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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186項符合"學院的研究生" "工地上" "現實江湖"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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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這篇文章發表於《中國青年報》內部的《採通網》，日期可能是2006-1-16。網路出版於2006年1月16日的《議報》第233期上有這篇文章。
2006-3-12的《明報》登了這篇文章，附有編者按語，如下：
編按：《中國青年報》旗下週刊《冰點》被封殺後，已於3月1日復刊，原負責人李大同和盧躍剛同時被免去週刊主編及副主編的職務。盧躍剛因何被免職？他將本文交由本版發表時，附有一註，或可看出端倪。作者註：這篇文章最早發表於《中國青年報》內部的「採通網」，是「冰點事件」中本人被免職之第一大罪狀。二十一世紀因言獲罪，此一極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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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weekly.com/big5/viewarticle_big5.aspx?vID=2860>
《議報》第233期(2006年1月16日)
<http://china-mediaspace.blogspot.com/2006/03/blog-post_114215183320998745.html>
2006-03-12《明報》世紀人文‧關懷‧視野D10
有一個人，叫「劉賓雁」
盧躍剛
2006-1-16
北京時間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座。我的聽眾是新聞學院的研究生。主人給我定的題目是《以人民的名義》，是我1993年發表的一篇報告文學的標題。
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要換一個題目。我從黑板上擦去原題目，板書五個大字：「記者的底色」。
為什麼要換這個題目？我告訴大家：我們今天要在這裡紀念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說，一個記者，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這個底色是什麼？是主見，是立場，是價值觀，是徹徹底底的人民性。然後我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啞然，隔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知道」。這是一個不確定的「知道」。我又問：「你們知道劉賓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靜。我相信，除了邀請我來講課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們，沒有人讀過劉賓雁的作品。
我說，劉賓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劉賓雁是我中國青年報的前輩，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右派平反後，由中國青年報國際部調到人民日報，任機動記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等。我說，劉賓雁是中國新聞界、知識界的良心，你們不知道劉賓雁，當記者不是好記者，當學者不是好學者！研究當代報告文學史和新聞傳播史，劉賓雁絕對繞不過去！眼前的「寂靜」證明，劉賓雁被繞過去了。我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
劉賓雁1988年去國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時間。短短的十七年時間。忘得真快，忘得真徹底。這可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課堂！
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面對這些單純而茫然的臉，我能說什麼呢？原來準備的講座內容，這種情形，已經沒有意義了。我沉浸在驚訝和傷感的情緒裡。我只能從劉賓雁的ABC開始講起。
其實，從劉賓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開除黨籍算起，十八年的時間，我經歷過無數「繞過去」的場面。
下面我要講一個故事。
2000年，大陸報告文學界兩個頭面人物要編輯「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給我寄來約稿信，信中說，誰是主編副主編，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權威，然後說，限於篇幅，每個人交給出版社一兩篇已經發表的代表作品，因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無論是中篇還是長篇，字數在四萬字以內，超出四萬字的，刪到四萬字以內。
我打電話問：「大系收不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作品？」對方說「不收。」
我問：「為什麼不收？」對方說「敏感。」
我說：「敏感就不必編輯二十世紀大系。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大系如果沒有劉賓雁、蘇曉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碼要尊重歷史嘛！」對方說「相信讀者可以理解。」
誰是讀者？哪些讀者？理解什麼？沒有劉賓雁、蘇曉康，還談得上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新時期的報告文學？我說：「不收劉賓雁、蘇曉康，寧願不編這個鳥大系！」
本來我就對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編資格提出質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編的。我給兩位主編寫了一封信，宣佈不參加大系選編，三個理由：1、兩個主編中，其中一個不具有主編大系的資格；2、四萬字以內閹割作品的編輯方針不能接受；3、遺棄劉賓雁和蘇曉康的作品不妥。我還警示說，如果未經我的同意收錄我的作品，我將依法提起訴訟，維護我的著作權。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劉賓雁、蘇曉康一定是沒有的，有沒有盧某人也無所謂。他們不需要嚴謹、誠實的歷史態度，不需要全面準確地告訴讀者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脈絡和真實歷史，不需要讀者瞭解新時期報告文學代表性作家。他們在參與這場為了忘卻的預謀。他們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麼。他們要的是現實江湖地位，而不忌憚是否經得起歷史檢驗。
他們謀殺了歷史，同時謀殺了記憶。
今天講座的情景便是謀殺的後果。這個後果應該在預料之中。
1987年開始，「劉賓雁」三個字就人間蒸發了。我們在新聞媒體上、大學教科書中看不見劉賓雁的名字。我們在書店買不到劉賓雁的著作。劉賓雁去世，大陸新聞媒體沒有刊登一個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發稿時間。我們商量，無論如何要彌補一下。「封底人物」的一週「人物點評」欄目，登了劉賓雁一張小照片，寫了一段如同「訃告」的敘述式文字。結果如何？我的出租車還沒到人民大學，就接到了一個短信：劉賓雁稿子被斃。
劉賓雁稿子被斃，早有思想準備。籌劃時，我們就沒打算能夠發表。我們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飛蛾撲火，就是要準確地告訴總編輯們，我們主張什麼，堅持什麼，尊重什麼。我們必須留下歷史的印記。他們有檢查並終審稿件的權力，我們有體現職業水準、自主編輯有價值新聞的權利。你斃你的，我編我的，我的職業過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當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說到中國報告文學，一定有劉賓雁、蘇曉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們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們不放棄努力。
這層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寫信告訴了劉賓雁先生。
五年前，吳稼祥先生去美國，我請他給劉賓雁先生帶了《大國寡民》和我的自選集三大本書。前者是給我惹了大麻煩的長篇報告文學，後者收錄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幾部中篇報告文學。一百幾十萬字，他居然全讀了，而且給我寫了信。
那時，劉賓雁先生不會用電腦，發誓要在短期內學會電腦。所以，我們的通信只能用手寫。他的每一個字都寫得很認真，甚至很叫勁。他的信，通過他的女兒劉小雁轉給我；我的信，也通過劉小雁，先傳真給他，再寄給他。總之聯絡很麻煩，拐彎抹角，好幾個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帶給劉賓雁先生，有兩層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訴他，我們沒有忘記他，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飆突進地推動報告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在九十年代薪火傳繼有人。
文學界對文學「新時期」的時間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後的整個九十年代是「後新時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實沒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滿目瘡痍，不值一提。
我在國內多種場合講過，我把這二十五年的報告文學（或者叫「報導文學」、「非虛構」寫作更確切一些）寫作按照理性特徵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狂飆突進階段，這一階段以劉賓雁、徐遲等為代表，奠定了中國報告文學寫作的人道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基礎，影響一直到今天；第二階段是以蘇曉康等為代表的浪漫理性階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報告文學寫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個邊。
1988年全國百家文學雜誌參加的「中國潮」報告文學評選和1989年的《河殤》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為什麼我把八十年代的報告文學理性特徵歸納為「浪漫理性」？這與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以及作家運用認識和分析中國問題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識準備有關，也與作家的寫作姿態有關。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寫作在內，知識構成淺薄，認識角度單一，一廂情願，大而化之，眉毛鬍子一把抓，觀念重於事實，宏觀覆蓋微觀，不能準確地把握中國社會市場經濟轉型紛繁複雜的局面和內質，繞過敏感的現實景象，用「文化決定論」去追訴老祖宗的罪過。
我深信，這不是苛責。如果是苛責，也是建立在「六•四我們都有責任」這樣一個基本認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銘心的反省。我們從天上回到了地下，從浪漫回到了現實，從西方回到了本土。這個過程，我稱之為從浪漫理性到「客觀理性」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本質，是換了一個認識中國問題的邏輯前提。這個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氣到觸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識來鋪墊來累積的。
這是一個帶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歸。
然而，無論是怎麼樣的理性特徵，一條主線鮮明其中，就是劉賓雁先生等作家開創的人道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對此，九十年代的報告文學寫作有相當的自覺，同時有強調，正如評論家周政保所說，強調報告文學的知識份子寫作。這是個大題目，展不開說。
我沒有見過劉賓雁先生。我們之間是通過傳說和作品互相認識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終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記者私下交流的一個主題。這是我的一個大遺憾。
中國青年報的兩代人、中國報告文學界的兩代人促膝暢談，將會是何等美麗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這個局面，等來的卻是他的訃告。
之前有人告訴我，劉賓雁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時間，又有人告訴我，劉賓雁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國治病，被當局拒絕。
我的心裡充溢著遺憾和悲憤。
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老人，一個中國老記者、老作家，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中國老記者、老作家，彌留之際，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國，治病，療養，會會親朋好友，親吻生他養他愛他的土地，卻被生硬地拒絕了。讓他回來，可以證明虛懷若谷、從容自信、寬厚大度；不讓他回來，可以證明什麼呢？
一位境外媒體記者就劉賓雁去世電話訪問我（在此之前，我從不接受境外記者的正式採訪），說，「是不是害怕劉賓雁有什麼威脅」？我說：「中國人素有尊老愛幼的美德。劉賓雁先生已經是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麼樣呢？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會有什麼威脅？一個癌症晚期的病人會有什麼威脅？不讓他回來，說不過去！很不人道！」
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宿命麼？講真話必然是這樣的下場？一個記者，一個作家，因為講真話，因為直率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便被兩次開除黨籍，第一次開除，在國內塵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開除，在國外塵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個社會，一種制度，容不得分歧，打擊哪怕是有些過頭的不同意見、批評意見，怎麼可能健康、和諧、有前途呢？劉賓雁先生的示範，對於中華民族，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頓，萬馬齊喑！只能是思想貧乏，創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贏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劉賓雁治喪委員會。我要寫紀念文章公開發表。我要公佈我跟劉賓雁先生的通信。這對我，一個體制內生存的記者和作家，嚴格講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對劉賓雁--一個講真話的殉難者--中國青年報令我尊敬的前輩，我只能這麼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還能做什麼。
2006年1月13日改定
(2006年1月16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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