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維繫婚姻？擁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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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情愛 ADA CALHOUN 2017年4月24日

Brian Rea

幾年前，我認識的人好像都要離婚。

「他不是我結婚時的那個男人了，」一個朋友告訴我。

「她沒有變，我變了，」另一個說。

也有人不想談誰對誰錯：「我們分開了。」

情感和身體的虐待是離婚的明確理由，但它們並不是婚姻失敗最常見的原因，至少從我聽到的情況看是如此。更典型的問題是什麼呢？是改變。

變化或缺乏變化讓你感覺窒息，這沒有什麼新鮮的。然而，在任何長期的關係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從我們愛上的人變成另外一個人——並不總是會變得更可愛、更聰明或更有趣。每個人都從戶外愛好者變成了死宅，從反叛者變成中層管理人員，從性愛狂變成嗜睡者。

有時候，人們會因為這種變化而感覺遭到了背叛。他們愛上一個人，當那個人變得不再熟悉的時候，他們就認為這個人違反了婚約。我已經開始懷疑，這個問題可能不僅僅是變化本身，還包括我們對「歷史終結」這種幻覺的敏感？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吉爾伯特(Daniel Gilbert)在2014年的TED演講《關於未來的你的心理學》中稱：「人類只是半成品，他們錯誤地認為自己是成品。」他談到自己和同事們在2013年所做的研究：研究對象（從18歲到68歲）報告說，他們在十年時間裡的變化遠比預計的多。

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關於我在曼哈頓東村聖馬可廣場成長的書。在進行研究的時候，我聽了一個又一個的人聲稱這條街淪落了，所有好的商鋪都關閉了，所有優秀的人都離開了。即使人們對於哪些是好的商鋪，哪些是優秀的人看法不一，這種感覺也是真實的。

懷舊是人類的一種自然衝動，它促發了我們對變化的憤慨。然而，要想永遠對配偶，或者對一條街感到稱心如意，就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對這個人或這個社區的不同版本感到滿意。

由於我喜歡快速潦草地修理壞掉的東西（我的丈夫尼爾戲稱我的修復美學是「小淘氣俱樂部」），我經常得到這樣的建議：「別動它，站在那裡就好。」

當面對太多或太少變化時，這種不作為的反應也可能就是最好的立場。無論我們是否希望人們保持不變，時間都會帶來諸多變化。

一年半前，我和尼爾在鄉下買了一處房子。我們從來沒有去市場上找過房子，我們在城裡的公寓只有500平方英尺（約合46平方米）。每次去看望我父母的路上開車經過這棟可愛的藍色房子的時候，我們都非常喜歡。結果，它的價格驚人的實惠。

所以現在，我們有了一棟自己的房子。我們買了傢具，把照片放在相框裡，還架起了羽毛球球網。我們對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驚嘆不已。這兩個在後院燒烤、交財產稅、打羽毛球的人是誰啊？

相識時，我和尼爾都20多歲。那時，他不是一個以打理草坪為樂的人，我也不覺得這種人有魅力。但現在，我們熱衷於給鳥食槽添水加料和討論紅衣鳳頭鳥。

認識尼爾這麼多年，我從未見他釘過一顆釘子，但他現在竟然對書架和窗帘有了見解，還喜歡上了逛五金店。他竟然會一邊修剪草坪一邊吹口哨。他簡直像個陌生人。但在這種新環境中，我也是個陌生人——一個知道何時種下鱗莖、如何使用慢燉鍋的陌生人，一個剛考取CPR急救證書、在當地的營地做志願者的陌生人。我們倆的陌生自我顯得格外般配。

我認識的好幾個結婚很長時間的人都說過這樣的話：「我至少有過三場婚姻。每一場都是和同一個人。」我要說的是我和尼爾至少有過三場婚姻：一場是在盡情玩樂的二十幾歲，一場是在以子女為中心的三十幾歲，另一場是在擁有房子的四十幾歲。

此前我經歷了短暫的第一次婚姻。我和尼克在大學校園裡相識，約會沒幾個月便輟了學，一同駕車橫穿美國。之後的幾年裡，我們從事了一系列低薪工作。我們極少討論未來，偶爾討論一下，他也會聲稱自己尚未做好安定下來的準備，因為照他所說，他可能需要「趁年輕放縱一番」——我認為這是句蹩腳的俗話，一個荒唐的概念。

多年以後，當我跟尼爾談起自己當年的想法時，他說，「你覺得它很荒唐，或許是因為你已經荒唐過了。」

的確，從16歲到19歲，我有過很多男朋友。但和尼克在一起時，我很樂於成為居家小婦人。我們養了貓。我改變良多，即便只面對一個人也沒什麼問題。我厭倦了改變，覺得他也應該是這樣的。我當然認為他不應該變成一個過放蕩生活的男人。

為了讓他獲得綠卡（他是加拿大人），我們在法院結了婚，但第二天我並未覺得有何不同。我們一如既往地看著《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入睡，貓咪一如既往地待在我們腳邊。

我們告訴所有問及此事的人，這場婚姻沒什麼大不了，只是走個過場，這樣一來政府就不能把我們分開了。但追究起來，很難說我們和真正結了婚的夫婦有什麼不同——除了缺少一場派對。

過了幾個月，我變得很抑鬱，並且認為他和我們的虛假婚姻是問題的一部分。當了三年的像是更為投入的一方，我受夠了，讓他搬走。他離開時，我很難過，但也對可以再次約會的日子充滿憧憬。幾年後，我遇到了尼爾。

最近，我問尼克我們能不能談談。我們已有十年沒交談過了。他目前住在倫敦，因此我們用Skype聊了聊。我發現他的樣子幾乎跟22歲時沒什麼差別，儘管他留了長長的大鬍子。我們聊得很愉快。最後我問，在他看來我們的婚姻算不算數。

「算啊，」他說。「我覺得算。」

我們結了婚，只不過情況不怎麼好。這場婚姻對我們來說沒有太大意義，因此當情況變糟時，我們分開了。我太不成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以為激情是最重要的。當浪漫的感覺離開時，我跟著它們出了門。這和以前的任何一次分手沒有任何不同，只是需要額外辦些手續。

尼克眼下在一家歐洲藝術中心工作。他是單身。我沒有料到他會過著這樣的生活或者會留鬍子。我沒有對分手感到後悔，但我們如果沒離婚，我想我會喜歡這個樣子的他。

我現在有著長長的金髮。遇到尼爾那會兒，我留著到下巴的短髮，染成了黑色。當我自行漂染頭髮時，它們通常是橘色的，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現在我的體重是160磅左右。當我治好突發性闌尾炎，離開醫院時，我的體重是140磅。當我懷著9個月的身孕，每一秒鐘都感到飢餓時，我的體重是210磅。從4碼到14碼的衣服我都穿過。我曾縱情狂歡，也曾痛苦乏味地捱時間。我曾一文不名，也曾腰纏萬貫，曾患上重性抑鬱症，也曾喜氣洋洋。這麼多年下來，我有過許多種樣子。

我們如何才能坦然接受：說到我們的身體（或者其他所有的一切），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我們如何才能在婚姻繼續之際，少關注某些變化——比如性愛的次數，以及這是不是最佳的性愛。

待在鄉間的一天，我和尼爾聽到了一隻落難的花栗鼠的動靜。它進到房子裡，躲在沙發下。每隔幾分鐘，這個小傢伙就會吱吱地尖叫一番。我試圖用一把掃帚把它趕到門外安全的地方去，但它不停地跟在我身後跑回來。

「哇，你真笨，」我對它說。

「交給我了，」尼爾神神秘秘地拿著一隻塑料碗，說道。「把它從底下趕出來。」

我照做了，花栗鼠在起居室裡匆匆跑過。尼爾像古代的擲鐵餅者一樣，把碗拋了出去。塑料碗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正好罩住那個驚惶奔跑的小傢伙。他隨後把一張紙板貼著地面推到碗下，帶著花栗鼠到了外邊的灌木叢那裡，把它放走了。

「剛才那下可真開眼，」我說。

「我知道，」他說。

這麼多年下來，還能對一個我本以為自己已經全然了解的男人心生欽佩，對我是種衝擊。也是一種福音。他拋出一隻碗，或許可以讓我們的婚姻多維持五年。

Ada Calhoun目前居住在紐約，著有即將出版的回憶錄《那些我絕不會說的婚禮祝酒詞》(Wedding Toasts I’ll Never Give)，本文根據該書內容改編。

翻譯：土土、陳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