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蒙．卡佛│重量導讀】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1938-1988）乃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上的一個奇蹟和一則傳奇。他出身寒微，為下層工人之子，自己中學畢業後即早婚生子。二十歲就得忙著一家四口的生活，從這個工作地點搬到另一個工作地點。看起來這種辛苦工作的人生似乎沒什麼盡頭，他並因此而成了酗酒之徒；但儘管人生似乎已拋棄了他，而他卻從未真的放棄人生，對文學堅持不變的執愛，最後終於將他從生命的困境中解救。1983年，他得到「米德瑞暨哈洛．史特勞斯生活年金獎」（Mildred & Harold Strauss Living Award），每年可獲得免稅年俸三萬五千美元，為期五年，他的窘境才徹底解除。

瑞蒙．卡佛以對文學至終不變的熱愛拯救了自己的人生，而他回報整個世界的，乃是他也拯救了文學。1960年代以來，美國文學進入各式各樣的先鋒實驗主義大盛的年代，用理論一點的說法，那是文學上的知識分子本位主義（Intellectual Egoism）掛帥：對文學的風格、敘述方式及語言表達都根據知識分子的偏好任意界定，它雖造成文學上看起來熱鬧和多采多姿，但反而言之，卻也等於將一般讀者驅逐到了文學之外，在這種大趨勢下，瑞蒙．卡佛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悶聲不響，沒有任何理論靠山下，默默的去寫他那些不張揚的故事，他對文學的誠實謙卑不做作，使他連繫上了海明威的傳統，他成了二十世紀重要的短篇小說作家，也是1980年代文學重振活力的先行者。他的作品精簡，沒有任何知識分子因為理論先行而產生的文藝腔，都是些小人物，如餐廳服務生、推銷員、失業者、郵差、護士、麵包師等的生命質感。他沒有去強調這些人的身分階級，只是稱之為「工作餬口的人」（working people），乃是他拒絕把人概念化和定格化，以至於疏忽了每個個人的生命感覺。他的寫作就是以直觀為中心，去觀察每個人生命情境中有感應的場景，而沒有像許多知識分子作家一樣去層層疊疊加上自己的觀點，提示或者自以為是的說明。由於自己觀察的眼光清澈透明，他的敘述也簡潔透明。他的文學啟蒙老師，後來成為終生至友的作家嘉德納（John Gardner）就曾期勉他寫作要簡潔。「十五個字可以講清楚的就不要用二十個字」。後來他的作品編輯，也是作家的李許（Gordon Lish）也一度說：「能三個字講清楚的就連十五個字都不必。」敘述的簡潔，後來的評論家們幾乎毫無例外的都視他為文學極簡主義（Minimalism）的代表人物。對於這個標籤，他不是很喜歡。他即表示過：「批評家討論我的作品時，經常稱之為極簡主義，但這種稱呼卻讓我很困擾，因為它似乎是在指作品的生命觀點狹窄，缺乏企圖，文化視野不足。坦白說，我認為這種觀點並不符合我的作品。我的作品精實，乃是我不想敘述時加油添醋搞得太過分。」

不過，他雖不喜歡「極簡主義」這種稱呼，但他終究還是承認自己精簡的寫作風格。他用海明威的話來做注解，「文章是建築，而非室內裝潢。巴洛克風格的時代結束了。」海明威的文字敘述精簡，渲染鋪陳的東西少，沒有雕欄畫棟這種矯飾的表現。瑞蒙．卡佛所接觸的就是海明威、卡夫卡、契訶夫這些祖師爺級作家的傳統，因而評論家們普遍認為他是海明威之後最偉大的作家。

除了文風精簡的特性之外，瑞蒙．卡佛由於早期生活艱辛，它的筆下人物幾乎沒有例外的均屬生活困苦，坎坷謀生養家活口的下層人物，縱使後來他去大學教過文學創作，但他認為知識分子根本沒有他認為重要的那種生命質料，因而他的作品從未以知識分子為題材。基本上都是梭羅所說的低下層人們那種「靜悄悄的自暴自棄」，因而評論家除了「極簡主義」這個稱號外，另外也稱他為「骯髒寫實主義」（Dirty Realism），這是指1970和80年代一群作家，包括瑞蒙．卡佛、福特（Richard Ford）、伍爾夫（Tobias Wolff）、比蒂（Ann Beattie）、菲莉普絲（Jayne Anne Phillips）等，這些人主要都是在寫中下階級或孤立邊緣人日常生活的悲傷及失落等題材。「極簡主義」這個稱呼瑞蒙．卡佛都不喜歡了，對「骯髒寫實主義」他當然更不可能同意。他後來有兩段話談到自己的寫作題材及改變：

我的短篇小說裡，極大多數都是在寫可憐、徬徨無措的、經濟生活很重要，我不覺得我是個政治作家，有些右派批評家指責我沒有替美國勾劃出更多笑容圖象，不夠樂觀，只寫不成功的人。但那些人的生活和精明幹練的成功者一樣有意義。是的，我將失業問題、金錢問題、煩惱問題視為生活的要件，人們擔心付不出房租，擔心子女，擔心家庭生活，這是基本的。有百分之八、九十或上帝知道有多少人活在這種情況下。我寫這些窮困潦倒的人，他們經常都沒有人幫他們講話。我是某種見證，而且我曾長期過著那種生活。我不自視為代言人，而是那種生活的見證人，我是個作者。

另外，瑞蒙．卡佛自己也承認，人的情感會隨著情境而改變。在他1983年出版《大教堂》短篇小說集時，由於生命情境已變，他雖然角色還是下層人，但在〈大教堂〉、〈好事一小件〉等篇裡，他的敘事方式已有了微妙的變化。他變得慷慨多了，用俗話說就是給人更多相互理解的空間。我最喜歡的是〈好事一小件〉，一個媽媽在兒子生日前去訂生日蛋糕，但兒子生日當天卻被車撞了，緊急送醫，兒子卻昏迷多日，最後腿部受傷死了。在那兩天，蛋糕店的老師傅天天打電話來催他們取蛋糕，由於溝通不良，小孩父母認為那是可惡的惡作劇，才經歷喪子之痛的父母真想把那人殺掉。後來搞清楚了，原來要去蛋糕店興師問罪的父母，和那個老師傅卻成了朋友。那篇故事跌宕起伏，故事急轉直下，人與人的不能溝通卻又急變為可以溝通，的確是瑞蒙．卡佛的轉捩點之一。他的「骯髒寫實主義」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骯髒！

瑞蒙．卡佛的短篇小說精練而準確，作者沒有層層渲染去告訴讀者要怎麼去讀，而是要讓讀者根據自己的知性與感性去體會，因此讀他的作品有時候對讀者也是種考驗。他的作品必不是心中先有了一個意象，再去包裹和渲染這個意象，而是心中有了感覺，再透過一再修改將這個感覺精準的抓住，因此有些批評家會說他的作品裡，某個情景怎麼到了後來卻沒了下文，這些瑕疵他自己也承認，這也是他的作品會反覆修改的原因。當年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凡七易其稿，我卡佛的短篇故事多修改幾次又算得了什麼？也正因他寫作嚴謹精簡、準確，感性細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遂被視為海明威之後最傑出的短篇作者。他作品的人間性及寫作方式，在1970及80年代遂能獨領風騷。許多年輕輩作家都仿效他的風格去創作，而出現了所謂的「瑞蒙．卡佛體的短篇小說」。除了在美國發揮了再活化文學的功能外，他對歐洲也有極大影響力。而他的影響力，對台灣讀者最感興趣的，應當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深受他的影響。瑞蒙．卡佛的所有作品都有日文譯本，全都由村上春樹翻譯。村上春樹1984年首次登門拜訪，此後兩人成了重要的文壇友人。村上春樹的文字精練，在日本近代城市文學領有一席之地，顯然即受到瑞蒙．卡佛的啟發。最近，我在他的詩集《海那邊》（Ultramarine）就讀到他寫的一首〈擲打：致村上春樹〉。這首詩有點長：

我們啜飲著茶，優雅的想著
我的書暢銷的可能理由
當它在你的國家被翻譯，而後話題一轉
我們談起痛苦與屈辱
你一再察覺
它們在我的小說裡出現，以及那些純屬機會
的元素，所有的這些
怎麼會變成書的暢銷數字。
這時我凝視著房子角落
突然之間好像回到十六歲的時候
我們車子斜翻在雪堆傍
一輛五十年代的道奇轎車
有五六個菜鳥在裡面
我們手指著另外一些蠢蛋
他們正對著車子尖叫並丟擲
雪球和碎石
以及老樹幹，而我們則反擊也喊叫
希望趕快離開那裡
但我的車窗在雪下三吋
只有三吋，我大聲叫罵
髒話，看到那些小鬼也急怒
的擲東西，從現在這個有利位置
我想像著一切又都重現
看著往事快速回來
就像是上個世紀開始時
那些士兵看見霰彈在他們
所站地點的上方橫飛
而他們驚嚇困惑得不能動彈
但我當時看不見，我轉過頭
去譏笑我的夥伴
忽然感覺到一個重擊
打到我的頭上及耳朵鼓膜
立刻雙膝倒下　一個冰雪的大雪球
那個痛苦　非常巨大
而且屈辱
在驚嚇中我開始痛哭
當著那些硬漢的面
他們也在哭喊。真是運氣衰，出了怪意外
百萬分之一的機會
那個丟東西的傢伙，也驚異的覺得驕傲
則在大喊及拍著同伴肩膀。
他必定在褲子上擦拭弄髒了的手
然後興奮一陣子
而後回家吃午飯。他長大後
生命挫折有份，也會失去
自己的人生，就像我失去人生一樣
在那個下午，他不可能想到別的。
他有必要嗎？
這乃是人生常態
雖還會記得那輛蠢車子
滑倒在路上，而後終於脫困
並消失離去。
在那個房間，我們優雅的舉起茶杯
在剎那之間，某種不明言的東西走了進來。

瑞蒙．卡佛除了短篇小說外，他同時也寫詩。他的詩與小說相同，每首都是個小小的心靈故事。在這首〈致村上春樹〉的詩裡，他們說痛苦，說屈辱，說人生的偶然與必然，說年少輕狂及老大徒傷悲，不是人生活過，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感情的。由這首詩，也的確可以看出他和村上春樹的友誼甚深。

瑞蒙．卡佛逝世迄今已二十多年，無論喜歡或不喜歡，他留名美國文學史可謂已經確定。但儘管如此，由他出身寒微，與文學不可能沾到邊的前半生人生經歷，最後卻轉向了文學，並在文學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路，這也使他成了二十世紀美國文學上最大的謎團。他究竟是不是一個文學天才？他的作品究竟是天才的成分多？或是生命經驗的成分多？

根據瑞蒙．卡佛自己的說法，顯然後者才是他自己的答案。生平行事低調，縱使接受訪問時都很小聲，人生一點也不張揚的他，自認自己的人生經歷使他擁有巨大的「感情儲存庫」，這乃是他寫作的泉源。而他寫作也絕無才氣縱橫的那種氣勢，他動筆時並沒有什麼概念，而是透過不斷修改，等著那最好的戲劇感出現。由這樣的寫作過程，可以看出他的傑出文學表現的確與才氣無關，而是人生經歷的錘鍊所致。他後來無論訪談或寫詩都認為「我非常幸運」，因這些參差的對照，將他視為是個天才作家，對瑞蒙．卡佛實在極不公道，因為這乃是對他「感情儲存庫」的人生低估了，同時也低估了他努力不懈的寫作歷程。

今天的人已普遍知道瑞蒙．卡佛早年艱苦而且一點也不出眾。他的父親卡特，乃是出自亞利桑那州的鋸木工人，母親艾拉則是餐廳服務生和銷售員，這是個完全與文學無關的家庭。他1938年出生於俄勒岡州的克拉斯坎尼鎮（Clatskanie），那是哥倫比亞河邊的一個鋸木城鎮，而他則在華盛頓州的亞基馬市長大，並在當地求學到高中。他後來自述，他在高中時英文在班上爛到不行，由於英文老師是體育老師兼任，上課都是在聊運動，英文根本沒好好學過。他在高中畢業後就和父親一起當鋸木工，他有個弟弟詹姆士，比他小五歲。而他的父親是個酒鬼，他後來酗酒多年，可能即來自父親的影響。

他畢業後做了一陣鋸木工，就和只有十六歲，剛自聖公會女子學校畢業的瑪莉安．柏克於1947年結婚。當年即生長女克莉斯汀，翌年生長子范希，這表示他才二十歲就挑起一家四口的生活擔子。他當過警衛、送貨員、鋸木廠工人、圖書館助理，而妻子則當過服務生、銷售員和老師。後來由於他岳母在加州有個房子，他們遂遷往加州。這時他開始對寫作感到興趣，上過作家嘉德納的寫作班，他是啟蒙老師和終生益友，除了上寫作班外，他也進了奇哥州立學院及洪堡州立大學再讀書，並於1963年畢業，得文學士學位。他在大學念書時編過學生文學雜誌，他最早的作品是當時以化名身分寫的；除此之外，他也參加過愛荷華大學的寫作坊。由此顯示出他是準備在寫作這個領域去開創他的人生。但這條路對他卻艱困無比。為了寫作，他要找各式各樣的工作；為了挪出時間寫作，他只能寫一次就能寫完的短篇小說。生活與寫作兩相煎熬，他開始酗酒，也曾多次考慮過寫作這麼辛苦，乾脆算了。1967年他父親逝世，他們又再搬家。他的那篇講夫妻猜忌、吃醋與性想像的名作〈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入選最佳年度短篇。由此可知他的寫作之艱困。1973年他已初露頭角，愛荷華寫作坊請他去當講師，另一後來也成名的齊佛（John Cheever）也是講師。但那次他們兩人書沒好好教，作品也沒好好寫，兩個心情鬱悶的酒鬼天天喝得爛醉。計畫結束後，齊佛就去住院戒酒，瑞蒙．卡佛則多拖了三年多，到1976、77年間才去戒酒。

1976、77年間，他寫作已有一定知名度，但人生卻也最為困頓，家庭關係和經濟問題都一塌糊塗。單單1976年就因酗酒而三次進出醫院。他自認將來必死於酒，因而下定決心戒酒。而當年他去德州達拉斯出席一次作家會議，結識了女作家泰絲．葛拉赫（Tess Gallagher），兩人很快同居，而他的第二個人生因而開始。

泰絲對他照顧有加，並將他帶進雪城大學任教。由於能夠專心寫作，他早年的辛苦付出，終於能夠因累積而豐收。在八○年代初，他陸續得到美國藝文基金會小說獎、古根漢獎，他累積得過歐．亨利獎六次，最高的是1983年得到「米德瑞暨哈洛．史特勞斯生活年金獎」。他的作家夢可謂已經完成。1978年他四十歲，他之所以在1977年戒酒，乃是他還想多活十年，他認為如果能多活十年，那就是他賺到的。但事實上他並沒有賺到，1988年他察覺到肺癌，肺開刀切除了五分之二，於是他和泰絲急忙補辦結婚，六個星期後，他因肺癌而逝世。他痛苦但也精采的一生，只活了五十年。他有詩〈晚期斷章〉，其中有句曰：

你是否得到
你人生所期望的？
我得到了。
你想得到什麼？
稱自己為摯愛，感受到我自己
被世上所愛。

這些詩句，被刻在他的墓碑上。瑞蒙．卡佛說自己的人生「非常幸運」，足見是他的心聲。

因此，瑞蒙．卡佛不是天才型作家已明。我們讀書應可察覺到，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的大作家都是天才型，他們人生幸運，教育及交友都符合文學的規則，因此一出手就自然拈來有如神助，只是看他們才華有多大多高而已。只有絕少的作家，在野地裡拚著性命在成長，歷經時代及生活的摧折，最後有幸能夠留存下來而成一家之言。瑞蒙．卡佛絕非前一類型，而是第二種。這種作家除了要在生活中錘鍊生命內容及感性能量外，還必須有人能在技術上提醒與協助。瑞蒙．卡佛的生命內容及感性能量是自己的，但在技術上，作家嘉德納及編輯李許則協助極大，只是在瑞蒙．卡佛死後，李許本人太過自大，而他的妻子泰絲又過分的護夫心切，一件佳話遂反過來成了笑話及醜聞。

人們現在已知道瑞蒙．卡佛在寫作初期或許不習慣駕馭文字，編輯遂扮演了相當大的角色。他的早期作品曾被李許大幅修刪，有些形同重新刪寫。瑞蒙．卡佛死後，李許為了突出自己，將許多刪件捐給大學，表示自己的功勞。但這種壓低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手法，對護夫心切的泰絲簡直無法忍受。瑞蒙．卡佛死後，李許要根據刪稿出書，泰絲則極力阻止，鬧出好大的風波。作家及編者相互扶持，這原是佳話，卻變成了鬧劇，瑞蒙．卡佛如果有知，可能真會無比遺憾！

（本文為寶瓶文化出版瑞蒙．卡佛著、余國芳譯《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導讀）

──本文刊載於《聯合文學》2011年3月號

◎作者簡介
南方朔
本名王杏慶，1946年生，台大森林系、森林研究所畢業，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博士結業。曾任中國時報記者、專欄組主任、副總編輯、主筆等職，以及《新新聞》總主筆。著有《憤怒之愛》、《另一種英雄》、《文化啟示錄》、《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語言是我們的居所》、《詩戀記》、《回到詩》、《魔幻之眼》、《靈犀之眼》、《新野蠻時代》等多種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