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把它們回憶成一場「文人街頭」的盛會－－不是文人沙龍，也不是文人咖啡館－－就是米蘭．昆德拉或者馬奎斯，或者奈波爾一生致力挽回的那些「黃金時光」。那時候，駐營導師張大春、黃凡、東年他們都才三十出頭，不只具備群眾魅力，創作的情況也相當好，置身其中，恍恍惚惚以為那正是台灣小說的「文藝復興」。

　我還記得那一屆，剛剛從牢裡解放出來的高四重考生，又自閉又懵懵懂懂，一走進會場，我擔心的不是文學，是「吃素的」怎麼辦？然後我吶吶地向一位「看來像是工作人員」的年輕人詢問，他很熱心地帶我去餐廳，又告訴我文藝營的生活起居，後來上課時，我才赫然發現他就是剛寫出〈將軍碑〉沒多久的張大春。

　那時候，參加的學員大部分都是一些「怪ㄎㄚ」：山東老太太、出過書的村長、醫學院的校刊主編－－來自四面八方的高手，都是很優、很天才型的傢伙，而我則比較像一名影子（不是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或者《無間道Ⅲ》裡那種有個性的「影子」），是稀薄到幾近透明稍一眨眼就要淡掉模糊掉的影子。

　那幾年的文藝營還有一項特色，就是有像救國團一樣的同樂晚會，由學員自行粉墨登場。為了爭取榮譽，許多學員和導師都很拚命地排演節目。我們那一組有一個來自台東的村長，很搞笑，上去表演了原住民舞蹈還是什麼的，糊裡糊塗竟也拿下了第一名。事後回想起來，名次其實不那麼重要，最令人感動的是老師和學員之間的互動如此密合。
　那時候，我投了一篇鬼故事去參賽，結果想當然是不可能得獎的嘛（那一年的首獎是賴香吟的〈蛙〉）。我把作品拿回來一看，發覺後面居然還有評審寫下的評語，大概是告訴你一篇小說怎麼寫出來的啦、這段情節有點冗長喔--就是那種很基本很簡單的問題，完全沒有機械複製時代的生產工業，可以嗅到一點點屬於原始世代的可貴的「靈光」。

　後來第二年，我在文化大學森林系讀了一點書，也比較瞭解小說的概念了，又去了一次巡迴文藝營。那一年，我的〈紅字團〉得了小說組首獎，工作人員打電話到家裡通知我，我很冷靜地對她說：「謝謝。」可是一掛上電話，我趕緊跑去跪拜祖先，然後躲在閣樓裡流下淚來－－我不知道有什麼非哭不可的理由，也許是深深感到那種「范進中舉」的惘惘蒼涼吧。

有一次，在一個聚會場合，在場的有蔡逸君、吳鈞堯等人，不知是誰先起的頭，我們幾個突然聊到巡迴文藝營，說是「你是第幾屆的」、「我是第幾屆的」，那種感覺很像男人之間詢問「你是第幾梯的？」「么八梯喔？幹那我在金門扛K57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個溫柔鄉裡談論該不該統一還台獨咧！」那樣革命相惜又驕傲得要命的時代見證。

　許多年後，我再度回到文藝營裡，站在講台上，面對底下一雙雙銳光四射的眼睛，彷彿我們當年的過招－－有的沒的流派，意識形態，文學獎--那一刻，我突然很懷念老張（張大春）他們幾個，他們當年是那樣熱情、了不起，不僅僅是作為一名人師必須舞得八風不透，還有此時此刻不斷被挫折的卻仍舊抱持對文學的一絲樂觀想像。
　我不由得想起彼時的自己，沒有更大能力去理解報刊投稿、文學獎的機制，也不像這一刻強大無比的網際網路。空間被壓縮得如此厲害，但所有人卻樸質傻氣，不是生產線上的汲汲營營，也不是為求發表的交際應酬，而是隔著一整片巴洛克式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點點光，光裡有無法忘卻的風景，絕對不是雕花，也並非假山假水的幻影。

　據說，有人以我作為「出版第一本書」的典範（巡迴文藝營得獎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得獎的，接下來出書的），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我現在快四十歲了，坐在這個位置上，有風徐徐吹來，櫻花落盡，春天過去了，儘管挫折那樣紛繁，但心底總有一個安靜的鏡頭，它們固定著，只為讓我（我們）目睹那一幕的親愛－－
　

關於一個文藝營的，沒有擴大的神話，只有諸神，諸神坦誠以對的低語與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