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月作家】

「別了吧！」當攝影師提議要和店員溝通，在咖啡館內另覓地點，多拍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時，唐諾說，「別了吧！」「我不願意跟他們很熟，我們保持一個互不侵犯的關係。」你便知道，這無關乎麻煩不麻煩，而是眼前的他，仍是當年自況為「坐公車始終沒下來過」的那個人。

幾年前，朋友間曾經流傳過一篇內容同標題一樣美好的文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內文始自一個俏皮的問句，「如何確認有人跟蹤你？」作者──正是唐諾──從偵探小說中習得的密技是「馬上跳上一班公車！」只因公車走走停停的節奏兀自獨特，任何步行、騎腳踏車或開車的跟蹤者，勢必也要尷尬地配合，便不得不露出餡來。

現實生活中，儘管沒有被跟蹤，但為了看清楚這個世界的變與不變，唐諾把自個的生活節奏同周遭所有人錯開，最後殊途同歸。「整個來說，我以為自己正是坐公車始終沒下來過的人。」

一個星期四的早上，我踏進永康街某家唐諾定期報到的咖啡館，假採訪之名，行搭便車之實。這是一趟業餘讀者尾隨專業讀者上了公車的旅程，搖搖晃晃，就從唐諾的新作《世間的名字》開始……。

沒有行業的人

打《文字的故事》、《讀者時代》、《閱讀的故事》以降，唐諾的作品總是結構分明，表面上談「字」談「書」談「閱讀」，但這些經緯鋪陳於此，是為了織就另一個更寬闊的宇宙。《世間的名字》也不例外，它的章節，是以富翁、醫生、騙子、男高音、拉麵師傅等等「名字」作劃分，再細緻一點，你可以將「名字」改成為「身分」或「處境」，又或者像駱以軍所以為的，是一種「行業」。

現代小說中的人，如駱以軍所見，往往是沒有「行業」的，唐諾一面轉述一面補充道，「不是真的沒有行業，而是他的行業跟這個小說無關。好像你一天割出八小時，但你的專業所碰到的東西，跟你的生命處境本身是分離的。」這不無道理，《尤利西斯》中的主人翁布魯姆，雖然是個廣告推銷員，但這個身分並不對小說發展真正產生影響，布魯姆也可以是一個銀行家或一位醫生，腦海中的意識流變化一樣說得通。

在這樣的過程中，有些什麼遺失了，近似於班雅明所說的，當來自新聞媒體、科技進步、感官刺激所帶來的「體驗」取代了「經驗」，人們對於談論不同行業的人所攜帶的相異「經驗」，不再感興趣，卻熱中於尋求那鋪天蓋地籠罩於彼此身上的共通「體驗」。
不談並不意味著不存在，這就是唐諾好奇的，「我們的處境、我們每天所做的事情，跟我們生命之間的關聯。」因此，當《世間的名字》處理「騙子」時，唐諾捨棄談論五花八門的詭計、也不著墨剖析騙術的繁複精巧，他只問，當騙子作為一個整體被看待時，生命經驗和其他行業的人會有何不同？

「騙子這行業，非常浪費土地非常不環保，他是火耕者，是游牧民族，是蝗蟲過境，無法停駐在同一塊土地太久，每一塊土地最好只一次性使用。」何以至是？因為當代社會資訊交換太過發達，新詭計創生的速度有多快，人們破解詭計的速度就有多快。這就讓每一個以騙子為業的人，尤其是生在台灣的騙子，生命出現本質性的變化，其他行業、身分的人未必懂。

實情是，騙子在當代越來越難混了，汰換速度過快，連要作為終生職業都有困難。《世間的名字》中寫道，在笛福的小說裡，女騙子法蘭德絲光靠一塊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就可以行騙終老甚至傳之後代子子孫孫永寶用；然而今天，唐諾舉自己的林姓老同學為例，同一套騙術離開台灣到中國大陸發展後，只花了十餘年就消耗殆盡，再也騙不到人只好黯然返鄉。而中國大陸，遠比當年的北美十三州要大上不知凡幾。

談話中，唐諾一再鄭重強調，書寫者「心中到底有沒有問題？」，有沒有一個問題必須是得透過書寫去思考去回答的？倘若你只是像自然主義者般，平鋪直敘地寫一條巷子、一個掃地的人，僅僅是抹平了原本不等值、不平坦的現實，如此而已。「你總要有一個目的，總要有想法，總要有觸動你的東西。」「很多東西你不看它，是不會看到的。」

身分與名字的相遇

那麼，唐諾看到了什麼？看騙子，他看到了這身分發展的極限，看醫生，他看到這職業發言權的擴大與收束。對醫生感興趣，始自唐諾心中又一個問題，同樣發源於他真實生命經驗當中的這個問題是，「醫生扮演的社會角色怎麼會如此空前絕後地大？」
唐諾嘗試給出解釋：一者，來自普世的醫療健康神話；二者，至少在台灣，來自很長一段時間醫療價格相對於物價的不合理，使得醫生較為悠閒，有餘裕去搞政治做慈善，恰巧他們又比長期封閉的民間社會擁有更多的知識準備、社會位置和聲望。小學月考時，唐諾誤將鋼琴答為「簧樂器」（事實上是弦樂器）。但在民國五十三到五十九年，他所就讀的宜蘭力行國小一架鋼琴也沒有，到底誰有機會答對呢？有機會接觸鋼琴的，往往是降生在醫師家中的女兒。

就像這則月考的故事一樣，《世間的名字》透露了更多發生或曾發生在唐諾現實生活周遭的事。但他並不以為這是因為自己的生命經驗有多獨特有多卓越，非拿出來現寶不可，恰好相反，「我覺得對我的構成，絕大部分是『認識』，而不是『經歷』，因為我的經歷很簡單。」

只是，唐諾總希望透過觀察、省思這些經歷，獲得不同的認識，而且認識中還要帶一點公共性。恰是這公共性，是本質悲觀的他仍認為自己還可能對別人產生意義的地方。「我關懷、回答的仍然是當下的問題。」

當下的問題。但我總覺得事情不止那麼簡單，如果只是當下問題給出當下解答也就罷了，但唐諾的回答總讓人感覺是超越當下，像水穿透濾紙過後，篩出更純粹更本質的一面。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主張，「小說考察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東西，它是人類可能性的領域，是人可能成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在我讀來，儘管唐諾自謙沒有寫小說的才情，但他的散文同樣做到了小說要做的事，回答了「存在」的問題。

看看他是如何定義台北的吧？身為一個曾經在歷史美麗的錯誤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首都，台北是「把一個大國的靈魂用力塞到一個很小的島嶼裡頭。以至於台北原來的尺寸和地理位置比較接近香港，但花更大力氣的卻是今天北京才需要做以及還沒開始做的事。」我們習慣聽說，台北的焦慮來自於政治的紛擾抑或是GDP的不成長，但唐諾直叩本質看見的卻是，這座城市過早地立下「相對於它的能力和條件絕不相襯」的目標，以至於日後老是在永遠達不到的目標前懊惱、焦慮。

不設限的漫遊者

再一個例子：你覺得，文學跟拉麵有什麼共通之處？唐諾重提了他在《世間的名字》〈拉麵師傅〉一章中思索過的，「拉麵有趣之處，在於它是一個開放系統，誰都可以參加，各富想像力的素人以及更有專業經驗的其他廚師都可以進來，所以使得那個部分非常豐富。」拉麵的湯、麵條和配料各自獨立，任何素人都可以以其天外飛來一筆的創意，帶著獨門的湯、麵條或配料闖進來叫陣，與浸淫在老牌拉麵店中數十載的專業廚師分庭抗禮彼此較勁。

文學何嘗不是如此？法律、經濟可以設下界限，唯有文學從不，就像拉麵一樣。唐諾說，「你很難想像一個一天都沒有學過會計的人，忽然就跑到會計師事務所簽人家的財務報表，那不可能的事情。」但總是開放的文學世界裡，從來不乏改行跨入後第一篇作品就驚天動地的好作家。也因為文學老這樣總這樣，唐諾自嘲道，「所以專業的人總會有一點哀怨。」

只不過，說是哀怨，投身不自我設限的文學領域，還是讓唐諾換來了比別人更多的某種自由：就像十七世紀的騎士唐吉訶德一樣，能夠在整個世界寬闊的地平線上恣意漫遊。唐諾出入於生物學家、哲學家、傳道者、物理學者曾經勒石為碑的一道接一道風景之間，讓身為讀者卻缺乏足夠知識奧援者如我者，暗自欣羨不已。

而這也正是唐諾自承「不足為外人道的祕密」：書寫之於他，幾幾乎等同於，「思考」。他自己之所以書寫正是為了思考，只因他無法像下盲棋一樣，無所依託地端坐在椅子上一路想下去。時至今日，唐諾仍用鋼筆寫稿，墨水在稿紙上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日復一日思維展開的痕跡。「寫作時候的感覺，有時候你會深入到平常光是只有想事情的時候不會到達的地方，你會突然到一個你過去並沒有辦法這樣看或這樣想，只有在寫作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把自己推到那裡，前進到那個位置才看得到那個東西。」

這樣的過程需要毅力，禁不起中斷，若非出國，唐諾幾乎三百六十五天都會到咖啡館報到，而且除了可能會用到的書外，絕不帶要看的書，否則一碰到困難，他自嘲，就會想去看書，以翻書查資料為藉口，將稿子晾在一旁。

當墨水自筆尖流出，思考漫遊就開始了。若途中，一條新的路於焉展開在他面前時，就算再蜿蜒，唐諾也絕對捨不得不走過去，他打了個比方：「有些時候在寫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如果現在我不走過去的話，這條路會湮沒掉，我會找不到，像〈桃花源記〉那樣，我以後不會再來了。」然而，這種恣意探索新的羊腸小徑奇花異草的漫遊，近來卻彷彿變了調。

始終在路上走著想著寫著

另一位資深閱讀者梁文道，就對唐諾提問：「你的稿子越來越長，可是為什麼文章裡頭始終讓人感覺語氣急切？」這同樣也是我的問題，《世間的名字》越到後半部，越感覺得到一股硬是壓下來的熱切，不似過去信步來去的閒適。

答案竟是肯定。唐諾答以「用朱天心的話來講，就是我幾乎每一個段落，每一篇文章都在煞車。」今天，文字書寫益顯輕薄短小，大家都在尋求把事情講得更簡單，唐諾雖然「也不喜歡故弄玄虛、虛張聲勢，總會希望說得最明白」，然而有些事物的本質就沒辦法說得更簡單，「一個書寫者，可能用幾年的時光跟這個問題困擾不休，他沒有辦法讓一個完全沒有想過這事情的人，在三分鐘之內能夠聽懂，這做不到。」此間兩難，遂造就出梁文道、朱天心所謂的「急切感」、「煞車」。為了避免囉嗦，每一回欲語之處總還休，明明有許多複雜思考、美麗發現有待道出，卻必須強迫自己再等一等吧，或許下次再說？然而下次往往就沒機會再說了。即便尋向所誌，仍迷不復得路。

如此心事，唐諾將它藏進對聲音的思考中，他是這麼說的：「當你必須把聲音傳得越遠的時候，你就必須把聲音拉直，拉直的時候，一些細微的彎彎曲曲的東西你就放不進去，所以最大聲的聲音就是原音、長嘯，是沒有意義的聲音，只有它才能穿透得很遠。」

後來，道別唐諾的後來，我重新打開《世間的名字》，在〈男高音〉一節中，指認出這個段落：「你每把聲音多拉直一分好讓更多人聽它，同時也就拉直了一部分的感情和心事，有一部分彎曲纏繞的、拉直不起來的東西就放不進去了，你只能把這部分重新擱回自己心裡頭，放棄向大範圍的人揭露；或者你努力的、精確的說出自己最私密的情感和心事，但你得甘心它傳送得不遠，很快就會被周遭毫無顧忌的聲音所吞沒。」

我心想，這就是了，即便是略帶感傷的牢騷，都可以興、觀、群、怨，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唐諾的散文不負他所言，「可以拿來記帳，拿來罵人，可以雄辯可以負載知識可以探索一切，還可以思考可以認識世界。」多麼美好，在那裡，文學從不自我設限，它仍在前進，平均時速三十公里，就像一輛公車。

──本文刊載於《聯合文學》2011年4月號

◎受訪作家簡介
唐諾
1958年生，台灣宜蘭人，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從事自由寫作。不是專業球評，早期卻以NBA籃球文章廣為人知。不是專業推理小說評論者，著有「唐諾」風的推理小說導讀。不是專業文字學者，著有《文字的故事》一書，同年囊括國內三大好書獎。唯一「專業」的頭銜是作家、兼全職讀者，著有《讀者時代》、《閱讀的故事》、《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Ⅰ、Ⅱ》、《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世間的名字》。

◎本文作者簡介
陳志春
1980年生，業餘讀者，非典型媒體人。現居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