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非常驚喜的此一發現，是在我母親的告別式上。

母親在診斷出罹癌前，自己興致勃勃用V8拍下相簿裡照片的故事，配上自己的旁白，打算做一部影音自傳。大功尚未告成，母親已辭世，我們在告別式上將未完成的影片消音做背景畫面播放。那個興奮的朋友，現在想起來似乎有點白目，但在我悲傷的悼念時刻，她確實讓我露出了短暫的一絲笑容。

是的，那是我，一個尚無名的八磅重的男嬰。

我的父親是流亡學生，一九四九年隨了國民政府隻身來台，舉目無親；母親雖與父母同行，但情況好不到哪裡去，她的母親其實是後母，獨生女的她被視為眼中釘，只能早早脫離家庭，十九歲便與當時是同事的父親成了家，第二年生下第一個男孩，我的哥哥。

我們家族中沒有父系親屬，年輕時留英的外公便是唯一的尊長，早產體弱的哥哥被取名「瀛生」，一方面取嬴弱的同音，一方面南瀛亦是臺灣的古稱，果然是個很有學問的名字。只是可憐了有了這個名字的哥哥，小時候寫這個瀛字可大費工程，考試時其他小朋有都答完第一大題了，他還在一筆一劃描那個宮殿式富麗的字形。

十年之後父母才又添一子，此時的外公已年過七旬，對添孫大概也沒太大興奮，喔很胖的一個孩子是嗎？就叫強生吧。

從此有這個名字的男孩也有了往後一生常遇的困擾，他必須跟很多好奇的人解釋，這個名字不是英文翻過來的，跟叫王瑪麗陳彼得的崇洋完全不同。中國人的姓名迷信──取名的用意會適得其反──真的就應驗在我們兩兄弟身上。我兄後來可是運動健將一位，而原本胖嘟嘟的我卻過敏體質加氣喘纏身，體弱多病而日漸消瘦。

在十五歲之前，我這個名字在家裡是沒人喊的，我慣被家人叫做「小弟」。被連名帶姓喊出的話，我皮就得繃緊了，父母八成要教訓人。我兄在我高一時赴美留學，他的印象至今仍停留在父母喚我小名的階段，所以五十幾歲的他開口還是對中年的我「小弟、小弟」的叫。

經過這麼多年這才注意到，真正改喊我全名的其實只有母親，父親不知何時只從小弟變成了弟仔。母親為甚麼會開始改口呢？

國中前的我上學出門，都會跟母親吻頰道再見，母親想必是某天意識到，這個小兒子已經是發育中的男生了，她提醒自己用改喚稱呼調整母子關係，而我與她似乎也在這之後再也沒有吻臉的儀式。

再也沒有。

十六歲的我第一次完成的短篇小說，幸運地登上了《聯合副刊》，作家夢一發不可收拾，第一件事便是考慮要不要取個筆名。我開始對自己的本名百般挑剔，越看越不滿意，這三個字的結構根本不對稱嘛！郭與強是由左右兩部構成，筆劃相當，造型也算呼應，怎麼好好的底下跑出個單薄的生字，看起來頭重腳輕。

想來想去好像也沒有其他郭姓的明星或偶像，耳熟能詳的大概只有唱「燒肉粽」成名的郭金發，不妙不妙。為甚麼別人可以想出像鄭愁予、沈從文這麼有內涵的筆名？或是像秦祥林、狄龍只見其名就足以讓人陷入愛河的藝名？

直到我成了張愛玲迷，發現原來這麼土的名字也能成文豪，我的筆名熱才告一段落。出第一本書就是用本名，銷售也不惡，可見原名並無不妥。

大概也只有文壇朋友會叫我強生，同學幾乎沒有不喊我英文名Johnson的。出國念書，我也就沿用此名，竊喜不用另外再翻英文字典，找一些好像很有情調的像Jacob、Nathan、Alfred之類的。有的老美朋友為表示誠意，連Johnson都不接受，堅持要學我的中文名如何發音，加鹹？嗆聲？一陣混亂，結果都不得不放棄。

在那個年代，越洋電話貴死人，家書往返是必需的，第一次在異國收到父母來信，開頭便是「強兒…」讓我忍不住潸然淚下。他們從來不會當面如此喚我，彷彿他們此時對一個遠在異鄉的兒子不知如何啟齒思念之情，突然變得這樣正式而嚴肅。一封一封給強兒的信中擔心那個孩子喝著可樂、講著英文的時候，會不會忘了自己的根。

我確實在那時變得極為叛逆，夜不歸營、飲酒抽煙、性生活開放。每次通宵過後回到住處，便會看見答錄機上的留言燈閃個不停，心中抗拒著按鍵收聽，因為知道留言一開始鐵定是父親或母親氣急敗壞、連名帶姓地喊。

從美國回臺灣時，我拿下答錄機裡的錄音帶留做紀念，卻是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拿出來播放。上面是母親的聲音，想必我又是在外鬼混，但返國任教日期已經決定，雖找不到我的人，母親仍是好心情地對著機器自說自話。

錄音帶一直在轉，母親告知了臺灣報紙上的重要新聞還意猶未盡，乾脆唱起歌來。我不知為甚麼這麼多年都只收藏著而不聆聽，聽到母親那麼開心的聲音時，我感傷的不只是天人永隔，而是母親的笑聲是何等稀有。

去國十年終於回家了，然而一年不到母親就生病了。一年的時光是如此短暫平淡，我甚至不太記得與父母有過甚麼有趣的交談，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某晚我在看錄影帶，王家衛的電影，裡面金城武在喪父後說了一段O.S.：

我發現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了。父親在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小孩……

一旁在縫補衣物的母親突然在這句話出現後放下針線，說：「我也是在你外公過世後有這樣的感覺耶。」

外公是我去國第二年過世的，母親當時也已年過半百，這句話的真意我現在終於明瞭。

想起往日逢年過節總要上外公家聚餐，同鄉或遠親湊和也是一桌，外省第二代的家族記憶多半都是這樣東拉西湊而成的。享年九十七高齡的外公在最後的歲月裡，每年除夕舉杯都要加一句：今年是最後一次了，晚輩們必然誠惶誠恐補說長命百歲之類的吉祥話，曲終人散的陰影不知何時早已悄悄籠罩。那些同桌的「親友」在母親辭世後，一個都沒再見到過。

母親是五月過世的，她依然在四月最虛弱的時候，找到了一個紅包，可想而知用她僅存的體力在紅包上寫下：「強生兒，生日快樂 母賀」。

我留著那紅包，為的只是要永遠保存，母親最後一次寫我名字的那個畫面。

──本文收錄於郭強生《我是我自己的新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