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mjdrw/916145.htm

“政治是我的能力跟興趣”，“除了政治外，我其實沒有一技之長。”在政壇上，極少穿西裝的段宜康，骨子裏一反他那牛仔褲、T恤、球鞋的隨性裝扮，是個勇於挑戰權威，直諫敢言的倔脾氣。不論外界如何評價，這位民進黨內的“外省第二代”，始終不改“做個不一樣的政治人”的初衷，宣稱要在日益沉淪的民進黨內，做最後的“政治防腐劑”。然而，2004年“立委”選舉，段宜康在高民調支持下，以3.55萬票意外落選，痛失連任之機。原本是民進黨“新潮流”銳意栽培的明日之星，今後將怎樣繼續在政治舞臺上舞動長袖？

民進黨內“外省仔”

1963年出生於台北眷村的段宜康，祖籍江蘇，是民進黨內少有的外省第二代。但他比一般外省人更具備“黨國”背景。段宜康父親的姑丈當過國民黨省黨部副主委，權傾一時，更被歸為蔣經國人馬，後遭陳誠外放香港。親祖父則屬國民黨週邊派系“民主同盟”，而外祖父更是死忠的國民黨員，還是軍統局高級幹員，1949年赴臺接管台灣治安，後來變成老“國代”。雖然藍到發亮，但段宜康卻遺傳著父親厭惡國民黨威權統治、黨國不分的基因。段宜康的父親在大陸學生時代就是學運的活躍份子，1946年抵臺後並沒有加入國民黨政府，而選擇了較具自由氣息的報社工作，是前《大華晚報》的總編輯。

“我父親信仰自由主義，從小跟著爸爸看魯迅、巴金的小說，全是當年的禁書。”段宜康從小就不是個安分的孩子。但真正令他政治意識覺醒的是在成功高中念高三時遇到的一件事。他在班會上公開主張不應那麼早加入政黨，結果“教官氣極敗壞的跑來罵我不愛國！我怎麼不愛國？加入國民黨跟愛國有什麼狗屁關係！

那是一個衝擊，我原本對政治沒有太大興趣，那次被指責後，也促成我大學開始關心政治。”考上台灣大學政治係後，段宜康開始涉足學生運動，並大力抨擊教官介入校係運作，讓教官頭痛不已。段宜康家裏接到學校“警告”通知，難免會被長輩責罵，母親很擔心，只有爸爸支持他說：“如果年輕時不革命永遠沒有機會！”段宜康說，“這句話影響我到今天”。其結果，“理想性高”、“不願被駕馭”、“敢言並勇於承擔後果”，成了段宜康的性格。而說到自己的“反國民黨史”，段宜康滿臉是對國民黨的不屑，“我對國民黨太了解了！”日後在民進黨為了“總統大選”而大打國民黨黨產、連戰家產的過程中，段宜康扮演了相當吃重的角色，應該也是他反國民黨的再次體現吧。

受時代和環境和驅使，學運世代的從政人士絕大部分都加入到了民進黨陣營，段宜康也不例外，大學畢業、服役退伍後，便投入了政治圈，被民進黨新潮流係所吸納，走上了“外省人獨立運動”的不歸路。他在新係“立委”盧修一、洪奇昌、戴振耀、葉菊蘭、李慶雄聯合辦公室做過助理，曾為“立委”洪奇昌、澎湖縣長高植澎等人在台南、台中、澎湖助選，還擔任過高植澎的秘書。在新係有計劃安排的全臺“趴趴走”之後，1994年底，段宜康選定台北市萬華區落腳，競選市議員。該區台灣本土意識濃厚，段宜康特別選定在此參選，是因為他“不相信外省人在萬華不能生存”。結果，他以一口“比台灣人說得還好”的“臺語”（閩南話），讓民進黨支持者“認同”了這個外省仔，順利當選。4年後段宜康再獲連任。

作為一個在島內族群矛盾糾葛之下成長起來的外省人，段宜康在民進黨內對台灣族群問題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與思考。1996年4月20日，他參加了TVBS的“跨世紀辯論”，有關族群問題的演說引起強烈反響。肯定者有之，罵他“與新黨合流”者也不少。為此，他公開對民進黨造就族群矛盾並不斷從中漁利的做法予以痛批。認為民進黨不能因為有了段宜康這樣的外省人而回避族群成見，“民進黨早期利用族群矛盾所引發的對立來教育動員支持者，這樣的惡因結下今日民進黨群眾全面對‘大和解’反彈的惡果。當支持民進黨的福佬人群眾習慣用說福佬話的程度來作為判斷一個外省人有多認同台灣的標準時，當民進黨內的外省人被迫用更多的口舌或更激烈的行動來強調他們的‘台獨’立場時，當用過度簡化的口號將所有的外省人都打成‘外來政權’的一份子時，怎麼可能要求外省族群不對民進黨和民進黨所說的‘獨立建國’心存疑懼？”並指出，“族群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誠懇而妥善的處理，勢將成為民進黨發展的致命障礙”。所以“民進黨應當率先表現出促成族群和解的誠意”並“徹底的反省”。

2001年當選“立委”後，段宜康還曾以“外省人的原罪”質詢過“行政院長”遊錫堃，自稱要以一個外省人反國民黨、認同“台獨”的實際行動證明，外省人沒有“原罪”，不該在本省人已然“翻身”的今天，再次淪為“福佬沙文主義”孤立和打壓的對象。

“新潮流係”一戰將

作為民進黨內的最大派系，“新潮流係”對於年輕人的栽培一向不遺餘力，且有一套縝密的人才培養模式。被培養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段宜康。在學生時代就參與黨外“編聯會”運作，後加入“新係”的段宜康，第一次參選市議員就是在“新係”大老集體募款之下當選。1999年9月，段宜康擔任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幹事長。因為段的表現受到肯定，“新係”於2001年安排其轉戰“立委”，全面接收大老洪奇昌的地盤，等於保障當選。2003年9月，“新係”政協會議打著“世代交替”的旗幟，一致同意由段宜康接任派系的總召集人，承擔起帶領“新係”繼續前進的重責大任。

“新係”讓40歲的段宜康擔任派系龍頭，除了世代交替的意義外，還有讓“新係”與當權者保持距離的用心。而段宜康的個性和能力恰好是新係的一時之選。

段宜康一貫敢於直言犯上，在市議員任上，就與同屬“新係”的臺大同學江蓋世、李建昌合組“蓋建康”質詢小組，在廢娼、斷水電、曾振農事件等政策作為上，痛批同黨市長陳水扁鐵腕獨裁、理念不一，成為當時陳水扁及市府官員必須面對的炮火最強的同黨議員。轉入充斥著政治謀略的“立法院”後，段宜康仍是一副執著敢言的做派。特別是陳水扁執政後，無論是對陳水扁及民進黨當局的政治酬庸行為、失去改革動力、政策搖擺反復、一人獨斷獨裁，還是對扁李關係、人權政策、黨主席選舉機制、“陳呂配”、“公投”綁“大選”、“制憲”時間表乃至陳水扁身邊人濫用公權力的羅太太事件，段宜康都不假辭色地站在第一線重炮抨擊，甚至撂下重話，表示當黨紀與他信奉的理念相悖時，他會選擇辭去“立委”！2002年，他曾因謝長廷安插謝係人馬擔任民進黨青年部副手而拒接青年部主任職務，迫使民進黨重新尋找主任人選。

段宜康之所以言人所不敢言，時常針貶黨內高層，並非是因為他的外省人身份，而是內心對民進黨的反省和期盼。他說不能讓社會覺得“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他認為民進黨的學習能力極強，這是個優點也是個缺點，因此，更應該有人敢“嗆聲”。作為“新係”新任龍頭，段宜康坦承，隨著“新係”成員的擴大與公職人員的增加，“新係”政協會議的討論越來越窄，他憂心，未來的“新潮流”會淪為那種只會算計多少席“立委”、中常委或中執委等職位，工於政治謀略卻失去中心價值的政治派系。果真如此，“空心”的“新係”要不了多久就會耗損殆盡，淪落為“公職人員俱樂部”而已。而沒有了“新係”的民進黨，其實與國民黨的差異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因此，2004年8月，“新係”舉行20週年紀念研討會時，段宜康在會上直指“缺乏思考與嚴肅討論是當前新潮流最大危機”，而舉辦研討會，就是希望能帶動“新潮流”內部討論風氣，不斷思辯，不斷進步。段宜康這回要對抗的是“新潮流係內部看不見卻急速墜落的權力沉淪”。

段宜康以政治實力證明他做好了“世代交替”的準備。2004年7月，段宜康當選民進黨中執委。

10年政治夢乍醒

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段宜康意外落選。此時，他不僅要面對個人敗選的結果，還要面對來自黨內其他派系對“新係”批扁“監委”名單、臺美關係而引發的指責甚至圍剿。

對“新係”的處境，段宜康了然於胸。這波風暴，除了長期以來歷經多次初選、內鬥、人事角力埋下的的恩怨情仇之外，接下來的黨政佈局、黨主席之爭、“閣揆”保衛戰、明年的縣市長、後年的北高市長，乃至2008的接班人戰爭，都是帶動派系相互攻訐的催化劑。特別是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新係”拿下23席“立委”，世代交替堪稱順利，若再加上幾位沒有正式“入流”但加入“流團”運作的“立委”，總數可達28、29位，令其他派系產生嚴重的威脅感與危機感，所以招來了其他派系的聯手圍剿。面對未來民進黨內勢將更加激烈與兇狠的派系鬥爭，段宜康如履薄冰。他說，“新潮流要再觀察，謹慎地處理外界這些不友善的批評”，“新係也將韜光養晦，並加強與各派系的溝通”。

對個人敗選，他一邊安撫替他抱屈的同志，一邊“感謝”落選使他有靜思沉澱、好好反省自己的機會。他說，“1994年我開始決定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時，我就告訴我自己，我的每一個老闆、身邊每個政治人物都是我的鏡子，他們一舉一動，有什麼值得我學習、警惕的，我告訴自己隨時要記得”，“從政10年之後，我的這面鏡子已經慢慢臟掉了，或是忘掉了”；“過去這3年，我每天攪在選舉的邏輯裏，攪在議程裏，對政治環境不敏感、不在意，變得鬆散、驕傲”。他說，“在政治場域久了，你會非常習慣權力遊戲，會愛上權力的滋味，曾有立委告訴我‘嘸做立委，我會死啦！’他沒有辦法忍受人家對他不尊敬不客氣、不幫他做事、走在路上沒有人認識他，這是一種習慣，每個人都會掉到這個習慣裏。”段宜康宣稱也怕自己習慣權力的滋味。段宜康對自己的未來評價說，“我早已是昨日的明日之星，後起之秀很快就能幹掉我，更何況，我與權力核心沒有關係，未受到特別重視”；“在我有限的政治生涯中，我知道我的個性，只適合扮演民代的角色”。

2005年3月，民進黨通過“任務型國代”候選人名單，段宜康列名其中。雖然暫時失去“立院”舞臺，但自稱“除了政治，沒有一技之長”的段宜康，雖然自認“樹敵太多，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有些厭倦”，但頗具實力的他，在“新係”的團隊氣勢和對手的刺激下，爆發力瞬間即可展現出來。果然，時間不長，10月，段宜康與羅文嘉聯手發起了“新民進黨運動”，強調要通過反省找回民進黨的價值和清廉形象，並迅速得到絕大多數黨籍“立委”的連署支持，掀起了一場引人關注的“改革運動”，也引發了黨內高層、派系、世代之間的多重矛盾和鬥爭。目前這場運動仍在持續發展之中。

蜥蜴為伴家暖心

段宜康辦公室一角，有一個大玻璃缸，那是豹紋守宮、肥龍、孔雀刺蜥蜴、岩針蜥蜴這4種小動物的安樂窩，窩中不僅有它們的美食小蟋蟀，還點綴著綠植、石岩。段宜康從小到大養過不少動物，小學時養狗，最多時有5隻；高中、大學時養魚，至今仍是“養魚專家”。前兩年開始喜歡上了帶著冷冷神情的爬蟲類動物，他養蛇、變色龍、蜥蜴等，段宜康早習慣有寵物陪伴的日子。他說，人不管在社會上的地位、角色是什麼，總是難以擺脫無力感的糾纏，能依自己的意願幫一群小東西安置他們喜歡的安適住家，對於舒解政壇上的壓力、緩和情緒有很大的助益。何況，變色龍、蜥蜴都聞得出主人的味道，這讓他體會到一種有別於政治的溫情和純粹的“認同感”。段宜康的助理們不否認，段宜康喜歡冷血動物多少與他冷靜的性格有關。

段宜康辦公室裏的另一景是滿處擺放著的家人的生活照。能讓段宜康展現溫情的另一個開心所就是自己的小家。重視家庭生活的他，為了老婆對戲劇興趣缺缺而忍痛割捨，只保留下讀歷史書、看偵探小說的嗜好。老婆不愛吃香菜，段宜康有幾次沒留意買了加香菜的便當，回來後立刻又衝出去再買一個給老婆吃。段宜康的老婆陳麗文有美編方面的專才，也是段宜康的智囊。在段宜康的歷次選戰中，她不僅一手操辦競選文宣的設計，而且陪著段宜康掃街拜票，夫妻同心，相得益彰。2002年剛有小孩時，段宜康晚上除了做叩應節目，幾乎不參加其他的應酬，在家經常是一邊雙手抱著兒子喂奶，一邊用腳給女兒推搖籃，完全是個溫柔奶爸的形象。現在段宜康越來越希望在外面的應酬少一點，在家裏陪老婆、帶兒女的時間多一些。不過，作為“新係”領導人的段宜康的這些想法不知何年才能實現了。（徐青）

以下引自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BIG5/43948/3739302.html 

台灣老榮民——被人遺忘的角落

2005年09月30日08:30

去台灣駐點多次后，有位朋友突然說起：“你應該去看看老榮民。”

　　“榮民”是台灣對服役多年的退伍軍人的稱呼，所謂“榮譽國民”，老榮民則已成為1948年、1949年隨蔣介石退居台灣的那批軍人的特定稱呼。從高階職位退下來的榮民退休金不算少，可以頤養天年。這位朋友讓我去看的低階老兵。

　　在台北的繁華鬧市，是很難看到這些老兵的。一次駐點，我特別到負責榮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的網站瀏覽，進入屬於老榮民的“榮民之家”網頁，我榮幸地成為第537個訪客。一位父親就是榮民的朋友，聽說我要寫一篇關於老榮民的文章，好心地問我：會有人看嗎？老榮民已經被大多數的台灣人遺忘了。

　　最糟的不是遺忘，而是污名。民進黨執政后，島內一度談大陸色變，對大陸懷有感情的老榮民，也不能幸免，被指“通共賣台”，還有甚者攻擊他們是“台灣寄生虫”。台灣的媒體對老榮民鮮有報道。很少的報道中，也絕大多數是參與詐騙、被人欺騙，或者自殺、事故等黑色新聞。這也難怪，這群年紀至少70歲的老兵，每月退休金隻有1.3萬元新台幣（合3000多元人民幣）左右，而在台北，街頭小店的一碗面也要100元新台幣，老榮民生活都難以為繼，甚至幾年前，“退輔會”也從人道出發，建議允許老榮民回大陸安度晚年，以他們的收入，在大陸的農村生活還是綽綽有余的。又老又窮，再加上少小離家，沒讀過什麼書，老榮民自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底層。

　　被人左右的人生

　　一次駐點，我們來到台北縣北投林裡，傍山有一片違章建筑，數十間簡陋板房裡住著一批老兵。我們去時，幾位老榮民正坐在路邊的破椅子上聊天、晒太陽。聽說我們從大陸來，一位姓劉的老伯笑了，說：“我是湖南人。”劉老伯說，他18歲時是被抽丁當了兵，“我抽到了第二個，以為當兵很好玩，其實一點不好玩。”就這樣一路打仗，南京、唐山、北京都去過。有一次打著打著，一搭話，原來是老鄉，“自己打自己干什麼嘛？”劉老伯說到這裡，長嘆一聲。后來，他就一路走，也沒明白怎麼回事就到了台灣。

　　從1948年、1949年開始，100多萬人隨國民黨遷移台灣，其中有60多萬是軍人。大多數老兵都有著類似劉老伯的經歷，十幾歲的年紀糊裡糊涂當了兵，渡海赴台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一去將幾十年都不能再回故鄉。

　　當時的台灣從自然環境到人民生活都比久經戰亂的大陸要優越，20歲不到的年紀重新開始生活也不是難事，但是各種復雜的原因 ，他們仍然沒有進入正常生活軌道。

　　1952年，台灣當局一方面實施“精兵政策”，讓老弱殘兵從軍中退下來﹔另一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的需要，設法使軍中有過戰斗經歷的年輕士兵留下來。因此規定，青壯士兵無論當年在大陸是志願或被迫從軍，都被晉升為“士官”，服務年限也相應延長，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

　　而為了便於管理，這些士兵還被各種條件限制不能正常成家立業。當年的理由簡直有幾分可笑，為了防止女匪諜假借結婚之名滲透軍中，也為了避免軍人因為結婚而分心，國民黨當局制定了所謂“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和“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規定隻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且以“軍人身份補給証”作為軍人唯一的身份認証和管理依據，而現役軍人除非在軍營以外的地方仍擁有家庭，擁有棲身之所，才能申請身份証。簡單地說，一個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而沒有家庭，也不能領取身份証。

　　這些限制使得本來已經語言不通、習慣不同的老兵根本無法融入台灣社會。1959年，執政當局才將婚姻限制放寬到年滿25歲的所有士官都可以結婚、現役士兵服役滿三年也可以結婚﹔1968年又修正“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讓大多數的軍人可以擁有身份証。但此時，那些低階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歲。

　　最低層的兵日子都不好過。開始不讓退役，劉老伯指著背后的綠樹成蔭的山坡說，“這山上以前都是石頭，都是我們種的樹。”不過，他還是想盡辦法退了。“當兵不自由啊。”退役后，不懂技術，找不到什麼好工作，什麼雜活都干過。

　　至於住處，不少老兵就在自己開荒的地方落腳，自建一些簡單房屋，后來漸成村落，老榮民的村落。這些房子內部空間很小，也就是十多平米，房子之間互相緊挨著，狹小的過道隻能容兩個人穿插而過。

　　86歲的黃傳金老人終身未娶。他出身在湖北孝感的農村，1946年被抽壯丁來到台灣。他由於有輕度中風，靠從大陸過來的女兒照顧，女兒也60歲了。我們走進了黃傳金老人的家。屋子裡非常的簡陋。房間成一字型排列，臥室裡放著兩張單人床、一個衣櫥和一張桌子，空余的地方僅容一人站立。中間是一個能放下一張長沙發的過道，放著一張飯桌，既是吃飯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過道連著廁所和廚房。房頂距離地面也就2米，顯得很壓抑。

　　當時，作為當局“安置計劃”的一部分，退役的老兵也成為台灣基礎建設的主力軍，從1961年起，有將近4500個沒有達到退休年齡而想退役的士官，組成兩個“開發總隊”，沿著台灣花東縱谷進行墾荒工作。開發隊的成員，要至少勞動兩年以上，否則隻有身體較差、無法負荷墾荒工作的人才能提前退伍。台灣從南到北都留下了這些退役老兵的足跡，島內最著名的中橫公路就是老兵們當年修筑的，很多老兵有爆破經驗，修路時的爆破工程自然不在話下。這些道路至今也是島內的主干道之一，不過，走路的人向來是不會記著真正修路的人。有人叫老榮民“台灣寄生虫”也就不奇怪了。

　　痛苦一生的婚姻

　　婚姻幾乎是每個老兵一生的傷痛。

　　劉老伯說：“我老婆糖尿病，過世了。”再一問，劉老伯才慢慢講，以前沒結婚，因為沒有錢。60歲才娶了老朋友的女兒，她，22歲，“給了5萬塊訂金。”年齡為什麼差距大？她腦子有病，劉老伯搖搖頭，連飯也不會做。那十幾年，要照顧她，還要工作養家。劉老伯不願多提舊事：“他早就要把女兒訂給我，我不要。沒結婚時想結婚，結了婚就后悔了。不會再娶嘍。”

　　一位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欒先生說：“語言不通，又不識字，當時什麼樣的人才肯嫁這些低層老兵呢？不是殘疾就是智障。常常看見他們娶的媳婦，一瘸一拐地來了，或者嘴斜眼歪，都不少見。”

　　七十年代，在后裡馬場，一位老兵娶了一位全身萎縮的媳婦，一動也不能動，每天躺在床上，吃飯喝水都要喂。老兵當時在馬場工作，每天喂馬、放馬，還要回家照顧她，平時還要找時間上街撿垃圾，好多賺一點錢。

　　年輕的欒先生不理解，問他：你這是何苦？他說：你們年輕人不懂，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花錢出去找妓女了，也不會染上什麼病。

　　即使如此，根據“退輔會”統計，有超過5萬以上的老榮民始終未婚。

　　台灣解除戒嚴后，老榮民間開始流行到大陸娶妻。不過，雖然都是60歲以上的年紀，但是每個老榮民省吃儉用積攢下的錢在大陸很多地區還是很有誘惑力的。因錢而嫁的大陸新娘，有對老榮民照顧有嘉，讓他們晚來享福﹔也有不少唯利是圖的。

　　大陸新娘在台灣是弱勢群體，“老榮民”卻被大陸新娘騙得最多，有的甚至被騙的很慘。

　　77歲的高老伯就是如此，他說，之前娶的一位大陸新娘把他迷昏，拿走了他的全部積蓄就跑回家去了。另一位老先生，也被老婆騙走200多萬元新台幣，但他表現出很無悔的樣子，說反正是給大陸做貢獻了。

　　盡管如此，不少人還在前仆后繼地迎娶大陸新娘。理由很簡單，孤獨，想念家鄉，他們回不了家，但對家鄉的一山一水還是記憶猶新，而且年紀越大，越是懷念老家。但現在回去，又不能適應了，不要說環境，連天氣都有點過不慣了，因為畢竟在台灣過了大半生。大陸新娘成為他們的感情慰藉。66歲的陳宜奮說，這麼大年紀了，娶老婆干什麼啊，因為孤獨。兩個人說說家鄉的話，做點家鄉的菜，回憶起小時候的光屁股生活，晚上有人睡在旁邊，感到安慰和溫暖。

　　當然，騙老榮民的也不僅是大陸新娘。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由於他在大陸有不愉快的遭遇，一度想娶個印尼太太，欒先生勸他：“你六十多歲，娶一個二十幾歲的，別的不說，身體就對付不了。”他聽從了。第二次他又要娶，也是個印尼女人，比他小幾歲，年齡還相當。但是現在的情景是，他每半年領一次退休金，拿到錢后，他的印尼太太就會按時回來和他住上一個月，然后帶走他的一半退休金離台回鄉，因為這是結婚時說好的。平時，表哥仍然一個人孤獨地過著日子。

　　歸鄉路如此曲折

　　1987年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很多老兵喜極而泣。然而歸鄉也並不是沒有尷尬和傷痛。

　　77歲的朱有福是上海人，1949年從上海坐船來台灣。當過海軍。1955年退伍，成家，老伴1978年去世。

　　朱有福說，1949年有一個口號是：“一年准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我們堅信是能成功的，誰也不會去懷疑這個口號，誰懷疑誰的思想就有問題，思想有問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誰都相信這句話，因為蔣介石是神。可是一喊就是幾十年，就再也沒有回家過。那時回家的決心不隻刻在心上，還刻在身上。說著，他伸出左手，往上撂起袖口，我們赫然看到了刻在他手上的“反共抗俄，民國40年1月1日”的藍色字跡。皮膚已經失去光澤，但印跡卻難以去除。他說他當時所在的裝甲兵隊1000人身上都刻下了這樣的印跡，他們也就是在這樣的決心下，日思夜想地反攻大陸成功，想打回老家。

　　“剛開放，我就回去了。”劉老伯開心地說，那時，媽媽已經去世了，沒見到，老父親還在。“父親還認得我呢，現在他已經過世了。沒趕上見面，他們三天后，打電報給我。”說到這兒，劉老伯混濁的眼睛泛起一層淚光。第一次回大陸，劉老伯說，看到家裡屋子正中挂著一個毛澤東的畫像，便立刻遮上眼睛說：“這是誰啊，挂這裡？我不想看。”果然，第二天，畫像就被取走了。說起這件事，劉老伯表情很得意。

　　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來台灣之前，曾在大陸娶過一個媳婦，還生了一個女兒。

　　兩岸解禁后，他立刻回到家鄉尋親。妻子是已經過世了，當地幫他找到了女兒。

　　他給女兒一家蓋了房、買了三大件，還買了一輛摩托車。十幾年前，摩托車在家鄉的那個小地方，還很轟動，平時有什麼活動，甚至由他們騎著摩托車在前開路。可是女兒還是不滿足，找各種名義向他要錢。

　　表哥隻是從上士退伍，沒有太多退休金，不久，他就開始感到經濟壓力了。台灣的家人出主意，讓他和女兒談談，告訴她們其實他自己也沒什麼錢。一深談，表哥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才發現，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女兒，是當地的某人找來的自己親友。

　　表哥從此再沒回過家鄉。

　　快要離開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問劉老伯最后一句話：“你這樣過一輩子，恨不恨誰？”

　　劉老伯嘴角顫動了半天，看不出似哭似笑，隻是混濁的眼睛盈出了淚光，“誰也不恨哪，要恨隻恨自己命不好，打仗沒被打死，活著受罪啊。” 說著，站起來，拿起拐杖，一跛一拐准備回家。不過，他轉而還是開心地說，“過幾天，我就要回老家了。”

　　我們走時，80多歲的周瑞老人揣著手仍在村裡游蕩，他說他會落葉歸根，死后埋在湖北的家鄉。

　　要不了多少年，“老榮民”在整個台灣就將絕跡，“老榮民”也將成為歷史名詞。實際上，也許歷史根本不會記錄他們這群渺小而卑下的小人物，隻是，小人物的慘淡一生就可以被輕易抹滅嗎？ 

來源：人民網

（責任編輯：何晶茹）

我這篇泛藍不一定能接受，泛綠也不一定能接受，但我不會因此「無恥」的說由此證明我很公正…

事實上，我在2004年底曾在此開了一個網站「日本做了什麼」，獲得中時新聞對談徐百川網友的授權，由他寫的「二二八大屠殺的騙局」轉載了上百篇文章，他是比較不認同「蔣介石元兇說」的，這也是我當時的立場。

我現在的立場呢？

經過了一年多，「二二八」仍然吵不停，「二二八」國民黨的確是有錯，但「二二八」不該成為民進黨的「資產」，那些死去的人何辜！！

民進黨真心關懷「二二八」遺族嗎？「二二八」的意義經民進黨一再利用下是否變質了呢？

「二二八」遺族如果對國民黨表示善意，「二二八」遺族如果對馬英九表示善意，馬上就被罵到臭頭，這又豈是「愛與和平」？

其次，由於「二二八」一再被泛政治化，很多人一聽到「二二八」就「煩」，對嗎？

第三，就「大歷史」而言，蔣介石是有他的功勞的，我在論外省人的「原罪」說：

我只認同國民黨兩個功勞，建立中華民國與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對抗日本法西斯是有功的，世界上只有日本與台獨不承認而已，這是他的大功，然而，蔣介石也有錯，在大陸的作為、蔣宋孔陳，威權統治及白色恐怖…等，能說「二二八」與蔣完全無關嗎？

就「小歷史」而言，身為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國民黨、親民黨一絲一毫的關懷，在老兵為什麼那麼挺泛藍的回應中，我只感受到一位小姐對老兵真摰的同情，對國民黨、親民黨的圖騰，我不認為我有任何理由去維護。

如今，北社受害家屬擬求償50億，我認為：

1.人人有訴訟的權利。

2.受害家屬既然選擇「法院」爭公道，說明了他們也充分相信法院，將來不管是訴訟到最高法院或中途和解或一方放棄上訴，都不能再對此事表示什麼不滿意見，不然，豈不是利用逝去的先人？不相信法院又何必上法院？

3.國民黨立委蔣孝嚴質疑此報告的中立性，又拿出史料，對他而言，這在法院上正好用來回復蔣介石的名譽，這不是他的機會？

蔣介石有錯沒錯，是不是「元兇」，不是誰說了算，但我卻真實感受到一些後遺症，有人因為某人是「外省人」就破口大罵，即使是老兵也不例外，網路上也有極多的仇恨份子寫了很多煽動性的話，這都只是利用「二二八」，「二二八」原本是法律問題，後來變成政治問題，現在回歸到法律，又有何不可？

我在論外省人的「原罪」一再強調，在有心人利用下，很多事成為一種「恨」，這是不對的，「外省台獨」的父執輩在國民黨的羽翼下欺壓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後來又投靠民進黨去替他們的族群歧視助勢，壓迫者總是無所不在，我沒有義務容忍。

最重要的是，壓迫者必須被譴責，無論他是民進黨、國民黨、或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