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女性詩說起

「女性詩」意謂能反思女性劣勢處境，預報女性抗爭焦慮，映現女性自覺的女詩人作品。換言之，是指含攝女性主義思想的詩。

台灣女性詩的出現，早在女權運動興起前，最明顯的例證，是蓉子寫於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亂夢〉，詩中的敘述者為一已婚的年輕女子，她惶然慨嘆社會結構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經驗：婚後生活就像投過石子的破碎水面，女性若對此狀況沈默，迎來的將是一條幽寂的灰路；女子年輕時是「金色羨慕」的焦點，年老則是「風雪掩蓋的冬天」，生命意象變成「一無聲的空白」、「一孤立在曠野裡的橋」、「一擱淺了的小舟」，揮之不去「迷失在水天間的那種沮喪」。殘缺、謊言和醜惡明明是真相，社會卻不讓她們看清楚；女子一方面要受家庭勞役折磨，「早晨的沁涼為廚房烘焦」，剩下夜晚的「一些亂夢」，另方面則有來自於男性對待的夢魘，在男人眼中「尚沒有一枚草莓的價值」。具有性愛聯想、男性隱喻的「可怕的蒼白的雨」令她「疲憊而不能憩息」，在密織的恐懼與不滿中，她終於發出掙脫桎梏的沈重告白：

久久地被困於沼澤地的泥濘
哦，我將如何？
我將如何涉過
這沈默得如此的深潭！ 

此詩成於1960年，十二年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第二性》 （The  Second  Sex）中譯本才在台灣出版，開始啟迪台灣的婦運工作者，影響台灣婦運的發展。至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要到1980年代中期，大約《中外文學》推出「女性主義文學專號」時才日漸受到注意，包括宋美華、劉毓秀、何春蕤、王德威、張小虹、廖炳惠、李元貞、蔡源煌……都曾對女性主義文學這一課題做過討論。 199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更形熱烈，但大都以小說為文本；晚近十年，以詩為例證加以論述的學者有鍾玲、李元貞、孟樊、奚密、廖咸浩、林綠、陳義芝、胡錦媛、何金蘭、裴元領等，或為專著，或為單篇，引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不僅為女性心靈奧祕揭開新的窗景，更為新詩的詮釋打通了新的對話通道。

二、台灣女性詩學述評

上述女性詩學評論家，男女各半，可見這一研究領域已取得兩性共識，具有學術的影響，而非單一性別用作社會改造的策略工具。

 針對個別作家論述的如廖咸浩談夏宇的詩，林綠談蓉子的詩，何金蘭談淡瑩的詩，裴元領談江文瑜的詩；屬於綜論性質的如鍾玲、李元貞、孟樊、陳義芝、胡錦媛的論文。以下略作述評。


(一)鍾玲的女性詩學

台灣女性詩學的發展，奠基於鍾玲《現代中國謬思》這本書。

一九八九年六月，鍾玲出版《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詳介1950年代以迄1980年代五十二位台灣女詩人的風格表現、與時代發展相對應的精神成長，其中七至二五頁、八四至八九頁、二九七至三○一頁，都討論到一九八七年以前女詩人作品呈現的女性主義思想。

連同1989年8月，鍾玲在《中外文學》發表的〈試探女性文體與文化傳統之關係〉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研討會」宣讀的論文〈台灣女詩人作品中的女性主義思想〉 、一九九四年六月發表於《中外文學》的〈詩的荒野地帶〉，可以看出鍾玲的理論架構，主要來自伊蘭．蕭華特（Elaine Showalter）在〈荒野中的女性批評〉（“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derness”）標示的四個探索課題：(1)女性作家對女性的身體因素及生理因素有何反思。(2)女性作家對父權社會「壓迫者的語言」有何反應。(3)女性作家對傳統的心理分析理論有何反應。(4)女性作家對錯綜複雜的文化傳統有無以女性為中心的觀點。

 在第一個課題裡，鍾玲舉翔翎描寫墮胎的〈流失〉、李政乃描寫生產艱難的〈初產〉、利玉芳描寫與女性生理有關的〈孕〉和〈水稻不稔症〉，以及朵思稱頌皺紋之美、鍾玲探討女性性經驗美感的詩，說明女詩人尋求身體主控權，表現女性對自身經驗之探求，對自我身體之發掘與發現，力圖抵制把女性身體物化之傳統。

鍾玲強調月經出血、月經痛、懷孕、流產、哺乳等切身體驗對女詩人作品的風格與內涵有極深的影響。但她將男詩人謝昭華（1962-）誤為女詩人，三度申論， 是一明顯錯認，而此錯認同樣出現在孟樊的論文敘述裡， 可見女性詩例之不多見，新生代詩人的作品儘管已引起注意，身分卻不為人知。

第二個課題談到語言，鍾玲不斷地探索何謂女性文體。針對古典婉約的抒情傳統，指出現代女詩人三種反「主流」的語風：(1)極端豪放雄偉的風格。(2)激情告解式的文體。(3)陰冷或戲謔的風格。凸顯囚禁意象，或者根本就瓦解意義、不設主題、縱容讀者臆想──呈幻象夢魅式的詩，是鍾玲心目中的女性文體特色。（鍾玲，1989：，頁299、353、396。）

鍾玲也分析瑪麗．艾爾曼（Mary  Ellmann）所謂不顧一切的、膽大的、諷諭的口氣、個性魯莽者那種善變脾氣、閃爍不定的、狂亂滔滔不絕的、以及精簡的風格，即是女性的風格特徵。她說，這一語風之所以不適於檢驗台灣文壇，乃因為「文學傳統因素」使然，在中文古典中，早有陰性文體出現，當代女詩人可以光明正大地承繼、占用、轉化那模式，不必從底層去削切男性的語言模式。鍾玲並舉示夏宇〈今年最後一首情詩〉，看它如何嘲弄女詩人故有的纏綿語調及輪迴觀念。

夏宇的〈今年最後一首情詩〉，收在《備忘錄》裡，詩中的「我」在垃圾場看到一具頭蓋骨，她相信那是她轉世重逢的愛人：

那順著思考以及憂愁的曲度
分裂的  那慣於蹙眉的
形狀姣好的頭顱；
蹙眉之後
緩緩一笑
居然重逢
以這麼赤裸簡單的方式
在晴天的垃圾場

那具頭顱不在玫瑰花園裡，是在垃圾場裡，夏宇甚至形容那具頭顱是「一個毀壞的音樂鬧鐘」，非哀曲式的感應完全顛覆了男性文化主導下對女性纏綿吐屬的期待。在〈下午茶〉一詩中夏宇用上「手淫」、「小便」、「交媾」、「鼠蹊」等語彙，鍾玲認為這也擺明了向男性語言挑戰。

第三個課題有關心理分析，鍾玲用的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戀父情節說。佛洛伊德主張性本能是人類精神活動核心，男孩擺脫戀母情節（Oedipus  complex）的動力來自「閹割恐懼」；而女孩最先認同的對象是母親，嗣後才轉移至父親身上，由於沒有閹割恐懼，因此很難從依賴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中掙脫，一生常存妒恨與缺憾心理。鍾玲舉的例子是美國女詩人席維亞．普拉絲（Sylvia Plath，1932-1963）的〈爹地〉（“Daddy”）和安妮．莎克斯敦（Anne  Sexton）的〈父親們之死〉（“The Death of the Fathers”），兩首詩都觸及對父親的占有慾及愛恨情節。

普拉絲的〈爹地〉，張芬齡作過細膩的分析，父親被描寫成法西斯主義者：「每一個女人都崇拜法西斯主義者，∕長靴踩在臉上，野蠻∕野蠻如你一般獸性的心。」有戀父情結的女孩把自己相對比擬成遭迫害的猶太人，詩中的「你」指的是父親：「膠著於鐵蒺藜的陷阱裡。∕我，我，我，我，∕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以為每個德國人都是你。∕……當我是猶太人般地斥退我∕一個被送往達浩，奧胥維茲，巴森的猶太人。」

鍾玲反駁佛洛伊德的學說，她認為局限在這一陽具說的陰影下實在太狹窄了，不如容格（C.G. Jung）的種族潛意識理論、社會制約角色帶給女性的痛苦，以及女性生理有別於男性而產生的心理，來得重要。

第四個課題是社會文化因素。鍾玲舉白雨的〈下班後〉，說明傳統社會派給女性「女主內」的角色，羅任玲〈我在果菜市場遇見白雪公主〉呈現家務事對女性的影響，張芳慈的〈花市〉想像殘花是被遺棄的女性，馮青的〈港邊惜別〉反思征戰議題中女性的感受，夏宇的〈頹廢末帝國Ⅱ給秋瑾〉處理性別問題，〈姜嫄〉突出遠古母系社會女性的生殖情態。

〈我在果菜市場遇見白雪公主〉的童話形式，是羅任玲最突出的表現手法：

那是今天早晨的事了。我在果菜市場遇見白雪公主，她看來
蒼老而憂鬱，並忙著和一隻青蘋果討價還價。
「可是，妳不是中了毒……」
誰說的？她扭轉臃腫的腰身。
「小時候童話書裡說的！」我大聲回答。
小時候？我早就不相信童話了。
她搬著粗胖的指頭，繼續和一隻桃子殺價。
「可是，妳被白馬王子吻醒，後來……」我仍不甘心。
後來？妳說白馬王子？
他投資股票去了，輸掉三千萬。
「可是，書上說你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我囁嚅著。
我說過，那只是童話。
不過……我確實演過白雪公主的。
她提著蘋果桃子，彷彿陷入。深度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