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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尋找情慾孤獨的宣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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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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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孤獨六講》
尋找情慾孤獨的宣洩口
中學時代大概是我情慾最澎湃的時候。當時班上雖然也會流傳著一些黃色照片、黃色小說，但是不多。班上男同學一邊吃便當一邊看的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遠比黃色小說多得多，很少有老師會知道這件事情。情慾是會轉換的，在極度的苦悶當中，會轉換成孤獨感，否則很難解釋這件事情，因為情慾的發洩很容易，看黃色照片、讀黃色小說可以輕易解決生理上的衝動，孤獨卻依舊在。我們常忽略了一件事：青少年時期情慾的轉化是非常精采的過程。
我比較特別，那個時候不是讀武俠小說，受姊姊的影響，讀了《紅樓夢》，讀了《簡愛》，讀了一些比較文學的作品，但情慾轉化的本質是相同的。情慾最低層次的表現就是看Ａ片、看黃色小說，訴諸感官刺激，而感官刺激往往會使自己愈孤獨，所以轉為閱讀武俠或其他文學小說。
記得班上同學常常在研究要去哪裡拜師、台灣哪座山上可能有隱居高人、什麼樣的武功可以達到《達摩易筋經》的程度……有個同學還真的寫了一本厚厚的「達摩易筋經」出來。那是不可思議的情慾的轉換，他們在積極尋找生命的另一個出口。
女性的身體構造與心理和男性有很大的不同，我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我們能把那個時候流行看的《窗外》等小說，做個整理，應該也可以發現情慾轉換的端倪。
《窗外》說的是一個女子學校的學生愛戀老師的故事，通俗的劇情卻讓許多人落淚，這不是文學價值的問題，而是讀者心裡不可告人的孤獨感得到了初步層次的滿足。我講的是「初步層次」，它可以更高的，當我們面對孤獨的形式不一樣時，得到的答案也會不一樣。
所以談情慾孤獨，青少年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如果說情慾孤獨是因為受到生理發育的影響，那麼傳統經典中有哪一些書是可以使情慾孤獨得到解答？《論語》嗎？《大學》嗎？《中庸》嗎？或是「十三經」的任何一部？也許《詩經》還有一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借用鳥類來比喻男女的追求，可是到末了卻說：這是「后妃之德」，不是情慾。
傳統經典裡沒有情慾孤獨的存在，都被掩蓋了，那麼處在這個文化下的青少年，該如何解決他的孤獨？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背《論語》、背《大學》、背《中庸》，這些絕對不是壞東西，但是和青春期的對話太少了。
反而是《紅樓夢》比較貼近當時的自己。當我看到十三歲的賈寶玉也有性幻想，甚至在第六回裡寫到了夢遺，我嚇了一跳，「寶玉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即使現在看起來，很多人還是會覺得聳動。但這是一個誠實的作家，他告訴你寶玉十三歲了，一個十三歲的男孩發生這樣的事一點也不意外。然而，這是一部小說，一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大人禁止小孩閱讀的小說。更有趣的是，我們看到十三歲的寶玉、黛玉偷偷看的書，是古典文學裡的《牡丹亭》、《西廂記》，他們兩個人偷看《西廂記》，後來鬧翻了，林黛玉說：「我去告訴舅舅，他一定會把你打個半死。」因為那是不能看的禁書。
若連最古典、最優雅的《牡丹亭》、《西廂記》都是禁書，我們就能窺見在傳統文化中情慾孤獨受到壓抑的嚴重性。
竹林七賢裡的孤獨
然而，歷朝歷代不乏有人對儒家教條提出反擊，如前面提到的竹林七賢，他們做了很大的顛覆，但是痛苦不堪；我提到了「嘯」這個字，口字邊再一個嚴肅的「肅」，那是一個孤獨的人走向群山萬豁間，張開口大叫出來的模樣。我們現在聽不到阮籍和其他竹林七賢的嘯，可是《世說新語》裡說，當阮籍長嘯時，山鳴谷應，震驚了所有的人，那種發自肺腑、令人熱淚盈眶的吶喊，我相信是非常動人的。很多人以為「嘯」是唱歌，其實不然，就像魯迅的集子取名「吶喊」一樣，都是從最大的壓抑中，狂吼出來的聲音。而這些孤獨者竟會相約到山林比賽發出這種不可思議的嘯聲，大家不妨看看《世說新語》，便會了解「嘯」其實是一個極其孤獨的字，後來保留在武俠小說《嘯傲江湖》中，但後人都以諧音字訛傳為「笑傲江湖」，不復見從心底嘶叫吶喊出的悲憤與傲氣。
竹林七賢一生沒有完成什麼偉大的事業，他們沒有達成儒家文化的要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從我五歲時開始背誦，但到了十三歲情慾混亂時，讀這些會讓內心翻攪的慾望沉澱嗎？當然不會，這些經典是偉大的思想，但不是一個青春期的孩子所需要去感受的。
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阮籍會跑到山林裡大叫？父母師長都不覺得阮籍在歷史裡是重要的人物。
特立獨行等於大逆不道
阮籍還有一則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他到朋友家，朋友不在妻子在，而這妻子長得特別美麗，阮籍沒有馬上告辭反而跟她聊得很開心，最後趴在桌上睡著了，因而鬧得沸沸騰騰，流言四起。後來這起流言傳到竹林七賢之一的耳裡，他不以為然地說：「阮籍哪裡遵守你們這些人的禮教啊？」
這裡面有一個很好玩的現象，到今天還是如此。美如果加上特立獨行，就會變成罪，記得小時候頭髮稍跟別人不一樣，就會受到指責，因為大家應該遵守共同的標準。例如我家有鬈髮的遺傳，常被誤會是燙髮，爸爸還曾經寫了一封信讓我帶給教官，證明鬈髮不是燙的，但教官把信揉了，大聲說：「你們還說謊。」那是我記憶中很深刻的事，為什麼頭髮不一樣有這麼嚴重？
大家有沒有發現，要求群體規則的社會，第一個害怕的歧異就是頭髮，不管是軍隊或是監獄，第一個要去除的就是頭髮，猶如神話中的大力士參孫，一剪了頭髮就沒有力氣，頭髮是一種象徵，是個體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現。所以清兵入關時，公告「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髮竟然和頭有同等的重要性。
高中時，女生流行穿迷你裙，我們經常在校外看到一個女生的裙子好短好短，可是一接近校門，她把寬皮帶解開，裙子竟然變長了！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女生有這麼多祕密。
頭髮和裝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群體社會裡，卻變成眾人之事。當群體思想大到一個程度時，沒有人敢跟別人不一樣；女孩子想要展露自己美麗的大腿，卻不願違反學校的規則，情願麻煩一點在進校門前解開皮帶。因為在這樣的規則下，特立獨行就是大逆不道。
然而，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鼓勵特立獨行，讓每一種特立獨行都能找到存在的價值，當群體對特立獨行做最大的壓抑時，人性便無法彰顯了。我們貢獻自己的勞動力給這個社會，同時也把生命價值的多元性犧牲了。
文化對情慾的壓抑
我最常講阮籍的四件事，除了登高長嘯、窮途而哭以及在朋友妻子前睡著了，還有一件事，是母親過世時，他不哭；按儒教傳統，即使要用錐子刺自己都是要哭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來，也得請五子哭墓，但阮籍不哭，賓客弔喪時哭成一團，他無動於衷，等到賓客散盡，他突然吐血數升……這是他表現憂傷的方式，他認為母親過世是我自己的事，為什麼要哭給別人看？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在群體文化中，婚禮喪禮都是表演，與真實的情感無關。
當中國傳統儒教的群體文化碰到個體（individual）就產生了竹林七賢，他們是特立獨行的個體，活得如此孤獨，甚至讓旁人覺得悲憫，而要問：「為什麼要這麼堅持呢？」
這個社會上的阮籍愈來愈少，就是因為這句話。我當老師的時候，也曾經對一個特立獨行的學生說：「你幹嘛這樣子？別人都不會。」說完，我突然覺得好害怕。
回想我在大學時，也曾經特立獨行，我的老師對我說過一樣的話。我不知道這句出於善意和愛的話，對孤獨者有什麼幫助？或者，反而是傷害了他們，讓他們的孤獨感無法出現。
近幾年來，我常在做懺悔和檢討。在大學任教這麼久，自認為是一個好老師，卻也曾經扮演過壓迫孤獨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學生為了參加舞會，清晨兩點鐘在圍牆鐵絲網上疊了六床棉被，一翻而過；我告訴她們要處罰背詩、寫書法，但不會報告教官。其實我心裡覺得她們很勇敢，但還是勸她們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雖然後來她們還是跳出來了）。更有趣的是，這個鐵絲網曾經讓校長在校務會議上得意地對我說，這是德國進口猶太人集中營專用的圓形鐵絲網，各面都可以防範 ——可是二十歲上下的女孩子，你關都不關不住。
《牡丹亭》說的也是同樣的故事，十六歲的杜麗娘怎麼關都關不住，所以她遊園驚夢，她所驚的夢根本是個春夢。 無法仰天長嘯 後來如何大徹大悟呢？因為一個學生。學運剛剛開始，有個學生在校園裡貼了張布告，內容是對學校砍樹的事感到不滿，這個人是敢做敢當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寫了上去。認同的撫掌叫好，說他伸張正義，敢跟校長意見不同，還有人就在後面寫了一些下流的罵校長的話，但他們都沒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學校決定要嚴辦此事，當時我是系主任便打電話給校長，校長說：「我要去開會，馬上要上飛機了。」我說：「你給我十分鐘，不然我馬上辭職。」後來我保住了這個學生，沒有受到處罰。但是當我把這個學生叫來時，他對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為什麼不讓他們處罰我？」我到現在還在想這件事。
在群體文化裡，二愣子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很正直，有話直說，包括我在內，都是在傷害他。我用了我的權力去保護他，可是對他來講，他沒有做錯，為什麼不讓他據理力爭，去向校長、向訓導單位解釋清楚，讓他為自己辯白？
不管是爬牆的女孩，或是這個貼海報的學生，都是被我保護的，但是，我自以為是的保護，其實就是在傷害他們的孤獨感，使孤獨感無法完成——我在設法讓他們變得和群體一樣。
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絕境時，他們的哭聲才震驚了整個文化，當時如果有人保護他們，他們便無法仰天長嘯。
活出孤獨感
竹林七賢之嵇康娶了公主為妻，是皇家的女婿，但他從沒有利用駙馬爺的身分得名得利，到了四十歲時遭小人陷害，說他違背社會禮俗，最後被押到刑場砍頭。他究竟做了什麼傷風敗俗的事？不過就是夏天穿著厚棉衣在柳樹下燒個火爐打鐵。這不是特立獨行嗎？這不是和群體的理性文化在對抗嗎？而這是法律在判案還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場的罪狀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於今，有敗於俗」，這個罪狀留在歷史裡，變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狀——我們判了一個特立獨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歲上了刑場，幸好有好友向秀為他寫了〈思舊賦〉，寫到他上刑場時，夕陽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個美男子，身長八尺，面如冠玉，當他走出來時，所有人都被驚動，因為他是個大音樂家，在臨刑前，三千太學生還集體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彈了一曲〈廣陵散〉後嘆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有人說，嵇康怎麼這麼自私，死前還不肯將曲譜留下？但嵇康說，不是每一個人都配聽〈廣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獨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獨行，藝術、美是沒有意義的，不過就是附庸風雅而已。
每次讀向秀寫的〈思舊賦〉總會為之動容，生命孤獨的出走，卻整個粉碎在群體文化的八股教條上。
竹林七賢的孤獨感，畢竟曾經在文化中爆放出一點點的光采，雖然很快就被掩蓋了，在一個大一統的文化權威下，個人很快就隱沒在群體中，竹林七賢變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瘋子，除了瘋子誰會隨身帶把鋤頭，告訴別人，我萬一死了，立刻就可以把我給埋葬？
然而，孤獨感的確和死亡脫離不了關係。 生命本質的孤獨 儒家的群體文化避談死亡一如避談孤獨，一直影響到我母親那一代臘月不談「死」或諧音字的禁忌。即使不是臘月，我們也會用各種字來代替「死」，而不直接說出這個字，我們太害怕這個字，它明明是真實的終結，但我們還是會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過世、西歸、仙遊、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辭。
死亡是生命本質的孤獨，無法克服的宿命。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說過，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走向死亡。他有一篇很精采的小說〈牆〉，寫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反應。他一直在探討死亡，死亡是這麼真實。莊子也談死亡，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凝視一個骷髏，最後他就枕著骷髏睡覺。睡著之後，骷髏就會對他說話，告訴他當年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這是莊子迷人的地方，他會與死亡對話。
相反地，孔子好不容易有個特立獨行的學生，問他死亡是什麼？馬上就挨罵了：「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怎麼可能不問死亡呢？死亡是生命裡如此重要的事情，一個文化如果迴避了死亡，其實是蠻軟弱了。儒家文化固然有樂觀、積極、奮進的一面，但是我覺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始終不敢正視死亡。
儒家談死亡非得拉到一個很大的課題上，如「捨生取義」、「殺生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義。所以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練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這種機會？
小時候我總是認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會不會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們會為我立一個銅像，題上「捨生取義」。 一個很偉大的哲學最後變成一個很荒謬的教條。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況下，對其感到不忍、悲憫而去救助，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絕對是人性價值中最驚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為了要「成仁」而「殺生」，就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沒有「精忠報國」這四個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報國了？
孤獨與倫理規範
忠、孝究竟是什麼？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的倫理規範。文化的成熟，來自於多面向的觀察，而不是單向的論斷；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但當一個思想獨大之後，缺乏牽制和平衡，就會發生許多問題。檢視這些問題並非去否認問題，不能說「今日儒家文化已經式微了」，我們最底層的價值觀、倫理觀以及語言模式，在本質上都還是受儒家的影響，而這裡所說的「儒家」早已跳脫哲學的範疇，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就像我習慣在校園發現問題時，立刻以系主任的職權去維護學生，這也是「儒家」，為什麼我不讓它成為一個議題，公開討論？
在我們的社會中缺乏議題，包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個議題。
從法國回來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是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當時學生如果要記大過，就必須開會，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簽字後才能通過。這件事通常是由訓導單位決定，到會議上只是做最後的確認，不會有太大的爭議。我第一年參加時看到一個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事，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在外租屋；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說這個學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學校就以此為罪狀，要學生退學。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後的因由，當下不願意簽字，當我提出看法時，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性觀念比較開放。」
聽了，我嚇一跳，我還沒來得及說明，就已經被判定了。
不管是這個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耳」，即使事後發現不是如此，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麼當初會「想當然耳」？
孤獨感的探討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獨感是一種道德意識，非得以檢察自身為起點。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在西方，道德觀已經回歸到個體的自我檢視，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時，學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間，選擇了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他的死刑是經過民主的投票，他必須遵守這樣子的道德意識，接受這樣子的結局。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會中，從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辭地指著別人罵：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獨感會幫助我們重新回過頭來檢視道德意識，當其時道德情操才會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親喪禮上哭，讓所有的人說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個朋友，便把這件事寫在《世說新語》。他不是沒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
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本文於 修改第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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