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逝世50周年紀念專輯│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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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角色典型。
一般我們將海明威的角色稱為「硬漢」,但這種「硬漢」不能簡單地從中文字面上去理解。
「硬漢」的標記是耐打耐折磨,不會叫痛不會哀號,也不會輕易放棄,而且他們所忍受的傷害破壞,很多時候並不是無從逃避的,而是他們自己如同飛蛾撲火般自己去找來的。
他們並不是希臘悲劇裡的那種角色,在命運或神的操弄下,沒有退路,只能去面對不想面對的,去承擔絕對不會是幸福快樂的結果。
海明威還不到二十歲,就跑到歐洲戰場上去參加打得慘烈,歐洲人自己不知如何才能脫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是個美國人,他大可不必。明明大可不必,他還是去了,去開救護車,在離第一線戰場不遠的地方受了傷。
到他後期最重要的作品《老人與海》,那個古巴老漁夫也大可不必硬要跟那尾大馬林魚鬥下去,將釣繩掛在肩膀上的幾十小時中,任何一刻老漁夫都可以、也都應該放掉繩子,因為他明明知道那尾魚的力量超過他所能征服的,但他就是不放。
正因為他明明知道那尾魚的力量超過他所能征服的。大馬林魚將老漁夫連人帶船拖到很遠很遠的海域,表面上看,老人贏了,抓住了大魚,但實質上,他沒有贏,他絕對沒有辦法一人一船,越過那麼廣闊的海域,將大馬林魚帶回陸地去。
鯊魚反覆來襲擊老人捕到、拖在船後的大馬林魚,不是因為鯊魚很貪婪很壞,鯊魚本來就是海洋自然條件的一環,老人費了那麼久才控制住大馬林魚,就注定了他無法將魚帶回家。
能帶回去的,只有一身傷痕,和一身更深的疲憊,還有,那大馬林魚長期搏鬥無論如何不肯放棄的經驗。
海明威筆下的「硬漢」,不是為了換取什麼樣的利益或名聲,所以去經歷那些痛苦折磨,去克服那些看來如此嚴酷的挑戰,不,痛苦、折磨、挑戰,本身就是目的。
因而,「硬漢」像英雄一樣「硬」,像英雄一樣無畏無懼,但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會在讀者、觀眾心中引起的感覺,也就不是崇拜。英雄為了更高的目標──上帝、信仰、自由或每人──而勇敢去冒險,去忍受別人無法忍受的衝擊,但「硬漢」卻單純只是為了自己去走這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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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筆下的「硬漢」,他們的強硬強悍因而帶著一種奇特的無可奈何。與其說有什麼樣的正面理由讓他們去犧牲奉獻,還不如說是出於負面的不得已,無法安安靜靜過平凡生活,才是他們生命最根本的底蘊。
從這個角度看,海明威一方面是美國傳統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弔詭地,又是美國傳統最激進的破壞者。
海明威的角色,像是西部拓荒情境下跑出來的。他們離開安穩的東部環境,離開已有的農業區域,前往未知的荒漠,越過充滿威脅的高山,毀滅印地安部落或被印地安部落毀滅,將美國領土一直開展到太平洋岸。但是,在這樣表面的高度動感動能之下,海明威卻鋪設了灰晦憊懶的精神底層。這些人,並不是美國傳統的驅策、創造者,相反地,他們是這套傳統下的犧牲者。
不安、騷動、追求冒險的美國精神,支使著海明威和他筆下的「硬漢」,他們不是主動選擇,而是被那內在無名的衝動,驅動驅使著。他們和通俗冒險小說、西部電影角色最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明白自己內在的無奈,他們的生活有很多刺激,然而他們並不享受這樣的刺激,這裡面沒有對自己對別人的沾沾自喜,反而有更多的忍耐。
他們不只忍耐冒險過程給他們的折磨,他們也忍耐自己對這些冒險行為的無奈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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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硬漢」沒有辦法沉醉在自己的英勇英雄行為中,表現在外的,就是他們「省話」的特質。
不只是海明威的男性主角「省話」,而是海明威作為一個作者、一個敘述者,都是「省話」的。只用最簡單的語言,講最簡省的話,這是海明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格。
我們可以從小說美學上,討論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小說應該像冰山,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尋索藏在寒冷水面下的十分之九。在這點上,海明威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價值脈絡,更將現代主義「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規範銘言發揮到淋漓盡致。
現代主義會強調「少就是多」,一是源自對於固定形式的不滿。舊的藝術創造中,有很多規矩,詩有韻腳行數的規矩,音樂有呈示、發展、再現的規矩,繪畫有投影法的規矩,小說有敘述結構上的規矩……這些規矩限制了創作的空間,簡化了創作的程序,讓作品中有很多其實是重複、形式化的內容。
現代主義對這些規矩不滿不耐,追求打破這些規矩,很自然導向主張消去依隨、滿足形式的部分,只留下真正屬於藝術家獨特創造的部分。現代主義作曲家抒情的說法「一嘆息一世界」,其中內含的邏輯是:如果這整個世界只有那聲嘆息是特別的、不在日常之內的表現,那麼光那聲嘆息就是世界了,不需要將那些日常的、重複的瑣碎事物一起放進來,反而模糊掩蓋了真正重要的。只要一聲嘆息就夠了。
現代主義會強調「少就是多」,另一項考慮來自對於讀者的想像改變了。創作者如果假想要為懶惰、被動的讀者創作,那麼他就勢必要做許多說明、解釋,那些說明解釋並非專屬於他、專屬於他的作品,稀釋、沖淡了創作的原汁原味。再好的作品,怎堪得被如此稀釋還能保有力量呢?
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改變讀者,至少是改變對於讀者的想像。作者沒有義務、也沒有辦法替讀者設想得那麼周密,什麼都要告訴他,作者只給獨特選擇後的重點,讓讀者依照這些重點去填充其他部分,在心中完成對於作品的領受。
在這兩方面,海明威的小說,都有一定程度的貢獻,發展了現代主義的理念,尤其是不特別標榜現代主義美學理念,用作品的魅力提供不同的閱讀經驗,讓許多原本無意親近現代主義的人,轉變為主動、參與式的讀者。
不過,除了普遍現代主義浪潮之外,海明威的「省話」,還有個人個性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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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春夢》是以第一人稱寫成的小說,一個人將一段奇特的生命經驗記錄下來,講給別人聽。從這個形式的基本假設出發,我們很快就會在小說中碰到問題。
例如,小說從義大利戰場鋪陳開來的,之所以有後來的各種情節故事,因為這個「我」,一個美國人,跑到義大利投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果他沒有去,就不會去開救護車,就不會遇到砲彈襲擊,也就不會有那段和英國護士間的戀情了。可是他沒有道理一定要去義大利打仗,別的美國人沒有去啊!可是小說卻沒有對讀者解釋,他為什麼要去,去的決定是怎麼下的,他想些什麼考慮什麼?
又例如他在受傷療養的過程中,一度被護士長從病床邊的櫥櫃中,找出大批酒瓶,嚴重違規。可是在此之前,他都沒有傳遞給讀者他喝酒酗酒的訊息,雖然一路讀著他住院經過的描述,讀者卻是和護士長一起才明白他喝酒酗酒的程度。
這種地方顯現的是更深沉的敘述者內在性的「省話」。即使作一個敘述者,他不說,他不想說,他不能說,換句話說,他沒有、他無法稱職地發揮敘述者的功能。
前一個「省話」沉默,應該是來自於他自己也無法提供答案的困境吧!必須將自己置身於危險境地的衝動,當然不是理智算計後的結果,甚至也不是受了什麼明確外在刺激產生的反應,那衝動就是在那裡,早就在那裡,拒絕被解釋。
如此的沉默,於是增添了一種生命的面向在小說裡──看來明明由自己決定的,卻完全不是自己能掌握的行為,有著更深沉或更廣大或更神祕的力量在操控的行為。
海明威的「硬漢」,不是自己選擇要當「硬漢」的。他們的「硬漢」本質來自自身之外,他們甚至無法選擇不當「硬漢」。留下這種無法自我解釋的困境空間,於是讀者不可能單純地崇拜、欣賞或討厭、排斥海明威筆下的「硬漢」,而必然對他們產生某種曖昧的同情憐惜,進而產生某種讀者都不一定願意承認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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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後面關於酗酒的「省話」沉默,那應該是別說要告訴旁人,敘述者甚至連自己都不願去講的吧。
那倒不一定是對這件事感到羞恥所以不講,毋寧更接近於「有什麼好講」的態度。海明威的「硬漢」是個渾身是傷的人,而且那傷還都是自找,賴不得別人,於是就連帶而有了兩種「有什麼好講」的態度──一種是與其他的痛苦折磨相比,喝酒酗酒這點小事,有什麼好講的?
他們省話不講,因為他們看過太多,他們不是一面提供刻寫經驗的白紙,他們的生命已經凝結了厚厚的油脂、或是厚厚的痂,一般的內容是寫不上去的。他們身上透顯的憊懶、麻木,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他們經受了太多刺激了,不可能維持每一項刺激的強度,也不可能繼續認真存記每一件事。
他們的標準,不同於一般人。大家覺得很了不起、很嚴重的事,放在他們的生命脈絡下,和那更痛的傷、更黑的深淵相比,都變得不怎麼樣。要是對這樣的事他們就大驚小怪,那將如何對自己交代、如何處理更痛的傷、更黑的深淵。
對我們覺得了不起的事,「硬漢」都聳聳肩不提、不說、不當一回事,這種態度讓讀者隱約窺見了那沒有說出來的更痛的傷、更黑的深淵。不是藉由訴說,反而是藉由沉默,我們才接觸他們最真實的經驗,我們不是清楚知道,而是模糊感應,但模糊感應卻可以比清楚知道更強烈、更難忘。
「硬漢」的另一種態度是──反正講了也沒有人會懂,有什麼好講的?這裡他們碰觸到了語言、敘述的限制。最是刻骨銘心的經驗,最是內在自我的衝擊,最難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用大家習慣的方式講出來。一旦講出來了,其中的自我與內在性質就消失了,變成了一般、普通、庸俗的現象,不再是那意欲被陳訴的事件本身了。
詩人設法發明不同於現實語言的「詩的語言」,來存留那不能也不該被翻譯成一般語言的獨特經驗,「硬漢」卻選擇用「有什麼好講」的沉默,一方面阻斷敘述,一方面弔詭地進行敘述。海明威筆下的「硬漢」,是特殊的「沉默詩人」,沉默就是他們的語法,他們說什麼,其實只是為了凸顯沒有說出來的沉默內容。他們不說的,遠比說出來的重要。或者該說,真正重要的,他們就將之放入沉默的縫隙中,我們透過他們充滿空洞的語言,去摸索、去捕捉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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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本人,以及他書寫的角色,因而必然帶有濃厚的「自虐」意味。他們試驗著身體與心靈承受的極限,包括承受不尋求理解、不會被理解的壓力。《老人與海》中的老人拖著一副魚骨空架回到港口,沒有人知道他征服大魚的英勇,就算他要說,也無從說服別人相信。雖然我們經由海明威的小說知道了,但海明威要表達的,畢竟不是老人的英勇,而是提示我們,在生命中有很多很多像老人這樣的英勇,不會有筆去記錄,不會被知曉,卻真實存在,或正因為不被記錄、知曉,而更真實。
海明威是這種生命情調的代言者,因為他沉浸在這種生命情調中,因為他表達這種情調的方式,使得他遠比表面看來更難理解得多,也使得他成為不斷承受各種誤解、濫解的作家。
──本文刊載於《聯合文學》2011年5月號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現任《新新聞》周刊副社長兼總主筆。曾獲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洪醒夫小說獎、吳魯芹散文獎等。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文學文化評論集等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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