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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一個惡漢三個幫
王怡
2005.12.23
中共的統治框架,從政體上看到底是個什麼模式。用句文雅的話,叫一主三僕。用句通俗的話,叫一個惡漢三個幫。
惡漢就是共產黨及其政治局。一黨專制,這是極權主義的政體特徵。但這個黨也有三個幫,一個喚作人大,一個喚作政府,一個喚作法院。這又帶著憲政民主的政體特徵。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是現代政治學講的三權。共產黨在技術上,必須借助這三權。尤其在文革之後,有一個借助三權的趨勢。六四屠殺和全面市場化之後,又有一個借助三權的高潮。這個高潮一直持續到現在。共產黨把這個趨勢叫做法治化。中國人嘴上不說,心頭嘹亮,所謂法治化,就是三權起來,把黨權幹掉。等到三權就像三座大山一樣,最終把黨權壓趴下,中國人就可以建造自己的民主社會了。
但黨權高高在上,把三權強姦了。共產黨的三個代表理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去理解,其實他拐彎抹角想說的,是說我就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代表。就像一個惡漢,養了三條狗,三根繩子都牽在自己手上。想咬人的時候,就讓三條狗相互配合,分工合作。
但社會也在變化,我們的人大、政府和法院,幾十年來狗也做過了,奴才也做過了,就是還沒有做過人。他們其實也是很想做人的。所以觀察中國政治的轉型,一個最重要的思路。就是看三權之間的衝突。如果這個惡漢如日中天,三條狗就一致對外。如果這個惡漢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這三條狗就要狗咬狗了。就像老子還沒有死,三個兒子就開始吵架分家產,說誰才是大狗,誰又是二狗?
最近就有一個狗咬狗的動態。全國人大在12月20日,通過了一個《司法解釋審查備案工作程序規定》,說為了維持法制的統一,要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進行備案和審查。在我眼裡,這是12月份中國政治變遷最重要的兩件事之一。另外一件是中共在廣東汕尾東洲鄉,冒天下之大不諱開槍殺人。這兩件事加起來,暗示了中國社會最大的隱患。
槍殺平民,固然是決不能原諒的政府罪行。但我其實相信,如果可以不開槍,共產黨會比老百姓更不願開槍。為什麼?因為開槍是最後一招啊,開槍意味著共產黨的一敗塗地,開槍意味著除了槍之外,他沒有其他可以開的了。開會沒有用了,開支票也不行了,開溜的也早就開溜了。不管是誰下的這個狠心,開槍就意味著共產黨承認自己除了軍隊之外,已經輸得褲子都沒有了。如果還能保持先進性,傻瓜才開槍呢。
槍聲一響,中國的問題就變成了兩個。一個是到底共產黨還能撐多少年?二個是一旦他撐不起了,那三條狗怎麼辦?三權之間到底怎麼來分這個家產?
最近十幾年,人大、政府和法院,其實都在茁壯成長。其中政府膨脹得最快,但政府的膨脹在觀念上沒有正當性。所以人們普遍希望通過立法權的崛起,和司法權的崛起,兩頭夾擊,去制衡政府的權力。但人大和法院,一旦黨權衰落了,誰才是老大?這才是中國未來政治轉型最嚴重的問題。
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三權分立、相互制衡,沒有老大。這種情況對司法權最有利,因為這種體制下,法院的裁判權威,事實上會佔據一個最崇高的位置。這就是美國的模式。也是國內自由主義者中比較主流的一種傾向。另一種是立法權最大,人大開始牽狗繩子。這是體制內學者比較主流的一種傾向。
最近幾年,人大、法院和政府之間的明爭暗鬥已經越來越明顯。共產黨會不會垮臺,這是偽問題。我們根本不需要討論,需要的只是等待和行動。但共產黨一旦垮了怎麼辦,這才是真問題。
十幾年來,最高法院一直通過司法解釋的手段,搶奪法治化的主導權,也積累未來的政治資源。人大一個法律出來,也許只有200條,法院一個司法解釋,可能就有400條。現在執行難,不管用,都不要緊。只要共產黨垮了之後管用就行了。有時候一個法律在人大那裡長期出不來,法院乾脆就自己制定司法解釋,替人大立法了。
人大已經忍了很多年。這次藉著全社會都呼喚啟動違憲審查的機會,正面回擊。對司法解釋進行備案審查的意思,就是公開宣佈三權之中我最大。等老頭子死了,家產都是我的。但這是公然的侵犯司法獨立。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很嚴重,因為換個憲政國家,就這一個規定,已經導致憲法危機了。這個規定的意思,就是要求重新洗牌。
現在問題還不大。黨權還壓得住檯面。共產黨把繩子一勒,三條狗誰都不敢叫。等到共產黨沒有力氣勒繩子了,三權之爭就浮出水面,沒有人可以駕馭得住。一個人如果有起碼的責任感,知道自己要死了,就應該趕快寫遺囑。如果共產黨在自己還能駕馭三權的時候,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比他在東洲鄉開槍殺人還要可惡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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