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夏天，我陪父親回山東老家，青島酷熱高溫，逼近四十度。

那一趟炎夏之旅，便是這本《逆旅》的由來。

但雖然說是我「陪」父親，其實不是，他自己一人獨來獨往慣了，根本不需要人陪，而是我自告奮勇要跟。那時，距離一九八七年解嚴開放探親，也才不過四年而已，蒙在大陸上的神秘面紗尚未褪去，兩岸之間的隔閡與隔絕，實非今日所能想像。當我知道父親要回老家，便一直嚷著要跟，那真的如同書中所寫，是抱著參加暑期戰鬥營的好奇心態返鄉。然而回去了，才曉得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原初的追尋新奇刺激，到後來，卻變成了說不出的驚詫、愕然和悵惘，在歷經了這趟啟蒙之旅後，我這才知道，歷史太大，而個人太小，開始敬畏於生命的厚度與重量。

當然，我也得要感謝我的父親。我跟著他，果然成了多餘的累贅，在開放之初，他已回過老家一趟，而這一次，他早就另有圖謀，我後來才恍然大悟。於是回老家住沒兩天，父親便藉口說要辦事，便上青島去了，只留下我獨自面對一屋子陌生的親戚，而他們說的山東土話，我幾乎一個字都聽不懂。

他這一走就是十多天，音訊全無。我們老家在平度縣官庄鄉南坦坡村，從村子裡得要騎上半個小時的腳踏車，才能到官庄鄉，然後坐公車到平度縣城，再轉搭長途客運到青島，清晨天還沒有亮就出門，直到傍晚才能抵達目的地。就在這樣一個偏遠到彷彿與世隔絕的農村，小小的，只有幾十戶，我獨自住了近乎整個夏天。所以，我至今始終都還不能忘懷那一片遼闊的黃土地、高粱青紗帳、筆直的白楊樹，以及老家親戚們的臉孔。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她年輕時是村中數一數二的大美人，後來生了八個孩子，還身披英雄母親的綵帶，接受共產黨表揚。我也忘不了我的姑丈，他的皺紋深深鐫刻在額頭上，活像是從張藝謀《紅高粱》裡走出來的人物。還有我的表姊和表哥們，以及我的小表妹小英，那時的她還不到二十歲，從未出過農村，後來卻陪我遊遍了整個山東，成為村子裡閱歷最豐富的人。據說，在後來的好幾年中，她都還有滿肚子的旅遊故事可對村子裡的人講。她真正成了班雅明所謂的「說故事的人」。

然而我們結伴旅行時，我表妹卻不總是愉快的，她經常埋怨怎麼不管走到哪裡，都是在看廟？上餐館吃飯，也不如回家坐在板凳上，吃發黃的饃饃再配一碟韭菜來得自在。她的生命在老家的黃土地上長了根。透過她，我也彷彿看到了命運的另一種可能，假如在一九四九那年，我的父親沒有離開山東，那麼，我可能就是她了──在鄉下長大，熬過幾次饑荒，小學沒能讀完就輟學，平日的工作是種田，後來村子附近設了工廠，就偶爾跑去打打零工，但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因為那工廠始終處在一種岌岌可危的狀態；而在白日閒暇時，或許也會幻想起一段美麗的愛情，但心中卻很清楚，最後的結局就是嫁給隔壁村年齡相近的男孩，必定也是種田的──在一望無際的高粱環抱之下，一個年輕女孩的選擇不會太多。

命運來到這裡，便有了分岔的可能。如果如果，久而久之，我居然也覺得自己就是她了，每天吃饃饃，睡在炕上，我還特別喜愛老家饃饃帶著一股酸勁的滋味。然而唯一和她們不一樣的，足以清楚標誌我的外來身分的，竟是洗澡這一回事。農村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表哥表嫂把自己的房間讓給我睡，當我第一次提出洗澡的要求時，他們面面相覷，支吾了老半天。

「這個嘛，洗澡……」表嫂呢喃著。

看她疑惑的表情，似乎是一件距離生活非常遙遠的事。表哥表嫂跑到屋外，兩人嘰嘰咕咕商量好久，才終於拿著一個臉盆和紅色的熱水瓶，放在房間的泥土地上。我把房門關好，把熱水倒進盆裡，一縷白色的熱氣裊裊升起，飄散入黑夜，而房中只有天花板垂下來一盞小小的黃色燈泡，光線黯淡，我連手中拿的是沐浴乳、還是洗髮精都搞不清楚，就著那一點少得可憐的水，我不僅洗了澡，還一併洗了頭髮。

我每天都要洗頭洗澡，成了村子裡的新聞。後來，我才知道，那水竟是從支部書記家買來的，一瓶一毛錢。全村只有支部書記家才有專門燒水的鍋爐，想要熱水，就得上那兒去買。但村民買水是為了泡茶，只有我是為了要洗澡，這讓支部書記的女兒很驚訝。她的年紀和我一般大，每當到了晚上七、八點，眼看著，又該是我洗澡的時間到了，她就會跑到我家門前，問我：「今天洗澡不？」然後她便興沖沖地跑回家，幫我打水過來，等我洗完澡，走出房門，她還等在院子裡，就是想看我會不會換了一個模樣？

老家的村子很小，雞犬相聞，是一個沒有隱私的地方。我的衣服和姑姑、表妹、表嫂的全晾在一塊兒，曬在院子裡的一條細繩上。我的明顯和她們的不一樣。村裡的女人經常聚在我的內衣褲底下，一邊研究撫摸，一邊讚歎起來說：「台灣的果然是又漂亮，質料又好。」

後來，姑姑告訴我，附近的工廠設有洗澡間，每星期三傍晚開放一次。姑姑太老了，不想洗，要表妹帶我去，村子裡其他女孩知道了，也嚷著要跟，一群人便組成了自行車隊，從村子浩浩蕩蕩出發，騎到工廠至少也要花半個小時以上。我們騎過黃昏的田埂，兩旁都是一望無際的綠色田地，涼風嘩啦啦的掀起裙子，就像一朵朵盛開的花。工廠門口聚著一些人在抽菸，看到我們就笑，說：「那個台灣人又來洗澡了。」

那是一間開放式的大澡堂，沒有燈，在黃昏幽暗的光線中，女孩們摸索著脫下衣服，赤條條站在一排蓮蓬頭的水柱下。我們這才發覺，原來不管是台灣、或是大陸，是農民、還是支部書記的女兒，其實長得也沒有什麼兩樣。大家都發出了吃吃的笑，那笑聲混合著水聲，引起驚人的嗡嗡迴響。等洗完了澡，我們一群人又整裝待發，騎車穿過工廠的大門，穿過紅色的落日和長長的田埂，等回到村子時，雙腳早已沾滿了路上揚起的沙，好像剛才全都白洗了一場。

如今回想起來，這些畫面都還歷歷在目，但屈指算算，距離我上次回大陸山東老家，也已經悠悠二十年過去了哪，我再也不曾回去。父親逝世之後，我更是從此斷了與老家的聯繫，然而，在這一段期間中，卻也正是大陸農村面臨翻天覆地改變的時刻。聽說，沿海農村的人全都跑光了，跑到城市裡去打工。所以每當我行走在上海、或是北京時，看到蹲踞在紅磚道兩旁的民工，我都不禁想起老家的表哥和表嫂們，他們現在到底是在哪裡呢？是否也正徘徊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頭？

但在二十年前，據我所知，離鄉打工的念頭卻從來沒有來到他們的腦海中。我回去那一年，村子裡正逢乾旱，農民又買到假農藥，一年種地的辛苦全都付諸於流水。我原本以為，我會如同詩歌中所描寫的，在老家看到一派悠然閒適的田園之樂，但沒有，一點也沒有，天災和人禍是農民的宿命，現實面的殘酷簡直令人不忍逼視，尤其是在資訊封閉的鄉下。對於我的表哥和表嫂而言，除了眼前這一塊乾枯的田地，和小小的村子之外，他們最遠的腳步就是到平度縣城，肚子餓了，便買兩根油條，站在路邊啃完就是，除此之外，他們哪裡也去不了。青島，遙遠得就像是外國一樣，他們連想都不敢去想。

我回老家的一個多月中，村子裡就發生三次喝農藥自殺的事件。一對夫妻為了五十塊人民幣，大吵一架，結果妻子喝了農藥，命是救回來了，但醫藥費卻花了一千多塊。「真傻。」姑姑嘖嘖地說。但除了發傻之外，對於困窘的現實，村民們也拿不出其他的辦法。

田地既無可指望，他們只好到村子附近的工廠去打工。如今回想起來，那很可能就是大陸老百姓由農轉工的濫觴。支部書記的女兒在工廠當秘書，我和表妹去找她玩耍，看她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有模有樣，但其實什麼事情都沒有。那間工廠空空蕩蕩的，看不見什麼工人，而下午時分的太陽，斜斜照進廠房，油然生出一股死寂和蕭條。

「工廠賠錢，發不出薪水。」支部書記的女兒一邊修指甲，一邊嘆氣，埋怨說上級主管發了個命令，要每個員工捐獻兩百塊，好幫助工廠度過難關。

我聽了很稀奇，居然有這種事？沒薪水可領還要倒貼錢，那幹麼來上班？但後來，我才發覺這一點也不稀奇。村子裡的男人白天種地，到了晚上八點，他們就會提著一盞盞燈籠，挨家挨戶去敲門，召喚著大家到另一家更遠些的工廠去上夜班。他們同樣是半年沒有拿到工資了，但卻還是照常上工，因為只要去，就有一絲領到錢的希望。

每天晚上，當咚咚咚的敲門聲一響，我就看見表哥窸窸窣窣穿上襯衫，跟著其他的男人出門，一長串的燈籠，便逐漸消失在黑夜籠罩的大地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表哥回來時，一雙眼睛都是紅的，補眠一下，他又得趕緊爬起床種田。我搖搖頭說，這樣實在太辛苦了，還不如離開農村，去城裡打工吧。我還很認真的幫表妹想生計，建議她去青島的路邊擺個攤子，賣涼水。他們聽了，卻淨是一臉無奈的笑，說他們沒有城市的戶籍，根本就去不了，所以我說的，盡是一些不切實際的餿主意。

但如今他們卻真的全跑到城市去了。

城市果然有那麼好嗎？我這才知道自己當年有多麼的天真，以為城市就是一個流著奶與蜜的天堂。於是再回過頭來看這本《逆旅》，悵惘之餘，還有更多的感慨與眷戀，我彷彿又看到了二十歲出頭的自己，背著小小的行囊，遊走在那片大地之上，卻渾然不知自己正站在一個時間的轉捩點上，而那不但是我個人生命旅程的轉捩點，更是一個大歷史的轉捩點──從此以後，中國的農村，便無可抵擋地被捲入商業化與現代化的浪潮，於是那樣純真的年代的我，以及大陸，都儼然不再存在了，只能於此書的文字中去尋找。

──本文為郝譽翔《逆旅》經典版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