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不公開」這五個黑字，人人都能朗朗上口，卻有嚴重的誤解，原因在於「成王敗寇」的封建思維及異化的質變。

偵查不公開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請參閱附件），它的立法目的有二，第一、人權保障，第二、便利偵查，它的限制範圍包括偵查的程序及內容。

它的規範限制主體，按照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及法律優位（法律保留）的憲法原則，不應該包括被告（犯罪嫌疑人），而依據該法條（245條第5項）授權訂定的「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當然也不能逾越授權母法的目的、內容及範圍。

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5條第3項所謂「……告知被告、犯罪嫌疑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曉諭】勿公開或揭露偵查中知悉之偵查程序及內容。」等曉諭勸說的道德規範，實質意義不大，除非執法人員出於濫權恫嚇或不正誤導的邪惡動機，而正本清源之道，建議修法刪除。

偵查不公開的時代潮流已經由「便利偵查」逐漸朝著「人權保障」的光譜挪移，然而我們的社會裏，卻以偵查不公開作為「檢警媒」三方互享利益的禁臠，更隱有恫嚇、誤導被告「只能挨打不准還手」的武器不對等，因此想起卡爾.馬克思的「異化」理論。

馬克思他說，勞動者付出了勞動力，也成就、建構了上層建築（法律、宗教、道德），然而奪取勞動成果的資本家及其管理委員會（政府）卻設計了法律規範來反噬基礎底層的勞動者。

基於相同的道理，偵查不公開既然是以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人權為原則的普世價值，怎麼反而會成為檢警媒三方共同宰殺羔羊的藉口，怎麼反而會成為恫嚇、誤導被告（犯罪嫌疑人）在外不能發言抗辯（打不還手）的「偵查利器」。

按實質的法治國家，不能擁有「不計任何代價發見真實」的權利，維根斯坦也說：「可說的，該說清楚；不可說的，保持緘默。」……（摘錄自阿丙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