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六四」 掩蓋不了的屠殺史實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6/3/n9221862.htm

六四早晨的東長安街口。（翻攝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修訂版）

【大紀元2017年06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熙採訪報導）今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28周年，每年此時世界各地民運及人權團體都會舉辦紀念活動，遙祭這些在民主運動中被屠殺的年輕英靈。吳仁華當年是天安門民主運動組織者之一，親身經歷了這場歷史風暴，他表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真相就是屠殺的真相。

親歷屠殺現場 收集史料還原真相

被稱為「六四苦行僧」，八九民運史專家的吳仁華，「六四」屠殺後流亡海外，現旅居美國洛杉磯。十幾年來，他致力於搜集「六四」真相，先後出版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和《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2009年他在網上發起「尋找六四軍人」行動，公開徵集參加「六四」戒嚴的軍人名單，至2012年「六四」前夕共收集到近3,000名「六四軍人」名單，不但有這些軍人的姓名、軍階和部隊番號，還有部隊在六四奉命執行的任務資料。被網民視為近幾年「最具參考價值」的「六四」史料。

雖然「六四」事件至今仍未獲平反，但吳仁華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時北京還有很多外國記者也都經歷了這個「六四」屠殺案，留下了很多的報導，包括錄像、照片、文字檔，所以「六四」屠殺是一個不可抹殺的事實。」

近日，塵封了28年的21張「六四事件」相關黑白照片首度在紐約時報
中文網曝光。照片由參加「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David拍攝。
圖為拿著相機的David在天安門廣場。（網絡截圖）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當時的 吳仁華 是「中國政法大學」講師，6月3日，他受託組織特別糾查隊，到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

就在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淩晨，中共政府派遣軍隊至北京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集會進行的清場行動，吳仁華親身經歷見證了這場屠殺。

吳仁華：「但是中共政府自從『六四』屠殺發生以後，一直到28年後的今天，他們一直在極力地掩蓋『六四』屠殺的真相。把『六四』屠殺當作是一個禁區，不許任何人在網絡上或者在公開場合去提『六四』屠殺。」

吳仁華說，如果在網絡上發有關「六四」屠殺的文字、圖片、視頻，就會被抓捕甚至判刑，這種例子很多。著名律師   蒲志強，是他在政法大學時候教的研究生，2014年「六四」事件25周年時，在北京電影學院一個教授家裡，舉行一個「六四」紀念活動，然後就被逮捕，用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了三年有期徒刑。

2015年「六四」前夕，四川陳雲飛，帶領幾個人去給二位「六四」死難者掃墓祭拜，被逮捕判了四年。最近，成都四個公民因為製作一瓶「六四」紀念酒，把這照片發在網絡上，也被逮捕關押，正在等待審判。

專制獨裁的政權最怕真相

「六四」結束後，中共利用「清查運動」逼迫當事者撒謊隱瞞真相。28年來，每到6月4日前的一段時間裡，就開始加強監控維穩。

吳仁華表示，作為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最害怕真相，因為民眾要知道真相的話，他這種專制獨裁的統治就很難維護。「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許多災難性運動的真相，中共到現在都在極力地掩蓋，包括5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死亡了幾百萬人，到現在他也是不許人去研究，去揭示這個真相。」

他還表示，「做為一個專制獨裁政權，必須用謊言來欺騙民眾，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其害怕的真相不僅僅是『六四』，包括法輪功真相也在掩蓋。因為民眾一旦知道的話就會覺悟，就會覺醒。」

中共的教育是洗腦

現任中國民主黨美西黨部顧問的 鄭存柱，也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當時他還是個對黨國懷抱理想的學生，經歷過「六四」後，他徹底醒悟了。

鄭存柱：「作為學生當時的教育，軍隊是保護人民的，保護國家的，沒想到會開著坦克用槍來對付學生，所以這樣的事情我們在這之前是不相信會發生的。」經過這段時間的思考，他才清楚認識到過去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說是洗腦。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不處理貪腐的問題，反而用坦克、
機槍殺害學生和市民。圖為市民試圖阻擋進京的中共坦克。（網絡圖片）

他感慨的說：「28年相當於一代人了，當年那些年輕人馬上要步入中年了，但是很多現代年輕人，如果他們不能翻牆到海外去了解真相的話，很多人是不了解（真相）。之前有個紀錄片，一個人擋住坦克這個照片，給很多大陸大學生看，他們都不知道這是甚麼。」

「六四」屠殺這樣的歷史，發生在不久前而已，並非一個非常久遠的歷史。然而，現在年輕一代很多人不知道，而且共產黨的教材掩蓋了史實。

「任何一個政權，是靠封鎖真相，用謊言用武力來維持的話都不會長久的，在中國歷史上從沒見過一個政權靠武力能夠維持長久的。」他說，歷史劇中經常可見一個主題「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取得民心，才能讓統治長久。

六四早晨的西長安街。（翻攝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修訂版）

中共殘酷血腥本質的曝露

湖南長沙公民，最近在每月一次的公民同城「飯醉」活動時也同時會舉牌紀念八九「六四」。參與活動的長沙公民馮軍，也經歷過「六四」那段歷史，雖然不是親歷者，卻是那段時間的見證者。

「當時『六四』看到對學生殘酷的鎮壓，從美國之音電台聽到北京槍聲的時候，我當時痛哭了一場，非常震驚，我說多（死傷人數）到這種程度，已經以人民為敵了。」即便事件已經過了28年，提起「六四」屠殺，馮軍還是不禁哽咽起來。

馮軍認為，鄧小平團伙不顧一切，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和學生，實際上就是一場政變。「從報導中可以看到當時天安門坦克橫行，然後學生們終於把坦克制止了，最後還燒毀了一二輛坦克，我認為當時學生的行為是正義的，而當時以鄧小平集團為首的一幫退休老人，越過黨中央的決定，最後做出武力鎮壓，實際上是一場政變。」

馮軍表示：「中共本身就是以屠殺自己人起家的，從這個邪黨成立的最開始，它一直在殺戮，一直到現在，『六四』是他們最大一個爆發時期。」「我當時為我們北京市民和學生付出血的代價感到惋惜，為了我們國家，在這麼關鍵時候，最終又走上了獨裁專制的這條老路，而感到痛心。」

他最後表示，對北京的學生和市民進行殘酷的鎮壓，這個歷史我們不會忘記，而且遲早有一天，這個歷史我們會對它進行清算，而且我堅信這一天很快要到來了。

責任編輯：林妍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 基本上已經<脫貧>

可是<民主憲政>依然不動如山 非常落後 難與西方接軌 

習近平如果再不思改善 社會壓力恐愈加惡化  絕非國家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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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 《3小時紀錄片》 大陸禁片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zYEidDLTw&t=478s

八九年 北京大屠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vK9ZdYtUU

生於6月4日：美國駐華記者回憶「六四」報導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02/mike-chinoy-tiananmen/zh-hant/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7年6月2日

1987年到1995年，齊邁可(Mike Chinoy)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近年他以撰稿和記者的身份參與了《報導中國》(Assignment China)的創作。這部12集的系列紀錄片由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U.S.-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攝製，講述了1945年至今美國駐華記者的歷史。影片的創作基於這樣一個假設：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導，對美國公眾以及全世界如何看待中國有著重要影響。這一系列紀錄片將觀眾帶到了台前幕後，看到幾十年以來記者如何報導有關中國的故事。由齊邁可任記者的有關1989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一集，只是大故事的一部分，從中可以看到都有哪些記者，在以何種方式工作，尤其是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如此緊張、關鍵的時期。齊邁可正是參與了1989年報導的記者之一，6月4日，也就是他生日那天，他在北京報導了死傷慘重的軍事鎮壓。

1989年時的CNN北京分社成員：齊邁可（中）和攝影師Cynde Strand（左）、錄音師Mitch Farkas。

齊邁可，2017年。

1989年，齊邁可在天安門廣場。

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前夕，齊邁可在北京飯店屋頂為實況轉播勘查現場。

1989年，齊邁可在天安門廣場。

在臨近6月3日和4日的軍事鎮壓28週年之際，齊邁可向紐約時報中文網講述了當時的情景，以及這對如今外國記者報導中國有什麼啟示。採訪通過郵件進行，經過刪減和編輯。

紐約時報中文網：世界上很多人都記得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因為他們當時正在電視上看著事件一步步發展。但在中國，很多人對這件事並不了解，因為政府禁止有關鎮壓行動的公眾討論。6月4日正好是你的生日。告訴我們28年前你是如何度過那一天的，發生這一系列事件對你自己有什麼改變，你對中國的理解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齊邁可：作為1987年至1995年間CNN北京分社的社長，1989年整個春天我都在報導學生的抗議活動。從一開始我就認定，共產黨不會容忍有人公開挑戰黨的權力，那幾週我也一直擔心事件會以悲劇告終。

當時的通訊方式跟現在比是很簡陋的，因此5月初的時候，CNN在北京飯店開了一間對著天安門的房間，可以從一個很好的角度看到長安街。我們用房間作為給拍攝器材充電的地方，也可以讓我們自己短暫休息，以便之後回到天安門廣場，我們一天24小時都有人員在那裡。房間裡也有一部電話，好讓我們定時與CNN在亞特蘭大的總部聯繫。6月3日下午，很明顯事件要進展到高潮了，我回到北京飯店。我一整晚都待在酒店房間裡，通過電話直播著我從陽台上看到的景象，同時轉述其他CNN的同事在北京各地發來的訊息。我當時非常沮喪，因為我很想置身於天安門廣場正中間。就像當時很多記者一樣，我因為需要和總部聯繫而受困。但是，房間的位置非常有利於觀察，我可以看到解放軍向北京的中心漸漸靠近，以及對廣場的佔領。不用說，這過得並不像生日。

那天的事件證實了我一直以來的推斷——共產黨會在必要時採取一切手段，緊握手中的權力——只是此前未能如此真切地目睹它的發生。就像很多旁觀者一樣，當時我不能肯定鎮壓行動能否成功。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僅僅三年之後，經濟改革進程又重新復甦，更不會想到改革能一如既往地成功。天安門事件結束之後，許多記者和觀察人士都聚焦在鎮壓上，而許多人忽略了經濟改革進程未曾停滯這一事實。我們後知後覺，在90年代初才意識到這一股動力積攢了新的能量，並會在之後促使中國經濟騰飛。

紐約時報中文網：當你製作影片和採訪1989年的同事的時候，有沒有得知一些之前不知道或是當時沒意識到的事情？他們透露了什麼關鍵信息或見解呢？

齊邁可：在為《採訪中國》做的採訪中，有一點很明白，就是要實時報導一個如此宏大而複雜的事件有多麼困難。街道上人山人海。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太願意跟西方媒體溝通的威權政府。記者真的是日以繼夜地露宿在天安門，疲勞而緊張，還要不斷面對截稿時限的壓力。事後看來，我覺得當時在場的西方媒體對整體形勢的掌握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我們也錯過了很多因素，或是未能詳細報導出所有細節。

其中一個問題是，隨著示威活動在5月中旬達到高潮，共產黨的態度開始緩和，表示願意做出全面讓步，許多記者因此相信事情會有一個「圓滿結局」。有人乾脆把這件事和1986年以和平的方式推翻獨裁者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相提並論。對於我來說，這反映出對共產黨行事方式認識不夠。在發生鎮壓的時候，向世界各地的新聞受眾傳達這樣一種印象，只會加劇他們的憤怒和悲痛。

另一個問題就是，當時就使用「天安門廣場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一詞產生過爭議。這一詞已經成了媒體對整個鎮壓行動的某種簡稱。它在當時被廣泛使用，至今仍然在用。但是，有幾個當晚在天安門廣場的記者告訴我說，在廣場本身的範圍內，沒有證據顯示發生過大規模的殺戮。事實上，正如一些記者所說，最嚴重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長安街上，解放軍向天安門推進的時候。使用這一簡稱情有可原。但由於用詞不夠精確，中國當局獲得了禁止更廣泛的新聞報導的武器。正如當時在現場的CBS新聞頻道(CBS News)記者理查德·羅斯(Richard Roth)所說，在這件事中，「明確事實是很要緊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1989年夏天最有標誌性的一幕就是一個男子隻身站在一列坦克前面。當時還沒有數碼相機或是iPhone。一名美國學生把膠捲藏在內褲裡，偷偷帶到了美聯社分社。技術限制對你們報導一個重大事件的工作有何影響？

齊邁可：現在，新聞消費者可以從電視或網上看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地方的直播影片，人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了。現在用iPhone是可以做到實況轉播的。每個人都有手機和無線網路。而這些技術在1989年幾乎是不存在的。

美聯社記者將站在坦克前面的男子這張照片的膠捲交給了一名學生，由這名學生帶到了美聯社，並在那沖印和傳送。CNN的錄像由專人帶到香港，並從那裡傳送出去。如果現在有類似事件發生，很可能是用一部iPhone直播。

技術上的變革是驚人的。然而，這在某種程度上讓記者淪為新技術的囚犯。現在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直播，在網上發布信息，運用社群媒體等等。但有時候，做這些的壓力意味著，記者在今時今日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深度報導、思考、分析，或在發稿前核查多個消息來源。因此，速度帶來的是報導錯誤或不完整的風險。在1989年，把報導傳出去的壓力是很大的。但通常報章記者每天只有一個截稿時間。美國三大電視網只有一場晚間重要新聞時間。即使全天24小時播出的CNN也不需要不斷播出直播片段，所以我們有足夠的自由可以做調查。今天情況則不一樣了，我擔心會因為需要即時信息，對精確度和背景會有負面影響。

紐約時報中文網：5月20日，政府命令你關閉CNN的廣播設施，你是如何決定將那一刻轉播給全世界看的，在不能傳送廣場上的實時畫面的情況下，你是如何做餘下的報導呢？

齊邁可：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於5月15日那一週到訪，CNN和其他國際廣播公司得到中國政府許可，可以帶衛星設備，原意是對到訪一事進行報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自己的碟形衛星天線、微波鏈路以及其他傳輸設備。當時戈巴契夫到訪的地點就是天安門廣場，完全被示威的學生搶了風頭。中國政府沒有料到抗議規模如此之大，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事件也出現了分歧。結果是，戈巴契夫的訪問全程都能允許進行實時轉播。那一週，CNN的直播時段有相當一部分用於展示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

但就在前蘇聯領導人離開一天之後，政府開始實施戒嚴，實時影像傳輸就停止了。5月20日早上，兩名中國官員來到CNN在喜來登長城飯店的工作間，命令停止信號傳輸。CNN的製片人和他們談判，嘗試爭取時間，來自另一家電視網的一名攝像師連上了一台攝像機，直播了交涉本身。這一次對峙成為了電視新聞史上最具標誌性的時刻之一。在衛星傳送被中斷之後，就只能用電話進行實時報導了。錄像帶只能讓人偷偷從北京帶出來，到香港或東京再傳送出去，這就意味著從拍攝到電視播出會有幾個小時的間隔。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覺得在管理、信息傳送以及政治宣傳方面，天安門事件給共產黨帶來了那些直接的教訓，他們如今的方式有何不同？在習近平時代，讀解時局的難度又增加了多少？

齊邁可：共產黨從1989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訓。對中國媒體的管理變得前所未有地複雜。中國漸漸變得富裕、強大，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正在花費更多精力，嘗試塑造國際報導中的形象。外國常駐記者近年受到了很大壓力，若有新聞機構的報導是共產黨不喜歡的，共產黨就會對其採取懲罰措施。即便如此，我自己的感覺是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對比我在7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無疑開放了很多。雖然有一定限制，外國記者仍然可以去到不同地方，跟各種各樣的人交流。因此，如今外國記者還是可以很好地報導中國社會。

然而，要理解這個非常神秘的領導層的內部運作仍然非常困難。雖然比起我開始到中國的時候，現在的中國外表光鮮或現代化了，中國領導人出國和拋頭露面的機會更多了，中國媒體氛圍也更加開放，但是在很多方面，記者對中共高層內部運作的了解並沒有比30年前好多少。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在影片內提到，記者公開對示威者表示同情，因為當時很難不被高漲的情緒包圍，以看到事情全貌。這對於外國媒體理解中國的能力，以及報導出中國的複雜性有何啟示？

齊邁可：每個記者都會將自己的經歷、價值觀以及看法帶入任何報導之中，難點就在於要保證記者的背景不會影響他/她如實報導眼前所見。西方的記者都來自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政治多元為基本價值的地方。因此，當他們報導中國或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的時候，這些價值觀也會隨之而行，他們通常會本能地與那些有相似價值觀的人產生共鳴。有時候，這可能導致他們過度聚焦在一些問題上，而對其他事情有所忽略，這也可能導致他們對發生的事情產生誤解。要站在報導對象的角度想問題，或是了解他們的想法，需要額外的精力。當我現在看西方媒體在中國的工作，我看到許多記者可以放下自己的偏執，在許多問題上都能製作出非常有說服力的報導。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可以在中國國內放映這部影片嗎？中國以外的華人觀眾對它的反響如何？

齊邁可：我們在中國放映了前面幾集，比如關於美國記者如何報導中國內戰、1972年尼克森訪華以及鄧小平早期改革開放政策那幾集。但1989年的事件太敏感了，那一集獲准在中國放映的機會微乎其微。

紐約時報中文網：不論你的政治觀點如何，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除了1995年的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沒有真正關於它的大製作。你覺得現在或將來，出現一部大製作電影或電視迷你劇的前景如何？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這個題材對於好萊塢是不是太冒險了？

齊邁可：好萊塢的未來與中國及中國市場的連接越來越密切，有越來越多聯合製作的作品，中國公司也在併購美國的製片公司以及院線。在這些情況下，再加上題材的敏感性，我覺得天安門事件的故事不太可能變成一部長篇電影。

請大家注意:<1989 齊麥克在天安門廣場> 這張照片!
畫面多單調: 只有三個人 一個還是背面 為什麼?

我相信他<特選>了這一張 ----  入鏡的竟然只有他 及另一位外國人
是為了保護在天安門前 那千千萬萬參與運動的學生的安全  

可見他一點都不譁眾取寵
身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既高尚又謹慎! ---- 令人尊敬!!

----- ray35

 

89年，他們為何向毛澤東畫像扔雞蛋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523/egging-mao-tiananmen-square/zh-hant/
羅四鴒 2017年5月23日

1989年5月23日，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著修復被污損的毛澤東像，
圖中的一個橫幅寫著：「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

1989年春天，北京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當年5月23日下午兩點，三位來自毛澤東家鄉湖南的年輕人 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在天安門城樓下打出一幅大橫幅：「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隨後用裝上顏料的雞蛋投擲塗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

三人的行為讓廣場上一直和平抗議的學生感到很意外。之後，三人被廣場上維持秩序的學生糾察隊扣留，後轉交給北京市公安機關處理。

2009年，余志堅三人多年後在美國華盛頓重聚，
後面是三人1989年底在湖南一間監獄時的照片。

1989年5月23日，學生扭送喻東嶽。

是時，余志堅25歲，為瀏陽一名小學教師；喻東嶽22歲，為《瀏陽日報》美術編輯；魯德成26歲，為瀏陽汽車運輸公司修理工。同年8月11日，魯德成、喻東嶽分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和「反革命煽動」等罪名判處16年有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作為主謀，余志堅被判無期徒刑。他們成為中國成千上萬的六四政治犯中判刑較重的三位。

1998年，魯德成獲假釋出獄；2004年8月，他離開中國，經緬甸偷渡到泰國，並向聯合國難民署尋求庇護；2006年4月，他以難民身份進入加拿大，獲得永久居留權。2000年9月，余志堅經減刑，獲假釋出獄。2006年2月喻東嶽獲得減刑出獄，但已經精神失常，出獄後由余志堅照顧其生活。2008年4月底，余志堅攜妻子和喻東嶽及他妹妹喻日霞偷渡至泰國，一年後獲得庇護抵達美國。

曾有人問余志堅為什麼要這麼做。2010年，余志堅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表示，「毛澤東是中共專制的一個基礎，我們反對個人崇拜，應該從這裡入手。」

今年3月30日，余志堅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因糖尿病併發症去世，享年54歲。去世前不久，余志堅在他的Facebook上貼出最後兩張照片：一張是1989年5月23日學生扭送喻東嶽的情景。另一張則是當天下午約3:30至4:30的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著修復被他們三人污損的毛澤東像，照片中間有一個橫幅寫著：「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這橫幅「到現在都讓我傷心不已」，在照片說明中，余志堅感嘆道。「二十七年多過去了，神州大地上仍然只見五千年專制依舊，個人崇拜不改。」

余志堅 去世消息傳出，三人污損毛澤東像行為再次引起爭議：三人的行為與政治訴求是這場舉世震驚的民主運動的「靈魂」還是「異類」？28年前，究竟是他們太激進，還是學生過於保守？與此同時，余志堅三人的遭遇也讓「六四」政治犯的境遇再次引起關注。

天安門民主運動28週年之際，以為中國政治犯提供人道幫助為主旨的民間組織「人道中國」創辦人之一 周鋒鎖 接受了採訪。1989年，周鋒鎖是清華大學物理學系四年級學生，他組建了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台，成為了代表清華大學的北高聯（廣場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常委。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周鋒鎖在官方發布的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中排名第五，1989年6月13日被捕，入獄一年。1995年，他來到美國，1996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學習，現生活於舊金山。2007年2月，他與另外兩位89民運參與者趙京、徐剛一起創辦「人道中國」組織。余志堅和喻東嶽到美國後，「人道中國」為他們專門募捐幫助他們安頓；余志堅去世後，「人道中國」承辦了余志堅的葬禮，並再次為他們募捐，幫助安葬余志堅、安頓喻東嶽，並設立余志堅紀念獎，「用於鼓勵為推翻中共專制奮鬥的勇士」。

採訪用電話和郵件進行，經過刪減和編輯。

問：1989年5月23日，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在天安門城樓用雞蛋投擲毛澤東畫像。當時你如何看待此事？

答：我當時不在現場。5月20日，戒嚴令頒發。5月23日，清華學生組織撤離廣場，所以那天我剛好離開了廣場。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震驚，很意外。在絕食期間，我們有過很多設想預案，比如說在遊行的時候，要防止政府派人砸商店污衊學生暴亂，這樣的問題我們都考慮過。不過，5月17日大遊行的時候，什麼問題都沒有出現，當時有百萬人上街，但沒有出現任何事情。那個時候一個警察都沒有，連交通警察都沒有，所有的現場秩序都是由學生維持的。所以，當余志堅三人做出這種行為時，作為維持秩序的學生，當然首先是懷疑的，這是他們當時的責任。

此外，我們八九一代抗議的時候，「反毛」不是主題，所以學生們對這個事情很意外，雖然現在看來很了不起。其次，學生作為一個整體，比如我們清華，都有一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當時也是想實踐一下代議制民主。我們清華有一個班代表大會，重要的議題都是由班代表大會決定的，班代表大會通過之後，大家要按決定做事。比如絕食，我們大家開會是不參與絕食，如果其他學校絕食的話，執行救助的義務。所以，我們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行動的，包括我們的政治取向，也是按照集體決策來進行的。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很多學生。在政治取向上，作為學生整體，當時並沒有想推翻政權，我們也很清楚這一點，也執行這樣的指定。因此，雖然余志堅他們的行為非常了不起，但當時，學生是沒有辦法和他們站在一起的。

不過，余志堅他們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行為，也從來沒有隱瞞什麼，也不想為自己開脫或是逃跑，把責任推給學生，這點非常了不起。只是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引起了學生這樣的反應。這是讓他們吃驚的。當然，是學生把他們送到警察手裡的，作為學生群體中的一員，也是需要給他們三人道歉的，後來確實有不少學生給向他們三人道歉。我本人每次見到他們，也會向他們三人道歉。但是，這麼大的傷痛，這樣的道歉也是很蒼白的，雖然他們也能接受。不過，他一直強調我們的共同敵人是這個專制政權。

問：他們三人是5月18日來到北京了。到北京後，他們給當時廣場上學生指揮組織北高聯寫了一份《建議書》，其中第一條建議是北高聯應該以全國人民的名義，宣布中共政府為非法偽政府。他們的建議書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他們才決定取締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像，象徵性為共產暴政劃個句號。當時廣場上，除開他們三人外，還有沒有別人提出類似主張的人呢？

答：余志堅認為，學生不應當停留在那個階段，而是要站起來推翻政權。這個想法是非常前衛的，不過內心有類似想法的還是有非常多的人，但真正做出來的，就不多了，能看清楚的人，意識到戒嚴令後面的殺氣騰騰的人就更少。80年代學生的抗議活動，全社會都會去支持的，很難想像政府會開槍殺人。所以像余志堅的主張是很難成為主流的，不過，他們的想法不是唯一的。

我當時是在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台工作，那時候的廣播台有各種各樣的人過來，告訴我們他們的主張，甚至有官方的電台、電視台的人過來，因為在他們那裡不能說，希望在我們的廣播台說話。一些人就主張要去佔領電台、電視台，把廣場上的民意傳播到全中國去，或許就可以結束專政實現和平革命，實現歷史性的轉折。我後來看別的國家的革命，那些民主轉型比較成功的國家，都比中國「八九民運」走得遠，反抗力度大。反觀八九，其實是非常溫和的，甚至到了自我約束、畫地為牢的地步。

此外，「八九學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可以說，當學生完成了聚集民心的使命後，沒有一個更有力的力量來支持他們，沒有一個、形成一個更強烈的社會共識，沒有及時把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凝集的民意凝固起來、實體化，沒有及時從抗議階段推到下一個階段和平革命階段。比如說，之後，我遇到過不少部隊的人，包括一些級別很高的，他們甚至有全家穿便衣，在開槍時候站在學生市民這邊保護學生，但為什麼不站出來公開支持學生，呼籲中立甚至發生政變呢？1991年8月蘇聯解體前夕，葉爾辛(Boris Yeltsin)站在坦克面前發表演講，最後坦克調轉。

問：余志堅出獄先做了些什麼，後來為什麼要離開中國？ 

答：余志堅之前是一位老師，出獄後不可能再從事之前的職業，只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謀生。他出獄後還積极參加政治活動，從不隱瞞自己的想法，和許多老朋友，特別是「六四」難友互相來往，因此還常受到打壓，（2006年2月）因為支持（維權律師）高智晟而被抓起了一個月。

喻東嶽的情況更為悲催一些。對於余志堅來說，喻東嶽是他的一個兄弟，也是一個重負。他們三人去天安門，余志堅是主謀，是策劃。但喻東嶽是最後一個釋放的。喻東嶽釋放的時候，余志堅很激動，去監獄接他。結果喻東嶽認不出他了，叫了幾聲，喻東嶽把他當做警察，跪了下來喊饒命。余志堅覺得自己有責任照顧他，就一直照顧喻東嶽。他們後來到美國，也是想給喻東嶽治病。喻東嶽的妹妹喻日霞出嫁之後，喻東嶽就一直生活他們家裡，余志堅照顧得很好，喻東嶽儘管還沒有清楚的神智，但還是能感覺到關愛。

問：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出獄後的經歷，是否是「六四」政治犯的一個普遍經歷？ 

答：「六四」的經歷，給人留下的創傷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創傷。再加上隔離，中共使用的隔離無所不在，這是他們的一個常見的政治武器，用隔離來壓迫你的家庭成員，讓家庭成員覺得和你在一起是一個負擔；讓社會上其他人認為你是一個怪物，讓你沒有辦法正常生活。所以，這些政治犯及其家屬的境遇都非常艱難，經常受到各種打壓，因此，即便「六四」過去這麼多年，依然有「六四」政治犯、良心犯陸續離開中國。即便在美國也是，一方面是對華人社區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對政治經濟的影響。很多人會自動按照政府劃定的紅線活動。我們在這裡也經常遇到各種騷擾，甚至毆打。

問：「人道中國」是如何為中國政治犯及其家屬提供人道幫助的呢？ 

答：我們是盡力而為。「人道中國」也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一個遺產。趙京是我清華大學物理系的系友，他們兩位都是「八九民運」海外參與者，「人道中國」現任負責人葛洵，是1989年美國留學生抗議組織全美學自聯的監事會主席。「八九」的經歷，以及政治上的覺醒，讓我們覺得，海外人道救助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國內的需求也很大，被迫害的政治犯很多，但是能得到國際關注的人的很少，最多排名前5位的人才能得到一些關注，長期坐牢的那些政治犯、良心犯很少被人知道。所以我們成立了這個組織，我們是一個靠個人志願服務的草根機構。

目前，我們的目標群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六四」政治犯這個群體，包括天安門母親；一個就是長期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此外，我們還支持了一些國內NGO的啟動。現在，中國人權狀況日益惡化，中國政治犯的處境尤為惡劣。所以，哪怕是微小的支持，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大鼓舞。目前，我們主要是為他們募捐和呼籲，最近幾年每年資助次數有一百多次。

比如余志堅、喻東嶽剛來美國的時候，在舊金山待過一個星期，他們當時四位大人一個小孩，「人道中國」為他們募捐了一些錢讓他們、幫助他們安頓下來。余志堅去世前，病了一年多，沒有工作，家裡經濟比較困難，所以他去世後，我們再次募捐，幫助安頓他的後事，以及對喻東嶽的照顧。

問：能談談「人道中國」做的比較突出的案例？ 

答：目前我們最成功的一個案例可以說是方政。方政很傳奇。1989年，他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6月4日清晨被坦克輾壓，失去雙腿。我在幾分鐘後就出現在他出事的地方六部口，但我沒有看到坦克，所以我是出獄之後才知道坦克壓人的事情。出獄後，為了謀生，我去海南做生意，在那裡第一次遇到方政。當時，方政報名參加1994年在北京舉行的遠東及南太平洋殘疾人運動會，但被鄧朴方點名，趕出北京來到海南。我就是那個時候遇見他的。我們一見如故，聊了很多。方政是為了救人而被坦克輾壓的，但事後被救的女孩迫於壓力，說不認識他。大屠殺之後，所有的人都要過關，被坦克輾壓的人不能說是坦克壓的，要說是交通事故。方政就說，雖然之前我沒有見過坦克，但是坦克和汽車我還是分得清的。方政拒絕撒謊，所以他也沒有拿到畢業證。我來美國之後一直記著他，「人道中國」成立後，我們找到他，幫助他來了舊金山。如今他不僅可以自立養家，還為「六四」做見證，為人道中國和海外民運做很多事情。不管在哪裡，他的開朗笑容都會打動很多人。

問：「人道中國」也幫助政治犯的家屬。你們工作中遇到過什麼樣的挫折？ 

答：中共很無恥的一個手段就是用家人來要挾。因此，我們試圖幫助「六四」政治犯和維權律師的家屬，幫助他們的孩子來美國讀書，比如劉賢斌的女兒、齊志勇的女兒等。不過，我們也有失敗的例子。

比如去年營救王宇律師的兒子包卓軒。2015年7月8日深夜，包卓軒和他父親從北京首都機場飛往澳洲留學，在機場被抓的。7月9日凌晨，王宇在家中被抓。709大抓捕就是這樣開始的。因此，這個孩子的命運是和中共決鬥的一個關鍵。可是他們所有的證件都被沒收了，沒有任何渠道可以出來，所以只有讓他去緬甸，然後去泰國，我去泰國接他。10月2日，包卓軒從內蒙古逃走。我在泰國等了好幾天，一開始充滿希望，後來變得焦慮，直到我回來之後，我才知道幫助包卓軒逃離監控到緬甸的唐志順和幸清賢都被抄家了，失蹤七個月後才被確認關押在天津第二看守所。這件事，在海外只有我參與了，我之所以需要公開說這件事，是因為中央電視台在2015年10月17日播放長篇報導，說這件事是海外民運人士汪岷、徐文立做的，雖然他們兩個人公開否認了，但央視和《環球時報》還是說是他們兩個人。此外，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人道中國」為709律師設立的基金也成為了709律師的罪狀，這完全是顛倒是非黑白。我們這個基金是這些律師被抓之後才設置的，和他們之前做的事情沒有任何關係。我們這麼做完全是出於人道。而且我認為，在中國變革之前，還是很需要一個通道，幫助被迫害的異議人士和他們的家人，比如最近謝陽律師的妻子陳桂秋和兩個女兒，在對華人援助會(China Aid)的幫助下，經泰國來到美國。

問：「人道中國」為什麼要設立「余志堅紀念獎」？ 

答：余志堅的思想和精神都是可貴的。中共宣傳說他們是三個鬧事的農民。實際上，他們的思想非常大膽也非常前衛。那個時候大部分學生還強調自己愛國，並不以直接推翻專制為目的，余志堅他們很堅決地認為這個政權是暴政，是沒有合法性的，而毛是專制的代表。28年後，我們回頭去看，便會更多地認同餘志堅的思想。

其次，他的勇氣和錚錚鐵骨，和隻身擋坦克的坦克人(Tank Man)一樣，是非常可貴的。他們三人當時還不像學生，在社會上有著同情心，余志堅又是主犯，當時很多人認為他活不了，包括他自己，都認為自己要死了。但他還在監獄的牆壁上題詩《仍然──我的五四宣言》：「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鐵屋/仍然要倒！──倒不爛的醬缸！……」他的這個精神，和另一個湖南人李旺陽很相似，李旺陽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了民主，砍頭也不回頭。我想，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紀念他們的地方：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單純，為了理想可以付出一切，這就是「八九民運」的精神遺產。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波士頓。



<二十七年多過去了，神州大地上仍然只見五千年專制依舊，個人崇拜不改。>

謹向三位偉大的民主勇士致上最敬意!!

陳小雅著八九民運史：朝野豪賭釀六四苦果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6-06-05/59744068.html
2016-06-05 04:14:08

多維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前副研究員 陳小雅，於六四事件二十七週年前夕，通過美國亞馬遜自助獨立出版平台出版《八九民運史》修訂版，全書一百三十六萬字。透過抽絲剝繭分析出當年阻擋坦克的“坦克人”王維林的真面貌，認為那極可能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編排出來的。趙紫陽遭遇“信息蒙蔽”導致他對戈爾巴喬夫講話內容成為“罪證”。王丹既聯繫著方勵之，又“聯繫”著趙紫陽，因此成為第一號通緝犯，趙紫陽也因此被指控“支持動亂”本文選自2016年6月12日出版《亞洲周刊》第30卷23期，作者江迅。

1989年6月5日“王維林”阻擋坦克行進(圖源：Reuters/VCG)

歷史不應該忘記，忘記歷史你就不知道從哪裡來，向哪裡去。當歷史硝煙漸漸散去，歷史長河中，有心人堅守一個信念，揭開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儘管時間終究會把真相“生”出來而水落石出，可這“生產”的過程往往一波三折，乃至險象環生。二十七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尚有諸多真相被隱埋著。發現真相往往需要漫長時間。在“六四事件”二十七週年紀念日前夕，一部一百三十六萬言的《八九民運史》修訂版，由亞馬遜全球銷售，這部巨著揭開了那年的一些謎團。

這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陳小雅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新書綜合二十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作者的採訪和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八九六四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和民間競爭，並探討其背後的隱秘，在諸多方面提出新解。

在書中，陳小雅對於當年震撼全球的長安街上“坦克人”王維林事件，有不同的分析。陳小雅在新書中說，這是戒嚴部隊出於宣傳需要而編排出來的。她認為，“坦克門”事件，很可能與當天下午發生的“劉國庚移屍案”、次日發生的“木樨地軍民聯歡案”一樣，是當局刻意安排的。

陳小雅從各種攝像記錄下的鏡頭中看到的場景，大體情況是這樣的：首先，“坦克人”面朝方向，是天安門廣場。換言之，他阻擋的是從天安門廣場開出的坦克，而不是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坦克：一名青年男子，身著白衣、深藍褲，襯衫掖在褲子裡，腳穿疑似“懶漢鞋”，面對一隊坦克，十八輛五九式坦克而立。他一手提著塑膠袋，一手打著旗語，在將近十米的地方，攔住了最前面的第一輛坦克。那輛坦克的駕駛員似乎楞了一下，將坦克停下來，隨後打右舵，打算躲開這個青年，跟隨在它後面的第二輛坦克也隨之改變路線。但青年左右移動著身體，繼續阻擋坦克前進。那輛坦克在靠近青年二、三米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在經過多次嘗試後，第一輛坦克放棄移動並且將引擎關閉，而後方的坦克隊伍也跟著將引擎關閉。青年向坦克走去，並爬上砲塔，與打開艙蓋露出上半身的一位軍人握手，彼此交談了一陣子，結束談話後，該名男子從坦克側邊離去。

陳小雅在書中寫道，另一目擊者稱，打開艙門現身的軍人是“坦克里的車長”。他打開自己的艙門後，還“向後頭的坦克隊伍揮手錶示停止前進”。似乎他們之間不是透過無線電系統，而是透過手語完成調度。“之​​後第一輛坦克發動引擎並且準備往前行進，而在坦克側邊一至二公尺的男子看見坦克加速前進，便急忙跑上去並且再度擋在坦克前方。”“之後雙方對峙了一段時間，先是一名騎著腳踏車的男子騎向坦克前方並且與男子交談幾句，之後兩名身穿藍色上衣並高舉雙手的男子也前往現場，接著便帶著阻擋坦克的男子快步離開街道混入人群之中，而坦克隊伍隨後則繼續向前行進”。上述場景，是現場攝影者留給受眾的。像所有的“短劇”一樣，它傳達的意涵也十分清楚：其一，在那個血雨腥風的次日，一個弱小的青年，以孤獨的身軀，成功對抗了象徵專制暴政的強權；其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面對民眾的阻撓時，採取了極大的克制。顯然，兩種解說，歧義巨大。正因為如此，它究竟是一場精心編制和部署的“短劇”，還是偶發事故，就成了後人解讀的關鍵。

二十七年後的今天，仍有多種歷史解讀觀點，​​陳小雅卻認為：首先，如圖所示，“坦克人”所站立的位置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北京市政府大院和公安部大院的中間點，與這三地的最近邊緣線大約都相距一百多米。與天安門廣場邊緣直線距離僅七百米。從鏡頭中，可以看到從金水橋延伸而來的昔日皇城紅牆末端，老北京人都知道，此地名叫“南河沿”。該地周圍居民，主要是國務院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職工及其家屬，以及散落在院落夾縫中的昔日皇城根居民。

陳小雅認為，其二，在這樣一個地域，外國敵對勢力要安排一個反對性事件，而做到全身而退，不容易。“坦克人”作為本地居民的可能性極小。回想觀看中央電視台播放這段錄影的當時，她對“坦克人”的身份也作過一番猜測。她第一個想到的，是“北方交通大學”學生，因為他動作有度，似乎懂旗語。但事發路段空無一人，而北方交大在距市中心遙遠的海淀，如果他是一名“學生”，在這個悲痛日子裡，怎麼會孤雁離群，一個人跑到這個與學校所在方向完全相反的地方來？其三，他的裝束與連日來屐拉著拖鞋、穿著老頭衫、短衣短褲阻攔軍隊的當地居民相比，顯得過於正式，甚至堪稱拘謹。特別是他把襯衣掖在褲腰內、將長袖袖口扣得一絲不苟、手提塑膠購物袋的形象，倒是與六月三日以來化妝進城的戒嚴部隊戰士有些相似。這些印像在腦海中聚集以後，“人武部”三個字便浮現於她的腦海。

陳小雅在書中寫道：其四，也是最關鍵的因素，自坊間開始流傳“坦克人”名叫“王維林”以後，她就開始懷疑。因為，這個信息的披露意味著這個人的身份是可以查詢到的：既然名字都知道了，那麼，所在學校、家庭住址、同學鄰居、父母親友，都是可以證實的。但是，直到今天，二十七年過去，除了“王維林”這名字外，一切都還是空白，這不合邏輯。不論他是英雄，還是被中國政府視為“犯了錯誤”的人，都沒有必要隱藏這麼久。他出來，不僅根本不會有安全問題，而且會受到國際社會的空前巨大關注和幫助。

陳小雅這部《八九民運史》，從初版二十萬字到修訂版一百三十六萬字的過渡，不僅是二十年曆史變化的凝聚，更是一種如讀偵探小說般的發現和思考過程。

對戈爾巴喬夫講話是關鍵

——在《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初版脫稿之日，陳小雅尚未讀到趙紫陽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其中，他對戈爾巴喬夫透露“黨的最高機密”的主觀動機的解釋，與外界，包括其戰友的感覺反差巨大。陳小雅也從耿軍和蘇曉康兩處得知，趙紫陽在走進會見廳時，劈頭便問中央電視台記者：“是直播嗎？”他的這一問話，與隨後出現的“倒鄧風潮”一起，致使運動形勢急轉直下。因此，這很像是一個主動出擊。直到十八年後，陳小雅當面詢問鮑彤，他對此事的解釋與趙的口徑完全一致，並給出了完美理由。陳小雅認為，鑑於其“同黨”身份，仍然將信將疑。但李鵬《六四日記》的相關記載，令陳小雅得以推出趙、鮑這一行為的合理解釋。（見新書中冊第七章）

——吳國光曾撰文指出，鄧小平一度“失踪”與趙紫陽“失權”的關係。這一判斷可以受到楊尚昆相關回憶的支撐。但從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讀者根本找不到他對此有任何警覺，甚至他的秘書鮑彤還重複地從這位上司那裡，聽到“小平同志完全支持”的樂觀消息。正是這位最不應該受蒙蔽的人遭遇的“信息蒙蔽”，導致了鮑彤起草的“對戈爾巴喬夫講話”與客觀實際南轅北轍的嚴重後果。（見新書中冊第七章；下冊第一章第四節）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外間不少人，包括陳一諮和萬潤南認為，嚴家其的《五一七宣言》，是把 鄧小平“逼到死角”，促使他作出“不怕流血，強行鎮壓”決定的“關鍵性”事件。事實是，鄧小平決定“戒嚴”是在《五一七宣言》問世之前。鄧小平聽說《五一七宣言》，是在五月十七日晚上的飯桌上，即戒嚴決定已經作出之後。（見新書下冊第一章第一節）

破解“共和國衛士”謎案

——圍繞“共和國衛士”崔國政，有兩個性質頗為嚴重的謠言：一個是說他殺了人；一個是說他沒死。前一個謠言，直到事發後很長時間，還在事發地點流傳；後一個謠言，直到半年後還困擾著他父母，甚至引來了好奇的新華社記者遠赴邊城的探訪。這一切是空穴來風嗎？新書破解了這個“謎案”。這件事再次使陳小雅確認這條真理：即使一塵之微，也不至於無因落地。（見新書下冊第七章第三節）

——“六部口血案”是“六四”事件中最令人髮指、令人意外、令人震驚、令人痛惜的犧牲。陳小雅知道，誰的手裡握有肇事者的證據，但在很長的時間裡，她都沒有想到有可能找到事發原因，以及真正的責任者是誰。但是，透過細讀戒嚴部隊官兵的回憶文章，這個人物已呼之欲出。

上校團長羅剛帶領的那支坦克部隊，就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隊。因為事蹟突出，上士李樹存後來被封為“共和國衛士”，這支部隊名叫“坦克一師”，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第六十五集團軍。令人回味的是，抗拒執行戒嚴令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曾經是“坦克一師”的師長。一九九八年七月，“坦克一師”被取消番號。原有部隊被整編為“裝甲第一師”，沒有參加一九九九年建共和國五十週年大閱兵；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裝甲第一師”又整編為“裝甲第一旅”。自參加“六四平暴”後，該師一路走“背”。從另一個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讓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帥，為自己部隊遺憾萬年。（見新書下冊第六章第九節）

——王丹為什麼會成為被通緝學生的第一號人物？一直以來，陳小雅認為這和他運動前主辦過“民主沙龍”、與方勵之夫婦有來往、與社經所關係密切，以及與他較多地被海外媒體所關注有關。直到二零一六年一月，她讀到《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上的一篇文章，她才感到，上述一切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環節，包含在以下誤解中：

“中央關於召開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的公告是四月十九日晚才公佈的。然而在十六日，受控於鮑彤的國家體改所成員、《經濟學週報》編輯高瑜便找到北大學生王丹，明確地告訴他：'這次咱們要掀起十里長街……因為中國的老百姓都成了華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二十二日）我們希望學生都到人民大會堂外'。”剛開始讀這條消息，僅僅是為高瑜女士的氣魄而感到震驚，繼而恐懼：十六日有關方面就已經在他們之間佈上了“內線”。隨即又對這件事情的真實性發生了懷疑。最後，幾乎是頓悟，陳小雅突然想到，不論這件事情是否真實或是否存在，“官方一直把高瑜當做體改所的人”卻是千真萬確的。李鵬《六四日記》在“五月二十七日”也寫道：“黨內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曾經發動一場五十多名人大常委簽名，要立即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對抗中央在首都戒嚴的決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簽名都是通過體改所雜誌副總編輯高瑜聯繫的。這位神通廣大的高瑜還與嚴家其、王丹、劉瑞紹（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支持動亂者）、張潔鳳（香港反動雜誌《百姓》記者）等保持經常的聯繫。五月二十日高瑜在給張潔鳳的電話中稱：'今天鮑彤他們被點名了，被控制了，想讓鮑彤轉移。'”

陳小雅說，當初，她讀到這裡時，僅僅為李鵬政府的信息如此不靈通感到可笑。但這一次她突然意識到，她的活動也必然牽累到對趙紫陽及其“智囊”的指控。她一旦被認為代表著趙系人馬在活動，那麼，她個人與學生的一切聯繫以及言論，不僅會被李鵬們認為是趙紫陽在操控學運，連學生也會誤解，她所傳達的信息來自“中南海”。事實上，絕食出台前，學運中支持黨內“改革派”的勢力一直不同意這種做法，但一個與王丹一同列名的絕食發起者說：“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這當然不是事實。由鮑彤執筆，署名“新華社評論員”，針對“新華門事件”的《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口氣的強硬僅次於“四二六”社論。他的聲音就是當時改革派的希望——改革在困難時期，不希望添亂。

高瑜與體改所關係的誤會

這件事的打通，不僅為“王丹為什麼成為第一號通緝犯？”提供了答案：因為他既聯繫著方勵之，又“聯繫”著趙紫陽，也為當局為何指控“趙紫陽支持動亂”提供了答案。同時，當然也為高瑜為什麼在六月三日被捕，以及她為何至今找不到檔案提供答案。李鵬們一定是調走了她的檔案，並企圖從中找出她與體改所的蛛絲馬跡。很可惜，他們不可能找到。至於高瑜為什麼會被認為是體改所的，可能與她的言論有一定關係，也可能完全是一種誤會。誤會可能來源於高瑜任職的《經濟學週報》此前的社長張鋼​​。但據陳一諮回憶，張鋼因經營不善，原主辦單位社科院“經團聯”希望甩掉這個包袱，他早已將該報賣給了急需發聲平台的一家民辦研究所——北京市社經所（陳子明那個所）。因此，張鋼雖然進了體改所，但並沒有將《經濟學週報》帶進體改所。另一方面，高瑜的確有取得體改所情報的管道，而她獲得的情報，事後也真的成了公安部長王芳報告的根據。（見新書下冊第五章第四節）

陳小雅的這部新版《八九民運史》，依舊採取“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的體例；追求敘事、求證與評論各不偏廢的風格；重大事件、重點時段和完整案例闢專門章節的寫作方法。

相關人士紛推出回憶錄

歷史波詭雲譎，關於它的謬誤往往令讀者慨嘆又無奈。這些年來，各種勢力、不同立場的人士紛紛撰寫回憶錄。《懷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趙紫陽《改革歷程》、《杜導正日記》、李鵬《“六四”日記》、鄧力群《十二個春秋》、張良《中國“六四”真相》、解放軍總政文化部的《戒嚴一日》、陳子華主編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等著述，無疑是二十年來關於“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

陳小雅說：“近二十年，特別是近十年來，大量記述當年高層活動的書籍、文章和採訪記錄的發表，使我們這些事件參與者，有可能在還有思考和鑑別能力的今天，比較全面地了解隱藏在那段糾結歷史背後的部分真相，從而使本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次修補。”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組織研討和印製的《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的問世，都提供豐富信息。新聞界前輩、時任《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 陸超祺 的《“六四”內部日記》，其完整性、專業代表性和可信度，不僅可以作為“八九”敘事一個側面的主幹，還可以補正諸多高層回憶和第二手敘述。

陳小雅說：“閱讀這些史料，我常常會對一個無辜的詞彙感慨萬千。這個詞就是'沒料到'。學生沒料到政府會鎮壓；鄧小平、李鵬沒料到'四二六社論'和戒嚴令不起作用；趙紫陽沒料到學生不聽他的。正是這些'沒料到'，實際上在各個環節決定了這場運動的走向，而這些'沒料到'說明，對立雙方互相並不了解。因為不了解，所以存在不切實際的希望。而由不切實際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賭'，即朝野雙方豪賭。這會導致什麼結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轅北轍。”

“六四事件”真相仍有待抽絲剝繭、尋真覓源。上述那批書，大多是在香港出版的。香港始終是紀念“六四”的主要陣地，二十七年來，香港人對“六四”念茲在茲，不離不棄。港人歷來對“六四事件”，大多認同當年由學生主導、發生在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六四”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進步的重要里程碑。不過，近年，特別是這一年來，香港學界卻不願意參加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一些學生組織認為，凡與中國有關，便意味與香港無關，本土先行，認為中國內地發生的一切，包括“六四事件”都事不關己，“六四”燭光悼念“流於形式”而“應劃上句號”。

民運團體少參與香港民運

在香港，註冊和沒有註冊的中國海外民運組織有：中國民主黨香港黨部、中國社會民主黨香港黨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香港黨部、中華民會、中國自由民主黨香港黨部、民主正義黨香港黨部、香港民主中國陣線、香港民聯、泛藍聯盟（香港）、中國人權論壇（香港）、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香港地區委員會、中國民主黨（海外）香港委員會等。這些政治團體，大多總部分散在世界各地，香港是分部或地區委員會，成員都來自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本地人加入。這些在香港的團體組織，很少參與香港本土民主派活動，在近年香港民主派推動的香港大規模政治運動中，只能看到這些團體的個別成員，並非以組織名義參與。“六四”紀念前夕，一位資深民主人士在網上呼籲，“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必須融入香港民主運動，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力量。

(荏苒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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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思道：天安門事件和我的道德困境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708/nicholas-kristof-china-tiananmen-times-insider/
STEPHEN HILTNER 2016年7月8日

1989年，《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同為時報記者的妻子 伍潔芳(Sheryl WuDunn)遇到了一個兩難選擇：一個19歲的學潮示威者請求他們幫助他逃出中國。作為新聞記者的職業守則和他們認為是正義之舉的行為之間，發生了矛盾。多年之後，面對現場聽眾，紀思道回憶了那個令他痛苦的決定：

有一個清華的孩子，19歲，叫劉翔（音）。我們報導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中，他提供了幫助。學潮期間，他幫我們進入清華校園。他本人也是個學生示威者。

鎮壓之後，因為是他簽字帶我們進入校園的，所以留下了他幫助過我們的記錄。他因此遇到了麻煩。鎮壓期間，他和潔芳秘密會面。她是華裔美國人，和一些人見面容易一些，不至於引起國家​​安全機構的注意。他(劉)向她(伍)提供了有關清華校園里鎮壓學潮的信息。

他被捕了。但他逃出了監獄。他回到北京，請求我們幫助他逃出中國。

你該怎麼辦？駐外記者有個基本原則，你不能幫一個逃犯潛逃出境。但是這是一個19歲的孩子，他幫助過我們，幫助過《紐約時報》的讀者；他因此惹上了麻煩。如果我們不幫忙，總有一天他會再被抓住的。

我們很糾結，很痛苦。其中一個讓我們緊張的原因是，他是從監獄逃出來的？這種可能性有多少啊？會不會是給我們下的圈套？會不會有國安的人秘密拍攝我們幫他，然後作為證據，把我們驅逐出境，關閉《紐約時報》北京分社？

我們不能和我們的編輯商量。第一，因為如果你問時報的海外編輯，能不能違犯法律，幫助一個逃犯，他們肯定會說不行。第二，我們的電話是被竊聽的。所以我們不能和編輯商量。潔芳和我很糾結。最終我們......

我很想問問在座各位。如果是你們，會怎麼辦？

有多少人會幫他？（一些人舉手）你們幾個人的名字要被中國政府記住了。

有多少人在那種情況下不會幫他？（較少的幾個人舉起了手）

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明智的人也會有不同的想法。潔芳和我經過了痛苦的抉擇。部分擔心是，我們可能會因為觸犯法律，導致《紐約時報》北京分社關門。

最終我們決定，怎麼能不幫助他呢？

幫助他的過程中，我們盡可能不留下我們的痕跡。他成功逃到了香港。他是聖誕節那天越境的，因為他明智地判斷那天香港邊檢官員會少一些，因為是聖誕節。然後他給我打了電話。我永遠忘不了那個電話，在那個聖誕節的晚上。他說，他成功了，安全了。第二天我坐飛機過去。我們給他辦好了美國簽證。他後來獲得了美國國籍，現在是美國公民了。

但那的確是個令人痛苦的決定，我們對《紐約時報》承擔的職業義務、我們作為記者的責任，和我們認為是正義之舉的行為，發生了矛盾。而這種兩難困境，是新聞學永遠要面對的。

如果你是紀思道 你會: 幫? 不幫?

個人 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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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上六四課，中國學生心態各異（下）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607/cc07rowenahe2/?t
m_source=taboola&utm_medium=referral
羅四鴒  2016年6月7日

1989年4月在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者面對軍警，哀悼前共產黨領導人中的
自由派胡耀邦的去世。Agence France-Presse

 “你是騙子，你撒謊！”“中國很強大，我們很驕傲”。十幾年來，從事“天安門民主運動”研究和歷史教學的何曉清(Rowena Xiaoqing He)教授經常會受到類似這樣來自中國大陸的“愛國者”攻擊，指責她的研究和課程。

2014年秋季，1989年時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與韋爾斯利學院的學生在一起，
左三為何曉清。

2010年，何曉清首次在哈佛大學本科新生中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專門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其對後89中國影響為內容的課程。何曉清連續三年獲得哈佛大學傑出教學證書。2015年，何曉清受聘於佛蒙特州聖邁克爾學院(St. Michael's College)後，繼續開設這門課程。

在這堂課上，何曉清帶領學生討論學術文獻，查閱當年的原始資料，翻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28箱“天安門檔案”，邀請親歷者到課堂上講述他們的經歷。每一年學期結束後，她會與學生組織一場公開研討會，用學術論文和各種藝術形式來展示自己所學和紀念天安門運動。學生的論文和藝術表演不僅讓這堂課聞名於哈佛校園內，也吸引了社會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園主要刊物都介紹過這門課，哈佛大學的“新生課程目錄”連續兩年用了六四課程的照片作為封面。何曉清的課堂和研究成為海外六四研究的一個中心，得到了許多海外學者與媒體的支持和讚譽，但同時也讓何曉清成為海外”愛國”青年的攻擊對象。

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研究相關，這種“愛國主義”也是她的對象。四月，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何曉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舉行講座，主題是”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探討後八九中國社會的歷史休眠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如何影響年輕一代，特別是海外留學生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何曉清70年代初出生於廣東，並在那里長大，2002年和2008年分別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歷史學家谷梅(Merle Goldman)，之後在哈佛大學連續5年教授六四課程。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現正專注於完成關於後八九中國學生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的書稿。

在“六四”27週年之際，何曉清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採訪，採訪中她談到了哈佛圖書館裡被塵封的六四檔案，上課的大陸學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應與變化，以及八九後民族主義的發展。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下半部分。

問：學生大多數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會選這門課？

答：其實一開始我連有沒有學生修這門課都是不確定的。我的學生在1989年的時候都還沒有出生。對我們來說，六四是記憶，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歷史。學生怎麼可能對這個遙遠而陌生的題目感興趣呢？結果選這門課的學生遠遠多於課程的名額限制。我上第一節課都問他們為什麼會感興趣。

有的學生說，因為我去過中國，導遊告訴我，有三個“T”是不能說：台灣、西藏和天安門(Taiwan, Tibet, Tiananmen)。有加拿大出生長大的華裔學生說，每年聽到媒體說”天安門””六四”，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直到爸爸媽媽帶他到中國旅遊，在旅遊車上香港的遊客和大陸的導遊因為六四爭論得不可開交，他不明白為何雙方都是“中國人”，談論的是同一個歷史事件，都那麼激動地相信自己說的是真相，但又無法說服對方。

另外，有美國學生上中學的時候學校組織在暑假去中國，與同齡人一起生活和學習，孩子們提的問題很有意思：有一個學生說他們都和我一樣喜歡打球和打遊戲，可是為什麼“坦克人”被變成神秘人他們都不好奇？另外一個學生說，她的中國好朋友們又聰明又受過良好教育，可是她們為什麼說中國人的素質低不能有民主？那不是種族歧視？

問：有沒有大陸的學生？他們上這門課的反應如何？

答：哈佛本科生大陸來的學生本來就不多，不過哈佛暑期班的學生（多半是非哈佛本校但暑假到哈佛來進修的學生）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有大學生也有中學生。有一開始極力為政府辯護的，也有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的。有一年暑假，一位學生聽到另外一位同班大陸同學說她家裡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她就在電話裡問他爺爺，她爺爺說他也知道：那是1976年的事情。她就跟她爺爺說：不是！這位同學在飯堂裡給我轉述的時候還覺得特別沒有面子——家里居然沒有人知道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跟她同來的另外一位女孩子在課堂上經常質疑我，還告訴我說不要指望改變她的想法。我說既然你不相信我，為什麼要來上課呢？她說她和她的兩位朋友都覺得我的課只寫論文，不用考試，以為很容易過的。她們第一次被觸動是聽了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的見證。在學期結束前，那位總是不相信我的同學突然舉手：我以為她又要質疑什麼，結果她很不好意思的說：她終於在電話裡“逼”她媽媽說出真相。一直以來她媽媽都說不知道八九年的事，她就問媽媽說你就是那個時候上的大學，我老師說那時候的大學生都知道的。結果事實是，她媽媽當年跟同學坐火車去了天安門廣場，她媽媽當時的男朋友，也就是這位學生現在的爸爸，被她爺爺鎖在家裡沒去成。所以她媽媽本人1989年就在天安門廣場，卻告訴女兒不知道這件事情。到了最後，騙她的居然不是我。

還有一次，在關於六四鎮壓的課上，一位北京來的女孩子哭了起來，她說，我就是在這個城市​​長大的，這些路，我經常走的，從小到大，走過很多次的。為什麼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在我長大的這個地方，竟然�

在美國上六四課，中國學生心態各異（下）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607/cc07rowenahe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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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四鴒  2016年6月7日

1989年4月在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者面對軍警，哀悼前共產黨領導人中的
自由派胡耀邦的去世。Agence France-Presse

 “你是騙子，你撒謊！”“中國很強大，我們很驕傲”。十幾年來，從事“天安門民主運動”研究和歷史教學的何曉清(Rowena Xiaoqing He)教授經常會受到類似這樣來自中國大陸的“愛國者”攻擊，指責她的研究和課程。

2014年秋季，1989年時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與韋爾斯利學院的學生在一起，
左三為何曉清。

2010年，何曉清首次在哈佛大學本科新生中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專門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其對後89中國影響為內容的課程。何曉清連續三年獲得哈佛大學傑出教學證書。2015年，何曉清受聘於佛蒙特州聖邁克爾學院(St. Michael's College)後，繼續開設這門課程。

在這堂課上，何曉清帶領學生討論學術文獻，查閱當年的原始資料，翻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28箱“天安門檔案”，邀請親歷者到課堂上講述他們的經歷。每一年學期結束後，她會與學生組織一場公開研討會，用學術論文和各種藝術形式來展示自己所學和紀念天安門運動。學生的論文和藝術表演不僅讓這堂課聞名於哈佛校園內，也吸引了社會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園主要刊物都介紹過這門課，哈佛大學的“新生課程目錄”連續兩年用了六四課程的照片作為封面。何曉清的課堂和研究成為海外六四研究的一個中心，得到了許多海外學者與媒體的支持和讚譽，但同時也讓何曉清成為海外”愛國”青年的攻擊對象。

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研究相關，這種“愛國主義”也是她的對象。四月，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何曉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舉行講座，主題是”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探討後八九中國社會的歷史休眠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如何影響年輕一代，特別是海外留學生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何曉清70年代初出生於廣東，並在那里長大，2002年和2008年分別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歷史學家谷梅(Merle Goldman)，之後在哈佛大學連續5年教授六四課程。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現正專注於完成關於後八九中國學生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的書稿。

在“六四”27週年之際，何曉清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採訪，採訪中她談到了哈佛圖書館裡被塵封的六四檔案，上課的大陸學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應與變化，以及八九後民族主義的發展。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下半部分。

問：學生大多數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會選這門課？

答：其實一開始我連有沒有學生修這門課都是不確定的。我的學生在1989年的時候都還沒有出生。對我們來說，六四是記憶，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歷史。學生怎麼可能對這個遙遠而陌生的題目感興趣呢？結果選這門課的學生遠遠多於課程的名額限制。我上第一節課都問他們為什麼會感興趣。

有的學生說，因為我去過中國，導遊告訴我，有三個“T”是不能說：台灣、西藏和天安門(Taiwan, Tibet, Tiananmen)。有加拿大出生長大的華裔學生說，每年聽到媒體說”天安門””六四”，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直到爸爸媽媽帶他到中國旅遊，在旅遊車上香港的遊客和大陸的導遊因為六四爭論得不可開交，他不明白為何雙方都是“中國人”，談論的是同一個歷史事件，都那麼激動地相信自己說的是真相，但又無法說服對方。

另外，有美國學生上中學的時候學校組織在暑假去中國，與同齡人一起生活和學習，孩子們提的問題很有意思：有一個學生說他們都和我一樣喜歡打球和打遊戲，可是為什麼“坦克人”被變成神秘人他們都不好奇？另外一個學生說，她的中國好朋友們又聰明又受過良好教育，可是她們為什麼說中國人的素質低不能有民主？那不是種族歧視？

問：有沒有大陸的學生？他們上這門課的反應如何？

答：哈佛本科生大陸來的學生本來就不多，不過哈佛暑期班的學生（多半是非哈佛本校但暑假到哈佛來進修的學生）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有大學生也有中學生。有一開始極力為政府辯護的，也有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的。有一年暑假，一位學生聽到另外一位同班大陸同學說她家裡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她就在電話裡問他爺爺，她爺爺說他也知道：那是1976年的事情。她就跟她爺爺說：不是！這位同學在飯堂裡給我轉述的時候還覺得特別沒有面子——家里居然沒有人知道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跟她同來的另外一位女孩子在課堂上經常質疑我，還告訴我說不要指望改變她的想法。我說既然你不相信我，為什麼要來上課呢？她說她和她的兩位朋友都覺得我的課只寫論文，不用考試，以為很容易過的。她們第一次被觸動是聽了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的見證。在學期結束前，那位總是不相信我的同學突然舉手：我以為她又要質疑什麼，結果她很不好意思的說：她終於在電話裡“逼”她媽媽說出真相。一直以來她媽媽都說不知道八九年的事，她就問媽媽說你就是那個時候上的大學，我老師說那時候的大學生都知道的。結果事實是，她媽媽當年跟同學坐火車去了天安門廣場，她媽媽當時的男朋友，也就是這位學生現在的爸爸，被她爺爺鎖在家裡沒去成。所以她媽媽本人1989年就在天安門廣場，卻告訴女兒不知道這件事情。到了最後，騙她的居然不是我。

還有一次，在關於六四鎮壓的課上，一位北京來的女孩子哭了起來，她說，我就是在這個城市​​長大的，這些路，我經常走的，從小到大，走過很多次的。為什麼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在我長大的這個地方，竟然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她學得特別用功，最後的論文也做得非常好。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只是政治，六四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歷史細節真相，很難不為所動。

問：因為研究六四，你多年來受到中國學生的質疑甚至辱罵。你有沒有想過原因？

答：我們在異鄉、用外語而不是我們的母語，(［六四清晨被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等倖存者還需要翻譯）來討論我們自己國家發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而這件事情在中國本土，卻不能被提及；新一代要不不知道，要不不在乎，或者為鎮壓辯護，去攻擊說出真相的人，這本來就是一件很荒誕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對那種新一代紅衛兵的態度是很不解的。我當時不明白那種黨國不分、批評政府就成了羞辱中國、羞辱中國人民的邏輯從何而來；80年代愛國就是批評政府推動改革，怎麼後來愛國就成了為政府辯護，批評政府就成了賣國，這種對“愛國”截然不同的理解又從何而來？這些思考是我民族主義項目研究的源頭。後來我開始從公民教育的角度，用政治社會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分析，特別是教科書的分析，還有學生採訪，來理解後八九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

我們的六四課程有一周的閱讀是關於後八九“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的，這個題目每年都有學生作為期末論文。有一個從歐洲來上暑期班的研究生，第一節課她就听到大陸來的同學說中國不適合有民主。她告訴我當天晚上她就上網告訴男朋友說：我們從小到大都覺得民主是好的，要爭取民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說不要民主。她期末就寫後八九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另外一位同學的論文通過採訪中國學生，得出結論“愛國主義教育”要中國學生了解民族屈辱和歷史災難，但原來這些屈辱和災難不包括三年飢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不過我想強調，近年我發現越來越多的大陸年輕人，不管是在海外還是國內，都開始有更多的獨立思考能力，我自己就採訪了很多這類的年輕人，了解他們轉變的原因，我會把這部分內容分析包括在我的書稿裡。

問：為什麼後八九會出現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

答：六四鎮壓後要重建政權合法性，只能自圓其說，把鎮壓合理化。當然，當局還以另類的方式“吸取歷史教訓”，八九的時候，就算把校門鎖起來，學生還是有辦法上街；如何做到下一次校門都敞開著，也沒有人上街？要上街也是為了維護政府而不是抗議政府。要做到這些不容易，可是現在看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配合歷史真空的大環境下，還是非常有效的。在歷史、記憶與權力的關係上，當局讓那些對八九年有記憶的人記得和明白：這就是上街的後果；對於年輕一代，盡量讓他們不知道，要是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和說辭。

正是那種連人的生命尊嚴權利都可以為一個更高的口號而犧牲的價值，使後八九的中國變成了一個沒有底線、沒有信任的社會。認同歪理，否定常識。民眾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與他們對於民主化和民族主義的看法密切相關——人們一般通過對重要歷史事件在道德意義層面上的討論，來理解他們對國家未來的責任，而當局對歷史事件的隱瞞歪曲壓制導致了政治、社會、心理等各個層面的扭曲。那種為了利益無所不能為的價值不只是影響著中國，對世界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問：對你來說，今年紀念六四與往年有什麼不一樣？

答：今年，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創始人之一蔣培坤老師不能再跟我們一起紀念六四，我們不會像過去20多年那樣看到他和（他夫人）丁子霖老師在六四周年的公開信。去年秋天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已是深夜，我正在備六四的課。我以為長年累月的研究教學，我可以對八九“免疫”。可是，那天晚上我伏在書桌上失聲痛哭。從大概十多年前開始，丁老師在電話裡多次表達擔心他們等不到真相公義的那一天。我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走過這20多年的。兩位人民大學教授，17歲的兒子蔣捷連被槍殺，20多年來與一群白髮蒼蒼的天安門父母親和平理性地去尋求真相爭取公義，卻要面對長期的打壓。如今蔣老師走了，連丁老師電話都打不進去。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覺得我們盡力而為那麼多年還是讓他們失望了。

可是，看到許許多多八九年的參與者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力所能及地堅守，讓我相信雖然我們現在要面對被邊緣化的孤獨，但在歷史上我們並不是孤單的。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抗爭，是為了下一代免於恐懼的明天。每年香港維園的燭光，就是點燃真相的希望。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中國必須面對歷史，才會有將來。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美國。

在美國上六四課，中國學生心態各異（上）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606/cc06rowenahe1/
羅四鴒  2016年6月6日

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鎮壓行動開始，1500多人先後被捕入獄。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你是騙子，你撒謊！”“中國很強大，我們很驕傲”。十幾年來，從事“天安門民主運動”研究和歷史教學的何曉清(Rowena Xiaoqing He)教授經常會受到類似這樣來自中國大陸的“愛國者”攻擊，指責她的研究和課程。

2010年，何曉清首次在哈佛大學本科新生中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專門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其對後89中國影響為內容的課程。何曉清連續三年獲得哈佛大學傑出教學證書。2015年，何曉清受聘於佛蒙特州聖邁克爾學院(St. Michael's College)後，繼續開設這門課程。

2011年，何曉清在六四新生課程首批學生組織的天安門運動研討會上。

Becky Kwan

在這堂課上，何曉清帶領學生討論學術文獻，查閱當年的原始資料，翻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28箱“天安門檔案”，邀請親歷者到課堂上講述他們的經歷。每一年學期結束後，她會與學生組織一場公開研討會，用學術論文和各種藝術形式來展示自己所學和紀念天安門運動。學生的論文和藝術表演不僅讓這堂課聞名於哈佛校園內，也吸引了社會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園主要刊物都介紹過這門課，哈佛大學的“新生課程目錄”連續兩年用了六四課程的照片作為封面。何曉清 的課堂和研究成為海外六四研究的一個中心，得到了許多海外學者與媒體的支持和讚譽，但同時也讓何曉清成為海外”愛國”青年的攻擊對象。

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研究相關，這種“愛國主義”也是她的對象。四月，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何曉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舉行講座，主題是”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探討後八九中國社會的歷史休眠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如何影響年輕一代，特別是海外留學生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何曉清70年代初出生於廣東，並在那里長大，2002年和2008年分別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歷史學家谷梅(Merle Goldman)，之後在哈佛大學連續5年教授六四課程。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現正專注於完成關於後八九中國學生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的書稿。

在“六四”27週年之際，何曉清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採訪，採訪中她談到了哈佛圖書館裡被塵封的六四檔案，上課的大陸學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應與變化，以及八九後民族主義的發展。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上半部分。

問：過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做天安門運動的研究與教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選擇？

答：在我們舉辦的“六四”25週年研討會上，一位當年駐北京的美國記者說：“我們都是'89級'”(Class of '89)。不管今天中國經濟如何強大，我們都記得1989年有那麼一個夜晚。”那天幾位外媒記者和學生分享了當年的經歷，在提到六三晚上時都非常嚴謹地說出他們所在的具體位置、時間和見聞。一群外國記者，20多年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了中國的1989年，如今說起那個中國人的春天尚且如此動情。那一刻讓你覺得六四情節是普世的，八九精神是普世的，人類對自由的渴望對真相的追求對公義的堅持是沒有國界的，六四鎮壓突破了人性的共同底線。

我在書裡也提到，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義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當年大家走上街頭，不是因為仇恨，不是因為絕望，而是因為愛，因為希望，甚至因為對當局的信任。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歷史責任感、對體制內改良的信心，一夜之間卻要面對血淋淋的鎮壓。六四至今是一個無法公開討論的話題，是一個禁區。我們與中國社會一起，帶著這個從來沒有被治癒的傷口，走到今天。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人類與強權的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六四是一個分水嶺，是後來中國社會主要問題，包括犬儒主義、民族主義、物質主義的根源。不了解1989年的春夏，就無法了解今天的中國。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已經停擺

問：哈佛的六四課程是怎麼開始的？

答：哈佛有一個“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 Program)，可以遞開課申請，評審委員由各系的教授組成。我草擬了一個課程安排，包括每週的閱讀主題和內容，還有歷史背景。我當時覺得課程不應該只是一門歷史課，對於這麼一個錯綜複雜的題目，應該從跨學科的角度來探討，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和文學等其他學科的文獻和資料；課的內容也不只是覆蓋89年：天安門運動的背景並不始於1989年，也沒有結束於1989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後天安門時代的社會政治與八九年的事件密不可分。

所以我的課程設計是333制：八九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佔1/3，內容包括傷痕文學、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經濟改革和反官倒、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運動、紀錄片《河殤》等；89年的歷史佔1/3，包括四一五胡耀邦去世，各地學生遊行、絕食、六四鎮壓、通緝、逃亡、清算、黃雀行動等；有一周全是官方關於“動亂”的說法，包括《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李鵬五一九講話、鄧小平在鎮壓後對戒嚴部隊的講話、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等內容。最後1/3的內容是從八九的中國，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沉默和犬儒、天安門母親的抗爭以及官方與非官方話語裡的記憶和解讀、天安門與東歐變革的關係等。

因為這門課程是為哈佛一年級新生開設的，有同事建議用一個比較吸引年輕人的題目——有目標的反叛(Rebels with a Cause)，靈感來自於電影《Rebel without a Cause》。我覺得很好，就採用了“有目標的反叛：天安門運動的歷史與記憶”這個題目。後來就接到通知說委員會通過了這門課。

問：教這門課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答：因為政府的刻意掩蓋，在過去20多年，八九這段歷史變得模糊不清。一邊是歷史學家、學者、參與者、倖存者和受難家屬的版本；另一邊是掌握話語權中國官方打造的版本。不過，我在教學過程中明顯感到對六四的爭論不只是事實之爭，更重要的是價值之爭。前者相對來說比較直截了當，面對那麼多證物證人，事實是難以掩蓋。但是，因為後八九政權為軍事鎮壓的正當性的種種辯護，讓很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歪理、失去常識，那種為了經濟發展、國家強大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的說法，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裡是不可思議的，而在很多國人那裡卻變得理所當然。

問：你怎麼面對這些挑戰？

答：擺事實。我常和學生說，六四就像一個拼圖，我們要一塊一塊的把事實拼起來，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畫面，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有知情權、自由的討論空間。這些，在美國課堂上都提供了。另外，不論是我教書還是跟學生談論論文，我強調嚴謹：一定要做到每個細節都有根有據。例如，有爭議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打死一個人，因此沒有“天安門屠殺”，一位同學就翻譯和分析丁子霖老師的《尋訪六四死難者名單》裡面關於一名在天安門旗桿下被殺害的遇難者的那一章，讓歷史事實說話。當然，我們在課堂上也討論到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人數來否定“天安門屠殺”是不夠充分的，因為正如“八九天安門運動”不只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一場覆蓋全國各大城市的運動。同樣，“天安門屠殺”並不只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還包括發生在北京街頭的屠殺。我們常用的兩張地圖：一張是死難者遇難地點的地圖，另外一張是死難者屍體發現地點的地圖，都很能說明問題。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六四檔案，收藏著28箱實物和資料，包括當年國內的報紙雜誌，還有不同省份遊行的照片、校園的大字報。第一次帶學生去看檔案的時候，那真是叫塵封啊，歷史被塵封，箱子也被塵封，那些箱子大概20多年都沒有人打開過，全是灰塵。在打開血衣的箱子之前，我問孩子們是否願意自己打開。他們用敬畏的眼神看了一下箱子，轉而用孩子般的目光看著我，集體沉默。從我打開箱子，打開第一個塑料袋、第二個塑料袋，拿出血衣，直到我翻譯邊上的字條——血是屬於一位在木樨地倒下他們的一位王姓北大研究生旁邊重傷的同學，平日一秒鐘都不願安靜的他們一直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才有學生低聲問我：他還活著嗎？我說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把血衣送出國外的人當時一定是冒了很大的危險，希望有一天有人會珍視這些證物，讓世界記住這段歷史，讓中國人的血不會白流。

有一個學期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請我去教這門課，我也帶學生到哈彿看​​天安門檔案，班上有幾位中國同學。我讓她們給美國同學翻譯那張血衣字條。那副畫面在我腦海裡是一個定格：一群女孩子，來自世界各地，活潑聰慧，又那麼地富有人文價值普世情懷。在她們身上，你會看到，八九年的訴求，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空間，要是得到實現，是可以這般美麗。

天安門檔案裡面有好幾箱照片，其中坦克壓人的系列照片是放在一起的，我可以預先提醒學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好幾回有學生看完照片感到不適。不過有些照片是不同時期混合放在同一本影集的。有一次一位平日很認真細心的一個學生看著看著就丟下照片走了，我對他當時的反應有點不解。後來他在期末論文中他特意了表達那天的心情。他說一開始看到學生們遊行的照片都是充滿希望的，後來一下子看到了鎮壓的照片，一個學生的臉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他受不了。他說當年他們和我們一樣年輕。當孩子們看到這些實物的時候，不是一兩句我們要經濟發展所以要鎮壓就可以打發的。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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