮮血。邊上的人說,被打死的是一個騎自行車上班的糧站女子,屍體已經拉走。還有人講得更具體:攻打西郊的一派在激戰中失利,連忙從各地增派許多人乘大卡車趕去援助,經過此處時,西門城樓上另一派的戰士鳴槍阻攔,車上的人開槍回擊,過路的糧站女子被擊中,當即斃命,另有幾人受傷。我和妻子商議了一陣,決定不去學校了,改去西郊戰場,特別是標準件廠,看看那裡的情況,瞭解一下朋友們有無死傷。當天下午,憑學生證通過幾道關卡,到了已經停火的戰場,聽說標準件廠沒事,我們就進了曾是主戰區的544廠;只見好些房屋已經破損,還倒了幾面牆。偶然碰到的幾個人對我們說,幾小時前才結束的戰鬥死傷無數,屍體和傷員都已運走。但在一個牆倒屋塌、碎磚遍地的小院,我們還是看到了一具年輕男子的屍體。赤裸的身體很壯實,白嫩的肌膚上竟佈滿了棍棒抽打的上百道血痕。腰上還有一個被人用利器戳出的洞。這是個什麼人?為什麼死得這樣慘?他的屍體為什麼還扔在這裡沒人管?均不得而知。我們目睹的只是中國人的殘酷,而這殘酷的源頭當時無人能說。

就在那些日子,我們還聽說了一件當時被認為很「悲壯」的事情:西北工業大學的一群學生乘卡車去西郊支援同一派的工人,路過西安儀表廠時遭到對立派的伏擊;卡車被燃燒彈擊中,大約六、七名已經被火球裹住的大學生同時高呼著「毛主席萬歲」跳下車,死於非命。

不久,西安地區上百單位決定聯合發出制止「XX兵團」武鬥殺人的「緊急呼籲」。我被派到慶安公司去起草。稿成後立即送到鄰近的新華印刷廠排印。我由慶安公司派人武裝保護著前去校對。剛到新華印刷廠就聽說當天又有兩個路人在附近街道上被冷槍打死。

使我感到最恐怖的是一起兇殺案。也是在那個時期,某日下午,我和妻子從南大街步行到南門外,要在那裡乘公共汽車去學校,剛出南門就看見下面城河邊站滿了人。我和妻子就下去看,只見河岸上橫陳著一具從水中撈出的已經泡漲的男屍,身著當時很時髦的舊軍裝,年齡在30歲以上。他不是淹死的,而是被刺殺後扔進城河的。被刺的部位是脖頸,從左到右,非常整齊地戳了上十個紅棗大的窟窿,一個緊挨一個,看上去儼如鑲嵌在脖頸上的血紅寶石。

但是在我內心引起最大震動的還是一個同學的無端被處死。此人姓郝,也是中文系學生,本來低我一級,可能是因病休學又降了一級。他身材高大,長得像俄羅斯人,所以被同學們稱為托爾斯泰。他平時沉默寡言,也不同別人來往,只是讀自己的書。文革開始後,他根本不參加運動,也沒人注意他,卻在1967年突然被抓起來判了死刑,理由是寫了些不供發表只是抒發個人感慨的、據說有「惡攻」性質的文章。我是偶然在街上看到佈告才知道他已經被殺掉了,難過了好幾天。

1967年底,我和妻子被分配到安康地區工作,但是安康地區武鬥仍很嚴重,所以只能由我一個人先去報到,旋即回西安繼續編印已經搞了很長時間的《魯迅詩注》,直至翌年冬天安康武鬥完全平息之後才正式去上班。我們被分配到《安康日報》,按規定頭一年在報社印刷廠勞動。我排字,我妻子裝訂。沒多長時間,我就成了排字骨幹。地區革委會的文件和地區判處犯人的佈告都交給我鎖起門來揀字排版。1969年,全國根據中央指示展開「一打三反」運動,過段時間就要殺一批人,類似於後來的嚴打。我排殺人佈告的任務也就很重。有時一次殺幾十人,佈告得排好幾張,連排帶校改,要連續工作兩天兩夜甚至三天三夜。殺的人既有一般的刑事犯,也有在文革中犯了事的。槍斃犯人的刑場有時在河灘,有時在黃土梁。犯人被槍斃後,有的屍首被家屬領回去,有的無人認領,便就地以浮土掩埋,很快就被狼或其他野獸刨出來吃掉。給我印象最深而且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議論的是朱友誠「反革命集團」案。那一次,我排佈告整整折騰了三天三夜,累得要死。朱友誠和他的幾十個同夥都是安康恆口區的青年農民,其中還有女性,包括朱友誠的女友鮑XX。他們都明確反對文革,對社會現實極其不滿,為此成立了組織,發表了宣言,但很快被破獲。當時公檢法都砸爛了,根本沒有正常審判程序,死刑判決也是由軍事管制下的政法組作出,報省批准即可執行。朱友誠一案原定處死六、七人。佈告排好後,省上臨時通知改判,立即處死的減為朱友誠等四人,鮑XX和另幾人改為死緩,其餘幾十人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所以佈告重排了一次。很快,朱友誠等反對文革的青年就被拉到河灘槍殺了。那些日子,安康人的心情普遍很低沉,我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安康是個武鬥很嚴重的地區,死於武鬥者據說有好幾千,因此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抓起來判處死刑的殺人犯也很多。當然,被處死的殺人犯都是普通人,多半是農民。而武鬥的策劃者和鼓動者,那些依然身居高位的傢伙,沒一個受懲處的。

被處死的殺人犯和他們在武鬥中殺的人彼此對立,但有一點完全相同:都是死於文革,都是因文革而死。

這就是說,文革在實質上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殺人運動。

在去安康以前,我就聽說那裡武鬥殺人的手段很殘忍,包括把一堆人綁在一起用炸藥包炸死、用粗鐵絲把若干人串起來綁上石頭扔進漢江、以及集體活埋、等等。1969年冬,我和妻兒乘長途汽車回西安探親,途經恆口時,聽人說恆口中學操場挖出了武鬥時被活埋的一批人的屍骨,正好車要在附近車站停一小時,我給司機打了招呼,就跑步趕過去看,果然發現學校操場邊上堆著一些屍骨和毛髮,證明同車人所言不虛。這也是文革的「偉大成果」啊!目睹眼前情景,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那情景,時隔幾十年,至今在我心頭還是那麼清晰,那麼恐怖,我不能不感到異常痛苦。

當然,我心中填塞的並非只是痛苦,更有憤怒!


(2006年5月19日於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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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餓死運動】結束之後主覡被逼退居第二線,劉少奇當道,鄧小平附之,在農村經濟措施上有些鬆綁,頗得民望,主覡妒恨,亟思有以報之。就在這五年時光裡,由於權力毫無制衡,由於不准民間批評,劉少奇周恩來指揮下的各級黨政官僚系統迅速地敗壞,民間累積了許多怨恨。而長期而言,中共當權十七年來的種種倒行逆施 -- 從種種日常生活控制到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 -- 已經捏成了一個畸型的社會:在既得利益階層之外,老百姓長期對黨馴順,聽令而行,在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裡規行矩步,但是人人壓抑,長期心頭不忿,神經緊張。主覡觀世入微,於是結合林周,巡行天下親自驗證自己在地方槍桿子裡的威望,然後利用自己善自保養了五年仍然是神一般的“百忍百勝智勇全德建國威望”先鼓動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繼續革命”,承繼老子的革命傳統,這就是第一批紅衛兵(以紅為名,實質上是“毛衛兵”,以史例之則為“毛記拳勇”),然後因勢利導,鼓動規模更大的紅衛兵起來打大官,進而在全國的範圍內打倒一切既存體制和規範,劉鄧在這個階段被打倒,破四舊燒文物不過是題內應有之義,主覡本人的奪權鬥爭才是主覡的本旨,紅衛兵在這個“運動學生”的階段被賦予除了主覡之外“理論上”什麼都可以反的權力(power),主覡下放了他自己的神權給衛兵,主覡的千萬衛兵則有如孫大聖的毫毛,運用這個神權替主覡辦事,主覡的政治目的達到了,同時千萬“狼奶之子”的惡性就這樣被釋放出來,所謂的“大民主”的精義在這裡。在下一個階段裡,主覡把“鬥爭術”推展到極致,他把“大自由”送到老百姓的懷裡,從前的政治運動都是從頂峰下令或授意,層層往下,推動某一群老百姓,這次是直接把權力權益義務一古腦兒全塞給老百姓,發洩罷!鬥罷!有仇報仇,無仇找仇,各人隨意!大家都要袒露自己的靈魂深處!在這個階段裡,既有的黨政官僚系統被徹底打倒,社會完全失序,同時老百姓之間開始互鬥,從前的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都由黨政官僚系統執行,現在由人民自己再執行一次,自發自動,而俱以主覡之名,於是天下大亂了,但衹是老百姓之間的亂,衹是主覡毫毛之間的亂,主覡安在各地的槍桿子揮揮手亂就平了,老百姓都回家去各安生業,主覡的毫毛呢?那些小崽子狼性已發,紅爪白牙,已經毀了學校師長,誰還能做他們的師長呢?黃葉既已離枝,革命的癮頭也讓他們過夠了,就讓他們飄向大地讓貧下中農教育他們罷!斯時天下太平,主覡高臥紫禁城,含笑聆賞眾國手為他演唱舊詩詞,主覡所欲俱遂,無不盡善盡美,自思千古一帝之名後當無來者,平生才智事功至此而極,蔑以加矣!

種種不可思議的文革暴力不過是主覡實踐自己的“革命理想”的副產品。

主覡自己的手上可沒染血! -- 此主“覡”之所以為主“覡”也!

主覡因四千萬人餓死而在自己家裡戒肉,這是主覡恢復吃肉之後的第六年到第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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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OPINION/X1/3310788.shtml>
文革 社會怨恨的積累與爆發
【2006/05/16 聯合報】民意論壇  關向光/政大東亞所副教授(台北市)


    今天是中共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四十周年。過去文革研究多以權力鬥爭、政策分歧、反官僚主義、中蘇意識形態論戰等為主,晚近的文革研究則已不滿足於上述的「毛中心論」,更想追問的是:為什麼文革時期到處充斥著暴力?為什麼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也要激烈對立打派仗,非得打到你死我活方休?這個問題意識使得文革研究的焦點轉移至群眾及暴力。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員劉小楓從「怨恨」的角度討論文革,指出「反走資派的意識形態修辭,為不滿的社會成員提供了表達侵犯性情感和訴諸暴力的報復行動的契機」,而其動力則來自於文革前預先積聚的怨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白霖認為,中共建政後為便於管理,採取了三種做法:一、人人都被貼上階級地位標籤,使「右派」或「壞份子」的家庭永無抬頭之日;二、所有的人都從屬於工作單位,生活的每一層面都受制於上級;三、接連不斷的各種運動使得人人自危,恐怕下一個挨整的就是自己。這三種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憤長久積壓後,便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現。

    換句話說,文革之所以暴力盛行,就是因為文革前的社會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在毛澤東把社會控制的閘門拉開後,洪水猛獸一湧而出,幾乎不可收拾。

    不過,文革暴力並非完全來自於怨恨,「從眾」及力求表現,證明自己革命的純潔性,一樣值得重視。中共建政後判別一個人的「好」與「壞」,概以階級標準取代傳統道德標準。好的階級有高的社會地位,壞的階級則是「政治賤民」。

    文化大革命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政治正確」的同義詞。毛澤東利用「無限崇拜毛主席」的青年學生,揮舞鬥爭戰旗,指東打東,指西打西;青年學生也樂於當毛澤東的「革命小將」,一切以階級鬥爭為名,自覺偉大。絕大多數在鬥爭「階級敵人」時是毫不遲疑的,少部分對於打人鬥人良心不安者,則在集體暴力下為了自保而不得不從眾,甚至有參與毆打自己父親致死,事後卻因為受到太大的刺激以致精神失常者。

    打人殺人並非紅衛兵的專利,只要是「革命群眾」,都可以在文革的法律空窗期任意地打殺階級敵人。「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殺人的動力,而「毛主席」講過的話則成為基層幹部帶頭殺人的論據。

    截至目前揭露出來的報導,最駭人聽聞的莫過於:

    一、北京市「大興縣屠殺事件: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至九月一日,先後有三二五個「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家屬被「革命群眾」殺害,最大八十歲,最小僅卅八天大。

    二、湖南「道縣屠殺事件: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六十六天內殺了四一九三人,被迫自殺三二六人。道縣隸屬零陵地區,整個地區文革期間共殺了七六九六人,逼迫自殺一三九七人。

    三、集體瘋狂發揮到極致,便出現了廣西的吃人事件。廣西在文革期間共屠殺了九萬餘人,而最駭人的則是把階級敵人「吃掉」。據鄭義記載,廣西武宣縣甚至辦過「人肉筵席」。

    在中共官方不欲家醜外揚的心態下,我們不知道文革時期還有多少驚人的屠殺事件仍然鎖在歷史的保險箱中,又有多少事實已經灰飛煙滅。但文革畢竟留給世人一個重大啟示,就是社會怨恨積累到一定程度,爆發開來,將會是人人各自為戰的動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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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鄭漢良2006-5-16〈反英武鬥 香港最動盪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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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對一些知識分子有著難以解釋的情意糾結,尤其是初期,不少人漠視無辜市民在香港街頭被炸死,甚至對西江飄流到香港海域一具具五花大綁浮屍,也表示理解。』

為什麼會『表示理解』呢?

正常人做不到的事為什麼這些“知識份子”做得到呢?

因為這些被五花大綁身上酷刑傷痕累累的浮屍裡沒有一個是他的父母配偶手足子女家人。

人性本賤。

在百年國恥的重壓下中國頗有一些“知識份子”更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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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051600085,00.html>
反英武鬥 香港最動盪時節
2006.05.16  中國時報  鄭漢良


    除了大陸本土之外,相信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衝擊。一九六六年文革在大陸揭幕,從批鬥和抄家逐步演變到翌年的武鬥。香港的左派隨著中央起舞,也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上轟轟烈烈的搞了一場「反英抗暴」鬥爭,編寫了香港歷史上迄今最動盪不安的一章。

    文革對一些知識分子有著難以解釋的情意糾結,尤其是初期,不少人漠視無辜市民在香港街頭被炸死,甚至對西江飄流到香港海域一具具五花大綁浮屍,也表示理解。

    當年已是資深左派報人的羅孚就視而不見,「我形容這是『無聞』,我們報上一個字都沒有。」當時是《七十年代》雜誌的負責人李怡對這些血跡斑斑的慘事還表示諒解,「因為我那時相信中國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經過洗滌,犧牲是難以避免的。」

    羅孚和李怡是當年擁抱文革的知識分子典型。今年八十歲的羅孚用八個字形容在那段瘋狂歲月的自己:「糊裡糊塗、莫名其妙。」羅孚當年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更身兼鬥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

    他回憶,文革剛開始時,大家還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到了八、九月,香港就有人響應,並在新華社內部張貼大字報。他說,當時周恩來總理非常不高興,甚至下令貼大字報的人立刻到北京,當面訓斥了好幾個小時,其中一個是已故的黃文放。周恩來當時明白的指出,文革只對內不對外。

    當文革越演越烈,造反派開始闖進政府各部門奪權,羅孚記得有一個曾駐印尼大使館名叫姚登山的參贊是造反派的代表,在他的策動下,香港逐步成為武鬥「英帝」的橋頭堡。

    但促使香港邁進武鬥階段的,意外的竟是澳門。當年十一月,澳門一項學校工程因遭到官員阻撓遲遲未能動工,引發校方不滿而自行開工但被有關方面阻止,澳門左派於是發動群眾到澳督府示威和朗讀毛語錄,澳門警方進行武力鎮壓,釀成多人死傷。廣東當局為了支持澳門左派,竟然關閉珠海與澳門間的閘口,澳門立即連食水和糧食供應都出現緊張,澳葡當局終於無奈屈服。

    左派在澳門的勝利,猶如打了一劑強心針,香港左派人馬實地到澳門觀摩鬥爭伎倆。羅孚和其他左派報人都曾參加,當時大家都受到內地文革燙熱的狂潮和澳門鬥爭的勝利所感染,摩拳擦掌想在香港大幹一場。

    李怡認為不少知識分子當時還受到了國際反體制反越戰大環境的影響,而國內剛開始的文革尤其凸顯了愛國和民族主義,為中國以及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帶來不少憧憬。李怡說,後來包括香港和台灣以及海外知識分子發起的保釣運動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李怡的《七十年代》因為支持文革以及保釣運動,成了媒體的一支生力軍。李怡說,北京開始還對保釣運動持觀望態度,後來才卯足全力支持,李怡的搶先表態使他一度成為紅人,被邀請到北京出席十一國慶典禮。

    香港左派抗英的武鬥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人造花工廠勞工糾紛擦出的火花所燃起的。在左派精心的策畫以及當年港英殖民政府集權統治下,社會各階層很快就響應了左派的政治號召,參與各種抗爭活動。有鑒於澳門的教訓,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採取強而有力的鎮壓,流血衝突終於爆發。

    羅孚說,當時中央的傳媒,包括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發表了支持香港人民鬥爭的言論,甚至向英國方面要求道歉和認錯,這些評論對香港的左派產生了莫大的鼓舞。

    六七年五月中旬,周恩來總理以及外交部長陳毅等所謂溫和派已是大權旁落。北京舉行了一個十萬人大會,時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兼政治局委員謝富治在大會上發言,聲稱「正告愚蠢透頂的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你們要放聰明點,必須老老實實承擔罪責作出交代」。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更鼓動群眾,「要進行血淚的控訴」。

    香港罷工罷市接踵而至,到了炎夏七月下旬,鬥爭活動終於到了惡名昭彰的「真假菠蘿陣」地步。香港人叫炸彈為菠蘿,左派為了鬥垮鬥臭港英當局,在各處放置真假菠蘿,但受害者多是無辜的市民。但左派宣稱最有效的菠蘿陣卻正是鬥爭中最失去香港人心之舉。到了八月,專門在電台挖苦和諷刺左仔的節目主持人林彬兄弟上班時被人中途攔截,並丟炸彈入車內被炸身亡。

    《新晚報》當天套紅的大字標題是『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報導羅列了林彬所謂死有餘辜的罪狀。羅孚說,港府沒有對幾份正牌的左報下手,但是向三份靠邊但又言論極具煽動性的《田豐日報》、《香港日報》、和《新午報》採取封報行動,並逮捕負責人和一些記者。這些報紙為了達到鬥爭目的,經常刊登如「中國砲艇已入青山灣」等子虛烏有的消息。

    羅孚說,北京外交部後來向英國提出異常嚴厲的緊急照會,要求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撤銷停刊令,但遭拒絕。羅孚說,到了期限當晚的十二點,大家正在焦急之際,北京終於傳來消息,結果竟是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表處,「這時我們大家都鬨然叫好」。說到這裡,羅孚稍微搖頭嘆息了一下。

    香港左派的抗英鬥爭到了年底已無以為繼,正是來得急去得快。根據港府統計,七個月的暴動死了五十多人,傷者人數有八百多人,接近五千人被捕,經濟損失自是難以計算,一些中上階層和專業人士更掀起移民潮,不過也有人卻因為財富的「重新洗牌」效應而成為今天獨當一面的大富豪。

    對羅孚和李怡這些知識分子而言,直至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墜機身亡,才是他們對文革認真懷疑的開始。李怡的重新認識中國,不但否定了自己當年對文革的看法,甚至對自己為中共在保釣運動中搖旗吶喊也有一定的反思。羅孚的徹悟來得更要晚。「文革還有那麼的一點意義,但六四事件使我終於覺悟,怎麼可以開槍打死學生呢?」

    如果說中共因為不許公眾討論文革是非功過是欠缺反思反省,香港這塊所謂自由土地又如何呢?當年策劃向英國武鬥的左派工會頭子楊光今天是特區政府大紫荊勳章的得主;有人因為放置炸彈而「英勇坐牢」,今天貴為特區政府高級智囊。香港回歸之後,對文革的肯定似乎比現在的中國大陸還要來得肆無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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