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命女（宋詞）

千里宴，美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

一願諸君順遂，

二願我身長健，

三願台灣春滿面，歲歲長歡見。 

日前在溫哥華的一個讀書會，大家在討論Harold Kushner所寫的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一書。主持讀書會的許先生在開場白首先說，這本書對它非常困惑。俗語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然而為什麼常常是好人受苦，而壞人卻享福呢？如果說是「不是不報，而是時候未到」，那麼什麼時候，才是「時候」呢？是來世嗎？來世我們看得到嗎？真的有來世嗎？來世我們記得今世做什麼嗎？ 

他把這個困惑，告訴他的一位信基督的白人朋友。朋友問他：什麼是「善報」？什麼是「惡報」？ 

許先生生氣地說：「這樣的問題也要問？你今天被車子撞斷一條腿就是『惡報』，今天平安快樂就是『善報』。」 

這位朋友認真地說：「我被撞斷一條腿，我感謝上帝沒有使我失去兩條腿。」 

許先生又問：「那如果撞斷兩條腿呢？」 

朋友說：「那我感謝上帝沒有使我失去生命。」 

許先生進一步問：「那如果被撞死呢？」 

朋友說：「那我感謝上帝使我結束痛苦的人生，在天堂過更美好的生活。」 

真是無可救葯的樂觀主義者。

這使我想起以前讀過美國歷史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的「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其中提到伊斯蘭文明的時候，談到一位回教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哲學家兼詩人塞迪（Musharrit ud-Din ibn Muslih ud-Din Apdallah）的故事。  

賽迪一生曾經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在中東、印度、衣索比亞、埃及和北非各地流浪，他歷盡貧困，閱盡人間辛酸。他抱怨自己沒有鞋子穿，直到遇見一個沒有雙腳的人，才開始感謝上帝的仁慈。他和十字軍作戰的時候被異教徒俘擄，後來被贖回。他在五十歲的時候退隱到一個射拉至的花園中，過著隱居的生活。在隱居後還活了五十年。這個時候他開始著書立說，他的著作都是在這五十年完成的。 

賽迪有一句名言：「十個托缽僧侶可以睡在同一張地毯上，但是一個國家卻無法容納兩個國王。」自足、樂觀的人，好像真的擁有完美的世界。

事實上這個世界，真的有非常樂觀的人，也有非常悲觀的人。一個多月前，我在台灣與一位詩人及一位心理諮商的老師David餐敘。 

三個男人在一起，話題總會談到政治。詩人說他感到越來越煩燥，每天看新聞，不是無的放矢的爆料，就是真的有那麼一回事的官商勾結，好像沒有什麼快樂、有建設性的新聞可報。另外，幾乎什麼政治角力都與統獨有關，整個時代的情緒，令人喘不過氣來。他覺得這樣下去，台灣的知識分子，都會患了政治冷感症。 

David對整個時局，倒是非常樂觀。他認為台灣越來越有希望。在蔣介石時期，司法要動一個大人物，都要總統點頭。在蔣經國時期，要辦一個貪污的縣長，也要總統點頭。現在要辦一個立法委員、縣長、總統府副秘書長，甚至駙馬爺，司法系統都可以主動而直接進行，無須總統點頭，而且總統也無能再干涉司法的進行。台灣過去不是沒有貪污，而是貪污沒有被揭發。台灣的趨炎附勢文化一直沒有變，但是未來的公務員會越來越清正，越來越中立。政治的不當權勢，越來越無法發揮效果，因為政治已經無法成為保護傘，台灣的政治將越來越進步。 

至於統獨問題呢？David說，一個森林要生存不能只有一種植物，需要有各種不同的植物、各種不同的存在，才能夠成為森林。動物也必須同時有各種不同相尅的物種存在，才能維持平衡的生物鏈。同樣的，在這個世界也存在各種不同的人類，各種不同的職業，每人有各種不同的想法。如同這個世界的植物和動物物種相生相尅而互相存，統獨存在問題，也可以如是觀，它的相互依存，是一種最好的存在方式。 

台灣與中國的制度和生活文化，的確差距太遠了。台灣的知識分子習慣有網路管制和輿論管制的社會嗎？台灣的民眾習慣沒有自由選舉而產生政府的國家嗎？台灣的民眾習慣一個沒有居住遷徒自由，不能在同一個國家內自由設籍的制度嗎？這些如果都不習慣的話，當下就沒有立即統一的條件。 

反過來說，台灣目前的現狀，是現狀的獨立，但是尋求國際法理上的獨立，當下無論美國或中國都不會同意。台灣的民眾也不會有半數以上的人，願意為了爭取當下的法理上的獨立而發動戰爭。因此，當下沒有即時爭取法理獨立的條件。因此，維持現狀是目前必須的。而維持現狀需要統一和獨立這兩種拉力，彼此的平衡。台灣需要有主張統一的人來緩和兩岸的局勢，也需要有主張獨立的人來阻止統一的速度。冷靜的民眾最需要的是容忍這兩種力量同時存在，這兩種力量同時存在，對台灣最有利，而目前正是最好的狀況。 

詩人不服氣的又問，那麼產業外移，而且失業嚴重，難道也值得樂觀嗎？一直強調「正面看事情」的David又說，台灣的五十萬失業人口，也有五十萬外勞，失業只是好逸惡勞，外勞可以做的事不想做而已，沒有什麼大不了。台灣過去所以經濟起飛，正是有一種傳統的儉約和勤奮的精神。然而經歷七十年代的股票、房地產狂飆，人民失去儉約和勤奮的精神，目前我們正是可以慢慢地會找回台灣這種值得歌頌的純樸精神的好機會。而擁有這種精神，比什麼都重要。這種精神，在投機的機會不再的時候，一定會慢慢地出現。 

此外，台灣過去過度發展經濟，導致森林砂石盜伐，河川污染，土地過份開發。目前這些高度污染的工業，大部分外移至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正是給予台灣的土地生養的機會，這樣台灣比較有機會真正地做到環境保護，使我們真正反省幸福是因為有好的生活品質，而不是有很多錢，我們的下一代也比較有好的居住環境。我們過去的「拼經濟」，只是為了錢拼掉環境和人性的善良，有什麼好處？目前中國大陸正在蹈台灣過去的覆轍。根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不適合人住的城市的前二十名，有十六名在中國大陸。 而根據路透社報導說，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三十個城市，中國已占二十個。事實上，中國的國民所得最前五分之一者的收入，與最後五分之一者的收入，已經相差三十三倍。

詩人不服氣地說，難得你覺得台灣真的好？對於中國不會漸漸失去競爭力？樂觀的David笑笑地說，怎麼麼會？目前台灣人沒有比中國人勤勞，但是在台灣的一位只有台灣最低薪資外勞的工資，都比中國大陸的教授薪水還高，有什麼不好？中國十幾億人，人口是台灣的五、六十倍，土地是台灣的三百多倍，但是國民的總生產量（GDP），也不過是台灣的六倍而已。就整個國民平均所得來說，台灣是中國的十幾倍。台灣民眾一天工作的時數，沒有中國的十幾倍，而有十幾倍的國民所得，不是証明台灣很好？ 

詩人又說，那電視台每天都在做政治鬥爭，難道這也是好事？David又說，誰叫你只看一台？在民主政治，人民是一國之君，如同法官一樣，必須「兼聽」。如果法官只聽原告的話，一定會認為被告罪大惡極，如果法官只聽被告的話，一定會認為原告簡直是濫訴。法官要兩邊意見都聽，才能有正確的心証。 

同樣的，在民主時代，媒體是朝廷的大臣，人民做為一國之君，如果只聽一個大臣的話，偏偏這個大臣是佞臣，國君就會有錯誤的判斷，就會成為一個被矇敝的昏君。我們要多聽、多看不同立場的媒體的報導，才會有正確的意見。那些只是聽一個媒體的報導就氣得昏頭昏腦的民眾，只是這些偏頗媒體的棋子，只是被佞臣操縱的昏君而已，就像當年的楚懷王一樣。賢明的法官，不會對原告罵被告，或被告罵原告而發火，你發火什麼？ 

詩人又不服氣地說…。 

聽來聽去，感覺心理諮商師，好像是一個不錯的行業，是無可救葯的樂觀主義者，事情總是從最好的那一面去看。明朝洪自誠寫的「菜根譚」說：「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David好像就是我們這群朋友的喜神。美國盲人作家海倫凱勒說：「把臉孔朝向陽光，這樣就看不見陰影。」David好像是臉朝向陽光，難怪老是看起來笑瞇瞇的。 

當一個樂觀的人真好，至少他可以活得很快樂。在台灣這種每天被媒體資訊包圍，被媒體轟炸得血脈賁張，怎麼當一個樂觀的人呢？ 

俄國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在「手札」中說得好：「想要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而且能夠了解人生，就必須不要相信別人所寫的東西，或所說的東西，而要親身去體會和親身去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