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8/11/china_history/>
《自由亞洲電臺》

決定論的神話和中國的現實
寒山
2005.08.11

胡平先生最近強調了一個問題：在觀察中國的發展時破除經濟決定論的神話。所謂經濟決定論就是相信「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既然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很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胡平認為，這種觀點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為從理論上說，它忽視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在實踐上，它忽視了很多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政治民主的事例。

具體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演變，有人認為台灣民主的經驗證明了經濟起飛會自然推動政治民主化，胡平認為這種觀點沒有看到國共兩黨的一個根本區別：國民黨無論歷史上如何獨裁過，在理論上從來沒有否定民主的普世價值；而中共則不同，除了在抗戰末期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它對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民主制度和個人自由的價值觀從來就是否定的。因此，在國民黨制度下，經濟的發展最終把民主憲政推上了議事日程，而在中共體制下恰好相反，經濟的發展使得一黨專制更理直氣壯。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也提出了另外兩個和決定論有關的問題。一個是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滲透性和平民性決定了它能夠打破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實現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然而何清漣通過她的研究證明，不但互聯網的革命性潛力在實際運作中被政府對技術資源的壟斷所消解，而且互聯網還會成為專制政府手中加強社會控制的工具。因此互聯網和民主之間並沒有一種決定論意義上的聯繫。

另一個問題是中產階級的發展會促進民主化，這是很多人根據西方經驗所得出的結論。何清漣說她過去也相信這一點，但自從90年代後期開始，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觀察使她改變了想法。她認為當人們談論中國的中產階級時，主要是從經濟收入出發，忽視了它的社會特性。

何清漣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殊性，這就使得它的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沒有一種必然的連帶關係。這三個特點是，第一，中產階級的財富對政治權力的依附，就是說中產階級的很大一部份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第二是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第三是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務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來看，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使中國的政治變革。

實際上，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需要破除的決定論的神話。例如，對外開放必然會促進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必然會消減在封閉環境下產生的排外心理和對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敵對的態度，必然會使得人們在和民主政體的比較下質疑專制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和對外開放關係最密切的群體 -- 例如大學生 -- 最容易接受普世性的價值觀並成為自由化的先鋒，等等。

中國近年來的發展證明，對外開放固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到了上述的效果，但在一些最根本的問題上它並沒有產生預期中「必然」會達到的那個水平。例如對政治問題的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不包括在對外開放之中，開放的是商業、娛樂、和體育方面的內容，而很多中國人似乎已經接受了這種「開放」模式，認為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社會。盲目排外是不多見了，但狂熱的反日情緒和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是中國發展和統一的最大威脅的想法自90年代以來在青年學生中非常普遍。至於為中國式的專制政體的辯護更是在隨著全球化一起到來的文化多元論中找到了根據，就像一些知識菁英所分析的：民主和個人自由在過去是西方歷史的產物，在今天是西方用來消解非西方文化傳統、用西方價值一統天下的陰謀。

再有一個決定論的神話就是隨著領導人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隨著他們對國外情況越來越多的瞭解，他們必然會和打江山坐江山的那一代領導人不同，會越來越傾向於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但是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對外開放固然開闊了中國各級領導人的眼界，但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民主觀念和自由思想隨著他們眼界的開闊而增長。相反，在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上，他們遠遠不如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很晚才接觸到外部世界的老牌共產黨人。對於更多的高中級官員來說，對外開放只不過讓他們進一步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加速了他們的腐敗。現在的中共各級領導人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見多識廣的，但卻是最腐敗、最不擇手段、對權勢最迷戀的。甚至可以這麼說：正因為他們見多識廣，所以他們才更不願意放棄專制，實行民主。

在人類歷史上，自由和民主從來都不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瓜熟蒂落的。從理念到行動，從行動到形成制度，再到捍衛和完善這個制度，這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與其說是實現了歷史的必然性，不如說是見證了體現在追求和奮鬥中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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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2/24/china_moral/>
《自由亞洲電臺》

道義良知與所謂「歷史的必然性」
寒山
2005.02.24

我們在前幾週圍繞著和聽眾李小姐對話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著重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上台有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另一個是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道德水平的急劇下降是不是告別毛澤東時代、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必然後果。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不但如此，我們還談到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解釋歷史和現實問題，聽上去似乎很有哲理，但並不是理性的思維方式，而是共產黨教育的結果，是在共產黨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人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它不但把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合理化，而且為它今天的腐敗和專制辯護。這種思維方式在今天的中國人中還是很普遍的。今天我們就這個問題再作一些深入的探討。

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建立在一系列「決定論」的說教之上，從我們小的時候就通過學校教育灌輸進我們的頭腦，直到我們對黨的現實和歷史中的很多具體問題產生懷疑和否定的時候，這些「決定論」的概念還在我們內心為共產黨的合理性辯護。

這些「決定論」的說教包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階級立場決定政治態度等等。而最根本的一條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為人類歷史提供了決定論的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將遵循這條必由之路，從低級發展到高級，從無階級的社會演化到有階級的社會，再發展到無階級的社會，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

這種決定論的哲學能不能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呢？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西方思想界確實有很多人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因為他們相信人類的理性會利用物質的進步為自己謀福利，這是和決定論哲學有關聯的。但到了二十世紀末，在全球範圍內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對人的暴力和對文明的毀滅以後，人們所確信的，與其說是歷史不斷進步，不如說是自由時刻有可能被奴役所取代。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了人類的理性並不能保證物質的力量會用於人道的目的。相信至今為止，大概只有馬克思主義和宗教理論還認為人類社會有一個終結目的，會朝著一個確定不移的方向演變。

至於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論，今天不但西方社會科學界，就連中國社會科學界也有很多人認為那完全是根據西方到資本主義社會為止的歷史經驗得出來的，根本套不進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框架。例如中國的封建社會到秦朝以前就已經結束了，從那以後中國不但經歷了漫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而且沒有證據說明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一定會演變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無法解釋的。

那麼在現實政治中，強調決定論和必然性對共產黨統治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它從根本上論證了黨的歷史合理性，因為黨代表了歷史，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自覺地用歷史必然性去指導實踐的政治集團，它在用行動實現歷史規律，因此反對黨就是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共產黨固然也用為人民或者民族謀福利來論證自己的合理性，但那種論證不但相比較而言是淺層次的，而且它不能總是用來為黨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辯護。

而站在所謂歷史的高度，即使是災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歷史必然性包括了歷史發展的曲折性，或者說歷史的曲折也是歷史的必然，這樣毛澤東革命成功固然是歷史的必然，他的大躍進和文革的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這就一筆勾銷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歷史責任。

第二，對很多參加革命的人來說，這種必然性和決定論徹底排除了他們用一般道德準則來衡量黨的政策的可能，使得他們在執行黨的政策時不但沒有道德顧忌，而且逐漸培養起一種犬儒主義，從而對非人道的現實麻木不仁。

例如，很多參加了土改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幹部在一開始不能接受把很多因為辛勤勞動而致富的農民打成地主，不但剝奪財產甚至處決的做法。但一旦他們在黨的教育下認識到土改的偉大歷史意義後，他們就會把無辜者的犧牲看作是為實現歷史必然性所付的代價。

再比如反右時，很多人對每個單位必須按比例劃出右派感到不解，但他們強迫自己相信這種小範圍內的冤枉好人是為了在全國範圍內粉碎右派進攻，因此是必然的。經過幾次類似的政治運動，人的道義良知就會麻木，就會被「黨性」所代替，而「黨性」說到底就是黨自稱所代表的歷史必然性。

那麼，這種必然性和決定論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大影響呢？網上近年來有一種在一部份青年人中流行的論點說：「『六四』時我要是鄧小平，我也鎮壓」就是一個事例。它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六四」的開槍鎮壓雖然在道義上是錯的，但卻是符合歷史必然性的。

因此，只有當我們能用人最基本的道義良知來取代所謂「歷史的必然性」的時候，我們才能看清很多被扭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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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性”與“道德的意志”。

在“不道德”面前，道德律令是絕對的，發自內心，然而是理性的產物。

在誘惑或壓力面前，實踐道德維護道德經常需要意志。

在一個人，道德理性的存在先於道德意志。在現實的考驗中，道德理性需要道德意志來撐持。

道德理性間接源於良知。道德意志直接呼叫良知。

【良知的自由活動】是成就道德理性與道德意志的先決條件。

不允許、甚至壓制、甚至殺滅【良知的自由活動】就是戕賊道德。

統治者藉著從小灌輸國民“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來壓制全體國民的【良知的自由活動】於未然，國民因此難以成就道德理性與道德意志。

作為以上理論分析的結果，戕賊道德到如此地步的統治者在國內不會有“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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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2/03/history/>
《自由亞洲電臺》

共產黨在中國上臺是必然還是偶然？
寒山
2005.02.03

上個星期和國內一位李小姐在對話節目中談到了一系列和國際共運有關的問題，其中有一個是「共產黨在中國上台究竟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對於任何在共產黨教育下長大的人，這個問題不但難以迴避，而且常常會遇到兩次：第一次是接受黨的教育，黨告訴你說它在中國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是歷史的必然，這是被灌輸的；第二次是當瞭解了黨的種種陰暗面以後，人們不由得會問：這樣一個政黨，怎麼能在這樣大一個國家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呢？這到底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因此第二次是自覺的。

所謂歷史的必然和偶然是共產黨的歷史觀。按照這種歷史觀，凡是歷史上發生的大事，好的也罷，壞的也罷，都是必然會發生的。至於它們發生的具體時間和具體方式，那是偶然的。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不但導致了我們接受共產黨統治的合理性，而且在我們思維方式中扎根，就像病毒一樣，當你產生了對黨的懷疑和否定時從你內心發作，讓你從另一個角度承認黨統治的合理性。

很多人在第二次遇到這個問題時，他們往往會以為是在獨立思考，黨並沒有灌輸給他們一個結論，因為他們正是從對黨的懷疑和不滿出發來思考的。但是如果他們堅持用「歷史的必然和偶然」來解釋共產黨在中國的上台和維護統治，那麼可以肯定地說，十有八九他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雖然在奪取和維護政權的過程中幹下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但是沒有辦法，這一切都是歷史的必然。

而當你承認這是歷史的必然時，你就會放棄對歷史事件的道德評判：因為所謂必然就是沒有選擇，而只有在多種選擇並存的時候，人類的道德良知才會在選擇過程中起作用。而當你放棄了對歷史的道德評判時，你也就喪失了人類良知。

那麼為什麼接受了「歷史的必然和偶然」這種思維方式的人常常會自發地得出和共產黨一樣的結論呢？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如果「必然和偶然」確實是存在的，那麼我們怎麼能想像這麼大的一個政黨和這麼漫長的革命是歷史的偶然呢？這是稍有理性和常識的人都會明白的。因此，當一旦人們用「必然和偶然」來思考問題時，就已經隱含著對黨有利的結論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們接受了「必然和偶然」這個邏輯，那麼無論我們對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在感情上多麼厭惡，在理性上我們離承認它的合理性並不遠。

說到底，所謂「必然和偶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之一黑格爾那裡來的，是黑格爾的歷史具有客觀意志的另一種說法。

在哲學家那裡這是一種思想的偷懶：只要用這個公式來套，那麼結論就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政治家那裡這是為自己辯護的最方便的藉口，是成王敗寇的玄學版本：只要政權在我手上，我就可以說這是歷史的必然。

而到了廣大群眾那裡它則變成了用哲學語言包裝的現代宿命論：我命中註定被這樣一個政黨所統治，我沒有別的選擇。

當這種現代宿命論被一個獨裁政黨利用和強化的時候，就成了維護它的統治的意識形態。

世界上不止中國一個國家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從「必然和偶然」的角度來解釋歷史，則恐怕只有在中國才如此普及。翻開美國的歷史教科書，我們看不到美國的獨立和黑奴的解放是「歷史的必然」這樣的說法，連「必然和偶然」這樣的哲學詞彙都看不到。我們看到的只是形形色色的人的奮鬥。

西方的歷史教科書在介紹反法西斯戰爭的時候，從來不說冥冥之中有一個歷史規律或者歷史的必然性決定了法西斯必敗，民主國家必勝，只是說捍衛自由的意志最終壓倒了極權主義消滅自由的意志。

歷史是人創造的，自由和奴役都是這種活動的結果。如果我們缺乏爭取自由的意志，相信自由會隨著「歷史的必然性」而到來，那麼歷史就會倒退。我們在推翻清王朝以後又被遠比清王朝更專制的毛澤東王朝統治了三十年就是例證；我們在總算等到江澤民下台後又迎來了要以古巴和北朝鮮為榜樣的胡錦濤則是最新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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