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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感官與知識的複雜糾纏——重讀董啟章的《安卓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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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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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董啟章戲耍了我們,尤其是戲耍了我。

「我們」,指的是一九九四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五位評審,除了我之外,還有平路、鍾玲、馬森和東年。幾經爭辯,我們選出了〈少年神農〉為短篇小說首獎,〈安卓珍尼〉為中篇小說首獎,會議最後,主辦單位打開封卷宣布:這兩篇小說的作者都是來自香港,當時我們誰都沒聽說過的董啟章。

尷尬的是,我們五個人從頭到尾沒有誰懷疑過這兩篇優秀作品可能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筆;尷尬的是,幾乎五個人一致認同〈安卓珍尼〉是難得、少見的「女性書寫」、「陰性書寫」,然而董啟章卻是男的!

更尷尬的是我還在會議中大剌剌地比較了〈少年神農〉和〈安卓珍尼〉,說:「在文字上,……這篇看起來也是香港作者寫的,卻比〈少年神農〉好太多,〈安卓珍尼〉的文字在沒有琢磨的痕跡下能夠手法流暢,吸引讀者不斷地讀下去之餘,還能夠給讀者許許多多驚訝的文字經驗。」

會說出這樣的意見,是因為在前半場評短篇小說獎,我並不喜歡〈少年神農〉,一直到最後仍然沒有支持〈少年神農〉作為短篇首獎。所以我藉機拿〈安卓珍尼〉來補述對於〈少年神農〉不盡滿意的理由。

結果,我說比〈少年神農〉好得多的文字,哈,就是〈少年神農〉的作者寫的!

這些意見都白底黑字留在公開發表的評審會議紀錄裡,提供對我的文學眼光、評論意見不以為然的人,方便有用的把柄。

把〈安卓珍尼〉的作者誤想為女性,而且是帶有強烈女性主義與「陰性書寫」自覺的女性;將〈少年神農〉與〈安卓珍尼〉誤認為出自兩位寫作功力有著高下差別的作者手筆,這是我當年犯下的明顯錯誤,沒什麼好辯解的。可是這麼多年過去,只要讀到董啟章的作品,我總是無可避免地原諒了自己,不會對那樣的錯誤如此介意。

我的錯認是有理由的。或者應該說,引導我犯下那樣評斷錯誤的理由,正彰顯了董啟章小說寫作最大的特色,以及最大的成就。

董啟章小說的起點,幾乎毫無例外都是設想一個不存在的生命,一種非比尋常、至少非日常能夠碰觸發生的經驗,然後堆砌細節,讓虛構看來如是真實。

最核心的,是一份小說原始的存在理由——藉想像讓虛構的人物、情節、場景看來如此真實。在這一點上,董啟章的小說,尤其是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早期小說,依循著「寫實」的基本路線,或用董啟章自己的語言說,都是「模擬」的試驗。

「我發現,自己一直在模擬。從一個比較顯而易見的層面說,我偏愛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而這必然牽涉到對某特定性別、身分、性情的敘述者/角色的聲音的模擬。」

董啟章自己認為「模擬」,「對我應該有超越寫實主義的意義」。從作品上看,這意義是董啟章所要「模擬」的,並不是現實裡存在、可能存在的生命及其聲音,他設定去追尋、發現的生命,都與現實有著一段明確、難以跨越之距離,換句話說,他們都不像現實裡會有的人,可是董啟章卻要藉小說讓這些人變得真實,讓我們恍兮惚兮被他們的生命經歷吸引、牽動。

另外還有一層意義:這種「模擬」在董啟章手裡不只是要達到一種「似真」的快感。董啟章的「模擬」幾乎都不帶遊戲的性質。文本背後我們找不到許多別的小說家忍不住會流露出的頑皮與沾沾自喜,「看!我有本事把假的講成真的,有辦法讓你進入虛構空間卻有真實感覺吧!」董啟章要的,比這個多一點,他有創造感官經驗之外,更多一點的知識野心,他要同時虛構知識,不只模擬經驗,而且模擬與此經驗相關的知識。

董啟章的朋友梁文道曾經半開玩笑地說:「董啟章不會寫詩,他只能在小說裡寫一個詩人角色,讓那個角色寫出詩來。」董啟章更深的企圖,或許不在藉虛構詩人寫詩,而在藉虛構學者寫出知識論文來。

〈安卓珍尼〉正是這種野心及其挑戰,最淋漓盡致的表演。一個女人的愛情故事,中介穿插了一隻雌雄同體的蜥蜴,而且蜥蜴是先作為知識形式存在。小說一開頭完全不像小說:

「斑尾毛蜥(Capillisaurus Varicaudata),毛蜥科,毛蜥屬。體型中等大小,頭身約長十五厘米,連尾共長四十厘米。背腹略扁平。頭身棕色,有不規則黃色橫間。腹白色。尾較長,易斷,橫切面圓形,上有藍色發光細環紋,形態與光澤酷似四線石龍子的尾部。……」

這是不折不扣生物學報告的形式。從報告、書面的存在,逗引出現實上的尋覓,再牽連到女學者自體生命的困境,於是人的處境與蜥蜴的演化緊密纏捲,知識產生經驗,進而再由經驗回饋知識。這回饋產出的知識是雙軌雙層的,在小說內部是人進一步到蜥蜴的認識與分析,但更重要的卻在小說外,是藉由這樣的小說虛構刺激我們對於人類女性自然與社會關係糾結的理解與思索。

這裡面含藏了種種互文與典故。蜥蜴的生理性質與女人的生理性質形成互文。生物演化論和家庭內部兩性權力關係形成另一組互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小說中粗野男性形象,是未經明說卻一眼便可看出的典故。生物社會學(Sociobiology)中從生殖優勢解釋男性霸權的說法是另一個典故。女性主義中對於女性團結意識、女性掙脫男性控制的主張又是另一個典故。甚至連刻意在細節上纏繞、描述敏銳斷續感官刺激的口氣,背後也運用上了「陰性書寫」的典故。

這些互文與典故,都在董啟章的「模擬」範圍內。他要「模擬」的,於是不單是那想像、虛構的角色,而是依附在這角色上的思考與知識形式,這樣一個人將如何思索世界,會相信、進而產出什麼樣的知識,一併都在董啟章的「模擬」行為中,甚至構成其「模擬」真正的核心。

或許應該修正一下前面分析的說法:董啟章虛構的,不一定要是學者,不一定要寫出什麼虛構的論文,然而他們一定會在董啟章的小說中,進行著思考與知識的活動,必定捲入在複雜的互文、典故中,製造著屬於他或他們自己的虛構知識。如果有這樣一個虛構的生命,就應該有相應於這個生命這種獨特的「個人知識」。

〈少年神農〉裡的主角不是學者,然而在他身上綑綁了一個原來是知識性的神話——「神農嚐百草」的神話。他是這個神話的現代、現實化身。

抽象的,先經過一次歷史抽離、轉換後的生命,要如何在現代的環境中重現?這樣一個等於是從神話知識中召喚出來的人物,會因應於其身分,而有什麼樣的生命感受與經驗?

這是〈少年神農〉中,董啟章給自己設定的小說作業、挑戰。然而也就在設定上,使得〈少年神農〉無法像〈安卓珍尼〉那麼豐富、複雜。〈少年神農〉中知識與生命間的互文互動關係,從一開始就是固定的。那個古代的神話無法更動,也在小說中沒有發展、沒有改變,如此一來現實裡的「少年神農」的沉溺、堅持,也就都是理所當然、可以預測的。不只是篇幅長短的問題,而是小說設想的生命與知識關係,限定了〈少年神農〉可以揮灑、連結的互文與典故,無法到達〈安卓珍尼〉那樣的豐沛境地。

也正因為董啟章以這種「模擬」作為小說創作的原點,而且「模擬」的範圍涵蓋了感官、思維與知識,那麼其創作成就的必然前提之一,是每一個「第一人稱敘述者」要有不同的獨立聲音。敘事聲音要承載這些感官、思維與知識,換句話說,也就要因應這些感官、思維與知識的綜合而各自不同。

〈安卓珍尼〉中的女學者,和〈少年神農〉中的「今之古人」男知青,生命關懷與知識思維何其不同,董啟章當然要替他們創造截然相異的聲音。他能迎接自己設定的挑戰,不斷「模擬」各種角色,也就是建基在能夠架構各種聲音的本事上。我們那五位評審,沒有能看穿兩篇小說後面的同一個作者,一方面固然是我們眼拙,另一方面也正證明了董啟章在走這條小說道路上,做好的充分準備。

董啟章從《安卓珍尼》出發,然後堅持走著不簡單的這條路,在往後的作品中不斷創造出更多感官與知識的互動糾纏關係,蔚為華文世界的一幅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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