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由兩篇小說組成，《杜鵑啼血》寫於八十年代中後期，作為書名的《遠方有風雷》，卻是最近的新作。寫作時間相隔二十多年，照理說，前後時代氛圍和寫作者的心境，都不免存在巨大差距，為什麼決定收在一本書裡呢？答案只有一個。
　　我想針對歷史，說幾句話。
　　兩個故事，都不約而同（坦白說，動手寫《遠方有風雷》那段時間，偶爾想到《浮游群落》，卻壓根兒忘了《杜鵑啼血》），採取了抽絲剝繭式的偵探手法，無意中反映了自己上下求索的心理狀態。
　　《杜鵑啼血》最先刊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當時尚未改名《九十年代》，後來又在臺北《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發表，前前後後，聽到過一些迴響。
　　香港方面傳來的，以一位老左派前輩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讓人告訴我：「你這枝筆，太毒了！」
　　臺灣的朋友，也有相當強烈的反應，主要意思似乎是：劉匪大任，翻然悔悟，開始反共了。
　　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
　　我對老左派的思想和信仰，從來沒有為他們進行「解構」的企圖；對於臺灣文藝圈內習慣反共的意識形態，我也毫無興趣轉變他們的口味。
　　想面對的，無非只是歷史。說得更細一點，其實是歷史進程中的知識份子行為，和知識份子面對歷史的精神狀態。
　　我所以要寫，當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通過自己的體會和反思，我覺得我瞭解他們。他們的志氣，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情愁，他們的動搖幻滅和追求，我懂。
　　而且，歸根結底，歷史是他們的書寫，不論他們最終是否粉身碎骨。
　　所以，讀這本書，請你務必忘掉任何個人的升降浮沉，也把任何社會組織體制撇開一邊，請聚焦於人類中的這一特殊群體──知識份子。不管你認為他們是否精英或垃圾，這批人，最複雜，最敏感，最好玩，最有意思！
　　再談一談《遠方有風雷》。
　　雜誌刊出後，也聽到幾種不同的意見。
　　一位老朋友說：從來沒有讀過這麼難讀的小說。必須說明，這位老朋友，其實是讀文學出身的，所以，他說「難讀」，絕非他的文學素養不夠，應該是帶著「貶」意的客氣表白。
　　為什麼自己一點都不覺得「難讀」，他卻困難重重？
　　仔細想過，問題可能出在這篇小說反映的「歷史」。無庸諱言，由於自己是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其中歷史情結，任何細節，很容易舉一反三，但對我這位朋友，他來自大陸，而且是八十年代以後出國，六、七十年代以海外臺灣留學生為主體的保釣運動，他完全陌生。歷史背景陌生，加上我寫作時的「想當然耳」，要他仔細辨認小說各種細節之間的內在關聯，恐怕不免強人所難了。
　　我確實意識到這個困難，所以，在一次訪問中，承認這篇小說「有點硬」。這個「硬」字，對於不同背景的讀者，可能有不同的「硬」法。大陸背景的「硬」，是因為對臺灣的陌生；臺灣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則對小說反映的「左翼生態」，可能不知所云。
　　然而，這不更加要求我們嚴肅對待歷史嗎？
　　可能，我當初構思的時候，未能慎重對待可能出現的問題，把內容篇幅過度濃縮了。假使一開始便規劃為長篇，或許會從容得多。
　　不過，這裡卻涉及我近年來對於小說寫作美學的一些觀點。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洪範版《秋陽似酒》的後記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重讀自己這幾年洋洋灑灑的『大文』，一股膩味，油然冒起在胸臆之間。我平生不太能忍受肥胖臃腫，官僚巨賈的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劃時代』文體和自以為是的滔滔雄辯，對於我，往往引起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
於是自然有了削、刪、減、縮的要求。」

　　《遠方有風雷》的歷史場景，發生在四十年前。實際上，小說概括的時間，前後大約六十年。六十年，所有今天活著的人，都是這個時間範圍內的產物，處理這樣一個生死相關的歷史，怎麼實現「削、縮、減、縮」的要求？
　　我覺得，我已經竭盡所能，刮割到只剩筋骨了。
　　「硬」是沒有辦法的。
　　還有一位老朋友，長年寫作的老朋友，提了另外一種意見。
　　他說：為什麼不把「母親的故事」換成另一種觀點？好像《羅生門》，小說不就「立體」了嗎？
　　慚愧，寫作的時候，從頭到尾，這一類的念頭，完全沒有出現。
　　難道把「技巧」和「人性」，忘得一乾二淨？
　　讓我先談一談「技巧」和「人性」，再回到「立體」這個問題。
　　首先，我並不覺得《羅生門》那麼「永恆」。我說的是電影，不是芥川的小說。眾所周知，黑澤明的電影是結合了芥川的兩個短篇（《羅生門》和《籔中》）改編而成的。那個做法，當年確有石破天驚的效果，今天看來，也不過爾爾。「人性」再複雜難測，「技巧」再出人意料，套用五十年前的思路，未免太懶惰了吧。
　　其次，所謂「立體」，看你要建立什麼東西。
　　通過「人性」和「技巧」建立的所謂「立體」，這個「立體」，我看相當脆弱，人性七情六欲，無論怎麼結合，也不過幾十種形態。自從西風東漸以來，從佛洛伊德玩到哈伯瑪斯，從意識流玩到魔幻超現實，什麼花樣都有人玩過，又怎麼樣呢？抄襲模仿裡面，沒有歷史。
　　前面說過，我只想面對歷史。
　　《遠方有風雷》是小說，也是歷史。這個小說，這個歷史，自有它的「立體」。
　　這個歷史的「立體」，大概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觀點呈現。「母親」代表一種歷史，「父親（雷霆）」代表另一種歷史，「我（雷立工）」代表又一種。
小說一開始便聲明要「恢復真相」、「還他公道」。
　　「真相」必須概括承受上面提到的三種「歷史觀」。
　　「公道」呢？南方朔先生指出，是要還保釣一個公道，我覺得還可以放大加深，因為，這段歷史，雖然濃縮在海外一批左翼學生的活動，卻反映著六十年來國共兩黨對立形成的國家分裂。這個陰影的底層，毫無疑問，是中國文明系統近兩百年接近滅絕邊緣的巨大陰影。
　　知識份子小說，尤其是中國的，必須老老實實，不能回避這個深淵。

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紐約　無果園

──本文收錄於【劉大任作品集6】《遠方有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