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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基本上根據張戎夫婦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五章〈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

1927年九月，在中共依主子斯大林的命令“建軍”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拐帶一支“起義部隊”，從長沙往東南走，上井崗山，在那裡靠打家劫舍綁票勒索為生，效法梁山泊好漢，彷彿佔有“官逼民反”的傳統民間道義，以此全國知名，是為毛澤東匪部，匪首毛澤東被報刊稱為“毛匪”。1927年十一月，匪首毛某被中共中央撤免政治局候補委員之職，毛某此後無任何中共黨職，衹是普通黨員。

井崗山西北不遠是寧岡縣城，毛澤東匪部攻下寧岡縣城，匪首毛澤東主持群眾大會，在會上由群眾用矛槍戳死縣長。井崗山東南不遠是遂川縣城，毛澤東匪部攻下遂川縣城，匪首毛澤東主持群眾大會，在會上由群眾用大刀砍死本縣大豪紳。匪首毛澤東在這些地方收稅統治，擴編部隊，不搞共產黨組織，也不搞“土地改革”。

長沙往南，一條大路經過衡陽、耒陽、(永興)、郴州、宜章通到粵北重鎮韶關，這就是“湘粵大道”。慈祥和藹的忠厚長者朱德帶領的“起義部隊”在耒陽永興郴州宜章這一帶大肆燒殺組織農民鬧革命(中共至今自詡為“威震湘粵”)，後來領受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求當地農民燒光湘粵大道兩側各十里之內的民房村莊以拒敵，結果已經武裝起來的農民在郴縣的動員大會上當場把這些下令的“共匪”幹部殺光。最後各方剿匪的大部隊來了，朱德匪部無力抵抗，就往東撤，1928年四月上了井崗山與毛澤東匪部合流。

中共中央在1928年十一月承認了毛某在由這兩支匪部(毛所部為土匪，朱所部為共匪)合組的“紅軍”中的政治領導地位，土匪毛某從此成為共匪 -- 共產黨土匪。中共稱這支力量為“朱毛紅軍”(朱部人多，故排名在前)，當時的一般報刊稱這支力量為“朱毛匪幫”。

“朱毛匪幫”或曰“朱毛紅軍”的立足之處是井崗山，毛某真正在中共黨內“發跡”成為實力派始於這段井崗山土匪生涯，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在大事表揚“井崗山道路”，從網路上抄他兩段 -- 『毛澤東點燃的井崗山之火，照亮了一條與俄國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人們把它稱之為“井崗山道路”。』『井崗山道路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舉；井崗山鬥爭的理論概括是毛澤東思想開始架構的重要標誌。』。

“井崗山道路”始於為匪。後來，中共的許多“開國上將”在日本佔領軍的大後方剛開始“發展”根據地藉此“領導”全國的抗日戰爭的時候還是普遍地用綁票勒索拷打城鄉地主紳商富戶的方式籌糧籌餉。大率說來，“革命火種”的維持總是這樣的。

【好貓論】的起源也在這裡。毛某是一隻好貓，牠抓到了最大最肥的老鼠。中共中央在1928年十一月不得不承認毛某是一隻好貓。其實【好貓論】的版權屬於列寧，自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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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裡。(以後長征途中，儘管宿營只是臨時，毛的住處也都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崗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裡。這是一幢美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三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採光的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這座大宅以奇異的美、無言地述說著井崗山昔日的輝煌。它一半是歐洲教堂式的石頭建築，一排羅馬式的圓拱迴廊；一半是中式樓房，瓦屋頂上築著像蛇竄出似的簷角。中西兩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門洞精美地連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三縣的最高學府。樓上三面完全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裡乘涼。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共產黨最常見的活動開會，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崗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裡只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廓。他擁有眾多的僕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裡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馬伕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菸，一是收集書籍、報紙。毛離不開新聞。

來井崗山不久，毛有了新歡：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十八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子珍原名「桂圓」，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圓圓的月亮下盛開著桂花。她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裡「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熱情好動，心頭好像燃燒著火。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她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十六歲就當上了縣婦女部長。她還帶頭剪掉了長長的秀髮，留短髮是革命的象徵。

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崗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給了她一支毛瑟槍。

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當毛的翻譯。毛不會說當地方言。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結婚」了。沒有舉行儀式，只有袁太太給他們擺了豐盛的宴席。這時毛離開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到四個月。別離後毛只給開慧寫過一封信，說他患了腳疾，現在乾脆遺棄了開慧。

開慧對毛的感情是狂熱的愛，子珍只是相當勉強地嫁給了毛。一個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眾多的仰慕者。子珍覺得三十四歲的毛「年紀太大」，她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毛英俊活潑的弟弟澤覃是她的一個追求者，對她說：「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來承認她選擇毛是因為「一個女孩子在那個環境中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毛跟子珍的關係在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閒話。毛很謹慎，盡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現在人前。路過傷病員住院的地方，毛特別要和她分開走。

結婚不到一年，子珍已決心離開毛。她對朋友說跟毛結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犧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離開井崗山遠走他鄉時，子珍抓住這個機會要留下。她當時最好的朋友曾志說：「賀子珍死都不願意下井崗山，她不願意走。我們都要出發時，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這樣的堅持很可能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離的是毛代表的那種生活，她在十幾歲時不自覺地被捲進去的生活。她想脫離這種生活的願望之強烈，甚至不顧冒被國民黨抓去的危險。毛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她帶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說。「她一邊走一邊哭，總是掉隊。她沒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馬伕回去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還在井崗山時，南昌起義的倖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年十月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海岸，沒有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旅長。三十六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裡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身揹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揹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

毛剛到井崗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因為莫斯科的指示不僅殘忍，而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燬敵人的巢穴」，「焚燬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

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共產黨的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耒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只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著走。當年耒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只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

共產黨走，國民黨來，復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澤建，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的。毛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贊成共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裡，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說她希望「自首」，但耒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快脫離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面：「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呵！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裡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崇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崗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制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朱德上井崗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它喜歡用「主義」這個詞兒，給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動主義」、「燒殺主義」。莫斯科說：「恐怖宜有系統」。這正跟毛的所為不謀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儘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時斯大林亟需在中國有個不亦步亦趨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讓共產黨成功。尤其是這時候莫斯科難以對中共直接指揮。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中國當局關閉了一系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毛此時沒有任何黨的職位。他曾累次寫信給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崗山一帶的特別委員會，都未獲明文批准。朱、毛會師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給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毛急於擁有黨的職位，還因為朱德帶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實力遠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黨的名義。他也要顯示自己是個軍人，在會師時特意挎上手槍，這在他是極少見的。過後他就把槍還給了警衛員。這支軍隊不久便以「朱毛紅軍」著稱。

等待授權時，毛開始表現自己了。黨的命令接受了，巡視員也讓巡視了，還寫長長的報告。黨組織正經八百地活動了。毛到井崗山八個多月，還不知道他的轄區有多少黨員，巡視員問起時，他的答覆是這個縣有「千餘」，那個縣有「百餘」。毛也還沒進行過分田工作。理論上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講求實際的毛覺得這事沒什麼必要，打家劫舍夠維持統治就行。如今井崗山首次實行分田。

毛要黨授權的信，由秘密交通員揣著，從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遞上了斯大林的辦公桌。中共正在開「六大」，地點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召開的外國黨代表大會。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極機密地，不遠萬里地，耗費鉅資地運來莫斯科，足見他對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國路線由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會傳達，一講就是九個小時，讓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縱觀他的一生，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離開他的地盤。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說毛的隊伍「有一些土匪性質」，意思是毛不大聽指揮。蘇聯人對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稱他為中共武裝的主要領導人。確實，毛澤東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宮戰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見中共黨領導人時說：戰略就是組建紅軍。在蘇聯的「六大」代表都受到軍訓，具體的軍事計劃也制定出來。曾搶過銀行的斯大林本人親自負責給中共提供建軍的假鈔。

斯大林看好毛澤東。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當然，毛不聽話。但正如斯大林後來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說的，毛「不聽話，但是個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麼不聽話，斯大林有辦法控制他：毛離不開黨，離不開莫斯科，離開了，他只是土匪一個。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滿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在毛澤東的上升史上，這是個歷史性的時刻。毛與黨離心離德，與莫斯科離心離德，結果黨和莫斯科是要啥給啥，他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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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著者：張戎、哈利戴
譯者：張戎
開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9月，初版
香港

第五章〈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
1927~1928年，33~34歲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頭號人物，親自制定對華政策。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

用槍桿子奪權，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制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裡盡可能拉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Jan Berzin)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桿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桿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八月一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M. F. Kumanin)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裡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裡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八月十五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都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喝，只好喝田裡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只求掙扎著拚到汕頭，不可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裡看到：「某同志[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雀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十四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Maier)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 -- 調到自己手上。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全世界都以為這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是農民起義領袖的神話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製造了這個神話，對美國記者斯諾編了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事實上，這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崗山。井崗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歷來是土匪、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裡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百人馬，佔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佈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崗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繫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佈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只不准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裡瀰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裡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崗山時，只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未來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崗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王佐在山裡)。毛只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他請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說他來此只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糧油暫時由他管。毛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崗山。

不到四個月，毛反客為主，把袁、王和他們的一幫人變成了手下的一個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指揮作戰，雖然只是在對面山上用望遠鏡觀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線。三天後，毛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裡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毛曾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細述他對梭鏢的由衷喜愛，現在他親眼看著梭鏢殺人。

自從毛來到井崗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總有這類殺人場面。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的首創。但毛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毛的人又遠比他們能打仗。他們甘拜下風，讓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崗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繫。毛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關於「秋收起義」的報告。他們不會看不出是毛澤東拆了這次行動的台，又未經許可帶走了部隊。中央指定毛到上海開會。

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開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奪毛的權，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當「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黨代表」。

毛能指揮部隊，是因為他代表黨，沒有黨的權威隊伍不會聽他的。不知是碰巧還是陰謀，中央指示發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結果毛的隊伍完全不知道黨已經吊銷了他的資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崗山，帶來了中央決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黨的職務。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決議只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去當，毛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的「山寨」是一塊理想的根據地。平原上盛產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裡杉竹茂密，四季濃霧繚繞，猴子、野豬，甚至老虎來來去去。井崗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卻很陡峭，易守難攻，敗也可以跑。濃濃的灌木隱蔽著只有獵人涉足的小徑，潛向通往兩個省的陽關大道。

毛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裡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土豪」是什麼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崗山戰士范樹德說，打土豪，「老話叫「吊羊」、「綁票」。」

毛的活動常常是報上的新聞，他在全國出了名，以「毛匪」著稱。當地人恨他們。當年的紅軍李國斌回憶道：一次「打土豪」時，數百村民衝過來，「抓了我們四十餘人，關押在祠堂裡，對他們實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腳去踩，打了後用禾桶蓋起來，上面壓上大石頭，使用各種毒刑。」

官兵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沒多大區別，許多人都不情願，尤其是軍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軍事指揮官陳浩在井崗山外的茶陵縣企圖把部隊帶走。毛聞訊率人追上，把陳浩抓起來，隨後當眾處死。對毛來說，這是一次極端嚴重的危機，他幾乎失去了整個軍隊。在他拐走這支部隊的短短幾個月中所有的軍事指揮官都跟他決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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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雜誌2006年第3期
總第18期(增刊)

毛澤東與汪精衛秘密勾結的罪證
鐵林
September 27, 2006

汪精衛的偽政權還有一個人所不知的秘密，就是與共產黨的秘密勾結，汪精衛就曾一度是國民黨內的「左派領袖」，而在汪精衛的偽政權中有兩名中共的「一大」代表陳公博與周佛海，為了與共產黨一起反對蔣介石，汪精衛的偽政權不放過任何一個與共產黨進行接觸合作反對蔣介石的機會。本來「西安兵變」後共產黨已經同意在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下改編，進行抗日，然而，共產黨也不放過與汪精衛合作反對蔣介石的機會。

據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回憶說：

共產黨與汪精衛接觸主要通過三條渠道。

我的外祖父楊自容二十年代曾去長沙明憲女中教書，他很喜歡一個女學生，名叫楊宇久。楊並認我外祖母為乾媽，我母親楊淑慧就成了她的乾姐姐了。後來楊在湘雅醫學院護士學校畢業，到了南京做護士。那時，周佛海已叛變中共，當了國民黨的高官。楊宇久經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稱她楊阿姨。那時，我們都知道楊宇久是劉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劉少奇的影響，思想很進步，抗戰以後，周做了漢奸，任命楊宇久的親弟弟楊叔丹為偽財政部警衛隊隊長，兼管周家警衛。周之任命共產黨員楊宇久的弟弟為自己的警衛隊隊長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為，我們那時都知道楊宇久在蘇北新四軍工作。

一九四一年春，我在東京時，我母親送我妹妹到東京讀書，她告訴了我楊宇久的事。楊淑慧去日本東京前，在南京時，有一天楊叔丹給周家打電話向周佛海報告說：「剛才我在鼓樓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楊宇久。我忙問：『你不是在新四軍工作嗎？怎麼到南京來啦？』她回答說：『替陳子兒丈夫丘某修墓（陳是楊的好友，丘是國民黨軍官，日軍佔領南京時戰死）。』我接著問：『你住在哪裡？為什麼不到我家去？』楊宇久沒有回答，急忙跑了。」楊淑慧在旁邊聽了楊叔丹打來這樣電話，就搶過電話來說：「既然剛剛遇見她，估計不會離開南京，趕緊去找她，我們急於要見她。」不一會兒，楊叔丹又打來電話，說：「已經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楊淑慧馬上趕去，一見楊宇久就說：「你到了南京，怎麼不來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當了漢奸，你姐姐並沒有當漢奸呀！走，住到我家去。」於是將楊宇久接到了我家。當天晚上，周佛海、楊淑慧、楊惺華就和楊宇久、楊叔丹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周佛海、楊淑慧首先問楊宇久為什麼到南京來？她還是重複楊叔丹說的那一席話。周說：「你是共產黨員，共產黨絕不會僅僅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黨員到日本軍人控制的心臟 ─ 南京 ─ 來冒這個風險的。你可以瞞過別人，但瞞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楊淑慧也說：「你儘管說，我們是老姊妹，在任何情況下，我保證你姐夫絕不加害於你。」楊叔丹也在旁幫腔：「既然這樣，你就說了吧！」楊宇久這才把她來南京的目的說了出來。原來楊宇久是奉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的命令到南京來的。她想通過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見面，瞭解周當了漢奸後有何打算，並探詢今後能否保持聯繫。楊到南京後，找到楊叔丹，要他向周彙報見面一事。但是楊叔丹不敢這麼做，怕周懷疑他和共產黨有關係因而怪罪於他，於是就想出鼓樓巧遇這一妙計。如果周的態度好，楊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楊叔丹自己主動報告，也就避免了責任。

問題既然已經攤了出來，周就對楊宇久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自從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內也當了十幾年官，但一直不得意。關於抗日問題，我有不同看法。因此，這次汪先生搞和平運動，我也跟了出來，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決中日戰爭。但是，到了南京以後，覺得日本人遠不是他們自己所講的那樣，什麼『共存共榮』等等，特別是日本軍人。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極不統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擠，人事調動頻繁，事情很不好辦。前途究竟怎樣？我自己心中也沒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於和共產黨，我當然希望保持一個聯繫，何況有你在其中說話。你這次來，我保證絕對安全，你隨時都可以回蘇北。」周佛海的這一番話使楊宇久也滿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一九四五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談到這一段往事時，還說了這樣一種看法。他說：「共產黨派楊宇久來找我，是非常聰明的。因為她和我家關係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會被人注意。」

楊宇久有個小姐妹，名叫王愛日，當時在我舅舅家當家庭護士，王因受楊的影響，政治上也很進步。楊到上海後，由於上海仍有租界，整個環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經常外出。周估計楊是到租界和地下黨聯繫，但沒有進行干預。不久楊表示要回蘇北，周也就讓她回去了。行前我母親還送了路費，楊宇久為給我妹妹趕早送行，也買了禮物送給妹妹。同年夏，王愛日在我舅母資助下也進入蘇北解放區。楊宇久以後並沒有派人與周佛海聯繫。大約在一九四二年，王愛日曾託人帶信來，大意是：已安全抵達，與宇久見面，仍於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與共產黨最後一次 --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 接觸是與馮龍（即馮少白）的談判。周的親信、偽財政部稅務司司長邵式軍有個親戚叫馮龍，是共產黨。一九四三年春，馮龍來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過邵能和陳公博、周佛海見面，商討雙方關係問題。邵立即向周彙報，並說馮是陳毅、饒漱石派來的，周當然願意。三月的一個深夜，邵陪馮來到周家。周說：「馮先生，共產黨不是最痛恨叛徒嗎？像我這樣脫離共產黨，又當了國民黨的人，共產黨能與之共事嗎？」馮解釋說：「那是過去的左傾機會主義時期的路線所致。自從遵義會議以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不論什麼人，不論過去做過什麼事，只要今天願意同共產黨一起抗日，我們都表示歡迎，希望你不要耿耿於懷。」

馮接著問：「你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中，哪幾位和你熟悉？」周說：「在廣州黃埔軍官學校時期，我和周恩來、林伯渠共過事。特別是周恩來，還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馮說：「我下次來時，可以帶來他們的親筆信。」周接著問：「雙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礎，我們之間的共同基礎是什麼呢？」馮說：「你們現在不是標榜什麼『和平、反共、救國』嗎？如果形勢變化，你們只要將『反共』二字改為『民主』二字，變成『和平、民主、救國』，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礎嗎？」當周佛海告訴我這一段時，還說明了他的看法，「共產黨真聰明，只要把當中兩個字一換，合作就有了基礎。」周接著又問馮龍：「那麼，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麼事呢？」馮說：「第一，我們可以互相交換日本人、國民黨的情報；第二，希望你能運一些我們需要的物資到蘇北；第三，我們雙方的部隊應該互不攻擊，保存實力，以備將來總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軍具體辦理，惟獨第三點究竟怎樣可以做到？」馮說：「只要你向你的稅警部隊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軍不來打你們，你們就不要去打他們。我們也向我們的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這樣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達成互不攻擊的協議。」馮還表示希望會見陳公博。周答應可以轉告陳，可由邵式軍陪同前往。最後，馮說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蘇北，以後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軍通知，他便立即趕來。這就是周與馮龍的第一次接觸。

據馮少白（即馮龍）生前發表的黨史回憶錄載，他此次由蘇北解放區來到南京，是勝利後新四軍軍部接到毛主席從延安來的指示，要他們速派人策反陳公博、周佛海起義。馮是奉命趕來南京的，並帶來張雲逸同志的親筆信件。但是，由於周已死心塌地跟國民黨走，再加上一些具體原因，沒有成功，當然，我所瞭解的情況都是周佛海告訴的，某些問題上的情節和看問題的角度同馮龍的回憶錄是不一致的。

大約在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間，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二處處長胡均鶴偵知共產黨人潘漢年匿居在靜安寺百樂門大飯店，便去和潘漢年做了一次秘密談話，勸說潘和李士群見面。李在成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經認識。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蘇州會見了李士群，潘到了蘇州後，李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佛海，並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會見了周佛海。他們談的主要內容是商定雙方在上海互不傷害互不以暴力對付的問題。這次會見後，周、李與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號」晤談。他們晤談時，楊淑慧也曾在場。一九四二年底，潘漢年告訴周佛海、李士群說，他將去蘇北解放區，但不久還會回上海。臨行前，周還在「七十六號」為潘餞行，李士群當時也在場。（以上資料轉引自程舒偉、鄭瑞峰著《汪精衛與陳璧君》一書，團結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版，第二九八至三零一頁。）

從常理上說，只有中央政府有權與敵方談判議和，任何下屬私下與敵方接觸，交換情報，交換利益，均屬通敵賣國！中共作為接受國民政府中央領導的地方武裝，在抗戰期間私通日特與汪偽，定期出賣情報，換取日軍默契，寬容中共自己的武裝，集中力量打擊其他抗日軍隊。

中共與日本中國特務機關、汪偽特務總部均有直線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聯繫。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主要通過前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巖井，而與汪偽的聯繫是直接與汪偽特務委員會秘書長、警政部長李士群直線聯繫的。

在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潘漢年的傳記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裡的種種工作。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與日本軍方會談的許多細節。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衝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

中共今天辯解說這些情報工作是為了拉攏這些敵人，這完全是不通情理，越描越黑，巖井、李士群的身份在當時均居敵特情報機關首腦要職，要投降也是投國民黨中央政府，怎麼會投降到偏居西北的中共地方武裝。事實正好相反，是巖井、李士群充分利用了中共這個漢奸集團，換取中國的戰略情報與資源，並分化中國武裝，使日軍與汪偽可以集中精力打擊國民黨的中統特務網路，打擊堅持抗日的軍隊。

這裡最重要的一個佐證細節是：巖井、李士群從來沒有領取中共的特務津貼，而正是潘漢年、袁殊這些中共黨員高幹定期領日本人的特務津貼，並常年定期提供有價值的中國情報。

潘漢年是以中共情報高級幹部的身份，以幫助日本特務頭子巖井在香港每半個月提供一次中國情報為條件，領取每月二萬大洋的日特津貼，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日本特務巖井化名冊。潘本人持有日本上海領事館簽發給特務的特別通行證明。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人清楚潘的中共高幹身份，也正是因此與潘合作的。戰後，中共極力保護自己的通敵特務，潘漢年在戰時就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彰，(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在講到敵佔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劉少奇，同時也表揚了劉曉和潘漢年)，潘後來擔任上海副市長的要職。

這次「秘密」活動的當事人胡均鶴被中共逮捕不久被處死，楊帆已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被捕。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潘漢年赴北京出席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提及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會議文件提及楊帆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中的問題，四月三日，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赴潘漢年下榻的北京飯店，宣佈逮捕審查令。四月七日，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式批准逮捕這位全國人大代表兼上海代表團副團長，連他的夫人董慧也受株連被捕。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時秘密投降國民黨；抗戰期間秘密投降日本特務機關，與汪精衛勾結；掩護胡均鶴等中統特務導致二•六轟炸。其實潘漢年的這些「罪行」都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有關，沒有當時最高領導層的指示，潘漢年如何敢於與他們秘密談判媾和。毛澤東不過是「過河拆橋」，「殺人滅口」。

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一九四九年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此人也是中共與日本的雙料特務，常年定期領取日特津貼，他在與潘聯繫之初就主動公開了日本特務身份，日本投降後，當國民黨政府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時，中共將他轉移到根據地，此後，袁擔任了中共華中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等職。後因潘案收監，但八二年後再次被中共平反。

在所有這些與日特敵偽勾搭活動中，中共特務們都是公開自已的中共黨員身份的，並且幾乎主要大事都是在中共中央指導下進行的，（除了潘本人見汪精衛一事外）。他們的漢奸行為也因此長期受到中共領導的包庇甚至表彰，只是在後來建國後政治鬥爭需要，也因為潘等人嘴上不牢到處亂說，才找個藉口將他們以漢奸罪收監，但最終中共還是給這些漢奸全部平反了，並證明這些漢奸是在中共自己領導下工作的。

這是中共給列名日特花名冊、定期領津貼的潘漢年的歷史結論：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指出，當時潘漢年同日、汪特務機關和頭面人物之間的活動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的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選調過一些幹部給他。他執行這些任務所採的特殊手段都是組織上允許採用的，而且取得顯著的功績：他成功地派人打入敵偽特務機關，為黨獲取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揚；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和一些同他有聯繫的上海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同志；他在敵佔區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地下聯繫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黨領導同志和大批幹部安全地撤回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黨派在香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許多同志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主動報經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會關係，從上海派人去香港，掩護他們全部安全撤回內地。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沒有「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充當日本特務」，而是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特殊使命。

二零零四年由中國大陸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前領導人王明寫的《中共五十年》一書對此事也有披露。王明在書中說，毛澤東曾派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和新四軍的偵察科長胡均鶴與日軍和汪精衛政權秘密進行談判聯合問題，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表面上主張抗日，暗地裡採取一切手段進行反對蔣介石政府，甚至不擇手段的與日本和汪精衛偽政權合作，進行著背叛中國民眾的活動。

王明寫道：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台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汪精衛都不會相信毛澤東能成為『汪精衛第二』。他們懷疑共產黨搞什麼陰謀來反對他們，以企圖把他們誘入陷阱。所以談判未能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共宣傳。幸好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所以蔣介石集團很難使人們相信在中共領導人中會出現秦檜和汪精衛這一類的民族叛徒。因此他們利用上述事實作為反共宣傳的嘗試未能達到任何結果。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藉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以及胡均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抓起來，胡還被處決了。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地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

「因為胡均鶴是三料貨色的特務（他既是蔣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特務，而潘漢年卻使他又成為了新四軍在日汪陣營和蔣介石陣營中的反間諜人員），所以他和潘漢年的談判內容通過蔣介石的間諜機關很快便成了美英在華諜報機關頭目的寶貴財富。因此美英帝國主義者就會懂得：既然毛澤東甚至在日本侵入中國、全民起來抗日救國的情況下都能與日本結成聯盟，甘當民族叛徒，那麼，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他毫無疑問也會和他們結成聯盟。

「因為許多黨內外人士不瞭解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順便在此對這個問題作一簡要的說明。

「毛澤東這個陰謀家捏造「高饒反黨聯盟」（一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為了使鄧小平取代劉少奇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願履行他在建立「毛劉聯盟」時的「莊嚴諾言」（選劉少奇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所以還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就建議暫不設總管黨的整個組織工作的黨中央總書記，而像以前一樣只設管理中央各部門、處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一九五三年，毛澤東開始證明設總書記的必要性，同時要求他的親信羅榮桓、羅瑞卿等人支持高崗公開進行反對選劉少奇為總書記的運動。劉少奇終於不得不同意以當時毛澤東所信賴的人之一 ─ 鄧小平 ─ 代替他將來當選為總書記。

「第二，為了使東北這個大行政區的全部黨政軍大權從高崗那裡轉入羅榮桓之手。為此目的，毛澤東突然給高崗背後一擊，宣佈高崗領導的反劉少奇運動是「清君側」運動，也就是說，這次運動「名義上是反劉，實際上是反毛」，「反對劉少奇正是為了打擊毛澤東」。毛澤東迫害了高崗（在他被害之後宣佈為「自殺」並「開除」出黨），便把高崗在東北大區的領導職務交給了羅榮桓。可是革除高崗的真正原因卻在於高崗違反了毛澤東的指示，真心實意地執行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第三，為了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掩蓋下，不僅把饒漱石除掉，也把潘漢年、胡均鶴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執行的「聯日聯汪反蔣」的民族叛賣路線的全部見證人統統除掉。」（參閱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三月版，第一九零至一九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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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anghuagang.org/library/yan-an_riji.pdf>
延安日記（PDF文件，21MB）

<http://www.epochtimes.com/b5/nf3514.htm>
連載：《延安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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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澤東的政治肖像 -- 2、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特區大種鴉片，不惜毒害中國人民，撈取擴充軍備的經費，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準備內戰打天下。〉裡面所提到的陝北大種鴉片的真相在人民共和國公開出版的揭露文字目下已經不少。這件史實的精簡描述可參考：

城市討論區：[ZT] 曉莊2003-5-23〈大煙救活共產黨〉
SCFtw2　　政治社會∕其他　　反共反獨　　2006/04/01 14:32:30

〈二、毛澤東的政治肖像 -- 6、中國共產黨中的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了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裡面所提到的發生於1930年年底的那件事就是毛魔王為攘奪權力消滅異己所發動的【“AB團”大屠殺】。這件史實的精簡描述可參考：

城市討論區：【中共內部“AB團”大屠殺】張樸2006-9-10〈毛澤東是怎樣做了斯大林的老師〉
SCFtw2　　政治社會∕其他　　反共反獨　　2006/09/17 16: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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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anghuagang.org/current_issue/gb/19.htm>
《黃花崗》雜誌2006年第3期
總第18期(增刊)

毛澤東的「肖像畫」
-- 讀[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記》
辛明(加拿大)
September 27, 2006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是前蘇聯的中國通，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多次被前蘇聯派往中國長期工作。1938年5月至1940年夏，他任塔斯社駐華記者。1941年4月至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國。1942年5月，他以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身份駐紮延安。在共產國際解散後，他仍以塔斯社隨軍記者身份留在延安，直至1945年11月才返回蘇聯。1948年至1951年又被前蘇聯派往中國任駐上海總領事。《延安日記》是他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用俄文寫的日記，在他去世後由當時的蘇共當局於1973年以《中國特區：1942-1945》為書名出版。當時，中蘇關係惡化，此書對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不顧民族存亡，假抗日、真擴張的真面目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蘇共領導集團投向中共及其獨裁者毛澤東的重磅炸彈。然而，作為與中共最高層和毛澤東具有密切接觸的重要知情人，作為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唯一有國際影響的人物（「大會上除了幾個日本人、朝鮮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唯一的外國人。」[《延安日記》575頁。以下數字全部指該書頁碼，不另註明]），他的觀察、分析、和記載無疑具有極其寶貴的史料價值。

也許是記者的職業習慣，作者特別注意對人的觀察和分析。在他這本洋洋五十餘萬言（五百八十多頁）的日記中，除了對國際、國內大事的及時記載之外，他還以明快簡練的筆法描繪了中共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陳雲、林伯渠、徐特立、康生、李克農、彭真、江青、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王震、陳伯達、凱豐、李立三、董必武、伍修權、陳家康──的簡歷、性格、愛好、和習慣。但是，作者觀察最細、著筆最多、刻畫最深的人物卻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特區的獨裁者毛澤東。

一．毛澤東的生活肖像

作者以相當多的筆墨描寫了毛澤東的生活狀況。
 
1、毛澤東生性狡詐、工於心計。

「毛澤東為人狡猾，善於隨機應變。這個肌肉鬆弛、行動遲緩的人貌似坦率，實則老謀深算，看自己的目標看得很清楚，因而對敵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頁）

2、毛澤東知識面不寬、但又喜歡炫耀博學。

作者寫道：毛澤東「對西方哲學瞭解得很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頁）「凡屬不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一概加以蔑視。可以這樣說，對他說來，中國的東西是世界文化的頂點，是終極真理。他經常看的是一套中國百科全書，古代哲學論文，和一些舊小說。」（168頁）「毛澤東一點不懂外語。他倒精通中國古典文學，而且隨時準備炫耀他的知識。他親自治軍，享有游擊戰專家的聲譽。毛澤東確信自己是有才能的歷史學家、詩人、和作家。」（110頁）「毛澤東懂得中國的古典文學，他的同胞之所以給他唬住了，這是主要原因。」（167頁）「毛澤東對文化抱著不屑一顧的輕蔑態度，令人吃驚。這說明他眼界狹小。他喜歡叫人怕他，並且對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頁）

3、毛澤東深居簡出、離群索居。

「他呆在家裡就像是在關禁閉。誰也不記得主席曾視察過哪個工業企業或部隊。」（110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變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澤東習慣於一言堂。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一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107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不願意聽到別人的聲音了。

5、毛澤東在生活上驕奢淫逸。

儘管在戰爭年代，老百姓衣食無著，延安的共產黨高層卻過著奢侈的生活，經常舉辦舞會和宴會，有的宴會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頁）。毛澤東煙酒俱好。「毛澤東抽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頁）

6、毛澤東好色成性、薄情寡義。

毛澤東「在長征期間遺棄了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時候遺棄她的。他把他的五個孩子留給農民照管。」（567頁）毛澤東曾經向作者誇耀中國姑娘是多麼漂亮。幾天以後，一個中國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處，顯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命令她來送貨上門、取「精」獻寶的。

7、毛澤東貪生怕死、膽小如鼠。

作者認為毛澤東患有憂鬱症。只要形勢稍稍對他不利，他就會抱怨身體不適，經常叫駐延安的蘇聯醫生奧爾洛夫上門為他治病。毛澤東的貪生怕死集中表現在重慶談判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宣傳，抗戰勝利之初，毛澤東為了避免內戰、救人民於水火，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不聽黨徒的勸阻、大毅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但是作者揭示的歷史事實卻與此正好相反。毛澤東「對他去參加談判時的人身安全問題擔心、害怕。他認為蔣介石的邀請是個圈套，他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頁）在一連接到蔣介石三次邀請後，毛澤東覺得不能再迴避，被迫接受了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和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將軍乘專機專程來延安接他去重慶。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寫道，「毛澤東再度要求證實，蘇聯政府是否準備保障他在重慶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就到重慶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我明確對他說，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證的，同時讓他放心，必要時可以到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可是，所有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因為蔣介石還不敢侵犯他的生命。這是莫斯科可以堅決擔保的。」（571頁）得到作者代表蘇聯政府作出的保證，毛澤東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隨時逃入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避難的準備，誠惶誠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隨赫爾利和張治中去了重慶。

二、毛澤東的政治肖像

以上是生活中的毛澤東。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人，筆者更加關心的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表現，因為它對中國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更為關係重大。在這一方面，《延安日記》的作者也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史實和史料。

1、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黨軍八路軍和新四軍從來就沒有積極投入過抗日戰爭。

全面抗戰伊始，毛澤東就下達秘密文件，為共產黨制定了指導方針：「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從而確定了八路軍和新四軍游而不擊、不打日軍、專打友軍、製造磨擦、擴充軍力、擴大地盤的策略。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承認抗日戰爭打得不起勁，鬆鬆垮垮。（『我們打日本人時總是用游擊戰，只是在打國民黨時才用正規戰、常規戰。』）他證實了正規戰和常規戰是對付蔣介石的。他證實了1941-1945年毛澤東採取的是等著瞧的策略，讓中共軍隊按兵不動。」（477頁）對此，毛澤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共產黨必須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來無情地批判國民黨，和它展開堅決的鬥爭。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機動。」（512頁）毛澤東在這裡不打自招地告訴我們，在中國人民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前六年忙於分裂祖國沒有打日本，在後八年打著抗日統一戰線旗號時期也沒有打日本。

2、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特區大種鴉片，不惜毒害中國人民，撈取擴充軍備的經費，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準備內戰打天下。

作者寫道：「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103頁）「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都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103頁）「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在第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104頁）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要隱瞞特區的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中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做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166頁）

請注意，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的鴉片在百年之後又死灰復燃、行銷全國了。但是，這次販運鴉片的不是英國商人的火輪，而是中共特區的毛驢和馬車。一年就向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至少行銷一百二十萬兩！中國共產黨毒害中國人民比老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3、毛澤東利用整風運動排除異己、樹立個人絕對權威。

毛澤東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獲得最高軍事指揮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內並沒有建立起唯我獨尊的個人地位。黨的總書記是洛甫（張聞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身份回國，其地位之高是毛澤東望塵莫及的。1937年12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又舉行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認識到，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七大」，黨的最高領導人將非王明莫屬。為了確保自己的領袖地位、把張聞天趕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澤東重用康生、彭真、李克農等打手，在全國抗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大張旗鼓地開展了為期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擊迫害的人達三萬人以上。在徹底打垮了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之後，毛澤東又在延安舉行了幾乎長達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屆七中全會。在萬無一失地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地位之後，才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比六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時間晚了七年）。

作者告訴我們，在整風運動中，心狠手辣的毛澤東甚至想以投毒手段從肉體上慢性消滅他的頑敵王明。「給王明治病的是金醫生。當他開的處方拿到藥房時，值班藥劑師被這種不尋常的配方嚇了一跳。照料王明的護士也說了這回事。金開這藥方時，王明還沒有嚴重的腎病和肝病。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馬上去找開這種藥的醫生，而金堅持要病人服用這種藥，即便藥最後變了顏色（變成深綠色），也照樣服。由於金堅持，病人繼續服用這種藥。奧爾洛夫把金的處方抄了下來，並斷然禁止病人再吃這種藥。安德烈．雅可夫列維奇向我解釋說，這個處方從表面看是對的，但是這種合劑時間一久會分解。這就有毒了。」（115頁）但是，王明必須繼續按照醫生的要求服用這種含甘汞的藥物。「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金醫生正是在合劑變成深綠色的時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彙報了這個情況。」（117-118頁）

毛澤東最後被迫放棄了毒死王明的計劃，不是因為傅連璋的報告，而是因為「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蓄謀毒死王明的『處方事件』的內幕。這迫使他們放棄了謀殺王明的念頭，因為中國醫生可以被嚇唬住，但是拿我們怎麼辦呢？江青的來訪，關於處方的喋喋不休的談話，以及加緊對我們的盯梢，都證實了這個結論。」（120-121頁）

4、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新四軍與日軍秘密勾結，投敵叛國。

在日寇已經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561頁）

三天以後，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寫道：「葉劍英告訴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總部發來電報的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要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563頁）不管毛澤東如何解釋，作者仍然認定：「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因此毛澤東想為他的解釋提出有說服力的論據。談話表明了所有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體面。與日本司令部的關係早已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建立了。中共領導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或像毛所稱呼的「聯絡員」）可以說是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和新四軍總部之間。中共中央主席發出的必要的情報留在新四軍總部，等著這個代理人（他原籍日本）。這個代理人的情報在新四軍總部總是很快譯成密碼，發往延安。」（563頁）

筆者不厭其煩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為它把共酋毛澤東和敵酋岡村寧次的密切聯繫、聯絡中介、聯絡方式都清楚無誤地告訴了我們，使毛澤東通敵賣國、認敵為友、認賊作父的真面目大白於天下。

5、毛澤東一貫愚弄人民、欺騙輿論。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它有幾個不同的版本。第一種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在大會上發表的《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按事物的本來面目談論問題（應讀為按毛澤東理解的事物的本來面目談論問題──筆者按）。毛態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評價各項大事。他還分析了黨的工作的缺點。第二種版本只限在黨員中傳閱。它與大會上的講話基本上沒什麼不同，但措詞溫和得多。根本沒提蔣介石。關於黨的工作的缺點只是一筆帶過，說得十分籠統。第三種是為公眾準備的版本。與前兩份比較，這份報告措詞甚至更加溫和。所有問題都被敷衍搪塞過去。沒有提到政府首腦。延安報刊上已發表了政治報告的最後一種版本。」（508頁）

對全國代表大會的最重要文件也弄虛作假，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第一種版本只給與會代表聽聽而已。代表們的筆記本都蓋上了機密的印章，頁碼都編了號，會後必須全部交回，不許缺頁，連作者作為唯一的蘇聯代表也不例外！作者的「筆記本封面上蓋上了一個『機密』的印戳，並用漂亮的字體寫道：『孫平（作者的中文名字──筆者按）同志，這本筆記本是機密文件。編好了頁碼，一頁都不准撕掉，每次會後都要交上來，並不許攜出會場。大會閉幕後要把筆記本交出。」（450頁）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發筆記本？又何必要代表們作紀錄？原來是為了幫助他們在會議上對領袖的教導進行討論消化，好讓他們完全理解領袖的旨意。在此之後，當然不可以讓他們帶走。不然，萬一流傳於世，讓局外人從中看到共產黨見不得人的狼子野心，那還得了！第二種版本是給黨徒傳閱的。黨的工作的缺點當然不可多提，反蔣言論也必須收斂，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張「虎皮」還是要當作大旗打出來的。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領袖不好肆意攻擊。第三種版本是欺騙老百姓的，黨必須保持一貫正確的光輝形象，所有問題當然都要敷衍搪塞過去。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高舉民主大旗對國民黨大肆攻訐的時候，在它裝模作樣地在特區搞所謂的民主選舉所謂的三三制政府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愚弄群眾、搞獨裁、搞專制了。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黨。

6、中國共產黨中的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了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

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記裡寫道：「我獲得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譯出這些文件，仔細加以分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1930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顯然，毛澤東那個中共『主席』的職稱就是從這裡『借來的』。）同年秋天，在贛西黨委會上，毛澤東由於在軍事和農村建設的問題上走極端而受到尖銳的批判……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獲悉贛西黨委會決議之後，決定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並派向忠發同志接替。毛對前敵委員會隱瞞了中共中央決議，通過指控贛西黨委會與地富勾結來欺騙前委會成員，並由他自己策動，建立了旨在消滅贛西黨員幹部的後援委員會。1930年12月5日，他開始行動了。」（181-182頁）

這幾個文件太長（182-195頁），為節約篇幅，筆者不打算在此抄錄，但是，文件中明確提出了：「顯然，毛澤東是個壞人，是階級鬥爭中的罪人，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必須動員全體黨員不客氣地打倒他。」（189頁）

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沒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且把全國人民最後都打倒在他腳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農等打手為他為虎作倀；他狡猾過人、對敵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他的敵人爭權奪利、爭寵獻媚，不能團結一致對敵。但是，筆者認為，最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國共產黨從組織上是一個流氓幫會，在思想上是一個邪教集團。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爭鬥的最終結局必然是「最壞者當政」。（參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為什麼最壞者當政》）

三、幾句短評

《延安日記》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代表共產國際和塔斯社來中共特區工作的蘇聯人。儘管他對中共最高層有透徹的瞭解和深入的觀察，他的立場和觀點是代表蘇聯共產黨的。因此，《延安日記》一書不免有許多偏頗之處。具體表現在：

過份誇大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反蘇情緒。毛澤東和斯大林互相利用，妄圖挑唆對方率先與日交戰；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即想從蘇聯獲取軍援準備內戰而沒有得到蘇方的積極響應，這都是事實。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對蘇聯有所不滿是可能的，但是絕對沒有達到反蘇的程度。

對中共黨內鬥爭的認識過於概念化。作者把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權力鬥爭解釋為「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的鬥爭，這是不夠恰當的。王明為首的「留蘇派」對斯大林和蘇共唯命是從，未必就是「國際主義者」。至於毛澤東則根本不是民族主義者。為了個人的私利，他隨時準備出賣民族利益，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唯我獨尊者。

過分誇大了蘇軍在對日戰爭中的作用。蘇軍在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宣戰，一個星期以後日本天皇就宣佈無條件投降了。蘇軍充其量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們進入東北後，與關東軍的仗打得不多，倒是搶掠了我國的大批工業設備，姦淫了我們無數的東北婦女。他們由於參戰一個星期，居然在戰後要求與艱苦鏖戰多年的英美中荷諸國對日享有同等權利，真是無恥之尤。

對蘇軍在日本天皇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野蠻佔領日本北方四島（南千島群島）也持讚賞態度。在1945年9月1日的日記中，作者得意地寫道：「蘇聯軍隊已完全掃清千島群島的殘敵。」（578頁）

《延安日記》的主體部分是在四年延安整風期間秉燭書寫的，很少有參考資料。作者自稱還受到康生等人的嚴密監視，自己不便隨意採訪別人，別人更加不敢造訪他們。所以，某些非親歷親見的事件未必準確。我們應該本著嚴肅的科學態度，對作者非親歷親見的事件探索旁證。例如，毛澤東不是「在長征期間遺棄了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而是於長征後在延安拋棄了她。再如，作者在1945年8月30日記載：「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陳公博自殺了。」（573頁）據南京傀儡政府當事人金雄白的回憶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陳公博是在1946年6月3日在蘇州被中華民國政府處決的。

儘管《延安日記》有以上瑕疵，仍不失為一本對中共高層、特別是對毛澤東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的好書。只要讀了該書所記載的寶貴歷史資料，任何不帶偏見的讀者都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膽小鬼、唯我獨尊者、薄情寡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吹捧和掩飾下，毛澤東始終還被供奉在神壇上。崇毛者還在刮起一股股的毛澤東熱。希望所有追求真理、崇尚正義的人都來讀這本書。目前，在《黃花崗》、《現實中國》等網站可以下載全書。《大紀元》網站正在連載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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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如果失敗了呢？

日本與蘇聯武力介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企圖控制中國是必然，發動操之在人不在我，南北和平統一之前中國如何應付？南北和平統一之後中國如何應付？中國倖存的機會有多大？

日本是個必然因素，共產黨(蘇共與中共)是另一個必然因素。張學良在日本因素作用下救了中共，這不是必然。後來美國打垮了日本，蘇共撐住了中共，美國救了中共 -- 以今視昔，歷史最關鍵的大轉折在這裡。美國的這兩番介入也都不是必然。

-- 這一切都是武力。日本人靠武力，蘇共靠武力，美國靠武力，中共靠武力。洪憲皇帝袁世凱開啟了滿清結束之後中國內外各方武力爭鬥的歷程，軍頭袁世凱的力量來自武昌起義的弱小，但日本人與蘇共對中國運用武力乃是積弱落後的中國大肥羊的命運，由地緣與先前的歷史決定。

梁京把當年的全局事況看得太簡單了。廣東軍政府內部爭鬥這個局在南北相持的大局裡面，大局小局，文爭武鬥，為國為權，為公為私，日本人動武，共產黨插花，局與勢的明暗變動太複雜了，關鍵性的內部與外部意外太多了。看短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看長期是理有必至事無必然，梁京此文以一小理一小事求解如此大國在極強大的外部武力侵入或干擾下的長期內爭全局，其殆也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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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9/18/commentary_mao/>
自由亞洲電臺

是什麼成就了毛澤東？
梁京
2006.09.18

中國還會再出一個毛澤東嗎？我想多數人的答案是不會，至少在我們能夠看到的將來很難想像中國會再出一個毛澤東。但如果追問一下為什麼，答案就可能大不一樣了。一些人的答案可能是，從天分和才能上看再出毛澤東的概率很小，也就是說，無論你中意他還是憎恨他，在基因組合這個層次上毛澤東這種奇人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會出一個的。不過更多的人會強調產生毛澤東的歷史條件不復存在了，因此，儘管中國十幾億人口還會有再生出具有毛那樣強悍個性和能力的人物，但產生毛的各種外部因素絕對沒有了，因此中國不會再有一個毛澤東。

不過，我們真正知道是什麼條件成就了毛澤東嗎？難道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就必然會產生一個毛澤東嗎？這是我學習中國現代史的時候多次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而在知道了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關於是否北伐的鬥爭，在對陳炯明和孫中山有了更多瞭解之後，我不由得要想，如果當時的中國實現了陳炯明對和平統一聯省自治的理想，就很可能不會發生九一八事變，就不會有幾十年的國共之爭，也就不會有一個我們今天知道的毛澤東。毛澤東不僅沒有機會成為一個對幾千萬無辜生命負責的混世魔王，而且，這個人有可能在中國的憲政改革中成為一個雖極有爭議但也有建樹的政治人物。

我知道有人不同意我的觀點，而認為當時孫中山武裝統一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各省武裝割據，軍閥當道，不實行武力統一，中國無以建立民族國家。果真是這樣嗎？如果我們認真地考察當時中國各省的歷史，就會發現，在所謂反動軍閥的領導下，許多省份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現代化變革，整個中國人才輩出，思想活躍，尤其是教育迅速發展，學校的物質條件雖然不好，但教師之認真，學生之好學，絕非今日中國大陸，尤其是大陸的高等學府可以相比。

北伐之所以發生，並非因為和平統一不利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而是因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很難給和平統一以機會。武力統一是中國悠久的傳統，而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要獲得勝利，競爭最高權力的人就必須不擇手段，敢於擯棄一切道德準則。這就是所謂「成者王，敗者寇」的中國政治文化。有人會問，如何解釋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教在中國文化中長期的主導地位呢？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中國的儒家思想只關心君王應該如何治國，並不關心王位是如何得來的。而士大夫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身份特權，因此，不管是什麼人，哪怕是異族入侵者，一旦承認儒教的統治地位，恢復「高考」，就可以完全瓦解他們的「愛國情懷」。

因此，孫中山北伐的主張戰勝了陳炯明和平統一的主張，意味著一場成王敗寇的爭奪將主導中國的政治。現在看來，孫中山是成就毛澤東的第一人。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孫中山接受了陳炯明的主張，支持和平統一，支持陳炯明在廣東率先搞出一個現代化的樣板來，激進主義在中國的市場就會大大縮小，毛澤東再有本事，也不至於害及幾千萬人的生命。

一種遊戲一旦開場，當然只有最會玩的人有最高的勝出機會。毛澤東並不是熱衷於此道的唯一玩家，恰恰相反，中國從來不缺想做皇帝的人，蔣介石張國燾都是既有心術又敢於殺人的有力競爭者。但是，毛澤東證明了他才是「真命天子」，是成王敗寇遊戲最出色的玩家。

毛澤東是中國成王敗寇的政治文化的產物，是大一統的政治理念的產物。這種不擇手段的政治文化，這種對壟斷權力的信仰和追求，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並沒有消亡。那麼，我們還會不會再出一個毛澤東呢？我不敢說這種可能性完全沒有，但畢竟我們今天的信息環境和知識結構已經與毛的時代完全不同了。

這不禁使我想到一個問題，假如今天坐在皇位上的不是六十四歲的胡錦濤，而是六十四歲的毛澤東，他會如何看這個世界呢？他會如何作為呢？我相信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肯定不會像今天這樣沉悶乏味，我們或許還會出現某種「聯省自治」的生動局面，因為畢竟青年時代的毛也曾經是一個熱衷地方自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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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中共的黨史其實就是一本自相殘殺的歷史。建政前黨內尚有一些民主之時，凡是遭到重大失敗挫折，黨魁都會被人轟下台，如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和張國燾都是如此。雖然毛澤東挾得天下之勢，居開國皇帝之功，黨內外對他的頌揚崇拜一時無兩；但是隨著大躍進失敗，全國大饑荒，黨內許多高中級幹部對毛澤東的治國才能產生懷疑。「廬山會議」後大批幹部為彭德懷鳴不平，毛不得不對「反右傾」進行甄別；劉少奇接手領導經濟工作後，扭轉困難局面，使他在黨內的聲譽地位迅速上升。毛澤東從彭德懷到劉少奇身上開始感覺出對其地位的挑戰，也從他們的反叛深刻地感覺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有老婆兒子最可靠。於是，毛澤東就密謀策動「文化大革命」搞掉劉少奇，同時，開始著手安排親屬傳位接班，延續「毛氏王朝」之夢。

毛澤民、毛岸英死後，他最親近的健全的親屬就剩下了江青和毛澤民遺孤毛遠新兩人了。可是江毛二人資歷尚淺，毛澤東一方面放江青出來干預政治，另一方面更極力栽培毛遠新。文革開始以前，1964年大專院校裡廣為傳達「毛主席和毛遠新的談話」。毛澤東沒有讓毛遠新上清華北大，而讓他去「哈軍工」，是因為毛澤東深明「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道理，為了讓他傚法金正日在專門培養軍隊高級幹部的基地認識同學，建立自己的軍隊班底。可是毛遠新無心向學，自命不凡，與一眾高幹軍幹子弟合不來。文革開始後，毛遠新返哈軍工領導文革，毛澤東御准全國65屆畢業生可以回校「鬧革命」，以至文革初期「八八」派頭目敢於叫出：「毛遠新算什麼！」毛遠新到北京告御狀，由「中央文革」出面宣佈該派為保守組織，勒令解散。毛澤東隨即任命他為「中央文革聯絡員」，讓他在遼寧充當欽差大臣。當時遼寧分三大派別，其中最大的「八三一」不聽他的指揮，毛遠新選擇軍區支持的「遼革站」，將其它兩派鎮壓下去，並將「八三一」頭頭逮捕。1968年毛澤東破格任命年僅二十七歲的毛遠新為瀋陽軍區第一政委，統領東北三省軍管會，官至大兵團級；並且委任陳錫聯為司令，牽制林彪四野勢力，輔佐幼主。毛澤東的計劃是將東北作為建立「毛氏王朝」的大後方，進可攻退可守。可惜毛遠新是個典型的紈褲子弟，只懂得吃喝玩樂，身為東北最高長官只會玩女人、看外國電影、拍照片……。其間將一個來瀋陽軍區總醫院探姐姐的上海女工全秀鳳搞大了肚子，在上海幫的極力拉攏和江青的熱心勸說下結了婚。婚後全秀鳳又因為習慣性流產長期住院，攀上枝頭變鳳凰，出身寒微卻又硬充高貴，對全是軍幹高幹子女出身的醫護人員頤指氣使，在東北軍幹高幹圈子裡暗地裡傳為笑話。有一次專機送兩人去大連看球賽，他未到不敢開場，他一到，主席台全體老軍頭起立鼓掌，他竟然理都不理，在中央坐下來，老軍頭一直站到完場。毛遠新在東北六七年，除了安插了謝富治女兒女婿在鞍山外，不但沒有建立自己的團隊，反而得罪了許多高級將領。(見方丈「毛澤東的最後安排」)

深諳宮廷幃術的毛澤東知道，要傳位給皇太子，如果能在生前親自扶植上台最好，比如蔣經國和金正日，可是毛遠新實在是不爭氣，扶不上壁；江青又素質低下，樹敵太多。黨內外反對的力量很大，朱德、周恩來都實行親屬避嫌，毛澤東一時難以辦到。如果不能趕在生前親手扶上台，唯有先將權力交給后黨，由皇后輔佐幼主；同時物色扶助太子上位的「顧命大臣」，與后黨勢力互相牽制。毛澤東熟讀史冊，知道如果幼主無能，后黨必然坐大，像呂后、武則天、慈禧太后一樣垂簾聽政，加上毛遠新非江青所出，日後必然反目成仇。因而必須同時物色像諸葛亮一樣的，你讓他當皇帝他都不肯當，鞠躬盡瘁扶助太子可靠的「顧命大臣」。環顧四周，一將難求。一來為了借力打倒劉少奇，當時需要一個資歷深、有實力的人取代劉少奇；二來也為了觀察顧命大臣，考驗他的忠心，毛澤東選中了林彪。可是林彪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以為老毛真的要傳位給他了，不去覲見真命天子毛遠新，樹立他的權威，反而大樹特樹自己的兒子林立果。加上爭當國家主席，令毛澤東看清楚了自己死後「毛氏王朝」就會變成「林氏王朝」。於是先下手為強，出巡遊說各路諸侯必要時勤王京師，逼得林彪倉惶出逃，折戟沉沙。毛澤東親手挑選並且公然寫入黨章的接班人背後向他下毒手，大大出乎他的意外。經此一役，共產黨顏面盡失，老毛也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留給他打著共產主義旗號暗中籌劃封建傳位的時間不多了。

於是，毛澤東雙管齊下，一方面重用后黨江青四人幫、另一方面加緊栽培皇侄毛遠新，將其調來北京做共產王儲，任命他為「主席聯絡員」，他成了全中國最特殊的人物，頒布當今皇上聖旨的皇太子，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開會，他坐在中央主席位子上，一眾黨國重臣兩邊正襟危坐。毛同時將在東北輔佐幼主的陳錫聯調來北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為防諸侯作亂，又倣傚古代帝王將七大軍區司令對調。此時，后黨四人幫與前朝舊臣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明爭暗鬥，毛澤東一時難冒天下之大不諱公然捧后黨四人幫上台，唯有暫時採取平衡策略，由后黨四人幫與前朝舊臣聯合組閣，採取放長線釣大魚靜觀其變的策略，以靜制動。由於江青四人幫太不得人心，老毛偶爾也不痛不癢地批評幾句，一來可以緩和雙方的矛盾；二來萬一江青四人幫實在扶不上壁，也可籠絡舊臣們支持毛遠新，自己還落下英名。儘管毛澤東老謀深算，費盡心機，可惜為時已晚，周恩來一死，億萬群眾中長期積聚對毛澤東四人幫的不滿和憤怒藉機爆發，1976年4月5日發生天安門事件，群眾矛頭直指「當代秦始皇」毛澤東。淺薄無知的四人幫還為武力鎮壓了四五運動沾沾自喜，老謀深算的毛澤東卻不得不歎息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變化，我看軍心、民心不在我們這邊，你們不信，反正我信」，最後，不得不在病榻上哀歎「在血雨腥風中交班」(見張玉鳳回憶錄)。

五，「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時「毛氏王朝」的成敗已經到了最後關頭，老天爺留給暴君毛澤東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老毛慌不擇路，一手再次貶謫中興重臣鄧小平；一手破格提拔「顧命大臣」華國鋒。看中他的忠心耿耿和知恩圖報，同時也考慮到華任公安部長，親手鎮壓了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手上有血，不敢謀反。另外還選擇葉劍英、陳錫聯、汪東興等輔佐華國鋒，向他們託孤，寄望他們將來扶助幼主上台。此時，黨國元老周恩來朱德已經先後去世，去除了傳位親屬的最大障礙，毛澤東最後能做的事是公然留下一份政治局名單，其中赫然居於首位的就是皇侄毛遠新，江青居其後，託孤大臣華國鋒、葉劍英、陳錫聯、汪東興等榜上有名。最後，老毛還沒有忘記黃昏妃子張玉鳳，也赫然名列其中(見汪東興、張玉鳳相關回憶錄)。宮廷內寵一無赫赫戰功、二無治國之材，單憑皇上恩寵便可以躋身安邦定國重任之列，實在比封建王朝還不如。

劉少奇、林彪的背叛，周恩來、鄧小平的陽奉陰違，朱德的冷眼旁觀，加上四五群眾運動群情洶湧，令到毛澤東眾叛親離，深感大勢已去。回首自己一生，數十年來戎馬生涯，南征北戰，好不容易打下一朝江山。本想傚法歷代開國皇帝，傳之萬代，不料後輩死的死，瘋的瘋，剩下的朽木不可雕，爛泥扶不上壁，令他幾許無奈，幾許歎息。此時，他想起了和他一樣出身自貧窮農家，崛起於行伍之間，在亂世中勇取強敵項羽掠得大好河山的漢高祖劉邦。

秦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西楚霸王項羽滅掉大秦，劉邦起於阡陌之間，形成楚漢之爭，垓下一戰擊敗強敵項羽，得掌天下。猶如清朝末年，孫中山推翻滿清，軍閥混戰，國民黨北伐一統江山，毛澤東共產黨螳臂捕蟬黃雀在後，趁日本入侵之機會乘勢坐大，抗戰勝利後羽翼已豐，悍然發動內戰，三大戰役打倒強敵蔣介石，江山社稷盡收囊下。中國本來就是封建傳統根深柢固，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還想到皇帝呢！眼見宿敵蔣介石在台灣成功地傳位兒子，滿腦子封建思想的毛澤東怎會無動於衷？於是，漢高祖劉邦成了他的好榜樣，也成了他最崇拜的人。但是想到劉邦成功地誅滅了各路諸侯，倚靠呂后成功地傳位兒子，而他礙於冠冕堂皇的共產主義言詞，不敢明目張膽；老婆、子孫後輩又不爭氣，眾叛親離，使到他日薄西山仍然未能傳位毛氏後人，確立毛氏王朝，再次一時傷感，召王儲毛遠新入宮，老淚縱橫，傷心地吟頌劉邦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公元前202年劉邦正式登位，建立大漢皇朝。開國之初，不得不大封有功之臣，讓他們各據一方，其中以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勢力最大。劉邦放心不下，其後花了六年時間，藉詞誅殺各路諸侯，特別是公元前196年御駕親征，雖然陣前中箭負傷，仍然最後平定了英布的叛亂。在班師回朝的途中，路過故鄉江蘇沛縣，在那裡住了十幾天，邀請父老鄉親擺酒慶功。席間，劉邦高歌一曲，慷慨起舞，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風歌」。史載劉邦想起兩雄相爭，勇克強敵，其後又為江山社稷傳之萬代，連年征戰，削平各方山頭，如今垂垂老矣，子孫後輩能否守住江山，又能否安邦定國？一時感觸，於是「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漢書．高帝紀)。史學家紛紛評說「大風歌」透析著英雄遲暮的蒼涼感，表露了劉邦內心深刻的憂慮和恐懼。如果說「垓下歌」表現了失敗者項羽的悲哀，「大風歌」則流露出勝利者劉邦的悲哀，翌年，劉邦在不安中去世。毛澤東不是不想傚法劉邦傳位後世，只是很多事情他來不及做。毛澤東此時對毛遠新吟頌大風歌，不難看出其心情和當年的劉邦一樣不安無奈。

六，有賊心，無賊膽

毛澤東和劉邦一樣，看不起知識分子，無容人之量；心胸狹窄，猜忌多疑，天下為私，不惜勞民傷財，興師動眾，誅殺功臣，消滅異己。可惜他有賊心，無賊膽；有賊膽，也沒有賊能(力)。有心想建立毛氏王朝，卻無劉邦的本事；生前自吹自擂如何聰明偉大，其實草包一個。在湖南師範學校讀書時數學英文等自然科目全部不合格，甚至得零分，最大的學問就是寫幾篇狗屁不通的作文。不過以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如果安分守己在鄉下做一個小學教師，或者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的時候發憤讀書，像梁漱溟先生一樣自學成才，也許可以當一個出色的中文教授。可是他卻更喜歡當一個造反起義的農民領袖，歷史的陰差陽錯把他推到了一個武裝反對黨主席的位置上，更讓他在亂世中取了天下。

其實，他的所謂軍事天才只是自吹自擂，長征途中他接手指揮軍隊後的第一仗，就在貴州土城大敗而回。他不顧將士疲勞，不斷兜圈子和國民黨追兵捉迷藏，自己躺在擔架上，官兵們卻苦不堪言，當年彭德懷林彪都曾經上書要求取消他的指揮權。他一路流竄到達陝北保安縣，只剩下幾千殘兵敗將，實際上，如果不是日本入侵，全國人民聯合抗日呼聲高漲，張學良陣前反戈，毛澤東早就像張國燾的西路軍一樣全軍覆沒了。國共內戰之初，毛澤東仰仗蘇聯支持，搶先派兵接收東北，國民黨軍秦皇島登陸，他一日數電，令林彪死守山海關、四平、瀋陽、長春，「將其變成馬德里」，結果一個都守不住，被蔣介石一直趕到北滿。若不是馬歇爾強令蔣介石停止追擊，實行休戰恢復和談；若不是斯大林將二十萬偽滿軍隊和大量日本軍械交給毛澤東，共產黨在東北早已垮臺了，他之所以能得天下，其實是時勢造英雄而已。可是他卻貪天之功為己有，以為得天下是他一己之功，他有權私相授受。

毛澤東最獻醜的是得天下後自不量力地試圖領導一個大國的建設，可是卻因為先天不足，出身在窮鄉僻壤，受教育少，知識貧乏；後天的經歷也很狹窄，戎馬倥傯，大半生在馬背上度過，從未接觸過現代文明，根本就不是治國之材，連最基本的科學常識都不懂，更不用說國際視野。結果建國短短十年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已經搞到民不聊生，餓死幾千萬人。毛澤東最致命的的缺陷在於自以為是剛愎自用，最明顯的弱點是不善識人。別的不說，光拿擇偶一事就已經在全世界面前出醜了。在延安被賀子珍持刀(一說駁殼槍)追得滿窯洞跑、採訪他的美國記者斯諾德萊還被賀子珍吃醋扯頭髮；和江青吵架要經常勞煩手下周恩來夫婦勸架、文革期間江青將家事抖到大庭廣眾面前，像潑婦一樣罵街、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在外國人面前不顧禮儀口不擇言；在那個不小心沾污了他的畫像就要處死的年代，竟被他黃昏妃子張玉鳳罵「小狗」……。說到底毛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專愛搞那些沒有文化的女人，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元首會如此丟臉？在這一點上說，他還遠比不上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更比不上他的老對手蔣介石。他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王洪文不是背叛他就是扶不上壁的阿斗，沒有一個看得準。最後屍骨未寒，受命託孤的顧命大臣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也背叛了他，把他老婆侄子一掃而光，讓毛氏王朝徹底破滅。

毛澤東希望臨死前受命託孤的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像諸葛亮一樣，原諒他的一切錯失，全心全意扶持江青毛遠新。自己卻從來不檢討一下，你能不能像劉備一樣禮賢下士，用人不疑。劉備也犯過大錯誤，為報關羽之仇，起全蜀之兵攻打東吳，諸葛亮帶領群臣攔路苦諫，劉備不聽，把諸葛亮放回蜀中，親自帶兵東進，結果被陸遜火燒連營，大敗而回，帶殘兵敗將逃往白帝城，無顏見江東父老，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劉備犯了這麼大的錯誤，諸葛亮仍然鞠躬盡瘁輔佐幼主，是因為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毛澤東一意孤行，大搞政治運動，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搞到幾乎國破家亡，但卻毫無悔悟，反而文過飾非，強詞奪理，諉過於人，把有功之臣、有識之士趕盡殺絕，誰會替你賣命？毛澤東希望共產黨裡也出一個嚴家淦，老老實實做一個過渡人物，扶植太子上台，將大權移交蔣經國。可是他也不想一想，就算是共產黨內有嚴家淦式的人物在他身邊，他也沒有伯樂的眼力，沒有容人的器量，更沒有蔣介石的威望和能力。所以說，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你毛澤東沒有這個本事，有賊心，無賊能。

正如方丈先生所說的：文化大革命什麼路線鬥爭、思想鬥爭、階級鬥爭全是鬼話，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爭權奪利和企圖傳位親屬的宮廷鬥爭。毛氏王朝的徹底破滅，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不幸中的大幸，避免了一場封建大倒退，但是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仍需要我們大家共同不屈不撓的努力，願我們的國家民族大難過後，幸福來臨。

寫於4/8/06紐約

部分內容刊於《開放》2006年9月號，此處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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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0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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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從「三垂崗」到「大風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
-- 為毛澤東去世三十週年而作
李大立
2006-8-4

早前在紐約一個朋友家裡遇見一位大陸來的「訪問學者」，他對曠世獨裁者毛澤東數十年來帶給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有深刻的認識，唯獨說起毛到底沒有像蔣介石、金日成那樣父傳子位建立「毛氏王朝」而感到些許安慰，說是他老人家「壞事還沒有做絕」，到底還為國家民族留下了一點好處。

我對他說，此言差矣！非不為也，莫能為也！不是老毛不想父傳子位，建立「毛氏王朝」，只是天意難違，天理不容，他想做而做不到而已。

究毛澤東其人，出生於晚清時期，小時在鄉村私塾受封建傳統教育，最高學歷中等師範，從未接觸過西方現代文明，對民主政治一無所知；相反，熱衷於閱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崇拜草莽英雄，信奉成王敗寇，鑽研帝皇御術，熱衷宮廷爭鬥。早在鄉間務農時，每天挑糞下田夠了父親規定的指標，就躲進樹林子裡看他的三國水滸，做他的山寨皇帝夢；延安時期中共偏安一隅，毛澤東就和丁玲等玩起了封妃子的遊戲，將妃子的名號一一封給延安僅有的幾十個青年女性。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毛澤東竟要求放五十六響禮炮，紀念他五十六歲登基，世界史上聞所未聞。1951年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大遊行，毛澤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在在可見他滿腦子極其根深柢固的封建帝王思想。

一，從毛澤民到毛岸英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伐戰爭時期，毛澤東秋收起義事敗逃上井岡山，上山僅短短數月，就無情地拋妻棄子，另結新歡。元配夫人楊開慧被殺後，是毛的大弟毛澤民將毛澤東的三個兒子送去上海，進入中共秘密開設的「大同」幼兒園。後上海中共機關被破獲，三兄弟流落街頭，1936年才被共產黨營救，將毛岸英、毛岸青送去蘇聯，毛岸龍下落不明。

毛澤民比毛澤東小三歲，是毛澤東最信賴的人之一。中共「一大」後不久，毛澤民便被毛澤東發展成為黨員，當時毛澤東已經離家出走，毛澤民在韶山老家管家，是毛澤東把他帶出來的。當年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毛澤東趁亂實行軍事割據，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自任主席，封其弟毛澤民為「財經人民委員」兼「中央蘇區銀行行長」，讓他管錢，早期的毛氏兄弟王朝已初見端倪。

據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一書透露，毛澤民任職「銀行行長」時，曾經幫毛澤東隱藏了一大筆私財，這是毛澤東1932年打下漳州時搶掠斂聚的金銀珠寶和銀元。紅軍長征前夕，為了要求博古不要丟下自己，毛澤東要毛澤民將這些錢財全部交給博古和李德，當時中共非常缺錢，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澤東雪裡送炭，解決了燃眉之急，博古李德才沒有將他丟下不管。

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了打倒主要政敵王明，派遣毛澤民以「治病」為名於1939年6月去蘇聯。到了蘇聯後卻一次都沒有去醫院看過病，只是不停地向莫斯科報告，攻擊王明和其它留蘇派，說他們不瞭解中國國情，沒有「革命鬥爭經驗」，不能當黨的領導層，直到把王明拉下台。此時毛氏兄弟王朝有了進一步發展，如果不是毛澤民1943年9月在新疆被殺，其後毛氏王朝肯定會成為現實。

毛澤東最信賴的弟弟毛澤民死了，三個兒子中第二個瘋了，第三個生死不明，剩下大兒子毛岸英，毛澤東將毛氏王朝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毛澤東周密地計劃和安排毛岸英的接班前途。延安時期，毛澤東喜新厭舊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搭上了上海灘三流影星藍蘋，把壓寨夫人賀子珍和女兒李敏丟在蘇聯瘋人院，把兒子毛岸英從蘇聯接回來。根據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一書所述，狂傲的毛岸英穿著蘇軍的呢大衣和馬靴，在窮山溝裡招搖過市，狂跳交誼舞，大擺太子爺架子，不拘小節，惹得眾人議論紛紛。毛澤東不得不將他送到農村去參加「土改」，「拜農民為師」，要他「夾起尾巴做人」。可是，毛岸英以特殊人物自居，不恰當地參與政治，經常在毛澤東面前議論中共的高層領導。毛澤東也偏聽於他，他說誰不好，毛澤東就疏遠誰，因而，當時許多人為免遭難，紛紛拍他馬屁，把他哄得找不著北。

毛澤東東北一到手，就把毛岸英安插到東北最大的機器總廠裡當黨委副書記，讓他學習如何管理工業建設。1950年3月，毛澤東與其湖南老鄉周世釗談話時說：「岸英是個年青人，它從蘇聯留學回來後，去農村鍛鍊過，在工廠也幹過，但還很不夠，在戰爭中成長比任何其它環境都更嚴更快。」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按照毛澤東一貫的輕視知識分子重視「工農兵」的思想，他要讓毛岸英嘗遍工農兵的味道，好讓他將來子承父位，順利接班，於是就安排毛岸英跟隨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入朝。但是彭德懷不敢接這個太子包袱，1950年10月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設家宴為彭德懷餞行，舉杯對彭說：「我替岸英求個情，你收下他吧！」很顯然父子倆早已商量好，並共同作出決定。(見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英」)。

人算不如天算，沒想到四十九天之後，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的「毛氏王朝」夢想便告徹底破產，毛岸英被美國飛機炸死在朝鮮大榆洞，其時他剛過完二十八歲生日後一個月。

原中共志願軍作戰處副處長成普先生在回憶文章中說，彭德懷司令及先頭部隊其實早已秘密入朝，為躲避敵機轟炸，彭德懷將司令部從屋舍搬入山洞。在司令部會議上，一個俄文翻譯經常敢於當面頂撞彭德懷，令與會人士對這個人的來頭都有了好奇和疑問，可是出於保密原則，誰也不知道這個人的真實身份。1950年10月25日，中共正式宣佈派遣志願軍入朝參戰。一個月後的11月25日，上午九點多鐘，彭德懷和副司令員洪學智在司令部山洞裡下棋，毛岸英帶著兩個參謀離開彭德懷所在的山洞，回去附近的司令部屋舍炒雞蛋飯。當時志願軍的日常生活極其艱苦，據說這一小籃雞蛋還是金日成送給彭德懷的禮物，毛岸英就私自取用了。卻不想因煙囪冒煙暴露了目標，引至美軍用燃燒彈猛炸，成普及時爬出窗口，毛岸英和高瑞欣參謀躲在床底下被燒死。有人報告彭德懷後，彭德懷立即趕赴現場，面色蒼白，連連自言自語：「叫我怎樣向主席交代？叫我怎樣向主席交代」？旁人才知道這個翻譯原來是當朝皇太子。

毛澤東原意是讓他鍍上一層戰爭的光環，以便將來接班，卻不想弄巧反拙死於傲慢和特權。中共建政是1949年10月1日，一年後毛太子就嗚呼哀哉了，暗中策劃多年的「毛氏王朝」胎死腹中，這實在是給毛澤東帶來最沉重的打擊。毛澤東畢竟也是人，也是個父親，其失子之痛，雖然深埋心底，但在他的事業遭到挫折的時候，曾經以其特有的形式流露過。其後毛澤東的許多思維和決策都與此大有關係，毛岸英一人之死，間接地導致了億萬同胞深重的苦難和死亡。

二，「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1958年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失敗，全國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在黨內外受到極大的批評和壓力，1959年8月不得不召開「廬山會議」，讓大家發表意見，糾正「左傾」錯誤路線。沒想到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彭德懷遞交「意見書」，暗諷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毛澤東惱羞成怒，突然改變會議方向和議程，改反「左」為反右，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彭德懷被打翻在地，幾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折磨而死。這一件驚天大案，表面看導火線是彭德懷不識時務犯了天顏，內中原因人莫能知，毛澤東是否突然想起愛子毛岸英之死，藉機大興問罪之師，絕非沒有可能。

「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經在中央委員大會上痛切地哭訴：「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是始作俑者，我無後乎？……」，說彭德懷絕了他的後，一眾共黨高官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七十一歲生日後三天，毛澤東突然寫條子給秘書田家英，索要「三垂崗」詩，便條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導：

近讀「五代史．後唐莊宗傳」三垂崗戰役，記起了年輕時曾讀過一首詠史詩，忘記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請你查一查，告我為盼！

毛澤東
十二月二十九日

田家英為他找出了這首「三垂崗」詩：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這首詩為清代嚴遂成所作，是歌頌後唐李克用父子的戰爭詠史詩。三垂崗位於山西省長治市，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今河北邢台)，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寫的組詩，共十首，每十句為一首，歌唱人的一生從幼到老的悲歡變幻)，至於(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座上皆淒愴。時(李)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二十年後，公元908年，李存勖果然帶孝出戰，在山西潞州境內三垂崗大敗朱溫父子，其後滅掉後梁，在洛陽重建後唐，完成了父親的遺願，奠定了霸業，三垂崗亦由是載入史冊。

中國古代詩歌浩如煙海，其中詠史詩所佔比例不大，而描述戰爭的詠史詩更少；嚴遂成在清代詩人中不算出名，其「三垂崗」一詩被收集傳誦不多。但是，為什麼毛澤東在他七十一歲生日後突然想到這首詩，其後並恭恭正正地抄寫下來？原因有二：

其一，這首詩不但描寫戰爭，而且寫出了父子兩代英雄。唐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少數民族中崛起，一生征戰，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他死後，兒子李存勖父死子繼，又是南征北戰，消滅後梁政權，統一中原，建立後唐，被歷代史家視為父子英雄。「風雲帳下奇兒在」，毛澤東顯然從這首詩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想起了毛岸英。

其二，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時候想起毛岸英？因為這時候毛澤東心情極為煩惱，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他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背叛了他，令他十分生氣。專制國家特有的「接班人」問題和激烈的黨內鬥爭令他寢食不安，一時感觸，竟寫條子給秘書查找古詩「三垂崗」，並且居然罕見地稱晚輩田為「同導」，可見他當時心情十分紊亂。「鼓角燈前老淚多」，正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三，「接班人」的背叛

其時，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國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與此同時，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毛澤東建議同時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研究「社教運動」二十三條。會議開得比人大還長，是因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令他對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從根本上發生懷疑和動搖，他為此感到憂慮、煩惱、生氣、甚至痛切。

劉少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親手提拔和培養的接班人，中共「七大」後一直擔任黨中央副主席；中共建政後，1959年毛澤東還將「國家主席」的寶座讓給了他，同時對外宣稱劉少奇就是他的接班人。可是，事與願違，1958年大躍進失敗後，兩人之間出現裂痕，隨著毛澤東將「階級鬥爭」不斷推向高峰，兩人的分歧越來越大，鬥爭越來越激烈和公開化。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受到黨內外極大的壓力和非議，不得不作出檢討，領導地位發生動搖。劉少奇在大會上作報告說大躍進失敗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和毛澤東文過飾非的「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唱對台戲，從此引發毛澤東的不滿。1963年毛澤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親自制定「前十條」，估計「基層單位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同年9月，劉少奇主持制定「後十條」，比毛澤東的估計更嚴重，認為階級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開始時，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兩個「十條」也是毛澤東批准下發的。後來，作為「四清運動」總指揮的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下鄉蹲點，搞出一個秘密扎根串聯的「桃園經驗」，在人民大會堂作報告，劉少奇親自出席鼓掌支持，並且人手一冊在全國各地推廣。劉少奇要求幹部通通下去蹲點，還說「毛主席的調查研究方法已過時了」，傷害了毛澤東的自尊心，進一步引發了他的不滿。毛說：「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說那是「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就在1964年12月毛過生日那天，他發了一通脾氣，話中有話地說：「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第二天，12月27日，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黨內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四清運動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四清和四不清是階級鬥爭」；劉少奇反對說：「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要從實際出發，有甚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統統上升為階級鬥爭」，於是，在會上爆發了激烈的爭論。

其實，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早已逐漸有所流露，1964年11月，在一次工業彙報會上，毛澤東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通通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這段粗卑不堪的農民語言，來勢洶洶，可惜劉少奇沒有聽懂。

更嚴重的是，就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始時，負責組織工作的鄧小平以為這衹是一般的工作會議，出於好意，曾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劉少奇在會上插話太多，喧賓奪主，令毛澤東極為不快。事後幾個黨國元老批評劉少奇對主席不夠尊重，勸劉少奇向毛澤東認錯。第二天，毛澤東手持兩本書參加會議，怒氣沖沖地說：「不是有兩本書嗎？一本叫黨章；一本叫憲法。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嘛，可是，現在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怒形於色，驚震全黨。正在此時，那邊的「人大」選舉照常進行，劉少奇再度當選為國家主席。當天，毛澤東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他「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死開會……」。會後，毛澤東和大區書記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麼辦？接見外國共產黨的時候，也直通通地問人家，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弄得人家無言以對。

1970年斯諾訪問中國時問毛澤東：「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很乾脆地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第一條就說四清運動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當場就反對。」(見彭明道「接班人的憂思和痛切」)

由此看出，1964年毛澤東七十一歲生日前後，剛過古稀之年，毛澤東為自己權位受到威脅寢食不安，同時也為接班人問題憂心忡忡，因而痛切之時，不由得想起了毛岸英，想起自己早已破碎的「毛氏王朝」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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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毛澤東不是「巨人」是「巨石」-- 向劉放先生討教
鐵流
Friday, September 01, 2006

劉放先生在《紅太陽的殞落－－毛澤東逝世30週年》一文結尾中說「毛澤東逝世已三十年。卻是蓋棺仍未定論。千秋功罪，誰與評說？然而無可否認，幾千萬人失去生命都與他有關。同時，他對中華傳統文化、道德體系的全面破壞負有直接責任。但把這些問題孤立起來簡單地歸咎他的個人行為也不盡客觀。不管愛他的人，恨他的人，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毛澤東是歷史巨人，他的歷史痕跡無法抹去。」

本人無論從客觀事實與感情上都不能苟同。我認為歷史巨人應有功於民族、國家、社會、人民，而毛澤東給予我們民族、國家的是徹頭徹尾的毀滅：歷史毀滅，文化毀滅，道德毀滅，人與人真善美情感的毀滅，直到今天，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道德規範 -- 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 已不存在，這是多麼痛心疾首萬劫不復的事實；他給予我們社會、人民的又是什麼？血淋淋的爭鬥與殺戮，漫長可怕的掠奪和饑餓，多少無辜善良的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中國人民死在他的暴政下和各種政治運動中，歷史留給社會的各種資源遭他破壞殆盡，僅「大躍進」砍伐的森林到五十年後的今天也未恢復。

橫看世界，縱觀歷史：秦始皇沒有他暴，斯大林沒有他毒，希特勒沒有他狠，墨索里尼沒有他壞，他能是巨人嗎？如果硬要說他是「巨人」，那麼他就是 「整人最多，殺人最多，餓死老百姓最多，毀滅文化古蹟最多」的「巨人」。難道不是嗎？為什麼直到今天他的罪惡還未得到清算？就是他所領導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實難以做到。正如佛教打倒了釋迦牟尼還有什麼佛教呢！這就是今天中國難以進行政改的原因。儘管我們國家在經濟上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在政治體制上卻難以實現民主自由，其根本原因就是這個「巨人」陰魂不散。

最近從老百姓口中聽到一首民歌，歌曰：暴君霸國獨稱雄，血雨冤魂遍國中，歌女哪知民眾恨，聲聲猶唱東方紅。簡言之，毛澤東是橫亙在我們國家前進道路上的一塊「巨石」（注意不是巨人，是巨石），不搬掉它，中國還會有新的災難發生，這就是毛偉人「存在決定意識」的不變真理。用他的話說叫「不破不立，不止不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兩者之間，只能選其一：要麼是「巨人」，要麼是「巨石」。

記得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命歸西天那個時候，我在四川省新華勞改硫磺場當「二犯人」（即就業員），那氣氛是多麼的緊張與酷烈啊！場部立即發告示：在此期不准笑，不准唱歌，不准喝酒，不淮穿喜慶色彩的衣服，違者堅決予以打擊。但民心如鏡，是非是鐵，善惡公論，你能阻擋得了嗎？我立馬在心裡寫下一首詩，應該說不是寫下，是刻下，是深深地銘刻在骨頭上的詩。這首詩如果當時被揪住，準是百分之一百地砍腦袋，縱是在今日陽光下的中國，也沒有任何一家報刊登載。這首歷史的詩，我不敢說寫得好，卻可以說是當時歷史的一個橫斷面。現抄錄於下，作為本文結束語。

九月九日感時

喜聞雪崩冰山倒
似看春色三外驕
有歡不敢呈臉上
臂勒青紗亦嚎啕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Friday, September 0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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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救星潤之太祖降世於1893年12月26日。

照片攝於2005-12-5，網路發表於20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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