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面兩種觀點，很明顯第一種在中共不下台條件下，中國實現民主化是錯誤的。我們看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的垮臺，大大小小都經過了民主革命，不論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波蘭，還是蘇聯「八一九」政變失敗，導致了紅旗落地。那麼中共也必然步入蘇聯的後塵，不論大小一定會發生民主革命的，就是和當年孫中山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及立憲派的論戰一樣，因為滿清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為一 ，民主化進程中必然會發生革命。所以，孫中山提出用暴力推翻滿清政府「睹其禍害之末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1905年民報賀刊詞》）的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成功說明了這一思想的正確性。中國大陸是封建專制和共產主義合二為一的，其實，也是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為一，民族矛盾是西藏、新疆等地民族與漢族的矛盾，民主矛盾是台灣、香港、澳門等地與中共的矛盾。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必然會發生革命，沒有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在一起行動，就不會打破這合二為一的強大的中共專制政權。正因為中共是這種政教合一的政府，才膽戰心驚的害怕民主和民族革命，死守專制不放手，瘋狂鎮壓中國民主黨、法輪功、台獨、藏獨、疆獨等。中國民主化進程必須推翻中共統治，解除「四項基本原則」，把台灣、西藏、新疆、香港、澳門等分裂出去；同時必須打破封建專制週期循環，建立民主制度，這也是重新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那種希望中共不下台，就可以直接像台灣國民黨一樣，通過執政黨改革和平實現民主化，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只是和中共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知識分子們，不切合實際的幻想而已。這和戊戌變法後的康梁改革派，反對孫中山民主革命一樣，看不到不推翻滿清王朝，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走向，結果歷史證明了孫中山民主革命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偉大作用。孫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制度在台灣延續下來，而大陸中共政權是滿清專制制度的延續，兩黨有本質的不同，不要被中共表面經濟發展的現象迷惑。八九民運時的許多學生沒有看清中共的封建專制本質，把中共封建專制和西方現代化的民主制度相互混淆，把民主制度下的絕食、示威等形式拿到中共的封建專制制度下來使用，結果是血腥的屠殺。這裡我們不要再犯混淆是非的錯誤，就是說台灣的民主制度在孫中山辛亥革命後已經建立，以後的民主化只是對制度的不斷完善的過程；而中國大陸沒有建立民主制度，中共不下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憲法》還存在，共產黨的紅旗還在天安門廣場飄揚，毛澤東的畫像、紀念堂還在天安門廣場上，大陸就不可能走台灣民主化的道路，這已經被無數次歷史經驗教訓證明了的。八九民運要不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共抱有幻想的話，就不會釀成那麼大的六四慘案。知識分子的錯誤就在於沒有堅定站在人民群眾一邊，沒有形成合力抗爭中共，到頭來只能再一次用鮮血擦亮了眼睛。魏京生說「不管怎麼說，中國從根本上講是個共產黨集權國家，在人權問題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變化。」（1999年12月）這樣我們可以十分清晰的預測到，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道路先走蘇聯民主化的道路，然後再走台灣的民主化的道路，這並不矛盾，在實際運作上二者可能相差無幾，而且相互促進。其原因有三點：一是蘇聯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最大堡壘，它倒台後，中共成了共產國家的最大堡壘。資本主義世界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中共身上，眾矢之的，牆倒眾人推的局面已經形成。二是蘇聯是個多民族農業生產為主的大國，中國也一樣，民族矛盾在民主化過程上起到一定分化作用，就是民族矛盾借助民主化有的也尖銳起來，國家分裂以成為必然趨勢，蘇聯解體後成立了獨聯體，中共倒台後西藏、新疆、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遲早會發生獨立的。三是蘇共倒台後退回到俄羅斯杜馬議會的民主國家。中共倒台後，會恢復到孫中山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共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的垮臺道路之後，怎樣學習借鑒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呢？大陸學者劉鈞銘說「台灣經驗表明，在中國這個土壤上，有中國國民性基礎上，是可以構建民主制度的。不論大家對中國傳統文化怎樣評價，證明它怎麼有利於民主，或多麼不利於民主，中國能駕馭這樣的民主。」（1994年3月）確實，從台灣民主化過程來看，台灣民主化經驗，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絕對比任何外國經驗都值得借鑒。民主制度建立後，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台灣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時，就已經確立，以後只是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共倒台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後，就是要走台灣民主化道路，逐步完善民主制度。

    旅美學者鄭敦仁認為「台灣民主轉型的開端是1986年，當時將經國贊成六大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台灣民主轉型用了十年時間，在1986年到1990年這前一段時間裡，主要是改革舊體制，如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後一段時間裡建立了新體制，包括修憲，最後一步是1996年3月全民選舉總統。」（1998年11月）台灣大學的許卓仁說「國民黨開放黨禁報禁也是形勢所迫，如果繼續鎮壓的話，最多在過十幾年，就可能發生革命。一個是革命，大家垮，一個是革新，大家共存，兩種作為選擇。」（1998年8月）在這個民主革新過程中，蔣經國、孫運璿，《聯合報》及《中國時報》是關鍵的因素。將經國的功勞有兩點，一是在關鍵時候，不許特務鎮壓群眾。二是選拔本省優秀人才予以重用。李登輝的功勞也有兩點，一是他把國民大會間接選舉制改為全民普選，二是他在總統，以本省人的身份做了外省人不能做的工作。」（1998年11月）巴黎大學教授高進說「有多黨民主競爭，政治才會越搞越好，老百姓才會幸福。一黨執政，不許在野黨存在，會倒致執政黨的麻痺大意，不圖進步。我想同是中國人，台灣能民主，大陸為什麼不能？大陸民主了，台獨不台獨對台灣人不是個問題了。不論台灣人大陸人，都為自己的傳統文化自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台灣人在某些方面保存得比大陸更徹底。」（1999年7月）

    歷史不論現在和將來都將證明，台灣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正因為台灣的存在，才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不至於絕代，才把中國漫長的民主化道路縮短，才使大陸人民有了學習民主化的榜樣，才使整個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才能在新世紀裡建立真正的中華共和國！(博訊2004年6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