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成功經驗不僅是中國大陸學習的榜樣，也是亞洲各國學習的榜樣。隨著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台灣經驗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大陸，特別是台灣民主化經驗，對大陸有著更強烈吸引力。這裡主要討論的是：大陸先走東歐、蘇聯垮臺的路，然後，再走台灣的路？還是在中共執政的情況下，直接走台灣的路？ (博訊 boxun.com)

    1、八九民運後，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紛紛倒台，而中共倖存下來，十多年來經濟有所發展，繼續維持著一黨專政，許多海內外學者和民運人士認為，大陸可以學習台灣民主化經驗，在中共執政的情況下，和平的轉化為民主社會。

    例如：香港的吳國光教授說「台灣民主化重要的特點是非常平和。在民主化過程中，權力並沒有從執政黨轉移到反對黨手中，那麼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才發生這樣的權力轉移，這一點給大陸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在經濟發展具有相當基礎的條件下，民眾民主意識相當高漲的情況下，民主化完全可以不打斷經濟進程，不破壞經濟建設的情況下，穩步進行。那麼，也可以現在執政的人物不下台，能夠繼續保持權力。可以看到，中國人有能力實現民主化，可能比其它國家實現更和平更有利於中國利益的特點，就是中國經濟建設不會打斷，民主化不可怕。」（1998年6月）戴晴也認為「借鑒台灣六十年代在大陸時國民黨一樣的專制，到了七十年代，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台灣人民一直爭取人權，領導人越來越年輕，新的知識新的結構慢慢形成。比如江澤民的下面有一代、二代、三代，新的領導會有更加開明的政策，變成民主的活力。另一方面就是社會不斷爭取民主權力，在政府允許的法律之內，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我覺得台灣是個可借鑒的例子。」（1999年6月）王丹也認為大陸也可以像台灣一樣和平演變「台灣民主化得以和平運動，國民黨的主動變革功不可沒，這正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方面。蔣經國取消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取消黨禁報禁，這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關鍵，也是和平演變的重要轉折點。有四個原因：一是政治反對派的壯大。二是美國的壓力。三是執政黨內部仇恨戒嚴。四是社會求變心態。從台灣經驗上看，中共也面臨八十年代國民黨的處境，在大陸出現解嚴這樣的舉動可謂萬事具備，只欠共產黨的改革意願。我們都不願意看到大陸出現社會動盪，都希望和平演變順利進行，這是中共有一定主動權的地方，如果他們有勇氣，順應歷史規律，放棄一部分權力和一部分利益，中國穩定的氣氛還是相當大的。但是，中共鎮壓民主黨、法輪功，民運轉入地下運動，中國的前景更危險。中共反對派應借鑒台灣經驗，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壓力，迫使它變革，推動和平演變進行。」（1999年6月）王文正教授認為，中共應該學習國民黨避免垮臺，他說「台灣民主是一場由上而下的革命，執政黨認識到壓制弊大於利，才有這場不流血的革命。中共現在的處境和國民黨20年前的處境有些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共現在還不敢搞政治開放。」（1999年6月）

    他們的觀點和滿清末年時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觀點如出一轍，康有為保的是少數民族滿清皇帝，而不是漢人的皇帝，在漢族佔大多數的國家裡，這有可能嗎？在說滿清是封建王朝殺人如麻，作惡多端，多行不義必自斃，能保住嗎？他們現在要保的是披著共產主義袈裟的封建皇帝，在現代化社會裡，共產主義思想、紅色旗幟、政教合一的共產主義制度能保存下來嗎？在說中共迫害屠殺人民，積怨甚多，要比滿清的罪惡還大，民眾能夠諒解嗎？他們忽視了一個原則問題，就是台灣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延續和發展；而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政府，中共必須下台，這個國體也必須隨之土崩瓦解。

    2、還有許多學者和民運人士認為，中國大陸必須先走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倒台的道路，然後再走台灣民主化道路。台灣國民黨和大陸共產黨有本質區別，兩國政治制度有本質區別，決不能混淆。

    例如：金鐘先生在《中國民主道路的選擇》一文中說「第二類是台灣民主化。國民黨的一黨獨霸統治，即以中共對抗，美蘇對抗斷交。延之七十年代後期，有台獨運動轉入黨內民主運動，1978年黨外言明國事聲明，要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到1987年蔣經國晚年得以實現，現在台灣以是一個公認的政治全面開放的民主國家。台灣的民主制度建立，是執政黨順應民主潮流與民意，爭取歷史主動權的結果。沒有大的社會動盪，也沒有外國干預，是一次社會成本最低的民主轉型。很多人希望中共倣傚蔣經國，似乎一紙令下，民主成真，共產黨可以和國民黨一樣繼續執政，無下台之餘。中共走台灣之路困難在於：一是歷來中共稱國民黨為手下敗將，效仿國民黨面子變不下來。二是國民黨在理性上從沒否認西方民主價值觀，中共則一直抗拒三權分離，新聞自由。三是歷史包袱不同，國民黨遷台以來，正式判處的政治死刑犯至1997年只有254人，而大陸僅處決的反革命超過台灣的一萬倍，中共的負債性不能低詁。四是國情不同，大小懸殊，對兩岸民主實施有影響。」（2001年5月）

    魏京生親眼觀察了台灣民主社會，認識到大陸民主化，必須拋棄中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他說「台灣是靠自己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國靠美國了，而且沒有流血，而且還走的非常快，只用十多年時間，而且現在基本比較穩固了。有人說我們幫助共產黨，因為中國人根本搞不了民主，我們幫助中共是正當的，反正中共還能穩定中國吧。對這種論調也是一種很有力的駁斥。宣傳台灣經驗，對大陸搞民主的信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1999年11月）

    劉鈞銘說「我只是說中國走新加坡、台灣的道路不是很大，或者說非常小，大家知道新加坡、台灣有共同的特點，它們沒有經歷共產主義，沒有經歷過極左意識形態，沒有加入黨的問題，也沒有憲法和財產的問題，而在中國今天還是一個不可越的問題。」（2001年6月）

    從中國歷史上看，大陸打倒中共後，就是一個民主回歸問題，就是要從共產主義回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上來，既「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概括為三大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裡只要把「韃虜」改為「中共」即可。然後走台灣民主化道路。中國最終走入自由民主的社會，是因為首先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還有相對自由民主的香港、奧門，還有大批的海外民運人士。這在八九民運中台灣、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新聞媒體給予大陸諸多的支持就看到了希望的明天。有目共睹，國共兩黨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競爭，誰是誰非，誰對誰錯，誰勝誰負，已經大白於天下。勝利者台灣國民黨沒有丟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而且發揚光大了傳統文化，實現了民主制度，為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建立了一個基地，樹立了榜樣，最後兩黨殊途同歸到「三民主義」。失敗者中共的馬列主義不得人心，封建專制統治越來越讓人民憤恨。勝利和失敗不是以佔有地盤大小來決定的，當年清兵入關佔領中原，不是被漢人的先進文化同化了嗎？落得各失去滿洲國家和民族滅亡的下場。中國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的滅亡都是因為信奉武力，而忽視文化建設，他們不知道最後勝負不在武力，而在於先進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先進的傳統文化在台灣保留下來了，台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基地，而大陸中共的馬列主義異端邪說是靠武力維持的，一但開放言論自由，是不堪一擊的。可以說八九民運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學生說八九民運要完成五四運動沒有完成的任務，而五四運動的任務就一個，向西方學習民主和科學。但是，任務的內容確有所不同，國民黨學習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是以美國為榜樣，共產黨學習西方的馬列主義是以俄國為榜樣，實際上這兩個都在中國的局部完成了，一個是國民黨在台灣完成了民主和科學，一個是共產黨在大陸完成了馬列主義。學生們說的沒完成五四運動的任務，是指在大陸沒有完成民主和科學，而不是馬列主義。這是八九民運的靈魂，這從整個運動過程都可以看到，八九民運儘管中共高層次權力鬥爭占主要方面，但它乘載的民主資源，比中共歷史上任何一次民主運動都多。

    陳奎德教授也認為，只有平反六四，伸張正義，去掉中共政權之後，才能有可靠的民主和平，他說「很難說中國會不會亂，但我覺得還是有比較好的前景存在，使中國在十至十五年之內，逐漸走上民主化道路，而且不會發生重大動亂，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我們當然提倡寬容，提倡諒解，提倡全國最後大和解，如果沒有對歷史的基本的帳目清算的話，這個和平是不可靠的，這種所謂寬容不可能長久的。現在還有一個偶然因素，這十年進展比較緩慢，現在中國最高層，有些個別領導人，和六四這件事有個人牽連的，只要這一批人去掉了，我想將來中國政治發展前景應該說完全是在國際大環境下和國內大氣候下是沒有問題的，應該是可以比較和平的轉型。」（1998年3月）

    嚴家其從中共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修憲情況，看到中共滅亡的前景，他說「結論：中國一定要實現民主，不是講的五十年，在今後的十年或捎稍長的時間走向民主。因為，中國在2002年江澤民下台，2008年新上來的中共領導人也下台。中共《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和總理，不得長期連任，在中國有影響，在加上市場經濟的發展，私人經濟的發展，大陸一定要走上民主。六四翻案將會推進大陸民主，這是大陸民主化的起點，所以紀念六四有深遠意義。（1999年6月）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從修改《憲法》開始的，他規定了中共領導人的任職年限，有一定進步意義；江澤民在1997年鄧小平死了親政後，也象徵性的修改了一點《憲法》。修憲在民主運動中是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東歐、蘇聯劇變後都基本又回到原來的憲法，南美也回到原來的憲法，我們中國可以回到1946年國民黨執政時的憲法，「三民主義」是旗幟，當時各個民主黨派參加制定的，是辛亥革命後的最好一部憲法。當然，不是簡單的回歸，要結合台灣等民主國家的現行憲法，這樣的憲政民主運動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封叢德認為，中共要先走蘇聯、東歐的道路，因為，大陸是共產黨國家，「台灣和大陸不一樣，差別很大。台灣是尊重私有產權的，以前他們的政治是高壓，現在他們的政治也不寬舒，但他們一直在尊重私有產權的。而大陸《憲法》明確規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和自由經濟是不相容的。現在的希望也是在這裡，也就是說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公有制，在逐漸收縮，而民間經濟在逐漸的擴大，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國家不掌握主要經濟的時候，民主速求就會自然到來。個體經濟擴張到最後，要求對產權的尊重，因為沒有產權的尊重，他們是沒有辦法發展的。現代趨勢中共是最後一個共產黨陣地了，實際上它十分孤立，最後也不得不走蘇聯、東歐的道路。我相信大概會像東歐社會主義那樣改造，而不是台灣的道路，大體上先經濟發展，然後是經濟多元化，這一點應該是差不多的，這一點實際上整個人類歷史也都一樣。」（1996年8月）他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說中共必須先走蘇聯、東歐的道路，而不是台灣的道路，原因十分明確，就是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公有制。但他不否認，拋棄共產主義制度後，全人類民主化道路差不多都一樣的。中國必須先去掉滿清封建制度，然後才能實行「三民主義」，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決定的。試想，孫中山不通過民主革命去掉滿清的長辮子，現在的民主派不通過民主革命去掉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實行民主化有可能嗎？台灣的民主化是先去掉了封建專制後，自然和平演變成功的，而大陸和台灣沒站在一個起跑線上，大陸還沒有去掉封建專制的中共，只有去掉了中共，才能學習台灣經驗和平演變為民主社會。皮之不存，毛將附焉？當然，台灣的先進文化、經濟、政治在不斷的潛移默化影響著大陸，也就是說在發生著量變。1999年5月1日，香港舉辦「展望中國民主前程國際研討會」，「港知聯」主席司徒華說「中國集權制度建立用了五十年時間，民主化至少也要三十年時間。有三件事對中國民主化起作用：一是因特網，打破了中共對新聞的封鎖。二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打破了中共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也就是公有制。三是新階級產生，衝擊中共政權基礎，也就是工農聯盟。」他也是說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對中國民主化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