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教師多年調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開除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929/cc29-tansong/zh-hant/
羅四鴒 2017年9月29日
譚松站在一對地主夫婦在1950年代土改期間投江自盡的地方。
2008年1月，攝於四川省忠縣爬岩子。
新學期開始，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 譚松 正式辦理了離校手續，從此告別站了多年的講台。9月9日教師節前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7月初寫好的一篇文章，關於當天他得知自己被學校解聘的心情，那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個輔導員的電話，說他被開除了，讓他去辦手續。譚松曾經多次因從事紅色歷史調查研究而出事，對自己今年被開除並不感到意外。「其實，我不應對學校有絲毫怨言，相反，我應當感謝學校——直到現在才開除我。」
在10月召開十九大的前幾個月，中共整肅高校教師之風再起，譚松是繼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之後，又一位因言論不當而被解職的大學教師。在重慶師範大學教西方文化的譚松認為，自己被開除，不僅是因為他在課堂上牽扯到歷史與新聞的講話偏離了「正確路線」，背離如今日益嚴格的黨性原則，更與自己近年對於1950年代川東土改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有關。
譚松採訪著名地主劉文彩的長工龍萬福。2009年8月，
攝於四川省大邑縣蘇家鎮虹橋村。
譚松1955年出生於重慶，1957年，他的父親、當時任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的譚顯殷到北京參加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四川代表會上，他說：「這次會缺乏民主。」之後，譚顯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東部的一個小縣長壽縣的長壽湖勞改。當時這裡是重慶市的勞改基地，先後接納了上千名下放幹部和上千名出身不好的學生。
譚松1980年代在重慶建築高等專科學校教書，1990年代先後擔任《渝州世界》報主編、《重慶與世界》雜誌主編、《中華手工》雜誌主編。2000年，他在擔任《重慶與世界》雜誌主編時做了一期抗戰陪都專輯，全面肯定抗戰的中心是重慶而不是延安，這與中國共產黨所強調的抗戰中心和領導者有所不同，這導致了他被迫辭職。
譚松業餘時間從事歷史研究，先後進行過重慶大轟炸、地主劉文彩等歷史事件的調查。從2001年起，他花了三年多的時間進行長壽湖右派調查，完成了50萬字的《長壽湖》。此書2011年才在美國出版。還未完成時，2002年7月2日，中共當局指控譚松「收集社會黑暗面」，將他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抓捕，關押了32天，此後被取保候審一年。
2003年，譚松開始對川東地區的土改歷史進行調查研究。川東地區指的是原四川東部，也就是如今大重慶地區。1950年底到1952年底，與中國其他地方相似，川東也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這一運動被歷史學家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新分配和集體化，中國農村結構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造，地主與富農受到嚴酷的迫害和肉體上的消滅。不過，至今中國官方認為這一段歷史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大功績，不容置疑。除開官方敘述外，極少有學者觸碰這段歷史。
譚松認為，官方的敘述是「洗腦」，他的採訪錄填補了這段歷史研究的空白。他歷經14年，遍訪川東土改親歷者，寫下50餘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將川東土改血腥殘酷的真相記錄下來。但也犯了官方大忌，與他所做的長壽湖右派研究一樣，這本書也無法在國內出版。
2013年，譚松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演講，對外公布了部分調查研究成果，引起關注，同時也讓譚松受到學校的約談。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說《軟埋》因觸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圍攻，而該故事的背景正是譚松採訪的川東地區。6月21日，譚松發表文章《讀了「從<軟埋>歷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歷史觀」之後》為方方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為此，文章特意講述了一個在土改中被「點天燈」的年輕姑娘的故事。大約兩個星期後，譚松得知自己被學校解聘。
為此，紐約時報中文網用郵件和電話採訪了譚松。訪談經過編輯和刪減。
問：你這次被校方解聘，與你為方方小說《軟埋》辯護有關嗎？
答：這肯定是有一定關係的，因為我加入這場論戰也給學校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人們一提到我，就說是某某學校的老師，大量罵我為地主翻案的人士還義憤填膺地說：「我們的大學怎麼會容許這樣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幾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川東土改，也給學校惹了很大的麻煩，上次（2013年——編注）沒開除我就是萬幸了，所以，我被開除是同調查土改有關係的。但是校方一直沒有給我一個說法，經反覆詢問，只說是「正常調整」。
問：根據你的調查，你是怎麼看小說中提到的土改？
答：長期以來，執政當局運用強大的國家力量，徹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個不真實的「土改豐碑」。大量的文學家、藝術家們根據當局的旨意，編造了大量的謊言，比如四川大邑縣劉文彩莊園裡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虛假編造。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有實事根據的，因為我八次到安仁鎮（地主劉文彩莊園所在地——原注）採訪，採訪了還活著的所有劉文彩的長工、佃戶、廚師以及幾十名相關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說最可貴也是最有價值的，就是它是這幾十年來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調子而是根據歷史事實而創作的作品。比如小說中寫到的亂打亂殺地主，寫到的那種恐怖，都是歷史的真實。如果要說我的調查同方方的小說有什麼不同的話（不是指文學形式），那就是，川東土改真實的慘烈程度，百倍於小說！
問：你為什麼會對六七十年前的土改歷史感興趣？它對當下中國有何影響？
答：土改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極其巨大，它不僅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土地制度、改變了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生態平衡，而且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來描述。現在我們面對的不少社會問題，都可以從那場運動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列舉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惡果，比如：它摧毀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和鄉村的文化藝術，讓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它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它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這種作法，既敗壞了人心和道德，又為社會的亂象埋下了隱患，等等。這些惡果影響至今。
問：你是怎麼想到要去做土改調查的？
答：在「文革」期間，大約是1969年，剛複課不久的我們被組織到附近的一個生產隊接受「階級鬥爭教育」——就是參加批鬥地主、富農大會。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訴地主的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接著是聲情並茂地宣講地主的罪惡；然後是義憤填膺的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記得當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之後，會場的主持人大叫一聲：「把地富分子押上台來！」大約有六七個衣著破爛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們剛上台，一群人衝上去就是一陣拳打腳踢！那幾個地富分子被打得東倒西歪、血流滿面。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暴打地主，我並不清楚那幾個人是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雖然共產黨的宣傳也讓我心中充滿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臉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種極其無助和凄涼的痛苦。他們頭破血流但卻不敢叫喊，一個個只是低聲呻吟。他們那種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觸動了我，我突然產生深深的同情。那時我只有13歲，並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壞人，他們是不是活該挨打，但是，我總覺得我從他們那種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種無辜。因此，當時我就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群情激憤地呼口號。
問：你本人親自接觸過地主嗎？
答：1974年我當「知青」下鄉到四川省鄰水縣。我在農村呆了近三年，在同農民們相處好了之後，他們給我講了大量的心裡話，最初讓我很震驚的是：他們情願過當年給地主幹活的生活而不願意當人民公社的社員。他們還說，當年地主對他們很不錯，吃得也好。這同我受的教育剛好相反，而我感覺到，他們說的是實話。
給我最大啟蒙的是生產隊的一個老會計，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處，他經歷了土改的全部過程，他是第一個給我還原土改歷史真相的人，那種血腥、殘暴、下流、荒誕……老會計說，他也很冤枉，因為小時候曾經抱給一個地主當過乾兒子就被評為地主。我當然知道這個地主，他是生產隊裡最底層的人：卑微、屈辱、幹最苦最累最髒的活，而且，從不敢高聲說話，連他的妻子女兒，都畏畏縮縮，像個小老鼠。記得有一天，我路過他住的那個破草棚房，站在門口向裡望去。看見一個女人，一個穿得很破爛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燒火。她發現有人在看她，抬起頭來，一見是我，眼中露出驚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衝著她笑了一下。我永遠記得她的反應——她慌慌張張站起來，既手足無措又彷彿受寵若驚！她的那種卑微讓我心裡突然覺得很難受——一個生活在最低層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開始產生一種隱隱的衝動：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問：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東土改中是如何消滅地主階級的？有什麼特點？
答：在土改中，有一個政策，叫「關、管、殺」，這是專門針對地主和所謂反革命分子的。「關」就是關押——抓進大牢；「管」就是管制，雖然沒進監獄，但沒有言論行動自由等等；「殺」很好理解，就是肉體消滅。除此之外，地主們的財富全部被沒收了，土改讓他們變得一貧如洗。另外，強大的宣傳把他們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壞人，從此抬不起頭來。
當然，各個地區也有一些各自的特點，比如酷刑，不同地區就地取材，發明了它獨特的刑罰。比如四川農村有一種飲酒方式，就是眾人雙手握著一根竹管在一個酒罈裡喝酒，土改時人們就根據這個方式發明了一種刑罰叫「吃咂酒」（又叫「猴兒搬樁」），把人的兩個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樁上，把木樁破開，中間加一個削子往下敲，這樣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繩勒斷；又如秀山縣有一種又硬又尖又長的刺叫「鐵稜角」，土改時對地主就大量使用這種刺，叫「滾鐵梁角」。
問：2003年，你真正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是什麼觸發你的？
答：那一天，我在川東雲陽縣彭氏莊園偶然聽說，土改時，一個地主老婆被四個民兵用鐵條捅下身，導致她子宮破裂而死。當時我一下子情緒極其波動，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頭徒然變作按納不住的衝動。記得當天晚上，雲陽突然傾盆大雨！我曾經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就是那一刻，我決定不顧一切進行採訪。說「不顧一切」是因為當時我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問：調查東川土改跟其他敏感歷史問題相比，對你來說有什麼特殊困難？
答：一是缺乏線索。雖然我知道就在川東地區，仍然有不少土改的受害者和親歷者，但我很難把他們一個個找出來。土改的當事人不像右派有一個相互有聯繫的群體，他們主要分散在廣闊的農村，而我又是在「取保候審」期間，後來又是被監控的對象，根本不敢公開行動和公開尋找，因此，要獲得線索很困難。二是調查土改真相是禁區中的禁區，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幾乎都建立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上，比如「消滅剝削壓迫」、「打倒封建勢力」、「解放勞苦大眾」、「讓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等等。人們只能按官方標準說話，如果要讓當事人說真話，他們是非常恐懼的。在我所有的採訪中，最恐懼的就是土改。所以，土改的採訪幾乎都是「隱性採訪」——即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以聊天的方式獲取信息。即便這樣，很多人一提到土改，馬上就吞吞吐吐甚至閉口不言。（我還經歷過被推出門）至於土改中的那些作惡者，更是拒絕採訪，比如有一個參與把一個少女輪姦致死的土改民兵，他三次把我們拒之門外。三是還有經濟上的困難。我多次下崗，沒有收入，土改調查要跑很多地方，費用很大。當然還有信息不準，千辛萬苦跑去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幾乎無功而返。
問：你採訪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階層嗎？
答：有一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後代，老地主們大多已經不在人世，經過土改和隨後的大饑荒，已經沒多少老地主能活下來。再加上我動手晚了和不敢公開尋找，因此，這一百多人中，只有幾個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隊員、土改民兵、農會幹部、土改積極分子和當年的貧下中農。他們都是土改的親歷者。
問：能不能說幾個他們的故事？
答：當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銀，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絕路。在川東忠縣有一對夫婦叫黎大雪和肖正靜，他們是工商業兼地主，在他們所有財產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時，他們只有自殺。這對夫婦是手牽著手一步步走向長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東奉節縣柏楊壩鎮的大水井莊園，曾發生過一個燒烤活人的事件。被燒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兒媳婦，土改民兵許定勝（音）向她逼要金銀，彭吉珍交不出，這位姓許的民兵就把她脫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當時在場的一位農會幹事向賢早把區長叫來，彭吉珍會被當場烤死。我在聽向賢早講這個故事時，頭皮一陣陣發麻。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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