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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暗夜裡的鄉土——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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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作家恆以不完整、不成熟的姿態在歷史舞台登場。不完整的語言、不成熟的技巧，使日據台灣作家顛躓於困頓的文學道路。新文學運動在一九二○年代發軔時，日語教育已在台灣施行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新的語言秩序縱然還在構築階段，第一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感受到語言的苦惱。當私塾與書院教育不斷呈萎縮狀態，使得漢語傳統受到嚴重挫折。當中國白話文運動在中國全力展開之際，台灣知識分子也完全沒有介入的空間。台灣作家的文言文、白話文書寫能力受到重挫之際，日語的滲透與影響遂產生積極作用。
最顯著的事實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三位主將語言化方向各有所異：謝春木使用日語，張我軍依賴白話文，賴和則是文白台夾雜。這種現象彰顯台灣作家在語言上的進退失據。被尊奉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在二○年代末期似乎已可操作白話文，然而，他的文學思維裡卻是寄望以台語從事創作。依違於漢語與日語之間的台灣作家，終於在跨入一九三○年代之際，爆發台灣話文論戰，顯然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宿命。
如果一九二一是新文學出發的第一年，則一九三一發生的台灣話文論戰，應可視為新文學運動的再出發。這場富於政治意義與文化意義的論戰，前後延續四年，充分展現殖民地作家在當時歷史環境中的文學觀與藝術觀。圍繞這場論戰的主要議題有二：台灣文學究竟爲誰而寫？台灣文學究竟要寫什麼？第一個問題針對的文學讀者，因此參戰者關心的是文學創作時所使用的語言。第二個問題牽涉到文學內容，因此參戰者熱烈討論創作時的題材。如果強調第一個問題，在文學史上就被稱為「台灣話文論戰」。如果是偏向第二個問題，文學史家便將之命名為「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雙軌式的議題在論戰中同時進行，正好可以彰顯殖民地作家的焦慮與危機。文學不再只是屬於審美的工作，在歷史條件的規範下，文學還具有更為深沉的、豐富的政治意義。
橫路啟子的專書《文學的流離與回歸》，顯然是選擇鄉土文學為主題來考察這場論戰。不過，在討論過程中，她並未偏廢台灣話文論戰的議題。近十餘年來，國內學界對於這個事件的研究可謂成果豐碩。尤其二○○三年之後，中島利郎整理的《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在台出版，使整個事件始末有更為清晰的呈現。在眾多研究成果中橫路啟子的專書是詮釋最為周延的作品。
過去的研究者往往把論戰視為孤立的事件，僅是把論戰內容以分類的方式來處理。橫路啟子的研究，則是把論戰文本置放在歷史脈絡中來考察，使平面的文字意見轉化成為立體的、動態的歷史活動。她採取脈絡式的閱讀（Contextualized reading），重新建構論戰的歷史現場。作者開宗明義進入論戰交鋒的過程，然後層層逼進每一種論戰內容與社會現實的互動關係。爲了詮釋論戰的原因與影響，她特別開闢一章專論一九三○年代初葉的台灣。
一九三○年代的台灣社會，見證了日本的兩次侵華軍事行動，一是一九三一年的滿州事件，一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夾在這兩次戰事之間的台灣作家，相當迫切地體認了時局的危疑。台灣總督府加速使整個海島投入現代化運動，資本主義的深化，工業升級的強化，也劇烈改變了台灣的文化景觀。朝向高度現代化的過程中，統治者一方面加強日文教育，一方面也重視鄉土文化的宣導。這種雙管齊下的文化政策，使台語的傳播頓形萎縮，也使台灣知識分子的鄉土發言權受到挑戰。在強烈危機感的驅使之下，當時的作家不能不高舉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的主張。
台灣話文面臨的危機，並非純然來自日文教育的威脅。台灣民間的主流媒體《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也大量使用中國白話文。在日語與中國白話文的夾擊之下，台語使用的空間，至少在知識分子的階層裡確實是相對地縮小。台語的傳播受到局限時，「文」「言」不一致的現象當然就越來越嚴重。真正能夠使用台語的，便是廣大的農工大眾。
大眾會成為論戰的重要議題，完全是出自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所謂大眾，自然是指具有階級意義的農工群眾，與一般認知的市民大眾迥然不同。如何以文學傳播去影響農工階級，關聯到知識分子左翼思想的形成。如果說台灣話文論戰的爆發，是台灣左翼運動的一次開花結果，應該是符合歷史事實。社會主義的引進，絕對不是偶然的現象。沒有資本主義的高漲，沒有階級意識的抬頭，就不可能造就社會主義溫床的完成。正如橫路啟子在書中指出，「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原是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但這並不意味台灣社會全然沒有工業化的趨勢。進入三○年代以後，工業化的跡象日益鮮明，正是意味著資本主義化傾向日趨濃厚，從而造成社會階級的分化也更加顯著。失業率的升高，經濟發展的挫折，使農工大眾的生活陷入困境。歷史創造了使左翼思想能夠滲透的縫隙。
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在此危疑時期，自然而然亟思以台灣話文來啟蒙感召大眾。這本書的重點便是討論：歷史條件已經齊備，左翼思想已有發展空間，而農工大眾也正等待啟蒙，為什麼台灣話文運動終於還是功敗垂成？作者反覆討論的，正是台灣話文所面臨的困境。任何語言的傳播，首要的條件是掌控教育權。日本與中國在近代化轉型時期，能夠完成文言一致的任務，正是拜賜於普及教育的成功。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權壟斷在總督府手上，當日語以國語政策展開實施，凡是接受現代化洗禮的台灣人，在吸收知識之際，無不藉用日語媒介來建立思維模式。現代化日語已經能夠勝任負載新事物、新思想的到來。後起的中國白話文運動，也能夠勝任現代化的擴張。相較之下，台灣不僅未能享有普及教育的管道，也不能夠承擔新知識的傳播。縱然台語在農工大眾之間使用，卻沒有共通的文字做為媒介，言文不一致的現象益形嚴重，從而使知識分子無法創造足以流通的文字形式與內容。
這本書值得重視的最後一章，也是最為精采的一章，便把論戰中的主張拿來與文學創作的實踐相互比較。凡是熟悉日據文學史者，都已意識到進入三○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日語作家的藝術成就高於漢語作家。這個事實顯示，知識分子使用日語的能力確實提高許多。論戰中主張使用台灣話文的作家如黃石輝、郭秋生，在文學造詣上格局有限。他們的理論遠遠勝過文學創作。同樣的，主張中國白話文的作家如賴明弘、廖毓文，也是屬於理論家而非創作者。以中國白話文書寫而獲致藝術高度者當推朱點人，他留下的小說如〈島都〉、〈秋信〉、〈紀念樹〉，無論是語言或審美均屬傑出之作。然而，朱點人在恰當的情節中也會置入台語句法。事實上，台灣話文與中國白話兩派的作家，創作出來的小說都同時混融了台語、白話、日語的使用。這種語言駁雜的書寫方式，典型地呈現殖民地文學的特徵。
台灣文藝聯盟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之後，漢語與日語的並存已是公認的現象。橫路啟子銳利地指出，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之後，台灣文學一詞漸漸取得確立的位置。當台灣作家努力向東京的中央文壇進軍時，日語文學逐漸成為台灣文壇的主流。殖民地作家的最大關切，便是爭取在中央文壇的發言權。鄉土文學的實踐不必然要依賴漢語，作家以日語從事創作也同樣能夠彰顯鄉土文學的精神。楊逵、呂赫若次第登場時，台灣文學便正式取代了鄉土文學一詞。
橫路啟子是台灣文學研究的後起之秀。她在輔仁大學接受博士論文的口試時，表現出自信的辯護，恰當反映了對此議題的理解與掌握。雖是日藉學者，她的中文思考與運用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由於能夠解讀日文與中文原典，她的殖民地文學研究更具有開放與寬闊的視野。經過改寫、重訂的博士論文，完成了《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一書，是值得祝福的一件美事。她進入台灣學界，帶來的不只是文獻的解讀，也攜來豐富的解釋。對於一九三○年代台灣話文論戰的相關議題，她在書中均有綿密的處理，使後來的研究者看得更為清楚。歷史暗夜裡的鄉土，因為有這本書的出現，一道曙光也跟著投射進來。
二○○九、十、十一 政大
陳芳明（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本文為
《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推薦序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78&aid=365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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