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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勁梅◎《忠臣逆子》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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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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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nism
看雲
本來我並不能肯定我可以寫小說。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告訴我：你可以！這個「可以」，在我眼前打開了一扇門，門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無比興奮地走進去。一路都感到《聯合文學》的文學前輩們對「新人」的扶持和指導。這種長久的扶持與指導，在多年之後，讓我認識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意義不僅是對「新人」說一聲：來吧，你可以走進文學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從地裡長出來的橡樹芽兒澆灌成橡樹。我就是那個非常運氣的橡樹芽兒。
在這幾年裡，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委東年老師指導我幹了一件大事：研究美國文化，從最基礎的美國小鎮研究起。一次又一次我覺得沒啥可研究的了，東年老師又給我指出一個新的方向。一走進去，果然又是柳暗花明。在走訪了一百多個小鎮之後，我覺得，我對西方文明可以說話了。
故事有各種各樣的寫法，我選擇了寫中國；中國事，中國人，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國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參照系，看中國文化，如同一條跳出池塘的魚，回頭一看，自己待慣了的池塘原來只是幾個池塘中的一個，並不是唯一的一個。那裡的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這本書裡的故事都是站在池塘外面寫出來。中國古話叫：知己知彼。沒有東年老師叫我做的，細緻的「知彼」工作，我寫不出好的「知己」小說。
我的二○○三年得獎中篇〈忠臣逆子〉開了一個頭。下面的幾個故事都是從這裡開始，以東西文化比較的手法寫下去的。〈忠臣逆子〉從一個家族——戴家——的變遷史，看中國百年一次次革命的近代史。從曾爺爺的辛亥革命，到戴家大小姐走出國門，後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都以為自己走的是條新路，卻不知道那「革命」本身就不是什麼好果子。用暴力奪來的權力，只能用暴力來維持。把悲劇用喜劇的語言講出來，是戴家大小姐對家族史作的反思。
人當然有純人性，但把一個家族放到中國歷史中去了，寫作就自然從「純人性」轉成了寫「中國人性」。人，可以是社會人，社會人依然是人，這是我想寫的人性。從這個中篇開始，故事的枝椏就向各個方向長出來。戴家人在中國的歷史中活著，走到哪也擺不脫一條長長的影子，這個影子叫「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故事，中國的現代，都是這個文化的海洋裡翻起的波瀾。若在寫「人性」的小說裡，不能畫出幾張文化臉，其實，就根本沒有什麼好寫的。文化不是抹在臉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東西。講吃喝是人性，可講到劃拳和行酒令就是文化了；講上床是人性，可講到在喊床的時候叫「挨千刀的」就是文化了；講愛情是人性，可講到「東邊日出西邊雨」就是文化了。
這樣的文化如此深厚，即便中國人走進了現代化，也還在這個文化裡折騰。於是，就有了〈羅坎村〉。故事從「歷史人」轉到了「當代人」。當代的生活，反迫使戴家大小姐研究起兒時生活過的羅坎村。羅坎村是一個很小的村子，也是一個大社會。這樣的村子很普通，隨便一指，前方那個就是。羅坎村的根牢牢地長在中國的土地上。走進羅坎，一定能看到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人性」的問題是一個「家文化」的問題。中國歷來有災有難，卻依然成了一個人丁興旺的國家，對家庭關係的規範和熱愛，是流在羅坎人血液裡的道德密碼。而這密碼裡的每一個符號都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我們是農民，在山多地少的村落裡住了三千年。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觀，親緣關係是我們的社會秩序。我們認命，認官，認親朋好友。正義不正義不是我們關心的，我們關心人系關係。是非對錯，靠包青天裁決，「公眾利益」靠父母官代表……。突然間，在短短的三十年裡，中國人不想當農民了。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物貿中心，有了市場，出了國，選擇了工業化，成了自由勞動力。可是在這些新地方，我們還是只會靠人際關係來維持社會秩序，結果，這就像咱們爺爺輩腦袋後面拖得那條封建主義小辮子，又難看，又可笑，又氣人，還滋生腐敗。這就是我挖掘出的現代中國人的人性。中國人走到哪也沒走出羅坎這個圈子。（〈羅坎村〉在大陸獲「二○○八北京文學排行榜」；「二○○九茅臺杯《人民文學》獎」；「二○一○茅臺杯《小說選刊》獎」）
每一種文化其實都是有一些陋習的，只不過文化這種東西像空氣，像水，在一個文化框架裡生活時間長了，有些陋習就成了習慣，雖然我們並不喜歡，可也就這麼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種文化作鏡子，也許就可以看清楚我們陋習的可笑。這樣就有了〈九九歸原〉。放蕩不羈的戴家大小姐，到了美國，在一個談「形而上」的中國精英人士的圈子裡，拿起西方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念作鏡子，肆意調侃我們的民族劣根性。圈子裡一群從中國文化裡走出來的男男女女，都是聰明人，他們出了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和西方社會接軌。他們的初衷是想要摘西方文明樹上結出的好果子：民主、自由、愛情。可在他們的小圈子裡，好果子剛拿到嘴邊就變了味。那不是因為他們不愛這些果子，而是因為他們腳下那塊有幾千年深的農耕文化土壤，沒有讓這些果子健康成長的地方。在很短的時間裡學會穿西裝，喝香檳酒不難，但文明遠不止這些。文明起碼要有一套健康的價值觀。戴家大小姐說：我們是一群農民，懦弱、荒唐、小心眼。我們急急忙忙向現代化趕去，要把自己西化了。可是，我們就算開進了美國，折騰來折騰去，到臨了依然還是只會按著農民社會的價值觀行事。我們的文化基因上帶著病。（〈九九歸原〉登上「二○○六年北京文學排行榜」。）
這病在哪兒呢？從五四開始，中國人就想要「德先生」進門。但是民主是有代價的。戴家大小姐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兒，看見西方的好東西，就想往娘家搬。西方的民主好，西方的民主教育好，這個大蘋果該摘了送回去。可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來會有哪些衝突？先看一個試驗。〈老康的哲學〉寫了戴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和西式教育下長在的兒子戴小觀的衝突。老康正合中國男人的模式：滿身活氣，卻不求真理只認等級；熱情洋溢，卻不願守法律，喜歡變化無常；雖留洋在外，卻時刻不忘吃五花肉。形像不是阿Q，卻有一些叫「阿Q」的祖輩。撒謊，好新，傳統，沒有野心，嚮往好日子。老康是個普通人，性情中人。普天下這樣的「老康」多多多。傳統的中國人老康，兀突站在另一片沒有中國文化的土地上，孤軍奮戰。身上無處不散發著中國特色。這時候，這個中國人就不再是一個「老康」了，而成了一系列我們不自覺地固守著的中國傳統價值觀，成了「中國哲學」，體現著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中許多信條和西方的民主有根本衝突。民主，在五四之後，以「德先生」的名字到過中國。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民主的生活方式怎樣？為什麼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卻沒有自己生出個「德先生」來？從外面請一個來，是借來的，是客人。我們中國人好客，但光好客還不行。借來的機制是衣服，不是實質。借來的機制只能以「借來的機制」發揮作用。如果實質不變，玩民主也會選出土匪頭子來。選舉制是民主的衣服，是民主的操作方法。還不是民主本身。老農民都會用豆子計票，選舉出村長、保甲長來呢。選出來還不是照樣橫行一方，太上皇一樣。民主的日子到底怎樣過，我們不知道。﹁德先生」進了中國，在中國也坐不住。我們的文化裡沒有他的位置。和「德先生」衝突的是我們幾千年的等級制。（〈老康的哲學〉由《小說選刊》二○一○年一月刊重點推薦，並組織專家討論。二○一○年郁達夫小說獎入選待定）
不是我們不想好，是我們一代一代的目標沒有一個正中靶心。路走了一圈，「明天有多遠」？陰錯陽差，戴家大小姐的兒子，在美國長大，倒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一改戴家大小姐對自家革命史的否定態度，饒有興趣地和母親一起追溯歷史，又走進現代中國。兒子，用美國式的寬容，理解上輩人。母親卻繼續批評前輩的革命。並且，在二十年後，中國經濟發達了，深諳中國人性的戴家大小姐又把對社會的批判轉向了自己這一代「實業派」。現代中國是這代人努力的結果。可是，奇怪得很，前人有的毛病後人又接著犯。前人費盡力氣要掃蕩的東西，風一吹，全回來了。思維模式不變，等級制不變，家族關係不變，官場遊戲不變，換所有制、建高樓大廈，都不管用。說一句不中聽的大實話：「中國反封建的道路還沒走完」。中國與世界先進價值的差距在：還沒有活出「人」來。不是生物意義上的「人」，是「理性的人」，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明天有多遠〉首次發表） 戴家的故事是一個家族的故事，從祖爺爺講到祖孫子。戴家的故事也是一個民族的故事。一個古老的民族，不惜代價尋找出路的故事。對也好，錯也好，重要的是他們在尋找。
最後，我衷心感謝《聯合文學》將這五個中篇系列結輯出版。它們既是一個系列，又是五個獨立的故事。如果讀者喜歡，那就是我對「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臺灣的文學前輩和臺灣讀者的彙報和致謝。
二○一○年五月三日
──本文收錄於
袁勁梅《忠臣逆子》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78&aid=407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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