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剛從維吉尼亞搬到上海時,中國對美國仍抱有仰視的態度。中國所做的許多事、它如何看待自己、追求的目標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都以「美國」——那個「美麗的國家」——作為參照。
大學剛畢業的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但僅僅因為我是美國人就已足夠。我在頂尖高中和大學找到了教職,教授西方文化之類的課程。其實並沒有真正的課程設置。學校和學生想要的,不過是接近一個來自那個富有、文化強大且自信的國家的人。有所學校的年度亮點是它的才藝秀。我唱了R. Kelly的《I Believe I Can Fly》,我的一個朋友展示了滑板技巧——這些笨拙的表演展示著學生們認為屬於他們未來的那種開放、不設限的美國方式。
現在情況不同了。
5月中旬川普總統抵達中國與習近平主席舉行計劃中的會晤時,人們照例會期待可能達成的貿易協議,或兩國常常緊張的關係得到重置。但川普或許應該降低他的預期。
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曾說過:「中國要富強,就需要美國。」但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那個曾經把美國總統來訪視為全球認可時刻的國家。它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已從美國學到了所有能學的東西,並開始規劃自己的道路。
隨著中國變得更強大、更富有,這一切註定會發生。但川普加速了這一轉變。中國民眾帶著既著迷又反感的心情,看著這位總統失敗的關稅戰、與伊朗的衝突以及對金融市場的幼稚忠誠,他將美國從一個值得效仿的榜樣徹底變成了一個需要應對的麻煩事態。隨著支持率下滑以及期中選舉可能面臨的失利,當川普抵達北京時,他在中國人眼中或許會是歷任美國總統中最顯弱勢的一位。
這很重要——無論是對這次訪問本身,還是對兩國關係的未來。中國領導人清楚川普的弱點和反覆無常,不太可能與他達成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協議。他的所作所為形成了對比,讓中國國內的共產主義統治體系顯得更加優越。
許多中國人越來越不再把美國視為曾經的標竿,而更多視其為一個警示故事。中國的公眾情緒當然受到國家引導,但這一點能引起共鳴,是因為它反映了中國民眾自己的所見所聞。我在日常對話中經常聽到:去過美國的中國朋友講述關於無家可歸、城市破敗和政治仇恨的故事,這些與中國乾淨、安全的城市、閃亮的基礎設施和政治穩定形成了鮮明對比。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上海讀書會,成員主要是來自科技、金融等領域的年輕中國專業人士。在我們討論完一本關於中國崛起的書後,話題自然轉向了美國出了什麼問題。幾乎所有參與者都曾在美國留學或生活,能說流利的英語,本來也可以像過去一個世紀數百萬中國人那樣留下來。但他們選擇了回國。其中幾位說,他們在美國感受到無形的成就障礙。其他人則表示,中國的政府激勵政策讓他們創業更容易。小組裡的女性說她們在美國感到不安全。一位經常去矽谷出差的成員表示,那裡的生活標準下降已經非常明顯。「你能感覺到,大家都失去了過去那種活力和樂觀精神,」他說。
思考一個美國不再是無可爭議的世界領導者的未來是一種陌生的、令人生畏的感覺。儘管多年來北京對美國經常使用敵對的言辭,但許多中國公民依然對美國懷有好感,並理所當然地認為戰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為中國提供了繁榮所需的和平與穩定。他們擔心中國還沒有準備好接過這一重任,去領導一個正在碎裂的世界。
畢竟,中國也有自己的問題。隨著國家從髒亂的舊工業模式轉向以人工智慧、綠色能源、機器人和其他先進技術為導向的新模式,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在放緩。許多普通中國人不確定自己或他們的孩子如何適應這個「美麗新世界」。高企的青年失業率以及農村地區被拋棄的感受是揮之不去的陰霾。這種不確定性導致許多人逃避婚姻和生育,從而引發人口下降。曾經,一個自信而充滿活力的美國是這些挑戰都能被克服的象徵。對許多人來說,如今這個安慰之源已經消失。
儘管如此,人們明顯感覺到需要超越美國。川普兩年後就會離開,但習近平可以想執政多久就多久,並提出了很可能在他之後仍會延續的宏偉計劃。這些計劃包括一個以新型能源為中心的中國,利用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技術進行城市管理、提供公共服務、更廉價的醫療和更好的教育機會。中國人還看到,世界越來越願意採用中國的技術、產品、投資和其他解決方案,甚至可能接受它的治理理念。
對美國人來說,看到一個在許多方面正在超越我們的社會是一種奇怪的感覺。但正如鄧小平在混亂的毛澤東年代之後向美國尋求修復國家的方法一樣,或許美國現在也應該更多地看看中國做對的地方。我們不需要照搬它的政治制度——中國當然也沒有採用我們的制度。但在產業聚焦、具有遠見的基礎設施投資和長期國家規劃方面,現在有很多我們可以向中國學習的地方。
川普願意改善兩國關係,這令人鼓舞。但維持一種緊張的穩定或許已是他能期望的最好結果。當他降落在北京時,應該——比任何前任總統都更多地——充分認識到一個他參與促成的新格局:一個如今同樣有可能設定議程、引領未來的中國,正如美國曾經做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