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有關國際政治這類的書刊﹐受到嚴格管制﹐甚至連百科全書或外國期刊﹐出現五星旗處﹐都要被禁或刪除﹔在台灣﹐收集國際書籍或『匪情資料』﹐只有兩個主要地方﹐一是政大國關中心﹐二是國民黨大陸工作會。

政大國關中心﹐設於指南山腰﹐與政大校本部完全隔離。在体制表面看﹐只能說是掛著政大的學術名義﹐事實上與國家安全局的關係比較密切﹐為當時國安單位的研究機構﹐或中央政府的智囊單位。其下有一可頒政大碩士學位的東亞研究所﹐專門培育我國新一代的中共問題專家﹐研究生皆有亮麗的宿舍及月俸。這個中心的圖書館﹐蒐集的國際政治書籍﹐十分完整﹐幾乎全世界重要論著﹑期刊及報紙﹐一旦發表﹐在這裡很快就能看到。

國民黨大陸工作會﹐座落信義路師大附中前﹐我們稱之為『紅樓』﹔下設有六個室﹐其人員及經費十分龐大﹐在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一級單位中﹐是最大的機構﹐絕非今日的陸工會只有兩三人的編制可比。會務主要是實際情報業務的執行工作﹐所以進出人士以『國特』為主。

陸工會各室中﹐只有第六室兼管分析研判敵情﹐但偏重中國大陸本身的事務﹐其人員與政大國關中心有相當重疊性﹐收藏書刊以中共出版品為主。陸工會與美國駐台情報組合辦的匪俄中心﹐才是從事及時國際政治新聞情資分析的主力﹔這個中心有最快速運返台灣的歐美﹑日韓等各國報紙及雜誌﹐更有匪俄廣播內容集編﹐收藏資料以此為主。

這兩個地方﹐平時門禁深嚴﹐一般人連進去看看都不可能﹐要到圖書館借書是更免談﹔以政大國關中心為例﹐一般政大學生﹐根本不能進入﹐更諻論借書。就我所知﹐政大只有三個研究所﹐即政治﹑外交及東語（實即俄文）三個研究所學生﹐因論文研究的必要﹐經其研究所核准﹐可持公文申請﹐經該中心發給借閱証﹐方能前往借書閱覽﹔即便如此﹐有些該中心出版的書﹐如『中共黨史』（一套四冊﹐套套編號）﹐也不是這三個研究所的學生﹐有資格購買的﹐可見管制情資之嚴格。而大陸工作會圖書館﹐只供員工借閱﹐基本上並不對外開放。

在嚴格管控下﹐當時一般大學生﹐甚至與政大無關的教授﹐或非國民黨主流派的學者﹐與這兩個主要的圖書館藏書﹐根本就絕緣﹐即使是台大政治系教授亦然。由於我是政大研究生﹐也是大陸工作會職員﹐所以我是能在這兩個地方﹐皆可借閱的極少數幸運兒。

當時國民黨封鎖國際情勢資料的惡果﹐因為我週邊諸人﹐皆屬法政研究人員﹐所以我沒有警覺到其嚴重性。在我考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時﹐我只對台大的國際法政研究水準﹐覺得很失望而已﹔一直要等到我考進外交部﹐前往外交官訓練所受訓時﹐才發現情勢極為嚴峻﹐我們的國家似乎缺少可用之兵﹐有『國際觀』的基層外交官不見了﹗

外交官十二期的同榜外交新同仁（現在表現不錯的﹐都是大使﹑司長或總領事）﹐其中約八十趴是讀外文系的﹐除了應付外交特考時﹐看一下外交類書或新聞剪報﹐基本上對國際法﹐甚至是當代國際政治﹐一點概念都沒有。

當時﹐國民黨青工會要編一本書『青年與參與』﹐供一般大學作課外參考書﹔主編榮碌兄除了專訪稿外﹐還要我提供一年前﹐我與馬里蘭大學丘宏達筆戰的一篇文﹐編入該書外交篇。所以也就順便影印該書文數份﹐給在『外講所』同榜看﹐可是很可怕的是﹐幾乎九十趴的同榜﹐都說『看不懂』裡面的國際概念。換言之﹐一般大學生﹐沒有接觸國際政治﹐更不瞭解國際現勢﹐這本給青年學子的書﹐未免太深奧太生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