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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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
習近平先生,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爭論有沒有中國模式?什麼是中國模式?對此我的看法是,中國模式就是共產黨+市場經濟。儘管這一模式伴隨各種弊病——低人權、低道德、環境污染、兩極分化、貪污腐敗——它就是中國過去三十年走過的路。中國模式使中國走出貧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與中國模式討論並行的,是關於中國道路的爭論。什麼是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應該是共產黨+憲政民主。除非革命發生,政權崩潰,它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
如果說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實踐消滅了貧窮,今後三十年的目標就應是消除不公。貧窮和不公,是三千年來中國社會動盪革命的兩大根源。消滅了這兩大根源,中國就有可能走出王朝迴圈。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憲政,就是嚴格按照憲法治國。從前人們也說過,共產黨不能搞資本主義,否則它就會下臺。結果呢?共產黨搞了資本主義,它沒有下臺。如果說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資本主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憲政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中國共產黨應該有信心、有決心帶領人民實現這個夢。要說自信,這是真正的自信。
習近平先生,如果說中國模式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道路則必須目標明確。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政改,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摸著摸著就摸空了,摸出了辛亥革命。私利蒙住了滿清權貴的眼睛,搞出一個使天下人失望的皇族內閣。相信自己子弟接班靠得住,不會挖祖墳,26歲的攝政王載灃斷送了清朝三百年的江山。
2. 法治是現代化的靈魂
習近平先生,在任何社會中,權威都是個定量,游走於法與人之間。法的權威多了,人的權威就少。對於長期習慣人治的國人來說,法治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養。中國人重情,美國人講法;中國人遇事托關係,美國人出事找律師。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也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人治還是法治,取決於信仰:敬畏憲法,憲法就是治國大綱;崇拜領袖,領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領袖天馬行空,憲法就是一紙空文。民國以來中國已有十一部憲法,《82憲法》亦是共產黨制定的第五部憲法。為什麼會有十一部?為什麼是第五部?值得深思。
從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觀念改變,更需要制度建設。符合國情、符合人性的制度,遲早會為人民接受;不符合人性的——如人民公社——最終會被拋棄。馬克斯·韋伯說:現代化即是法理權威對個人權威的取代。人類現代化的過程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過程。中國正在現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1989年初,鄧小平曾想過修改憲法,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放進《黨章》。胡喬木揣摩上意,也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以後終於沒有拿下來,是因為六·四發生,歷史轉向。槍聲一響,由偷變搶,從此
理想主義謝幕,現實主義登場。一方面,《憲法》中“四個堅持”對國人提出過高的要求,難以執行;另一方面,《憲法》承諾的各項自由長期無法兌現,使天下人失望。難以執行又無法兌現,法理的混亂導致人心的混亂,最終造成黨紀代替國法,治國實行雙重標準:雙規符合黨紀,不符合國法;黨員不信共產主義違反黨紀,卻並不違反國法。於是,我們不僅有一國兩制,還有了一國兩法。
人治社會中,政府告訴人民享有什麼權利,凡是政府不允許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會下,人民告訴政府享有什麼權力,凡是人民不允許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國,人民“享有憲法規定的自由”;在美國,“法無禁止即自由”。
習近平先生,你強勢反腐,創造了一個官不聊生,人民歡欣鼓舞的政治局面。但是,法治是現代化的靈魂,中國要長治久安,必須建立憲法的權威。與其任九個組長,不如定九條法規。再英明的領袖,也逃不過人亡政息的規律。歷史記住漢莫拉比,不是因為他是國王,是因為他的石碑。漢莫拉比活了四十年,但他的法典活了四千年,是人類法治史上的第一座豐碑。同樣,拿破崙創造了一個帝國,最後留下來的卻是一部法典。“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記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習近平先生,希望看到一部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法典。
3. 實行六十條是走向憲政之路
習近平先生,你接手的是一個全面腐敗、政出多門、信仰崩潰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不要說民主,能專制就不錯了。要治理亂局,當務之急是集權: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強軍收拾軍心,最後以黨內民主收拾黨心。“願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是雍正的治國格言,也是他建立軍機處的初衷。雍正集權,是為了愛新覺羅的家天下。你建立國安會,大權獨攬,無疑為推行憲政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為新的獨裁創造了條件。憲政還是獨裁?在你一念之間。
有人說你是一個“渾人”——居高位而不知寒,臨深淵而不知險。殊不知中國聰明人太多,需要的就是“渾人”。“老人政治”結束,“渾人政治”開始,是中國的希望。只有“渾人”才敢對貪官亮劍;只有“渾人”才會“雖千萬人吾往矣”;只有“渾人”才能衝破傳統,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
辛亥革命以來,新權威主義一直是學者向權力下跪的階梯。每逢新君登場,必伴有他們的鼓噪。楊度的勸進使袁世凱身敗名裂;戴季陶把蔣介石引入專制歧途;趙紫陽的新權威主義加劇鄧小平對他的不信任,直接導致了六·四悲劇。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永遠在尋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寶座,再看他墜入地獄,最後樹倒猢猻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1989年的中國,就上演了這樣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權威,但真正的新權威主義,應該是樹法律的權,立憲政的威。
習近平先生,對你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滿意。前者想你回到毛澤東,後者希望你成為蔣經國。但是,中國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臺灣民主經驗在大陸也未必適用。蔣經國早年信仰共產主義,繼而皈依三民主義,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務手段治國,最後以強權結束了蔣家王朝。與蔣經國不同,你既沒有太子的身份,也沒有特務政治的劣跡,更沒有歷次政治運動的血債。當了習近平,何必再做蔣經國!你完全可以通過憲政結束三千年的專制,帶領中國走向未來。
隨著經濟改革的成功,黨內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分子和社會上的奸商內外勾結,把共產黨變成了“地產黨”,“資產党”,代表土地集團和資本集團的利益。身家億萬且又來路不明,他們最怕“雙規”,最恨“共產”。把共產黨吃光喝盡,然後挖個坑埋了,是他們的共同心願。
如果說經商“經”成億萬富翁是光榮,從政“從”成億萬富翁則是恥辱。作為世界上權力最大、人數最多、也最富有的黨,中共已經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歷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剷除腐敗,把公平還給社會,權利還給人民,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國家。
三中全會為實現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決定》接近常識,兩萬字的文件,通篇不談憲政,通篇皆是憲政,沒有一處讚美共產主義,也沒有一處批判資本主義——仍舊是不講主義,不爭論。《決定》不受意識形態影響,號准中國的病脈,提出了急待解決的六十個問題。自由派人士若有識,應看到《決定》強烈的法制色彩——貫徹落實六十條,條條需要立規,處處需要守法,如果這還不是憲政,我不知道什麼是憲政。左派人士若不懷偏見,也應看到《決定》向民生的傾斜和對公平正義的重視。假以時日,立規是這個黨唯一的選擇。實現六十條之路,就是中國憲政之路。
4. 政治走出叢林,軍隊退出政治
習近平先生,你強勢反腐,建立公平社會,離不開軍隊對你的支援。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切不可認為今天控制軍隊,就永遠可以控制。殷鑒不遠,薩達姆、穆巴拉克、卡紮非控制軍隊幾十年,最後還是成為軍人政治的犧牲品。如果說把權力關進籠子是普世價值,把軍隊關進籠子就是當務之急。畢竟,人類已經走出了叢林,用軍隊搞政治不符合現代文明標準,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根本利益。無論是党指揮槍,還是槍指揮党,都是過時的政治理念,最終只會導致動亂。
據一位美國將軍回憶,72年訪問中國,與一位中國將軍談到尼克森和議會的鬥法。中國將軍問:“你知道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師長的政治立場嗎?”他不解其意。中國將軍提醒他:“第八十二空降師駐在華盛頓DC。”這是一場典型的雞鴨對話,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在中國將軍心目中,第八十二空降師就是8341部隊,可以隨時用來對付政敵,美國將軍則認為這種想法匪夷所思。的確,如“水門事件”顯示,美國政治一樣有黑幕,政客也常常不擇手段。但他們有一條底線: 那就是不用軍隊搞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在西方已經走出了叢林,成為文明人之間的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職責是保衛國家。它不是党衛軍,不應用於黨爭,更不能用於對付民變。應該儘早立法,明確規定軍人不得干政。軍隊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叢林。只要還相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政治在中國就是一場野蠻人的遊戲。
“緊握槍桿子保江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位紅二代如是說。在“千秋萬代”問題上,紅二代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這是他們的心結,是中國政治的盲點,也是自秦始皇以來幾百代中國帝王的夢。這不是智商的問題——幾百代帝王不可能都弱智,為什麼都夢想“千秋萬代”?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斷言:“人治不絕,刁民不止”,講的是人治與刁民的關係。在人治與“千秋萬代”之間,似乎也有同樣的關係。法治社會下,當國者沒有想傳位給兒子的;人治社會中,一旦位極人臣,沒有不想傳給兒子的。這是制度決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如果可以“千秋萬代”,當然不錯。真能做得到,華盛頓也會當皇帝。
問題在於“千秋萬代”不可能。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憑常識就該懂得,任何政黨、團體、組織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就像一個人保養得再好,也不能活兩百歲。然而,人是一種喜歡自我欺騙的動物,危機感強烈時,因生存需要,會保持常識;一旦幸福感強烈,就會背離常識,幻想成仙成道,千秋萬代。
習近平先生,歷史證明,槍桿子裏面的確可以出政權,但槍桿子並一定能保政權。對當國者來說,最危險的,是攝政王載灃的自信:“不怕,有兵在。”
最後結束滿清統治的,就是兵。
5. 憲政是平衡貪婪和恐懼的最好制度
習近平先生,憲政討論的一個誤區是,黨內腐敗集團會反對憲政。在你強勢反腐之前,這也許是事實:既然沒有代價,貪腐可以肆無忌憚,何必立憲束縛自己?胡溫十年,是中國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後,貪官的好日子過完了,中國進入了一個官不聊生的時代。官場人人自危:昨天薄熙來,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後天又是誰?一夜之間,中國官員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變為最可憐的人。由於雙規,他們的權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憲政有了希望。如果說貪婪促進了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恐懼則為未來憲政鋪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的恐懼不夠,必須還要有廣大官員的恐懼。因為只有這樣,憲政才能成為共識。文革後彭真與其他老幹部熱衷制定《82憲法》,保護公民權利,是因為他們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沒有法治的悲哀。劉少奇反右時沒想起憲法,四清時沒想起憲法,文革中卻拿起了憲法,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猶如三百年前的英國貴族:既有公權,又有特權,唯獨沒有安全:皇帝能剝奪他們的財產,暴民能剝奪他們的生命。通過憲政,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和人身的安全。同樣,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缺乏的也是安全。他們做裸官,做噩夢:共產黨在,他們不安全,隨時可能被“雙規”、被查辦;共產黨不在,他們更不安全,暴民會清算他們——“民主之後掛路燈”。無時不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比中國社會中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
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是貪婪和恐懼,平衡兩者的最好制度是憲政。
6. 憲政就是嚴格按照《82憲法》治國
習近平先生,2112年12月你發表講話,紀念《82憲法》30 周年,引起了一場熱烈的憲政討論。討論無疾而終,雖無人受到懲處,憲政卻成了敏感詞。一時間黨報、黨刊痛批憲政,把它說成是敵對勢力“企圖否定党的領導、推翻共產黨”的陰謀。其實,憲政就是嚴格按照憲法治國。“既然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憲法,自然也就有各種各樣的憲政。不分青紅皂白批憲政,無異于告訴世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騙人的幌子,我黨絕不會按它治國。”(蘆笛)
官員的憲政恐懼症源于自由派對憲政話語權的壟斷。一提憲政,官員腦海裏跳出來的就是中國人自己偽造的“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布希講話。根據這個講話,憲政的籠子必須有五條柵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哪一條也受不了,哪一條都要命,都將導致天下大亂。實行民主選舉,一夜之間會出現上千個政黨;今天宣佈軍隊國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萬人上街。你可以說,實行以上五條從長遠說對共產黨有好處,但他們知道,真要這樣做,就沒有“長遠”了,明天可能都過不去。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他們都沒有準備好:既無法對付民意,也不敢承擔後果。於是,他們下令禁止討論——憲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實,正如美國立憲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中國立憲也不必照搬美國憲法。世界上有君主立憲(英國),有民主立憲(美國),今日之中國,若要立憲,只可能是“党主立憲”。無論誰立憲,其實質都是立規,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國搞憲政,行的是中國“1982憲法”,不是美國“1787憲法”。在“82憲法”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沒有軍隊國家化,也沒有最高領導人的民主選舉。它與美國憲法唯一相同之處是都有“言論自由”。國情儘管不同,普世畢竟存在。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反憲政的朋友再仇視美國,想必也不好意思從憲法35條後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言論自由”!
美國制憲的基礎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中國則應是黨、政、軍三權分立。各國憲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歷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徵。在中國,什麼時候党的領袖不再清洗軍隊領袖(毛澤東整彭德懷、林彪),軍隊領袖不再逮捕党的領袖(汪東興、葉劍英逮捕“四人幫”),政府領袖不再在党軍領袖之間走鋼絲、裝孫子(周恩來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間搞“中央政治”),憲政就算上了軌道。不立足于中國現實搞自己的憲政,學美國的三權分立,中國學不起。一定要學,只能是天下大亂,三國演義!
再譬如,軍隊國家化問題已經談了多年,卻始終不著邊際。現實情況是,中國目前連党和國都分不開,國家都是黨的,軍隊就是國家化了又怎麼樣?還不是受党領導。沒有憲政,不界定黨、政、軍各方的權責,“軍隊國家化”只能是個偽命題。
7. 《資治通鑒》是小聰明,憲政才是大智慧
習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強調捍衛憲法尊嚴,說:“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這無疑是治國正道,本該堅持。由於自由派的干擾和保守派的反對,你從正確的立場上後退,終止了憲政討論。不錯,是有人想全盤西化,也有人想借憲政來打倒共產黨,但這並不應該成為害怕憲政的理由。能打倒共產黨的是腐敗、是專制,不是憲政。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憲政。我要是窮人,我不會對憲政感興趣。我會在井岡山下等毛澤東,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憑什麼你們搶夠了,就要憲政,就要立規守法了,我還沒搶呢!對今天中國的政治反對派而言,最危險的就是陷入這種“革命心態”。抱著這種心態,孫中山反對滿清立憲,民運希望中共越爛越好。對國內自由派和海外革命派來說,党主立憲並不是一條好路。我常跟海外革命派人士開玩笑:共產黨的權力餐桌上沒有你的位置,所以你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就有我,如果沒有,接著再掀,這就是革命者的心態。對這種心態,我不敢苟同,但完全理解。
憲政不是訓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孫中山、蔣介石實行訓政,也許初衷並不錯,卻不知訓政是會訓出癮來的,原定三年的訓政,一訓就是二十多年。這邊蔣介石忙著訓政,那邊毛澤東依靠工農,聯合各民主黨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幟,輕而易舉地把國民黨“訓”到臺灣去了。
趕走了蔣介石的毛澤東並沒有在中國實行憲政,他搞起了無產階級專政。從此,專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國不再是多少的問題,而成了有無的問題。文革十年,個人崇拜和專制主義在中國達到了頂峰,人們開始懷疑毛澤東的初衷和真誠。
平心而論,毛澤東未嘗不想結束專制。1946年,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裏詢問毛澤東,歷代王朝周而復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產黨是否能找到跳出這“惡性週期律”的辦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產黨已經找到了這個辦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讀“窯洞對”,似乎已成歷史笑話,但我仍願意相信毛澤東的真誠。從馬克思到民主,從民主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毛終身在尋找跳出“週期律”的路。終於沒有尋到,是因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於《三國》、《水滸》之類的糟粕,《資治通鑒》這部書,毛澤東讀了十七遍,始終沒有悟出:《資治通鑒》是小聰明,憲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結束之後,飽受專制之苦的國人痛定思痛,開始考慮結束專制。他們又想到了民主——民國激進自由派為中國開的藥方。然而這是一劑錯誤的藥方。之所以錯,是因為開方者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民主。
與革命一樣,民主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一不是以民主開始,以專制告終。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為什麼還有1949年共產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為什麼還會有“六·四”?
8.專制的對立面不是民主,是憲政
習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國而言,憲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規守法。中國的問題,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規則。民主的前提是學會對自己負責,自由的前提是經濟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這些條件具備之前,民主自由不僅是空話,而且是毒藥。
記得曾在一次討論會上問大家,民主的對立物是什麼?幾乎所有人都回答是專制。這是邏輯概念錯誤。上和下對立,但上和左不對立。如果民主與專制對立,怎麼解釋希臘的民主、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德國的民主以及中國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處死了蘇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導致了血腥的屠殺;在德國,民主選出了希特勒;在中國,文革大民主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顯而易見,民主不能結束專制;它往往只是專制的另一種形式。
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寫了《政府論》,把希臘四百多個城邦歸納為好壞六種制度。三種好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一旦發生異化,君主就變僭主,貴族就變寡頭,共和則變為民主。專制是人治的表現:僭主是一個人的專制,寡頭是少數人的專制,民主則是多數人的專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在古典政治學意義上,民主是最壞的一種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成為兩千年西方政治學主流。他反對民主,因為他的老師是柏拉圖,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處死,罪名是蠱惑青年。柏拉圖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找公民呢,還是去找醫生?
三種好制度,三種壞制度,區別在於規則。有規則是君主,沒規則就是僭主;有規則是貴族,沒規則就是寡頭;有規則是共和,沒規則就是民主。
“5·4運動”引進“德先生”(民主),是中國一大災難。如果當時引進的是法治,中國大概就不會走那麼多彎路。臺灣民主轉型成功,除蔣經國個人因素外,離不開日據時代的法治建設。大陸若分區實行民主選舉,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裏沒有民主,卻有一百年的法治。
9.走出陰謀論思維
習近平先生,《較量無聲》、“共濟會”之類的影視宣傳,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正如中國有親美派和反美派,美國也有親共的華爾街金融集團和反共的華盛頓右派集團——前者以利益為主導,主張與中國發展關係;後者以意識形態為標準,希望改變或遏制中國。這兩派中,華爾街金融集團是主流,華盛頓右派集團只是歷史的遺跡,其地位有些相似於中國的極左派。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是美國最大的右派基金會,被視為全球顏色革命的幕後推手。這個基金會每年只有四千萬經費,而這四千萬中,又只有5%(兩百萬)用於中國。
來美32年,曾接觸過美國一些右派領袖,如赫爾姆斯、克萊恩,也為謀生在華爾街工作十年。筆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話——它在赫爾姆斯、克萊恩那裏是真的,在巴菲特、比爾蓋茨那裏卻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間,反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的演變。赫爾姆斯、克萊恩生於冷戰,以政治謀生,不反共又能幹什麼?巴菲特、比爾蓋茨在中國大量投資,為什麼要跟自己過不去?其實,華爾街的億萬富翁,還真希望中共穩定,他們只要有一個人想搞亂中國,海外民運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上萬億資金投在中國,美國沒有理由希望中國動亂。
不久前參加一個對外友協與卡特中心舉辦的會議,聽到一些國內學者的戰略思考,概括如下:1.中國應走出韜光養晦,採取奮發有為的外交,和美國爭霸;2.中國應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建立先發制人的核威懾戰略;3. 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中國普世價值,應取代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美國普世價值,成為未來國際關係的準則。
其中一、三兩條出自閻學通,一位來自清華的學者。在他的新作《下一個十年》裏,閻大談中美爭霸的前景,宣稱中美是“假朋友”,“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無法避免”。閻君的言論,頗像一百年前梁啟超給袁世凱的建言:欲圖帝政,需待機“對外一戰而霸”。(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是諂媚之言,亡國之議!中美爭霸是世界的災難。理想的中美關係,應該是經濟上競爭,軍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協。爭霸是叢林規時代兩個核大國爭霸,是死亡遊戲。這個死亡遊戲有個英文名字MAD(瘋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獄(雙方確保摧毀)。
習近平先生,強國是中國的主旋律,但強國並不等於戰爭。一旦戰爭爆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將被打斷,無論勝負,輸的都是中國。強國的正路是憲政,一個實現了憲政的中國必然強大。否則,強國夢就可能變成亡國夢。
曾幾何時,光緒皇帝親政後做的第一個夢也是強國,他迫使李鴻章對日本開戰,戰敗後倉促立憲,卻已為時太晚。退一步說,就算甲午之戰中國勝利,大清的江山又能維持多久?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圓過強國夢,但他們的國都亡了。“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10.結束語
習近平先生,憲政之難,不在別人,在於我們自己。憲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國人找到一種快樂。一方面,我們講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個座次;另一方面,我們太聰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規也經不起我們琢磨。
“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實質上是人治還是法治的糾結。法治是一種新的活法。從心底裏,國人不喜歡法,盼望好皇帝。認法不認人,那叫六親不認,是沒良心的表現。
除了平等,國人對自由也有一種先天的恐懼。太多的管束儘管使人厭惡,沒有管束更令人無所適從。二十四次改朝換代,我們趕走多少皇帝,就迎來多少皇帝,從未想過換一種活法。有皇帝罵皇帝,沒皇帝想皇帝,“三日無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龍庭,人民心裏不踏實。
辛亥共和,中國與帝制告別,卻沒有與人治絕交。無論孫中山,蔣介石,還是毛澤東,無論旗號是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最後實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觀念,不僅領袖沒有,人民更沒有。也許,這就是辛亥以來中國先後有十一部憲法,卻始終沒有憲政的原因。
市場給中國帶來平等,它的靈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場,再過一千年,中國也走不出傳統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識的人是商人,他們在交易中學會平等,在市場上享受自由。改革開放迎來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觀念隨著商品進入千家萬戶,形成一種新的思潮,使憲政成為可能。
反腐是治標,不是治本。不實行憲政,搞運動治國,反腐就是守著糞坑打蒼蠅。中國的現實是:極大的富裕,極大的不公;人人反貪,無人不貪。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腐敗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大眾文化。沒有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
毛澤東之後,國人再無信仰,除了金錢和權力,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沒有人能夠重建國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沒有人願意發起一場天下大亂的革命。這是一個“人人要發財,個個想腐敗”的國家(蘆笛);這是一個“全面潰敗”的社會(孫立平);這是一個拜金主義的“小時代”(郭敬明)。吊詭的是,正是在這個道德淪喪、物欲橫流的“小時代”中,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了運動的資本,卻陰差陽錯地獲得了立憲的本錢。
革命是窮人的節日,立憲是富人的本能。中國離自由也許還很遠,但它離憲政卻很近。當人們什麼都不信的時候,立規就成了必須;當人們害怕失去的時候,立憲就有了可能。
習近平先生,憲政是一條艱難的路,但中國別無選擇。
(2014年8月27日於普林斯頓)
搞了<憲政> 這個黨還能(想)唱<一黨專政>的戲嗎?
習XX當然不會不知道 民主憲政是中共<最大的夢饜>啊!
難怪習一聽到<憲政> 避之唯恐不及 連進言信也丟進了垃圾桶!!
如果連<公布財產> <依法治國>都做不到的政權
你希望他實施<憲政> 不是緣木求魚是甚麼?!
<那個人>一頭死腦筋 無能理解民主憲政的優點 整天做著皇帝夢
即使有人再進言N萬字 恐怕也是枉然!
居然還有人盼著他像蔣經國 戈巴契夫那樣<華麗轉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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