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與「完全極權」：歐美專家談習近平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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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祖偉 BBC中文 2018年 3月 11日
中國修憲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國內外引起爭議。BBC中文訪問兩位歐美學者，聽聽他們怎麼看待修憲以及中國近年的發展。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榮譽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兩年前曾經出版《完美的獨裁－21世紀下的中國》，當時他形容中國是「近乎極權」，但現在他認為要修正為「完全極權」。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則認為，中國有別於其他一黨國家，能夠解決國內問題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夠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國來，他屬於對中國崛起立場較溫和和正面的學者。
然而兩位學者都認為，如果中國只有一人掌握權力，會帶來風險和不穩定性。
修憲爭議
面對修憲爭議，中國有自身一套論述。中國人大發言人張業遂表示，修憲有利於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利於加強和完善國家領導體制，而目前中共黨章對總書記、軍委主席，以及憲法對軍委主席，都沒有做出「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規定。他認為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做出新規範，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不過，兩位歐美學者均認為這對中國並不是好事。
來自挪威的社會學者斯坦‧林根對BBC中文表示，修憲是一件「大事件」，因為是正式確認中國的領袖擁有「絶對權力」，讓習近平成為「唯一」的領導，斯坦‧林根形容這是「危險的一步」，沒有人能制衡領導人，或會令領導人「犯錯誤」，或是變得過於自信去採取「具冒險性」的政策，一方面加大在國內的管控，或會造成國內系統的不穩定局勢，另一方面國外亦會變得霸權。
雖然《人民日報》稱今次修改國家主席任期，「不意味著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但斯坦‧林根認為這次修憲明顯是發出信號，表示沒有人能夠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和地位。斯坦‧林根認為，習近平目前的權力地位媲美毛澤東，沒有人能夠超越，或是與他並列。不過兩人之間存在兩大分別：第一點是中國已經富強起來，經濟資源與軍事實力比以前還要進步；第二點是行使權力上，習近平比較「具策略性」和「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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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認為，今次修憲並「不是這麼大的一件事」，他解釋說：「黨總書記、軍委主席的職務更為重要，但沒有任期限制，今次取消任期限制的是國家主席，相當於一個儀式頭銜。」他亦提到，當年江澤民即使卸下國家主席一職，也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反映要掌權超過十年，不限於一個職位。
杜克雷不贊成中國把權力集中在個別人士身上。他認為，一個擁有全權的領袖或只聽從少數人的意見，可能會誤判形勢，增加了不穩定的風險。他這點與斯坦‧林根想法差不多，不過他強調這個問題不是出自今次本身修憲或是習近平身上，而是「體制的問題」。
「許多偉大的人即使聰明、有心有力，但一個人面對這麼多事情，仍然是一大挑戰，所以領導人應該找人分擔這份重要的責任。」杜克雷說：「如果你反對習近平，你是與整個體製作戰……就算習近平是一個很好的領導，但難保下一個不是一個壞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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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支持度
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中國人民支持修憲和習近平，就應該尊重中國的決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完全贊同」修憲，並指這份修憲草案「充分發揚了民主」，「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BBC中文早前在兩會隨機採訪多名人大代表，絶大部分均統一口徑對修憲表示「非常支持」，認為習近平「領導得很好」，「希望他一直當下去」。
但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修憲和習近平，難以有量化的參考，網上反對修憲的聲音亦被刪除，儘管仍有少數人——例如前著名報人李大同，公開表示反對修憲。
杜克雷認為中國國內有一些民眾或因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而支持他。
「我認為他建構了中國夢，給予人民一個模範的作用，不單是與小康社會有所連結，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引和啟發，這是一件好事。」但被記者問到，「中國夢」會否成為民族主義的煽動工具時，他表示有這個可能性，亦認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許會轉化成一些「不太健康」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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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林根認為，有很多跡象顯示，習近平有一定的支持度，但這種支持度，可能是源自習近平利用民族主義啟發民眾，引發民眾的仰慕。如果形勢有變，這種支持度或會大變。他認為「中國夢」只是民族主義宣傳的其中一環。
習近平2013年提出「中國夢」時已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容「愛國主義」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管控宣傳
在兩年前的訪問中，斯坦‧林根介紹了一個新的概念，名為「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意旨不需要嚴加打壓，人民會「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不應該做」的事情，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造就一種錯覺，認為「中國沒有那麼獨裁」，但事實上一旦中國當局覺得有所威脅，是有能力採取行動壓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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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林根認為，中國受惠於其經濟發展以及科技的日新月異，其管控模式也更加「現代化」和「成功」，例如無處不在的監控鏡頭，以及人臉識別技術，顯示政府可以如何「透徹地」監控民眾。
斯坦‧林根表示，中國在互聯網管控上亦更具智慧，不單是禁止部分「不當」言論，而是主動滲透一些充滿黨的意識、由上而下的想法，做法愈來愈高明，外界難以辨別這些意見到底是來自平民還是政府。
中國稱，這些管控是為了「國家和人民安全」，避免影響社會和諧，防止謠言散播。中國公安部門透過監控系統緝捕罪犯也時有所聞，但有時則被批評是用來監控異見人士，打壓他們的聲音。
另一方面，中國愛國式宣傳愈來愈多，例如近年的愛國電影票房甚為高漲。斯坦‧林根說：「我個人認為傳統的宣傳模式仍然奏效，當然，人民不是愚蠢的，可以看得出這些宣傳有多笨，但如果這些宣傳每天都存在，它是有影響力的，它未必直接說服你，但會麻木你的意識，如果我們低估這種看似沒有效的宣傳模式，這是錯誤的。」
這部由吳京自導自演的電影，具有濃烈的愛國主義色彩。
新華社評論指，愛國電影能夠成功、票房高企並不簡單，不能帶有偏見地漠視觀眾的熱愛，並引述演員稱，這部電影不是所謂「宣傳灌輸」，而是中國的「愛國主義」。
體制問題
杜克雷說中國面對許多很大的問題，例如人口老化、氣候變化等，他相信，中國領導人明白亦致力應對這一系列問題，中國有別於其他一黨國家，能夠解決「一些國內嚴重的問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夠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國。
如果不走西方民主的道路，中國應該怎麼走呢？
杜克雷認為，無論是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還是軍委主席，這些重要職位，應該設有任期限制，並制定一個較為穩定的機制，讓賢能繼任、權力順利過度，這種機制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系統，但需具備一定的可預測性和透明度。
他說，近年的中國領導人，大多經過前任領導及黨內元老商議，這種做法或有問題，但不得不承認中國有能力發掘勝任的領袖。
「我個人覺得，中國在培育領袖的能力方面十分成功，可以有十分勝任的人選，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完美，一些人或涉貪，但中國有能力培訓和審核領袖。」杜克雷提到，中國地方官員任期不會太長，反問為甚麼整個國家的領袖不應該受到限制和評核。
斯坦‧林根預言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強硬管治模式不會有所軟化，而在英國、歐盟、美國的現況來看，西方國家的民主進程正在「掙扎」中，中國的「成功」或會間接影響其他國家。
中國有一種說法認為，權力集中能夠減少政治爭拗，讓政府更有效率。斯坦‧林根反駁指，中國政府目前並非「有效率」，而是因為坐擁龐大資源而可以處理很多事情，他引用世界銀行的報告指，中國在管治效能方面，與西方民主國家仍然有一段距離。他認為如果以長時間來看，「民主」是更為有效，對人民有利的方法。
國際問題
斯坦‧林根認為，如果中國進一步把權力集中在一人身上，領導人或會變得更強勢，在國際上變得更為霸權，干預別國內政，或會與其他國家有衝突。
他說目前已看到這種趨勢，想跟中國做生意的公司或國家，不能夠輕易得失中國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情感」。
他舉例說，知名汽車公司梅賽德斯‧奔馳因為引用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名言而向中國道歉；萬豪酒店把香港台灣列為「國家」要道歉；挪威為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這個本以民主、人權自豪的國家，需要承諾不提及影響兩國關係的事情。他說，在經濟上，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構想，令很多發展中國家依賴中國，亦在世界各地設有孔子學院，務求以軟實力「把中國故事說好」。
也許，歐美學者的說法會被視為「中國威脅論」。中國外長王毅說，「中國威脅論」「不得人心，可以休矣」，他形容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全球經濟增長」、「全球減貧事業」的主要貢獻者，「只要不懷有偏見，不奉行雙重標凖，從中看到的絶不是甚麼威脅，而是滿滿的機遇。」
杜克雷說，習近平與歐亞、東南亞等國家合作，推動「一帶一路」，整體而言是表達「正面的思維」，但他同時點出「一帶一路」面對、「負債」等眾多批評，但他相信習近平明白這些關注。
他認為，中國崛起不能夠犧牲別國利益，否則會自然而然地引起別國抗議，中國或需要更強調，「一帶一路」這項計劃如何成為其他國家的禮物，並不僅是有利於中國。他相信中國國內有良好的發展，最終全球也能夠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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