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認罪”折射中共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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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偉 2016年1月22日

瑞典人彼得·達林，一個人權組織的創始人。圖像截自中國中央電視臺本週二晚播放的視頻。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VIA ASSOCIATED PRESS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書商桂民海。圖像截自上周日的一段電視視頻。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七年來，這名年輕的瑞典男子在北京領導一個非政府組織，為遇到麻煩的中國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現在，他陷入了中國法律體系的天羅地網。在被警方羈押期間，他被迫在一段視頻中陳述了他所謂的罪行。

“我在中國從事了違反中國法律的活動，”在官方媒體中國中央電視臺週二晚間播出的節目中，35歲的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說。“傷害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此我要深深致歉。對發生的這一切深表歉意。”

瑞典籍書商桂民海(Gui Minhai)兩天前曾在獄中做出過類似的供述，2013年時，另外兩名外籍人士韓飛龍(Peter Humphrey)和薛蠻子(Charles Xue)也是如此。

儘管在被中國警方羈押時，外國人早就被迫做出過蹊蹺的供述，但是最近在習近平的強硬統治下，電視上播出的一連串供述依然讓這裏的很多人側目，因為這些視頻被共產黨用作宣傳工具，面向數億觀眾播放。很多人覺得，這讓人回想起毛澤東時代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的做法。中國人也在電視上做過一些引人矚目的供述。

除了延續歷史慣例之外，中國還打算用這些視頻實現什麼企圖呢？這種做法有效果嗎？

“這是一種展示，意在體現党國對個人的權威，就是這麼簡單，”香港中文大學講師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說。“在胡錦濤執政時期，社會空間和行動者變得太獨立、太具批判性了，現在領導層要施加更嚴格的控制，這就是他們的措施之一。”胡錦濤是上一任中國領導人。

達林是在中國官方的一場行動中遭到羈押的，該行動旨在打壓維權律師、記者和民間團體活動人士。

羅助華說，時常播出這樣的供述，“造成了一種‘這是非法活動’的印象”，也傳達出了中共正在採取措施打擊的資訊。他說，這種視頻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顯示“參與者現在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持有了正確的立場”。

在中國，刑事訴訟往往取決於警方取得的口供，而刑訊逼供的現象非常普遍。並不清楚達林是在什麼情況下講出這番話的。他患有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這是一種荷爾蒙失調症，需要每天服藥。他的組織稱他是被迫做出供述，並對此表達了譴責。

韓飛龍是英國公民，在為制藥企業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開展商業調查期間遭到了羈押。在被驅逐出境之後，韓飛龍表示，警方為迫使他招供，在他生病時拒絕提供醫療救助。他曾供認稱，自己非法獲取中國公民的私人資訊，並將其出售給客戶。

而薛蠻子遭到羈押時，中共正在打壓那些在微博上擁有百萬粉絲的意見領袖。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瑞典籍股東桂民海現身中國官方電視臺，聲稱自己回國自首，並供認了自己2003年酒後駕車致人死亡，並在緩刑期間潛逃的行為。去年10月，他在泰國的公寓中消失，是五名失蹤香港書商之一，據推測他們是被中國安全官員關押的。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員潘嘉偉(Patrick Poon)表示，“這種電視悔罪的做法沒有遵循任何正當程式”，而遵循正當程式“才能確保當事人有機會獲得公正的審判”。

他表示，共產黨採取了很多措施來限制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及其中方合作夥伴的活動，達林的公開悔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說，“指控NGO的外國工作人員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這種做法也可以恫嚇那些未來希望到中國從事NGO工作的外國人。”

達林事件令中國的NGO員工感到擔憂，紛紛討論和揣測共產黨的紅線在哪里。這種恐懼與一項迫使在華外國NGO到公安局登記並披露支出細節的法律草案相一致。

中國公民也經常出現在官方電視臺播出的悔罪視頻中。一段在監獄拍攝的視頻顯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三名學生講述了他開展的所謂的分裂活動，以及他們自己的共謀行為。這名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因為有關中共民族政策的言論，於201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同一年，70歲的記者高瑜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中，供認向國外洩露機密文件的行為。

在央視關於達林的新聞片段中，兩名遭到羈押的中國同事惡語相加，譴責達林和他所在的組織，這與文化大革命期間家人或朋友被迫互相指責的情形頗為相似。

“我現在覺得，我已經很深刻地認識到，這個機構其實就是反華機構在中國設立的這種先鋒站，或者叫橋頭堡，這樣的一個位置。它主要就是想在中國內部安插一些眼線，去瞭解我們國家最底層、最基層的一些社會問題，”達林的一名年輕同事在視頻中說道。“其實就是想伺機製造一些事端，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對我們國家的政權、對我們党的領導進行顛覆。”視頻中只顯示這位元同事姓王。

這種措辭顯示，之所以發佈這些涉及外國人的視頻，目的之一就是激發對外部人員——共產黨所說的“黑手”——的懷疑，進一步推進習近平一直宣揚的中國與西方對抗的心態。

這些視頻是否有效發揮了宣傳作用不甚明瞭。在看了視頻和官方媒體的報導後，一些中國人懷疑達林所在的組織是否真的那麼邪惡。

其他人表達了懷疑態度。有人在微博上寫道：“怎麼感覺跟朝鮮的做法一樣？處心積慮地讓異見人士公開認罪。”很多中國自由派人士在網上提到，知名維權律師李方平為達林辯解，稱他是“法律界的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白求恩是參與毛澤東的事業的一名加拿大醫生。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編輯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去年3月寫的一篇文章稱，共產黨在1940年代從蘇聯借鑒了自我批評的做法。50年代，官員們迫使很多知識份子寫下懺悔書，迫使他們服從毛澤東思想。

“在習近平新開展的公開悔罪的行動中，可以看到共產黨政治史中令人不安的影子，”班志遠寫道。“是否有罪的問題屈從於政治權力的當務之急。”

“就像過去一樣，當今的懺悔風潮不是為了問責、政府清廉或建立一個基於規則的體制，”他接著寫道。“而是統治與服從的問題，習近平是中國的懺悔主管。你們要聽憑他擺佈。”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Mia Li，Kiki Zhao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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