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入門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巨鑽，與唐詩並稱双絕，詞萌芽于隋唐，興于晚唐五代而極盛于宋。經宋代無數詞人傾注深情，寄托豪興，精心琢磨，創作出大量晶瑩、燦爛、温潤、磊落，反映時代精神風貌而且具有不同于傳統詩歌藝術魅力的瑰宝。下面就詞的特殊性與審美價值，附述一些詞的常識供参考。 

一、曲子詞與長短句

　　我國古代詩樂一体，《詩三百篇》與漢魏六朝樂府詩大都是可唱的。漢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詩和唐以后的近体詩不可歌。作詞一般是按照某種樂調曲拍之譜填製歌詞。曲調的名稱如《菩薩蠻》《蝶戀花》《念奴嬌》等叫做“詞調”或“詞牌”，按照詞調作詞稱“填词”。宋詞唱法雖早已失傳，但仍然可從字裏行間感受到音樂節奏之美，或纏綿宛轉，或閒雅幽遠，或慷慨激昂，别有一種感染力量。前人按字數多少分别稱為“小令”、“中調”或“長調”。有的以58字以内為小令，59字到90字為中調，91字以上為長調。詞調中除少數小令不分段稱為“單調”外，大部分分成兩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稱為“双調”“三疊”“四疊”。段的詞學術語為“片”或“闋”。一首詞的兩段分别稱上、下片或上、下闋。上、下片的關系，有分有合，有斷有續，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異，宋代許多詞人創造出離合回旋、若往若還、前后映照的藝術妙境，在一首詞中增添了層次、深度和蕩漾波瀾。大部分詞的句式長短不齊，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唐宋詞人所常用的詞調《菩薩蠻》，北宋魏夫人依此調所填的詞云：　　溪山掩映斜陽里，樓台影動鴛鴦起。隔岸兩三家，出牆紅杏花。綠楊堤下路，早晚溪邊去。三見柳棉飛，離人猶未歸。 本詞調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兩句七言押仄韵，本詞用仄聲中上聲“紙”韵；后兩句五言押平韵，本詞押平聲“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兩句押仄韵，用仄声中的去聲“遇”和“御”韵；后兩句押平韵，本詞押平聲中“微”韵。通常近体詩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個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詞調顯然别呈縱参差之美。本詞上片寫景色，下片寫女主人公的行動與心理活動，多層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平仄諸韵分别具有聲情之美。一般說來，平聲聲調長，不升不降，宜慢聲吟唱，表達不盡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稱“側”，是不平之意。詩詞中仄聲包括上、去、入三聲，聲調都是短的。上聲是升調，去聲是降調，入聲是特别短促。以欹側短促的仄聲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動不已。不少詞調中平仄諸韵递押，也就是長短聲調递用、平調與升、降調或促調递用，不僅抑揚顿挫，激蕩而和諧，蕴蓄的感情也顯得更加豐富曲折。這是我們誦讀宋詞時所值提注意的。

　　辭調有一般詩体中罕見的一字、兩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長句，交
錯迭出。例如蔡伸《蒼梧謠》（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圓蟾照客眠。
人何在？桂影自嬋娟”。開頭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
又有摇曳的餘韵。再看辛棄疾的《唐河傳》：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夢携西子。覺來村巷夕陽斜。幾家？短牆紅杏花。　　晚雲做些兒雨，折花去。岸上誰家女？太狂顛！

那邊，柳棉，被風吹上天。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錯綜遞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描繪出無邊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嬌憨，全辭在寫作上對前舉魏夫人《菩薩蠻》似有所借鑒，而寫來更加清新活潑、跌宕多姿，也與所用詞調更加靈活多變有關。相對說來，《菩薩蠻》句式保留較多五、七言詩体痕迹。

　　詞中的長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轉，氣勢更見浩瀚：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虞美人》)

　　對瀟瀟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陽當樓。（柳永《八声甘州》）    柳詞中“漸”字下领三個四字句，實為十三字句。再如劉克庄《沁園春》中的 “嘆年光過盡，功各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也當為十七字長句。

　　長短句比諸齊言体提供選詞用語方面遠為靈活的條件件。李清照《声声慢》
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   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 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當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齊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

二、詞体的格律与自由

　　李清照《詞論》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
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有些词调既押
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各个词调的句式的 
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
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
“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
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
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
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 
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
还有好多尚未收入。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
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
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
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
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
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 
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
音的。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
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
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
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
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
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
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 
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
适应歌者口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
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如有人认为苏
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
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
‘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 
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
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
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
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
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
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 
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
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
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如张炎 《词源》 记
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
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
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
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 
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三、詞境的有限與無限

　　詞体也有其局限性。一般说来，词的篇幅不长。《词谱》所载，最短的单
调《竹枝》为14字，最长的《莺啼序》为 240字，不比诗歌行数可以无限增多。
王国维所谓词“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并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言
下之意，词的境界比诗狭窄。词的篇幅短小，是对词境及其表现能力的一种严
酷限制。然而，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明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
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 
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艺术作品欲于有限篇幅
内涵蕴阔远意境，关键在于写出所描绘形象的磅礴气势。诗中最短小的是五绝，
尤宜注意于此。词的篇幅亦不足盈尺，但宋代许多杰出词人挥洒其传神妙笔，
成功地在这画框里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
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些词的意境，即“长”而“阔”。
　　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这是宋代词人创造的艺术辩证法。例
如秦观《鹊桥仙》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及“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诸句，概括天上人间的悲喜剧，歌颂地久天长的爱情， 
由一变到无数，在刹那中见永恒，欢乐中有悲哀，悲哀中也有欢乐。苏轼《送
参寥》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王夫之《薑斋诗话》云：“以乐境
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鹊桥仙》个中滋味，是哀？是乐？难
以分辨，读来但觉意味深长，咀嚼不尽，在时间、空间、情意方面都是无限的。
　　晚清谭献《复堂词话》云：“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
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
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读者，今遂有得于词。”此论旨趣颇有与近代西方接受 
美学思想相通之处。宋代许多作者努力加深和扩大词境的创作，为这种理论批
评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四、詞為“小道”與“别是一家”

　　詩余之名，一说是由于唐人乐府七言绝句之衍变为长短句；一说是指诗降
为词，词是诗之余绪，这里反映出对词的轻视。当初民间新曲主要是通过歌女
们的曼低唱传到文人手中的。这些文人大都生活比较浪漫，在对酒当歌之际，
为了佐欢遣兴，销愁解闷，漫笔偶成，付诸歌喉。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歌词，
自然多属描写男女情爱、留连光景之作，而词也就被视为“小道”“艳科”，
不登大雅之堂。作者们对于这具有许多优越性的新兴诗体，既非常喜爱，又当 
作一种游戏笔墨。正如南宋初年胡寅《酒边词序》所说：“词曲者，古乐府之
末造也。……然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
已。”这使当时有些流传之词常常作者难明，更有大量佚失。南宋大诗人陆游
也因存在轻视词体观念而抑制自己这方面的创作。其《长短句自序》云：“乃
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
所为，晚而悔之。”并表示“今绝笔已数年”，不再犯此“过失”了。可见这
观念给词坛造成多大的损失。
　　词之被轻视虽是其不幸，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其大幸。因为作者们于此卸 
下在作传统诗歌时的庄重礼服，换上便装，得以没有顾忌地尽量抒发自己心底
蕴蓄的哀感顽艳之情，形式上也解除峨冠博带的束缚，只求赏心悦耳，随意采
用新鲜活泼的语言、“里巷”“胡夷”的曲调，使作品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在中国古代，诗受到特殊重视。《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
鬼神，莫近乎诗。”诗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被如此尊崇，诗坛上出现了大量反映
现实的不朽之作。到了宋代，在诗中说理、博学的成份越积越重，文学之士不
能自己的一往深情、万种闲愁便习惯倾吐于“诗余”“小道”。宋诗自有巨大 
成就，但或谓整个南北宋可称道的言情之诗，只数陆游《沈园》两首七绝，这
也可说是其时诗坛的遗憾了。
　　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兼擅古文诗词的大文学家。他论诗主张“触事感物，文
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他在词中则大谈其儿女私情，不讲什么“美
刺”。其 《玉楼春》 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大胆揭示
“情”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表示了对爱情的热烈、执着追求。这里反映出某种
新意识的萌芽，具有反封建礼教性质。宋代词人多倡言“多情”。豪放如苏轼，
王保珍 《东坡词研究》 中列举其“重复使用‘多情’一辞”达十八处之多。 
“痴亦绝人”“疏于顾忌”的晏几道《点绛唇》公然宣称“天与多情”，谓其
有情出于天所赋与，殆为人性之觉醒。此类观念实为明汤显祖“世总为情，情
生诗歌”等论点的先导。
　　正式宣布词的独立地位的是李清照的《词论》。她挂出词“别是一家”的
招牌，总结词的特殊创作规律，把那些“学际天人”的大学问家、诗人、文章
家视为门外汉，而睥睨一切，大有惟我独尊的豪概。李清照倾注其主要精力于
词。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
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
也。”从其论的侧面可以看到李清照词的调度艺术成就及其词中的反传统精神。
　　从清新之笔抒写多情善感是初期歌词的特色，也是当时词人的开辟与新探；
对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解放；但仅以如此写法为词的“本色”，也会成为限止
词体发展的框套，故北宋中期苏轼等“以诗为词”，赋予词体以诗歌的多种职
能，大幅度地丰富了“小词”的表现能力与范围，实为词之再解放。

五、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禎加以补
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 
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
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
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
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
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
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
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 
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
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
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
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
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
“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 
“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
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
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
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
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
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
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
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 
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觀“诗似小詞”，苏
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
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
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
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
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
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 
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
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
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
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
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
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 
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
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
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
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 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
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 
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
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
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
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
“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
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
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
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六、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
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
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
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
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
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 
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
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
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
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
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
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
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 
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
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
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
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
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
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
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 
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
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
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
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
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
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幹、 
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
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
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
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
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
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
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
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 
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
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
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
“悽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
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
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
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 
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
“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
“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
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摘自巴蜀书社出版的《宋词精华》　作者：顾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