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記者黃奕瀠／專題報導 20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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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攝影記者的柴春芽，在台灣接連出版三本西藏相關的小說，以魔幻寫實手法獲得好評。學武術的他，也以武術基本功的練習方式，苦研小說技法，柴春芽認為中國沒有小說傳統，而他試著開創小說風格和形式，厚積漢語的豐富性。

蓄著鬍渣、頂著平頭、身著白衫的柴春芽，僅只揣著一支手機並捧著兩本書在台北街頭上行走，像是草原上的吟遊詩人，意外地落入嘈嚷城市間。在藏區草原間生活許久的他，習慣自然規律的作息，直說來到台北這段期間「變得晚睡了」：「本以為北京人生活已經夠急夠忙了，沒想到台北人的生活節奏更快。」

大陸青年作家柴春芽繼去年出版的《西藏紅羊皮書》後，近期再次出版新書《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連同第一本《西藏流浪記》在內，已有三本小說創作在台灣出版。同時，也應耕莘文教基金會之邀駐台兩個月，自稱已快將台北摸熟，也已進行一趟小環島計畫，深受台灣風土人情感動，「好多次我都掉下淚來呢。」

中國沒有小說傳統

柴春芽原為南方報業集團的攝影記者，2005年毅然辭職，隻身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當義務教師，積攢了許多西藏社會生活文化觀察。回到城市後，他將這番經驗藉著小說創作記錄下來，因為他認為小說才能反應西藏的複雜性，並且消弭國家民族的界限，只呈現「人類」。

為了寫小說，本科政治的柴春芽開始研究西方文學和小說傳統，「因為中國沒有小說傳統。」他語出驚人地說，中國過去只有說書傳統，而那些故事都是有文化的說書人說給文盲聽的，是一種「街頭演說」，因此在話本形式是很僵化的，「你看紅樓和水滸的開頭是否是一樣的形式？」柴春芽表示，西方小說的受眾都是知識分子，因此才能在語言文字之上積累且再創造，豐富了語言本身。他因而認為中國乃至於整個東方都沒有一位偉大的小說家，因為他們無法如卡夫卡、馬奎斯等人以獨創性文學作品來開拓文學史。

「漢語曾經何其壯美。」在柴春芽心中，中國唯一的「小說」就是《史記》，他指出在千年前中國便出現如此具有現代西方小說特質的作品，幾乎西方小說的形式元素，司馬遷都玩過了，「對於司馬遷的敘述技巧，中國人竟然毫無繼承？！」他著手研究西方小說形式和技巧時，回想起在藏區讀過的《史記》，驚訝地發現這件事，也感嘆中國人都把《史記》當歷史研究，卻不視為文學作品讀。

柴春芽感嘆漢朝之後發展詩歌語言，將整個中國導引成抒情的民族而非敘述的民族，成為中國文學的毛病。「你看很多小說的書名都不知所云，而卡夫卡、馬奎斯的作品題目多麼明確清晰，如《變形記》、《沒人寫信給上校》，但在內容上卻以智性、推演和魔幻寫實見長。」他指出，抒情的民族只會依賴粗糙的視覺，而無法「開創新的眼耳鼻舌」，也就是沒有辦法調度感官知能來具體描繪事物，因而只能抒發情感，而西方小說的發展則利用了心靈五官，強調對心的訓練，讓心明亮細緻，「也就是西方小說家用心的感知看世界，使得世界細微而廣闊。」柴春芽說。

而這就是柴春芽給自己的目標和功課，試著透過現代小說的技法來豐富漢語創作。在一場訪談中，他曾提及「中國作家最致命的問題就是沒有接受過神學的薰陶」，因為文學是哲學的婢女，哲學是宗教神學的婢女，「而西藏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迥異於西方的神學思想」。生長於甘肅貧苦農家的柴春芽因緣際會認識了藏人詩人才旺瑙乳受其啟迪接觸了藏傳佛教，又在作家唯色的介紹下赴藏區一年，扭轉了他的無神論和唯物史觀，並且憶及家族故鄉向來便是「有神論者」，也時有魔幻之事發生，因此結合魔幻與神話的西藏也開啟了他的創作之路，「這種魔幻與神話的世界因為有著佛學思想作背景，而獲得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

魔幻寫實色彩的創作

因此，致力於西方小說形式書寫的柴春芽認為，對西藏來說，新小說派的寫作方式是一種失效的寫作方式，「因為新小說派執著以求的，是用客觀的、唯物至極的筆法構築而成的文本世界，即使這個文本世界的一半或絕大部分由經驗世界的情感、理智和想像以及超驗世界的神靈、天堂與地獄組成。」

而解決他的困擾的，則是拉美作家如馬奎斯筆下的魔幻寫實。比起困在平凡且規律世界裡的卡夫卡等人，出生農村的馬奎斯因擔任記者而貼近社會現實和人民，即使如此卻還創造出魔幻寫實的世界，「但馬奎斯認為他寫的是真實故事」，同為記者柴春芽因家族皆有作夢預知能力、靈魂附體等未知經驗與後來的唯物史觀相違困惑，卻在馬奎斯的作品中找到答案。他以馬奎斯的訪談錄《芭樂飄香》為例：「一個人不能任意臆造和憑空想像，因為這很危險，並且會謊言連篇，而文學作品中的謊言要比現實生活中的謊言更後患無窮。」馬奎斯的說法表明創作的真實性，而這些作家創作經驗一直給予柴春芽創作方向。

新書《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就充滿著魔幻寫實的色彩。在祖母過世前，柴春芽便想寫小說，直到祖母去世後，由祖母一手拉拔大的柴春芽在兩個月內完成了七篇小說的創作，如夢似真，有作夢預知能力祖母的故事繞行在他的筆端。「我把前兩本小說都當技術練習，這本作品是我滿意度最高的一部。」柴春芽說創作期間他生活規律，不上網也不打電話，幾乎不與人見面，維持創作狀態。事實上，包含《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的創作在內，柴春芽已有三年時間維持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不工作由妻子養著他，讓他完成作品。直到寫完此書，為了養小孩，柴春芽又回到媒體，重拾攝影記者的工作。

事實上，柴春芽三部西藏作品皆只在台灣出版，因此在大陸雖寫詩、結識許多文友，但卻仍以記者身分為人所知。但他透露，雖然家貧貪玩，但小時仍愛看書，甚至愛詩，深受余光中、席慕蓉影響，還曾抄寫席慕蓉的詩並對上自己的詩，「寫了一整本，取名《與席慕蓉對話》。」

寫作如同練武

愛寫詩的柴春芽從西北師大政法系畢業後幾年到西安當文字記者，然而制式化的新聞寫作讓他自覺對文字的敏感性消失，再也寫不出詩，動念轉成攝影記者，以「保持對文學的純潔性」，便開始跟著報社內的攝影學拍照。後轉到廣州一家媒體當副刊編輯時，因推薦廖亦武的《底層訪談錄》而被打成民運分子，「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民運，但之後就知道了。」為了保他，長官讓他轉任攝影記者，《南方都市報》的朋友慨然借了相機給他，沒多久，柴春芽也進了南方報業集團。

南方報業集團曾是柴春芽的夢想，他也在此遇上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因環境改變使然，讓他開始轉而思考人生，後來放棄工作，到藏區服務，並萌生創作之念。在藏區時，他開始思索人該如何活著的問題，「藏人物質簡單，但生活很快樂，高僧的智慧讓我了解這應該是追求的目標。」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經香港詩人廖偉棠介紹，讀過柴春芽作品後非常喜歡，才邀請他在台灣出書，「我沒想過出版創作。」

「應該是說，我只為了自己而寫。」柴春芽坦承書寫《西藏流浪記》時帶著功利心，一心想出名，在謀求出版受挫後，讓他幾乎放棄出版。而後，他看著發表在網上的作品感到心驚，自我標榜的個人主義色彩厚重，讓他覺得很丟臉，兩年內反覆修改了12遍，從25萬字刪改成12萬字，直至那些「我」不在為止。而這種修改和磨練技巧的功夫，也讓學習過武術的他發覺寫作所需要的基本功，「學武術的人、拉小提琴的人都必須要紮實練基本功，否則練武的人無法上台比試，習琴的人無法上台表演。」他笑說，只有寫作的人像是沒有羞恥心一般，不需練習就上場了。

柴春芽從十七歲便開始以中國近代史為題材構思小說，名為《罌粟十字公社》，至今已完成十七萬字，但他仍覺得必須「練習」到四十歲後才有能力完成這部最具雄心的作品。對文字要求甚嚴的他，偶爾看到文字記者的稿子都會不求甚解詢問何以如此使用？然後開始翻閱辭典找出每個字確切用法：「古人寫文章，字源是清楚的，現代知識分子對於語言太不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