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Q84》Book 3也賣得如火如荼，卻還是有人說村上春樹的壞話。例如以月旦評為能事的評論家佐高信，認為讀這麼三大本純屬浪費時間。幾年前他就給村上斷過罪：「有『類、種、個』三個概念，個人之上有種族，其上進而有人類，但村上的小說不出現『種』，也就是民族或國家的問題，換言之，即政治或社會。避開這樣的麻煩問題，他飛上人類，往返於個人與人類的問題，日復一日。離開日本，住在美國，也是為了可以不考慮棘手的種的問題罷。鐵樹開花，也有關於地鐵放毒事件的現場採訪，但簡直像高中生的觀察筆記。」對於這個佐高來說，可不，村上的粉絲們是「無緣的眾生」。

出版《1Q84》的新潮社有一個季刊雜誌，叫《思考的人》，二○一○年七月號長篇訪談了村上春樹，談小說，談寫作，談出道三十年來的變化，當然重點談《1Q84》。雖然作家應該是解說其作品的最後那個人，但村上小說看似淺白，卻難解其意，以致他再惜話如金，也不得不一次次出來自道。內容不免重複，但話是越說越圓，明晰而系統，這回就堪為定本。

《1Q84》中出現契訶夫的《薩哈林島》。契訶夫寫《薩哈林島》是出名之後，甚至遭批判：為什麼非去什麼薩哈林島，寫這種東西不可。採訪者恭維了一番，村上說：跟《薩哈林島》「不能比，但《地下鐵事件》也是認真聽人說話，把它公正地記下來，由此努力表達自己的憤怒或悲哀。過後重讀，頗覺得這個工作幹對了。」《地下鐵事件》是採訪地鐵放毒事件受害者的紀錄，非虛構作品（以前他也曾參觀日本的各種工廠，寫了一本《日出國的工場》），在訪談中輕輕反擊了佐高們一把。

那麼，村上為什麼離開日本去美國呢？就是為了寫「長長的小說」嗎？原來《挪威的森林》大暢銷，乃至成一個社會事件，卻也是他本身的事件。

出版了《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1985），一九八六年村上旅歐，在那裡寫作《挪威的森林》等。住在海外，不必管閒事，能集中工作，對於村上是一大轉換期。起初沒打算寫那麼長，但寫起來就收不住了。寫完之後卻覺得這不是自己真想寫的小說，寫實文體對於他來說完全是一個例外。對於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後來怎樣了，他毫無興趣，不可能寫續篇，而其他小說的各種人物還留在心中，能接著寫。《舞．舞．舞》可說是《尋羊冒險記》（1982）的續篇，與《聽風的歌》（1979）構成一個系列。

村上生來不愛拋頭露面，不積極做社會公益，也盡量不跟文壇來往。不跟誰特別交往，別人也不管他，簡直是不被人理睬。不麻煩別人，也不希望被別人麻煩，互相尊重自由。不在意褒貶，只是按自己的步調埋頭寫文章。明知道這種性格不大被人喜歡，但對於自己，這是自然的，而且是需要。《挪威的森林》不斷地增印，他感到不安了，這樣一來，自己不就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嗎？猶如海嘯襲來，周圍的環境不會簡單地容許他維持從來的生活方式。

三年之後從歐洲回來，塵埃猶未落定。正當日本文學本身變質，主流失去了實質的時候，不屬於村上文學的《挪威的森林》大賣特賣，賣過了頭，結果村上無意中「越位」。媒體一鬧哄，「像我這樣普通的人身上發生了不普通的事，就都亂了套」，和周圍人的距離關係也變得怪怪的，深感孤立。他說：「我出版了《挪威的森林》（1987）和《舞．舞．舞》（1988）這兩個長篇小說以後，陷入了相當長的精神消沉狀態。」

對於作家來說，小說暢銷當然是最大的喜悅和驕傲，但結果，直接或間接地失去一些貴重的東西，首先是難得的「愜意的匿名性」。關於這件事，他本來不想說，「打算默默地帶到墳墓裡去」。處於消沉狀態，只能做做翻譯，鼓不起寫小說的情緒，寫不了任何文章，甚至連簡單的日記都不能記。他在《遠方的鼓聲》中寫道：「非常奇怪，小說賣十萬冊時，我感到被很多人愛、喜歡、支持，而《挪威的森林》賣了一百幾十萬冊，我感到自己極其孤獨了。而且覺得自己被大家憎恨、厭惡。」

於是他決定「亡命」，一九九一年又離開日本，在美國一住就四年有半。

不過，諾貝爾文學獎不會獎給他這樣的「亡命」作家，沒有政治性。「日本人不亡命。」評論家加藤周一說。「明治以後很多留學生或視察團被派往歐美諸國，但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人留在當地不歸。……從一九三○年代到四五年戰敗，納粹德國和亞洲侵略戰爭的日本的對照性不同之一是，在日本，知識人亡命極為有限。……日本亡命者少，在異國城市實現志向的亡命者更少。」但村上的「文學亡命」是成功的。遠離了是非之地，對於他是一個巨大的轉機，寫作了《發條鳥年代記》。不過，那時候日本經濟像啤酒一樣泡沫泛起，不可一世，美國人來氣，反日情緒正甚囂塵上，大肆敲打日本，在這種氛圍中生活很有點提心吊膽，不得不反躬自問日本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承受著外壓寫《發條鳥年代記》，簡直像自己糟蹋自己，是他寫得最吃力的小說。

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了兩大事件，阪神大地震和地鐵放毒事件，促使他決心回國，因為「是日本小說家，以日本為舞臺、以日本人為主人公寫小說，要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看清其變化」。重返令他不快的日本，人大大堅強起來了，《挪威的森林》事件也已然遠去。這個小說被張揚為「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其實村上認為它只是「普通的寫實小說」，他「甚至不知道戀愛小說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徹底言及性與死」，也使這個小說被不少讀者捧著當色情小說讀。

村上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而是搞創作的人，創造之意的創作家。藝術家和創作家的區別在於藝術家認為自己活在這地上本身就具有一個意義，而他呢，吃米飯，乘地鐵，逛舊唱片店，普普通通過日子，毫無特別之處。只是伏案寫作時能踏入特殊的場所，這大概也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具備的能力，但他偶然具有更往深裡追求的能力。活在地上是普通的，但掘進地下的能力和從中發現什麼、迅速抓住它變換成文章的能力或許超乎普通人，是一個特殊技術人員罷。

──本文收錄於李長聲《四方山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