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是當代臺灣小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知性風格和歷史關懷尤其讓她的作品獨樹一幟。一九九四年，平路寫出《行道天涯》。這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嘗試，所投注的心力為前所僅見。更重要的是，小說描述國父、國母孫中山、宋慶齡伉儷的私密情事，自然要引來陣陣側目眼光。

為了寫作《行道天涯》，平路下了相當準備功夫。小說提供極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史料，讓我們重睹孫中山與宋慶齡的黃昏之戀。平路的挑戰是艱鉅的：在我們熟知的政史紀錄以外，她要為國父寫外傳，但又雅不欲流於蒐祕醜聞的報導；對應新聞採訪、歷史考據的實證式要求，她也必得預留想像空間，讓「小說者言」發揮另一種逼真的魅力。尤其令人注目的，作為九○年代一位關愛台灣的女性知識分子作家，平路要怎樣尋求有利觀點，切入大中國的論述，並且還給女性聲音一個公道的位置？

一頁頁國民黨版的建國史，載滿了十次革命、碧血黃花的英雄事蹟。而位於正史敘述中心的，正是我們的國父。以父之名，孫中山是怎樣被寫成民主革命的先知，三民主義的先知，三民主義的本尊！而平路要告訴我們，孫先生的革命道路從來不是平順的。背叛、陰謀、政變、黨爭與他生命共相始終；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其實常在權力圈外的。公眾形象之後，還有一位孫中山：浪跡四海、風流少恩。在解救中國同胞的同時，他已辜負了不少女同胞呢。平路的敘事者不禁嘆道：「即使一名小說作者，在描述先生真實面目的此刻，都不斷要與心中另一重莊嚴的聲音對抗。那是先生冥誕時響遍台灣中小學各個操場的〈國父紀念歌〉：啊！我們國父，首創革命，革命血如花！」

在國父龐大的歷史身影後，還有那出身傳奇家庭的國母。宋慶齡來自上海巨室宋氏家族，當年以二十三歲的青春之身，下嫁五十開外的孫中山。這段姻緣有人謂之為忘年佳話、有人謂之為政治聯姻。宋因仰慕孫文的革命抱負而許身，在婚後卻飽嘗顛沛，甚至為躲避陳炯明的叛變，流失唯一一次的妊娠。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溘然去世，留下年輕的慶齡夫人。然後呢？她堅此百忍，繼承亡夫遺志參與政治。她身價扶搖直上，到了三、四○年代，已是新民主革命的精神母親，與她的妹妹蔣宋美齡夫人分庭抗禮。國民黨號稱是孫中山的嫡傳宗派，共產黨也可自封為慶齡夫人的欽命正朔。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建國當家，更得捧著國母號召天下。

但平路告訴我們，這一切就算不是假的，卻也真不了。孫宋的婚姻到底內情若何？三○年代孀居的宋慶齡與楊杏佛、鄧演達的傳聞恐怕不是空穴來風。還有她晚年與小她三十好幾的「生活祕書」一段深宮之戀，早是公開的祕密。原來國母還有這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幽幽心事；原來在她中年以後，日益發福的龐然身軀內，還潛藏著總難排解的兒女情懷。兩岸的國家歷史要為尊者諱，平路卻要將孫、宋請下神壇，重塑他們的血肉。

如前所述，解嚴後為政治人物寫翻案文章，我們已是見怪不怪。平路憑藉著什麼，使她的孫中山、宋慶齡傳奇獨樹一幟？不同的歷史「說法」必須經由不同的敘事模式來支撐。在大歷史仍是國家政黨的禁臠時，小說成為對話的利器。不僅此也，一反那莊嚴的，男性的（？）敘史高姿態，平路選擇了女性的角度與聲音相與抗衡。她的敘事者優游不同歷史場域，進入人物意識，構造成一時空座標交錯、公私領域合流的敘述體。大歷史誇張政治欲望，她的歷史要書寫情愛欲望。

小說情節至少分四個層次進行。國父最後三個月的生命行止，按照順時時序居中進行。孫夫人的回憶想像則是跳躍流轉，包羅了一生的大小事蹟。除此，平路創造了珍珍——夫人情人S的女兒——作為引導進入過去的媒介。更在此之外的，當然是敘事者忽近忽遠的聲音。那男性的君父的情節場景，儼然被包裹在重重女性視野及詮釋中。而過去必得由現在來背書。如今飄流海外的珍珍是我們進入歷史迷宮的線索，但那耽於臆想的台灣作者才是真正追記似水華年的主角。在這歷史漫漶的年月裡，大道不再行於中州，天涯也可近在咫尺。《行道天涯》骨子裡是本反思時間、重寫記憶的小說。明乎此，這本書才真正顯露在世紀末台灣出現的意義。

有心的讀者可以細看平路在《行道天涯》中，如何一點一滴的拆解政治神話。偉人後半生的行止竟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流徙與自欺，而他有名的臨終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可能是一場人云亦云的誤會。女性主義者則應該就著宋慶齡的感情歷練，建立又一種現代中國女性的欲望論述。她年輕時嫁給老得可以作爸爸的總理，年老時愛上了小得可以作兒孫的侍從。這是怎樣權力與欲望的錯置故事啊。在一個極度誇張禁欲的共產時代裡，母儀天下的宋慶齡艱難地找尋情愛依託，而且愛屋及烏，竟收養了情人的兩個女兒。風裡來、浪裡去，革命的口號叫得再震天價響，嚇不倒這位老婦人。她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性。

然而一切的政治或情欲掙扎或辯證，都要隨時間的流逝，灰飛煙滅。緬懷前輩人物不可言說的祕辛軼事，平路發展了小說家獨有的想像力量。她的敘述是由一張照片開始，攝製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起碇的「北嶺丸」上，孫先生與夫人匆匆留下一張小影。照片中的先生暮氣沉沉，而有病容。身旁的夫人身著皮帽皮衣，雙眉微蹙，望著另一方向。兩人各有所思，而一殺那間的失神凝眸，被開麥拉眼凍結成一幀歷史寫真。

照片的魅力，在於其留存映象，召喚視覺的記憶。藉著「寫真」，我們彷彿與過往的時地再續因緣。那膠片上的一人一物都似乎捕捉了一種意義，一種生命流變中原無法定格的意義。但是批評家們已一再告訴我們，相片的魅力是一種蠱惑，一種擬戲。它「寫」真的同時已銘刻了無限的想像符號、欲望軌跡。被攝入膠片的映象看似栩栩如生，但無一細節不訴說著時間的流淌，生命的消失。蘇珊．宋坦（Susan Sontag）在有名的《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寫道，照片是一種「悼亡的藝術」1。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更指稱照片的寫實幻象下，蘊藏了「一種創傷：語言的懸宕，意義短路」2。只有藉著不斷命名（naming）的過程，我們向照片逝去的人事招魂，為播散的意義復元。

平路的小說敘事於焉登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起程照片也啟動了平路的文字之旅。孫宋所航向的將是死亡，是壯志肉身的銷毀，是一段歷史的終結。平路好生的渲染了照相美學所透露的感傷特質，但她小說敘述所要作的，卻是起死回生。照片或歷史寫真所凝結的生命悸動，要由文字來抒解。那映象裡侷促的一顰一笑，要由寫作者代為詮釋渲染。但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由映象／寫實主義代表的寫作傳統，也須因此而受質疑。

文學史總是告訴我們，現代文學是因為一場「逼真」的視覺震撼而開始：魯迅因為看了那張有名的日軍砍中國人頭的幻燈片，因此促生了他寫作的欲望。寫作是再現、回歸那斷裂現實的努力。九○年代的平路看照片說故事，卻要否定任何寫實再現的迷思。她意味深長的告訴我們，孫中山逝世的當兒，某位目擊者惋惜自己的攝影器材毀於兵亂，以致「如此要事、而絕不見攝影者、中山死後、並未留影、蓋皆心亂、無人想及」。

逝者已矣，照相存真、新聞紀實，甚或歷史考證，又能留下多少真相？回憶的吉光片羽、官能的偶然震慄，才更直指那不可復追的往日情懷吧？平路筆下宋慶齡的世界支離破碎，充滿流動意象或臆想。沉浸在千迴百轉的記憶線索中，宋慶齡幽幽的跨越時光隧道，重新銘記她的過去與現在。而在隧道的彼端，平路又何嘗不被牽引、誘惑進入那神祕的黑洞？

歷史竟是可以這樣寫就的。宣傳照片中肥胖的宋慶齡採棉花、抱嬰兒的留影，因此也越發失真了。小說的第五十四節更藉珍珍口吻寫道：「尤其恐怖地是紀念畫冊裡，有一張媽太太化好了妝躺在玻璃棺材裡的相片，前排站著許多面容悲悽含著眼淚的小朋友行舉手禮，圖片說明是：『孩子們向慈愛的宋奶奶告別。』」

歷史上的宋慶齡早在一九二四年那張登船照片中就「死過」了。她從彼時開始，就要準備扮演從遺孀到聖母的角色，並且隨政治波動，一再被重塑金身。《行道天涯》反其道而行，以娓娓無盡的敘述為木乃伊化的孫中山、宋慶齡接骨造肉。這是一場華麗文學冒險，而藉著這冒險，平路也再一次申說了她的抱負。

──本文收錄於平路《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經典版

注釋：
1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 138.
2Rolan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N. Y.: Hill and Wang, 1978), p.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