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如果仍然在世，今年五月正好是他九十歲生日。清明祭拜之後，重新翻閱他從民國三十九年遺留下來的零星筆記，內容頗為廣泛：有稻米買賣的紀錄；有牛隻頭數、重量的記載；有念師大和護校的大姊、二姊寒暑假往返台北、台東的準確日期；有我小學四年級不慎從蓮霧樹上摔下來，送醫急救慌亂的描寫……筆記最後一則，竟是民國五十九年父親過世前一個月的日記，談到哥哥退伍返鄉的心情。筆記全是用日文書寫的，字跡優雅，有時用鉛筆，有時用鋼筆，有時甚至用毛筆。看他日文中摻雜許多漢字，我大致可以推測父親雖未受過正規的教育，但其日文讀寫的能力必定達到了某種水準，這在當時並不多見。他可以說是部落裡早期現代型的知識分子。

讀書識字，固然可以是一種能力，使人得以進入一個超越一般經驗的遼闊世界，進行更為複雜、抽象的思維活動。然而，知識的覺醒，多少會引發對自己習以為常之傳統價值的批判，而成為一種靈魂的負擔。記憶裡父親似乎有意淡化部落傳統技藝和營生技能的價值位階。除了偶爾在夜裡到溪谷中捕捉青蛙、河鰻和螃蟹外，我對他沒有任何狩獵的記憶。他甚至對部落傳統中對卑南族男子典型的種種想像，亦皆淡然視之。我懷疑讀書識字鈍化了他的部落本能。他那謙退、寡言甚至略嫌猶豫的性格，使他看起來始終和部落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愛恨迎拒之間，存在著化解不開的張力……。

此一張力之悲劇性呈現，並未發生在我父親身上。也許是性格或當時客觀環境之因素，父親對知識和部落間緊張關係之回應，幾乎完全是魏晉人物式的。飲酒自適的陶淵明形象，可以說是他晚年絕佳的寫照。根據部落的口述歷史，現代型知識分子和部落傳統間第一次災難性的衝突，乃發生在表舅公那一輩。表舅公曾在日本據台初期擔任警察，回部落時因鼓吹族人改變髮型，而與長老們交惡。他因而詛咒：「你們今天不肯接受我的勸導，哪一天我死了之後，部落必有災難。」

就在那年冬季，大獵祭（mangayau）部落成年男子上山狩獵期間，表舅公不幸被好友誤認作是獵物而遭槍擊致死，鑄成部落大忌。次年（一九一六年？）稻穀收成後不久，某夜因族人火燭不慎，引起部落大火，房舍、收成付之一炬。表舅公的詛咒，竟然一語成讖。之後，在姨公公的領導下，整個部落向北遷移，規畫成現在的樣子。作為表舅公唯一獨子的表舅，後來也當了警察。光復後經營果園致富，卻始終不再過問或參與部落的事務。他那美麗的水泥洋房，深鎖在高聳的花木圍牆內，自成獨立的王國。他唯一的兒子，我的表哥，醫科畢業，將近六十歲的人了，卻沒有說過半句卑南話。

我當然知道發生在表舅公和部落之間的種種神祕關聯，可能只是一個偶然的巧合，或出自我個人的想像。但是經過這將近十年對原住民和部落事務的介入，我逐漸相信這個神祕主義式的理解，有它歷史的真實性，它鮮活且準確地揭露了社會變革中安於過去和朝向未來的人之間的尷尬和靈魂負擔。同樣的情況曾發生在蘇格拉底和審判他的雅典人身上，也發生在耶穌和他的子民及其門徒之間，我想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我們要如何去判定誰是誰非，而是要藉此認清：這就是人生！歷史中的種種矛盾、衝突，都是整體歷史經驗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承擔一切」，正是蘇格拉底和耶穌為我們樹立的典範。愈是這樣理解，我便感覺愈加進入父親的內在世界，並深悔過去對表舅輕薄的評斷。

──本文收錄於孫大川《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摩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