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我知道要出事，只能等待
——劉霞攝影展開幕式致辭
http://www.penchinese.org/blog/archives/19630 

先生們丶女士們，我在這兒替 劉霞 謝謝到場支持的每一位；謝謝歷史悠遠丶藝術地位至高無上的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謝謝館長丶策展人的慧眼和良知，也謝謝布展團隊的無私付出。記得2014年4月4日，藝術家 艾未未 有史以來最大的個展《證據》在此開幕，我作為流亡作家受邀，並有幸與館長和策展人相識，進而談到劉曉波和劉霞的險惡處境。我提出在此舉辦個展是劉霞最大的願望，不料不足一年，您們就幫助她夢想成真。

上個世紀末，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前夕，劉霞平生首次攝影展在藝術家艾未未和荷蘭投資人漢斯.梵戴克創辦的“藝術文件倉庫”舉行，一大堆異議份子都被私下邀請。當時我在漂泊途中，接到劉霞電話，就跳下火車，穿過好幾道鐵軌，又躥上另一列火車。天色晦暗不明，沿途都是黑白風景，如同劉霞的攝影。在我這個底層流浪漢看來，黑白攝影最大的好處，就是過濾骯髒，哪怕垃圾丶糞坑和腐屍，在黑白之間，也凸顯出蒼涼的詩意，如同上帝的巴掌覆蓋一切，我們只能瞅見指縫中的現實，指縫中的夢境。

劉霞的失眠眾所周知。無論監控她的警察，還是關注她的朋友，都把通宵達旦的孤燈，當成她的替代物。當酒和安眠藥交替，換來些許指縫中的殘夢；當上帝的巴掌幻化作監獄柵欄，進而幻化作丈夫指縫的煙卷，她要麽拿起筆寫詩，要麽抬起相機拍照。那是一台使用膠片的舊相機，每拍一張就喀嚓一響，不可塗改，不可選擇。劉曉波沒坐牢的時候，常常離開電腦，過來幫助妻子舉燈，佈景，擺放道具。他們家最多的是書，雖然被抄家多次，許多書被當作違禁品拿走了，但書架依舊被夫妻倆不斷填充得滿滿。於是書和漢字是日常道具，而最主要的道具卻是玩偶，嘴巴和眼睛空洞地大張著，​​像脫離了河流的魚兒，透過鏡頭，我們似乎能聽見玩偶們的喘息和哀號。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道：“有形監獄裡，住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無形監獄裡，住著他的妻子劉霞。於是她的攝影產生了。各種形狀的玩偶，來自世界各地，玩偶沒有生命，玩偶卻是自由的；劉霞有生命，劉霞卻沒有自由。她曾經與丈夫多年隔絕，也曾經與丈夫一道被軟禁在家，於是這些挾帶著自由氣息的玩偶留在了她的膠片上。缺乏自然風景，這對於攝影家，肯定是遺憾的，但只能如此——在監獄之間往返，他們的愛情也沒結出果子。所以更深的屬於女性的遺憾，通過玩偶，也留在了膠片上。”

多年以前，我從長江下游坐火車折回北京，參加劉霞的首次攝影展。那個名叫“倉庫”的展廳，頂棚和牆壁挺高，也挺破爛，感覺不像“藝術文件倉庫”，倒像人民公社堆糧食的倉庫。劉霞的攝影，大約有十幅左右，稀稀拉拉懸在牆上。我和忠忠丶孟煌丶馬少方丶黃峰等人簇擁著劉霞進場，周圍全是異議份子，外圍全是警察，大約異議份子中，還混雜了不少國安局便衣。沒有主持人，沒有開幕辭，只有大夥兒的高聲喧嘩，似乎不是來參加影展，而是三教九流的江湖碰頭會。孤身漂流過黃河的作家王力雄提議我即興吹簫，來替代開幕致辭。我正遲疑呢，劉霞就催促道：“快點呀，戲子！把真正的觀眾吸引進來呀。”於是我灌下半瓶酒，從隨身行囊中抽出洞簫，猛勁兒一吹，洞簫竟啪地裂了。急得我轉過身，臉朝著牆，使出吃奶力氣吼道：“走勒走勒走，背井離鄉找自由，自由有沒有？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

才幾分鐘，喉嚨一陣刺痛，劈了。大夥兒陣陣驚呼，管理人員趕過來提意見。於是我們撤退。可沒想到，那次還真賣掉一幅，買主是一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的西方收藏家。劉霞高興壞了。一轉眼劉曉波也出獄了。我們再次相聚。記得撤展之後，劉霞將帶框的作品當作禮物，送給我丶王力雄丶忠忠等。我的那幅，玩偶背景是幾千年前的甲骨文圖案，酷似出土文物，我掛在家十馀年，直至劉曉波第四次入獄，直至我倉惶逃離祖國。

這是又一個夢境嗎——當我站在這聞名天下的藝術殿堂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為劉霞攝影展致開幕辭，不禁想起劉霞多年前的首次個展，我以吼叫替代開幕辭的情景。那時候真傻啊，中氣真足啊。人與事在劉霞的膠片裡，雪花一般匆匆飄過。1999至2008，劉曉波在外面呆了九年，雖然大半光陰在軟禁中，可夫妻倆必竟形影不離，或者是彼此的彼岸。劉霞説，她曾制定了系列人物拍攝計劃，想讓最熟悉的朋友一個個與玩偶搭配，在黑白反差中，表現生命丶思想與無生命丶無思想的反差。可因為長期監控，“系列人物”變成“唯一人物”，模特丶工人丶丈夫丶國家敵人丶劉曉波集於一身。她指派高大的他，扛一弱小玩偶，雖然弱小，卻如厲鬼，拼盡全力發出無聲吶喊。劉曉波非常熱愛這幅作品，他曾對我說，那個玩偶，那個小鬼，在他夢中揮之不去，哪怕夏日陽光刺破厚厚的窗簾落在床頭，他也感覺徹骨的冷。我明白，要治愈他的心病，他的噩夢，除非祖國實現民主，天安門大屠殺的眾多亡靈得到真正安息。

從他眼裡我看見世界最初的光在閃爍……他輕輕地躺下，越過山峰，在草地的下面，愛著，然後生長……房子的每塊木頭都屬於他的，像他擁有他的書一樣，但是他死了，僅僅為了內心的創傷……整個世界的災難像鵝毛大雪……覆蓋在他的肩上……

這是英國醉鬼詩人迪蘭.托馬斯《輓歌》裡的詩句，不，是我酒醉之後經常篡改的迪蘭·托馬斯的中譯詩句，七零八落。那些年，劉曉波讓我朗誦了上百遍，他和劉霞也寫了許多獻給亡靈的《輓歌》，直到《零八憲章》誕生，他被捕入獄，多年不歸，整個世界的災難真的像鵝毛大雪，覆蓋在他的肩上了。

而劉霞也多年不歸。不，她還在原地，只是與世隔絕了。自從獄中的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家也在她周圍築起無形的高牆。這次攝影展包含一個視頻，劉霞在丈夫入獄不久，接受了著名紀錄片製作人艾曉明的秘密採訪。

“你是否知道要出事兒？”艾曉明問道。

“我早就有預感。”劉霞回答，“自從《零八憲章》初稿到了我家，曉波開始埋頭修改，我就知道要出大事兒。”

“你看了內容嗎？”

“我沒興趣看，但我知道要出大事兒。我提醒曉波，沒用，也沒辦法，只能像前幾次那樣，耐心等待。”

這就是一個藝術家的生活。

獨裁體制不變，這種生活將沒有盡頭。

膠片越來越發黃，記憶越來越模糊，膠片中的記憶越來越渾濁，難以保存。如果有一天，她的老相機喀嚓一下，不是拍下新的作品，而是喀嚓一下墜在地上，碎了，那麽……

我聽說劉霞心臟出問題，送醫院搶救過，劉曉波卻絲毫不知。“這個坐牢的傻瓜，”她笑道，“現在是我們家過得最幸福的人。”

2015年1月29日於柏林

說明

2015年2月20日至4月19日，被長期軟禁的詩人和藝術家劉霞的攝影個展，將在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舉行，這是柏林最重要的展覽館，同時也是國際頂級展覽館之一。博物館建築在1989年之前緊鄰柏林牆，前身是手工藝博物館，它的名字則取自包豪斯著名建築設計師Walter Gropius的一位伯父。

這座偉大的建築於1881年建成，系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二戰結束前的最後幾週，它曾遭到轟炸。1966年它被列為重點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重建工程始於1978年，2000年博物館被再次修繕（中文鏈接：http://laibolin.com/berlin-tour.php?inid=45）。

劉霞的這次攝影個展，囊括了她散落在海外的全部攝影，共70馀幅。藝術地再現了她的絕境生存術，枯木新芽般對自由的嚮往。艾曉明教授對劉霞的深度採訪視頻也將反複播放，在此對她表達敬意。同時也對眾多默默奉獻的朋友，如廖天琪丶孟煌丶AD科爾曼丶吉姆（jim.glanzer）等表達敬意。

迄今為止，這座權威性質的展覽館，僅接納了艾未未和劉霞，這兩位中國藝術家。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趙紫陽生前披露六四事件前後驚人內幕  下
http://history.dwnews.com/big5/news/2014-12-28/59626537.html 

趙紫陽反對軍管寧願下臺 

趙紫陽反對軍管，不但與他的恩主鄧小平完全絕裂，而且也清楚認識到他的政治生涯將從此斷送，他告訴楊繼繩：

“我為甚麼下臺不作檢查？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作為總書記，到最後關頭，我贊成軍管，這總書記還可以當下去；我反對軍管，就要下臺。鄧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繼續當總書記，對學生採取強硬的方針，還是下臺？我選擇了後者。這一點我反覆想過。不贊成和不當總書記我是一起考慮的。從鄧家開會一回來，我就寫了個辭職信。楊尚昆勸阻我，才收回。他說，你的辭職信一傳出去，就會引起更大的動亂。所以，我下臺我並不悶氣。

這件事不像別的，不像過去搞運動作檢討。過去搞運動作過不少檢討，那時總認為毛主席是對的，自己可能有錯誤。包括文革，我作檢討也是這樣。這一次我不這樣看。當然，這和文革後思想解放有關。我覺得自己沒有錯，何必檢討？一檢討就不能說明事實真相。”

四中全會自我辯護二十分鐘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趙紫陽，也批評在學運立場上與趙紫陽意見一致的萬里。萬里在十三屆四中會會後回到家裏說，“胡趙萬，胡趙萬，三個倒了兩個半。”

中共當局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曾勸趙作幾句檢討，不深刻也行（筆者按：即同意趙可以敷衍走過場），並為他在四中全會上保留了一個中央委員職務，但他們沒有想到趙堅決不認錯。在四中全會召開第一天，趙堅持要講話為自己辯護，對李鵬代表政治局所作報告對他的指責進行反駁。姚依林主持會議只讓趙紫陽講十五分鐘。趙事先准備了稿子，念了二十分鐘。第二天開會，對趙不檢討實施懲罰，中央委員沒有了，宣佈撤銷趙一切職務。對會議給他的處理進行投票時，趙紫陽態度仍然強硬，拒絕舉手。他說，“不當總書記我可以舉手，說我分裂黨，支援動亂我不接受。”

宗鳳鳴的書中還說，趙紫陽為自己辯護時，對於自己可能因此進監獄也作了准備。實際最初中共當局也確實想為趙定罪。趙紫陽說，抓鮑彤就是為了要搞他，要查他和學生私通和與外國私通。與外國私通是指曾出資支援體改所研究工作的美國索羅斯基金會。中共公安部指該基金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王任重作了兩年審查，最後向中央報告查無實據，陳雲指示說“就此為止。”

十四大前喬石等向趙宣示三項決定 

宗鳳鳴說，六四後趙紫陽即一直軟禁在家。十四大召開前夕中央派喬石、宋平、李鐵映、丁關根向趙宣示：一、十三屆四中全會對趙的定性支持動亂分裂黨不變；二、宣佈審查結束；三、恢復自由。所謂自由，相當有限，可去北京市郊和內地城市，但不能出現在公開場合及到沿海城市，也不能見記者。（但趙紫陽在中共十五大上書要求重評六四後，上述有限自由進一步受限，對趙紫陽監視更加嚴密，直到軟禁至死。）

宗鳳鳴說，趙下臺後他第一次見趙紫陽，趙紫陽首先向他說，“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和胡耀邦不一樣。正如小平同志所說叫‘自己暴露’，自己考慮的是不願在歷史上欠一筆賬，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總還有個人站出來。”

對吳江書中的倒胡指摘不諒解 

楊繼繩訪趙紫陽，趙除了談六四，另一就是澄清對胡耀邦下臺他並未落井下石。

起因是六四後，胡耀邦生前智囊吳江和阮銘在海外寫書發表文章，尤其是吳江在香港出的書《十年之路》說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因八六學潮下臺時，趙紫陽曾落井下石。趙紫陽對此非常憤慨，吳江的書他看了很不高興，對楊繼繩說“評價好壞無所謂，但事實不對”，他對吳江不能諒解，說“我在這個處境下，編造更不該，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開說清楚。”

有關趙紫陽談他與胡耀邦的關係，澄清他並未對胡耀邦落井下石，可讀開放雜志上月傅國湧文章《趙紫陽談胡趙分歧與共識》，筆者不再贅述（開放雜志一九九七年一月號也有大陸知情者的長文《駁趙紫陽倒胡說——吳江新著“十年之路”讀後感》。不過楊繼繩一書提到趙紫陽提供的一個事實很重要：在胡趙時代中共高層人事安排完全由鄧小平、陳雲等兩三個老人操控，趙紫陽貴為總理、總書記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都沒有，最高人事上他和胡耀邦都沒有發言權。他當總書記時很不滿意中宣部長王忍之，他只能罵罵他而已，但動不了他，因為王忍之背後有老人支持。因此趙即或想仗義執言保胡耀邦也無濟于事，“老人已經定了，說也沒用。”

鄧小平陳雲有分歧總書記不好當 

趙紫陽說，胡耀邦下臺後，他當代總書記，發現中國政治老人太多，總書記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一僕二主”角色。

他說，陳雲要他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因為可以直接找趙紫陽。趙紫陽於是對陳雲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你和鄧商量好了再開。”

楊繼繩說，在胡耀邦時代，中共名義上的最高決策班子政治局常委會甚至連會都不開，因為任何決策由鄧找胡趙說了算。

趙紫陽告訴楊繼繩，“兩個老人的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只聽鄧的，不聽他們的。’兩個人已難辦了，三個人更難辦了。”

趙紫陽透露說，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學潮前，中共政治老人認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換下來，不過採取的是平穩過渡的方式。該年春節，鄧小平找胡耀邦談話，說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勸退下來，鄧決定於十三大退出常委，辭中顧委主任，這個交給胡耀邦做，而胡下屆就不要當總書記了。但胡耀邦很天真，真的以為這是為了幹部年輕化，沒有理解鄧小平這次談話的深意。後來學潮發生，胡耀邦接受陸鏗訪問批評了中共保守派，老人們要胡下臺的決定提前執行，而和平過渡則變為強迫胡耀邦辭職。

最高人事全由鄧小平陳雲決定 

胡耀邦下臺後，十三大的人事安排由鄧小平委任一個“六人小組”，牽頭人是另一位政治老人薄一波，直接對鄧小平負責，並徵求陳雲意見。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會名單，包括總書記由誰擔任，全由六人商議後徵求老人意見。當時鄧小平提了田紀雲和萬里進政治局常委會，陳雲等老人們堅決反對萬里進常委。六人小組中的姚依林說，“萬里，如果國家一旦有事，他就帶頭起哄。”六人小組向鄧匯報後，鄧於是作罷。後來姚依林又說田紀雲有甚麼甚麼問題，結果又把田拉了下來。鄧隨後與趙紫陽交換意見，安排萬里當人大委員長，六人小組不同意。鄧找萬里談話，批評萬里“你是怎麼搞的？人事關係搞得這麼緊張。”鄧要萬里向這些人挨家挨戶訪問作自我批評才獲通過。

趙紫陽指出，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真正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陳雲兩人，李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鄧陳兩人意見一致就能決定下來。他說，“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

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優秀政治家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的權力是這些頑固老人賦予的，一旦他們的政見與老人們不合，權力就會被收回，自己毫無辦法。六四後很多人都在提一個假想問題：如果趙紫陽能像俄國葉爾欽挺身而出，公開抗命，形勢會否逆轉？此書沒有提到，但本刊九七年六月號一位接近趙的人士報導，趙下臺後對此問題回答說：“如果我站出來，中國就會打內戰，受苦的還是人民。”

在位的老人發動政變，非法廢黜在位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下臺同樣是八個老人在鄧家開會決定，此八人為鄧小平、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餘秋裏、楊尚昆。後中共政治局開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有十七名非政治局委員的中顧委老人參加。）

胡趙倒臺，中國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轉型之路被迫中斷，這是胡趙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究其責任，上述老人都是歷史罪人。

(一青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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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中國歷史肯定改寫!  

可堪告慰的是 懸殊的比數 說明了 "公道自在人心"

                                          ---- ray35

趙紫陽生前披露六四事件前後驚人內幕 上
http://history.dwnews.com/big5/news/2014-12-28/59626537.html
2014-12-28 20:57:20

多維歷史: 編者按：宗鳳鳴、楊繼繩於趙紫陽最後歲月出版的兩本書，記載了趙紫陽本人親口敘述他在六四事件中與鄧小平發生分歧並遭李鵬等暗箭中傷，最後因堅決反對戒嚴而下臺的經過。兩書並披露胡趙時代，中共一批頑固老人垂廉聽政，操縱權力的大量內幕資料。本文特作摘要介紹。

在趙紫陽生命的最後時候，曾在趙漫長幽禁歲月中拜訪過他的老友宗鳳鳴和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相繼出書，披露趙紫陽軟禁中的生活和思想，並錄得趙紫陽對六四事件的親口追述。

本文原載於《開放雜志》2005年2月號，作者蔡詠梅，原題為《趙紫陽親口說六四》

趙紫陽與妻子梁伯琪1993年在北京家中合影

宗鳳鳴是趙紫陽軟禁中對外聯絡人 

宗鳳鳴是趙紫陽河南同鄉，抗戰時期加入中共，為中共老乾部，早年作過趙的部下，與趙紫陽的友情長達六、七十年，至死未變。一九八九年六四後趙紫陽被囚，完全被隔絕于外界，宗鳳鳴是少數獲准可以常到富強胡同六號探望這位中共“張學良”的極少數人士之一，因此成為趙紫陽失去自由後與外界溝通的最重要的聯絡人。因為宗鳳鳴會氣功，以氣功為趙治病養生名義是他獲准探望的原因。楊繼繩也是在宗鳳鳴引見下得以訪問趙紫陽。

本刊一九九七年一月號曾長文報導趙紫陽軟禁中的生活，是六四後趙紫陽實況的首次披露。現在可以透露，該報導的消息即來自宗鳳鳴。該期開放雜志封面趙紫陽與妻子梁伯琪的合照亦是宗先生提供，原是宗與趙紫陽夫婦的三人合影，只是宗鳳鳴的影像被裁去了。

宗鳳鳴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與反思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即如書名是作為中共老乾部的作者對自己參與中共革命一生經曆的沉痛反省，與趙紫陽的談話僅為其中一部份。杭州作家傅國湧已在本刊上發表兩文作過介紹。宗鳳鳴在這本書中證實趙紫陽確實在中共十五大曾上書中央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經驗的新華社資深記者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作者楊繼繩，是有三十五年新聞工作經驗的新華社資深記者，對文革結束後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高層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知之甚多。他掌握很多第一手資料，本人也作了大量踏實的采訪工程，包括訪問趙紫陽、朱厚澤、李銳、任仲夷、安志文，甚至田紀雲等重要當事人。據北京一些讀過此書的學者說，楊繼繩這本書，應是迄今為止有關文革後中共高層政治鬥爭內幕最有資料價值的一本書，在六四事件的披露上，也遠比海外出版炒得很熱的《六四真相》更真實更權威可信。

楊繼繩在趙紫陽軟禁後共三次親訪趙紫陽，頭兩次分別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經宗鳳鳴引見，到富強胡同六號趙家訪問。

第三次訪問於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趙紫陽一個廣東友人的北京之家，在座尚有數人，都是中共老同志，楊未透露姓名，此次訪問目的是由楊繼繩為趙紫陽紀錄口述歷史。但趙此行很麻煩，未來之前當局已在其友人家那條街作了嚴密保安戒備，先是中央警衛局把街上汽車全部趕走，接著北京警衛局和當地派出所又派人來守衛，趙紫陽來時還有幾個中央警衛局陪同監視。據趙說，警衛人員每天要向上面匯報他的情況。他並要求楊繼繩將錄音機放在桌子下，不要讓他身邊工作人員看見。這三次訪問，楊繼繩都作了詳細紀錄。

楊繼繩在該書導言指出，趙紫陽六四下臺的大背景是文革後形成的雙峰政治，即陳雲意識形態派系，與主張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鄧胡趙體制長達十七年的明爭暗鬥。到六四時，鄧胡趙體制瓦解，陳雲派勝利，原因除陳雲派系不斷發動倒胡倒趙的陰謀外，最主要原因是這個體制的龍頭鄧小平並不想搞徹底的政治改革以威脅到中共一黨專政（趙紫陽對楊繼繩說，“小平在政治上絕不放鬆，經濟上他無所謂，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一旦他警覺到胡趙越過此底線就毫不猶豫地陣前換馬，自殘左右手。

八九年春鄧曾打算交軍權給趙 

楊繼繩說，在六四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是很信任的。一九八九年春節，鄧小平、李鵬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領導人（編按：當時江澤民任市委書記，市長是朱鎔基。江澤民被視為陳雲系人馬。楊繼繩指江澤民任總書記，是李先念推薦，陳雲背後支持。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打算再廢江澤民，陳雲明確表示，江李體制不能變。薄一波也反對，說“事不過三，你已換了三位領導人了。”）向鄧反映了趙紫陽不少問題，但鄧小平當場明確表態，“不能倒趙”。而鄧回北京後不久即向趙提出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趙，自己完全退下來。楊繼繩說，“如果沒有六四，趙紫陽將會成為真正掌握權力的黨和國家一把手。”

處理學潮發生分歧李鵬進行挑撥 

趙紫陽對楊繼繩說，鄧小平與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幾年的發展過程，而他和鄧小平關係破裂則純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學生，鄧小平主張鎮壓，兩人嚴重分歧，其中陳希同、李鵬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趙紫陽提出三項處理意見：一、勸導學生複課；二、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搶違法行為，依法懲處。當時趙向鄧小平匯報，鄧表示同意趙紫陽這一溫和的對策。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訪北韓，向李鵬交代了這三條意見，但趙一走，李鵬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會，聽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匯報學運，他們講形勢，說得很嚴重，謊報軍情。趙紫陽說，“李錫銘比較老實，就是保守傳統，陳希同比較鬼。”這次常委會把學潮定性為“少數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趙指這個定性“李錫銘、陳希同、李鵬是始作俑者，萬裏上了當”。

李鵬鄧朴方影響鄧小平定性動亂 

第二天二十五日，李鵬、楊尚昆又去向鄧小平匯報，把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過激言論加以渲染，把學潮說成是針對鄧小平的，給鄧很大刺激。趙紫陽說，鄧小平很在意學生對他的看法，說“小平您好”他特別高興，說他不好就很生氣，趙紫陽聽說學潮中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對人說“現在我們不能外出，他們會把我們剁成肉泥。”

於是就有了鄧小平將學潮定性為“動亂”的“四二五”講話及以此為基調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李鵬還有意地將鄧小平講話向各級幹部傳達。趙紫陽說，鄧對李鵬將他這篇殺氣騰騰的講話大範圍公開很不滿意，在決定戒嚴後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鄧小平的子女對李鵬把鄧推到前臺也很不滿意。趙紫陽發表安撫學運的五四講話，鄧小平女兒鄧榕特別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鮑彤，要他加上一段鄧小平愛護青年的講話。

趙紫陽說，他訪問朝鮮，李鵬從來沒有向他談過這些看法，他一走就搞了這麼多動作，他不知道是否有預謀。趙紫陽認為四月二十五日李鵬、楊尚昆這一匯報是整個學運無法解決的關鍵。

學生怕秋後算賬，二十七日北京學生十萬人遊行，要求收回“四二六”社論，但鄧小平的講話是聖旨，收不回去。雖然趙紫陽五月三日在亞銀年會發表的紀念五四講話，肯定學生是愛國的，學運要通過民主和法制來解決，緩和了學生情緒，但中共保守派執意激化矛盾，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上竟然敢指趙紫陽的講話和“四二六”社論精神不一致，是趙個人意見（趙紫陽指何東講話有背景）。趙說李鵬和北京市委兩面挑撥，不斷發表刺激學生的講話，和學生對話一次哄一次，另一方面則即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小平那邊送。學生哄得越厲害，他們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越大。趙紫陽說“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我和學生沒有聯系，兩方面都不買我的賬。”鄧決定動武的決心加大，對趙紫陽要求溫和處理的意見已聽不進去。

趙紫陽多次在高層會議提出要更改“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但李鵬和姚依林都強調“四二六”社論是鄧小平定的調不能改。

五月十六日趙紫陽見戈爾巴喬夫，透露了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秘密決議，重大問題由鄧小平掌舵。楊繼繩說，很多人感到趙把此話公開，表示他與鄧已絕裂了。

陳毅兒子議論引鄧小平戒心 

次日趙紫陽寫信給鄧小平要求見面，這時鄧小平決心已定，不想再聽趙的意見，通知了當時的全體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外加楊尚昆、薄一波兩人。在鄧家的會議上，鄧小平說對學生已退無可退，只有戒嚴，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只有趙紫陽一人反對，原反對軍管的胡啟立、喬石和楊尚昆此時均轉變立場。五月十九日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學生，含淚說“我們來晚了。”晚上請病假不參加宣佈戒嚴的黨政軍大會，此後這些都成為趙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名。

楊繼繩說，六四期間，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曾在幾位高幹子弟中議論說趙應該與鄧小平絕裂，站在學生這邊。宋任窮的兒子回到家裏談到這事，宋任窮向鄧小平打了小報告。有人認為此事影響了鄧與趙的關係。趙紫陽被楊繼繩問到此事時說他下臺之前未與陳小魯接觸過。下臺後陳小魯去看過他一次，趙問陳小魯，你還敢看我？陳小魯說，我已經下海做生意了，怕什麼？（趙紫陽逝世後，陳小魯曾親往趙府弔唁）。                                                                      
                                                                                                   (待續)

 

蘇曉康: 懷念另一位“長鬍子的”
—— 紐約《陳子明追思會》書面發言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9970
2014 1101

子明噩耗傳來，張倫從巴黎發過來幾個字：”整整一上午，淚流滿面，不能自已。”

我對張倫說：別難過。子明完成他的人生，是非常尊嚴、勇敢的，他至死不出國，沒有幾人做得到，我們都不如他。還有，他是留下了思想遺產的人。歷史會記住他。

我和子明、之虹夫婦沒見過面。六月份他們回國前，之虹給我打過一個電話。我們的來往就這麼多。

但是，我和子明另有一個更大的關係，是決定性的，就是我們同列六四”七黑手”通緝名單。我毫不諱言，也不怕人家說我狂妄：我常常以六四”七黑手”比擬”戊戌七君子”。這倒不是我們七個人有多能耐，主要是因為鄧小平愚蠢地做了一回”垂簾聽政”的西太后，趙紫陽又不得不當光緒，另外那”八大老”，就是八個袁世凱嘛。

“黑手”，不是”六四”才有的，它在共產黨的詞典裡，更正規的叫法是”長鬍子的”。1988年底我被告知，公安部給中央書記處的一個報告，說導致中國社會”不安定因素”，有七種人：

1、台灣特務，2、”四人幫”餘孽，3、社會犯罪分子，4、以方勵之為代表的持不同政見分子，5、以劉曉波為代表的全盤西化的自由化分子，6、以王軍濤、陳子明為代表的有危險政治傾向的青年知識分子，7、以蘇曉康及”《河殤》派”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勢力。

這當然不是警察系統的一種評估，而是中央政治局的。

若論”黑手”的資格，大概沒有人比得過陳子明，有人稱他是中國異議陣營的”三朝元老”；還有一個說法，1976年四五運動中那個聞名全國的”小平頭”有好幾個，陳子明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當年”四人幫”封的”小平頭”這個綽號，將來會寫進中國當代政治史，成為”民間政治家”的一個符號。

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六十年，前三十年是搶劫，後三十年是持槍搶劫；毛澤東殺人第一，但是他還比不上鄧小平摧毀中國的徹底程度。六十年間，中國人有過機會改變這種厄運嗎？那就要計算一下中國民間做過多少政治參與、有過多少”長鬍子的”。以我們的年齡，夠不著文革前的政治參與，是毛澤東搞到”崩潰邊緣”之後，我們才開始折騰。整個八十年代，我們卯足了勁跟這個體制較量，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也無論是引進西學、思想啟蒙、觀念革新，並且湧現出富有使命感和自主意識的一個世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具有政治參與自覺的人，仍然鳳毛麟角，陳子明可謂其中的佼佼者。

更接近子明的許多朋友，對此比我更有發言權，也有精彩的評價。我只談我經歷的一件事。記得八八年底，我接到一個電話，說中直（中央直屬機關）招待所有個會議，值得去聽聽。那個時候，我雖然在所謂”文化熱”當中非常活躍，知名度也很大，但在政治參與上還是一個”後知後覺”。

我到會議上一看，是一群年輕的”民間政改派”在那裡”侃大山”，子明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可惜我只認得王軍濤。那個場合的言說，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們直言不諱，執政黨正面臨嚴重危機，搞不好會發生社會動盪，出現大家都不願看到的”軍管”後果；然而，他們手中已經為執政黨備好幾套應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採納。我當時都聽呆了，看來八十年代並非只有”文化熱”，也並非幾個文人在那裡耍嘴皮子，民間有心的”政治人”已經應運而生，他們的”鬍子”長得很像樣了。

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門運動”爆發。然而，整個知識界對學生抗命的街頭運動，竟然完全陌生、疑慮重重，北京大部分知識界名流，只願意在學生和政府之間做調停的角色。這說明中國還沒有一個民間社會。當時陳子明、王軍濤卻與眾不同，他們立即具體地參與廣場的實際運​​作，不僅竭力影響學運領導層作出正確決策，也試圖建立學運與人大功能的協調管道，甚至還安排了學生領袖的安全撤離、疏散等等。接下來就是大屠殺，陳子明、王軍濤入獄。再接下來，就是二十五年的政治高壓、官場腐敗、社會糜爛、生態摧殘。

今天回頭去看，當年鄧小平和中共”八大佬”們的老朽蠻頇，跟”民間政治家”陳子明、王軍濤等的清澈睿智，怎能相比？兩者處理政治危機的智慧和能力，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然而命運的悲劇選擇，卻是要讓中國人付出昂貴的代價。

可以說，中國在制度選擇上走不出來之前，陳子明的意義就不會消失，並且將始終非常沉重。就讓我們來告訴後人，陳子明曾擁有的”小平頭”傳奇人生，中國曾有過多麼傳奇的一個民間政治家。

——原載: 《新世紀網站》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November 01, 2014

陸學者陳子明逝 曾盼習為大陸蔣經國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4/9015506.shtml
【中央社╱台北22日電】2014.10.22 11:12 am

中國大陸著名異議人士、政治學者 陳子明 昨天病逝北京。香港明報說，陳子明晚年主張大陸推行憲政，曾一度寄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成為「大陸的蔣經國」，但最後卻失望了。

陳妻王之虹昨晚在網上發出訃告：「陳子明先生因患胰腺癌於2014年10月21日14時50分於北京去世，享年62歲。特告親友。」

香港明報今天報導，大陸歷史學者傅國湧聞訊後，寫了一對概括陳子明一生的輓聯送別：「四五英雄，北京之春，八?競選，求憲政不虛此生；八九『黑手』，長街喋血，十三徒刑，問民間再無斯人。」

陳子明是大陸著名異議學者，曾積極參與1970至1980年代多次民主運動，1976年就因參加反對「四人幫」的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而遭通緝。

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被指為「幕後黑手」被捕入獄，之後在北京長期被監視居住。

報導引述「六四」事件中被稱為「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表示，「陳（子明）是類似胡適第三條道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處境艱難，專制主義者要顛覆他們，激進派說他給專制者塗脂抹粉，雖然被兩面夾攻，但他一直堅持走中華民族最需要又最難走的這條路。」

周舵說，「六四」判刑最重的就是陳子明和另一名民運人士王軍濤，被當成最主要的「幕後黑手」。陳子明一直處於半軟禁狀態，「我想他的癌症也和他的處境有很大關係」。

報導說，陳子明晚年大力主張大陸推行憲政。201211月中共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18大）閉幕時，他曾寄望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成為「大陸的蔣經國」，帶領中國大陸改革進步，「但數月後，他對習近平推行憲政再無希冀，並深表失望。」

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制度 讓多少仁人志士飲恨終身!

                                           ---- ray35

 

六四戒嚴部隊軍人事後的瘋狂報復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10-13/59613026.html
2014-10-13 20:35:26

多維歷史: 為了鎮壓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鄧小平、楊尚昆到底調動了多少軍隊？一直屬於高度機密，至今見不到任何官方有關的資料。研究者只能抓住一些“蛛絲馬跡”進行研究分析。1989年5月18日，針對鄧小平“戒嚴以後北京市區有多少解放軍？”的詢問，楊尚昆回答說：“解放軍和武裝警察的全部兵力為18萬人。”楊尚昆所說的“18萬”，以及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中所提到的部隊，實際上都只是初步計劃的兵力，後來實際動用的兵力超過了這個數字。中國官方媒體曾經報導，1989年6月9日下午3點鐘，鄧小平接見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有幸蒙受鄧小平接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竟然多達“百餘人” ，可見動用軍隊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本文摘自《1989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祭》，作者吳仁華。吳是首次遊行的組織者之一，曾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6月3日率領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經歷了整個清場過程。1990年2月從珠海跳海游泳至澳門，在“黃雀行動”救援人員安排下坐漁船偷渡香港，7月5日流亡美國。吳仁華在文中披露，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過程中，普遍存在濫用暴力的情況，對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槍托、木棒予以毒打，導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傷殘。以下為相關章節全文摘錄。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

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開槍殺人，動用坦克、裝甲車碾軋的暴行，大都已經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以後的暴行，還不太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註意到這一問題。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之後，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分頭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導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工作。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成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一項主要任務。

中共當局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們了解情況，普遍同情學生運動，完全依靠他們，不可能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洩憤報復的心理需求，並為他們提供立功受獎的機會。

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過程中，普遍存在濫用暴力的情況，對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槍托、木棒予以毒打，導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傷殘。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剛剛結束的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已經開始對被捕的民眾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場前後被捕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勞動人民文化宮遭到毒打，許多人受傷致殘，山西大學計算機系學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點30分過後，高旭本來已經隨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了天安門廣場，但由於有一個同學遺留了照相機，他於是自告奮勇返回去取，結果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拘捕。高旭連同其他被拘捕的八個人，全都被緊緊地捆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的柱子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槍托沒頭沒腦地砸他們，用點燃的煙頭燙他們，把他們當成了洩憤的靶子。之後，他們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進去的時候每個人又遭受了一頓“殺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過去，用冷水澆醒後繼續再打。殘酷的摧殘，使得高旭遺留了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腦部時時出現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藥度日。（註釋1）

1989年9、10月間，筆者在北京暗地調查被捕者情況，了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毒打的案例。在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進駐的第24集團軍部隊軍人，將10多名​​被捕的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學生視為“暴徒”，吊起來毒打，打得他們傷痕累累。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身強力壯，許多人在學生運動期間擔任特別糾察任務，或作為學生領袖的“貼身保鏢”。

在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中，可以見到大量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赫赫成果”，隨手就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第40集團軍步兵第118師“為了除惡務盡，確保首都的長治久安，他們又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配合公安機關抓暴徒。抓獲動暴亂分子和進行打、砸、搶、燒、殺及流氓犯罪活動的暴徒531名。”[註釋2]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第347團特務連，在短短數天內抓獲“暴徒”73人。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師於1989年6月中旬撤離天安門廣場，進駐北京市海淀區，除了執行戒嚴執勤任務之外，全師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區公安部門追捕“暴徒”和“非法組織”成員，共同抓獲了131名“暴徒”。第24集團軍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8團於1989年6月中旬調防到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配合公安機關抓獲“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256名，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守備第7旅從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軍區砲兵第14師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員設卡盤查，9次派出應急分隊端“黑窩”，共抓獲、收審非法組織骨幹、打砸搶分子62人；查獲攜帶反動宣傳品、軍用物資、凶器、子彈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繳反革命傳單、錄像帶等25000餘份，軍用品、凶器、槍彈358件。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師步兵第579團組成搜捕隊，第2營營長劉閣雲少校擔任搜捕隊隊長，12次出動擒拿“暴徒”。劉閣雲事後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第26集團軍步兵第138師步兵第412團於1989年6月某日組成防暴突擊隊，由第2營第5連連長袁華榮上尉擔任隊長，袁寶華在傳達團指揮官的指示精神時說：“同志們，上級賦予我連擔任團的防暴突擊隊，配合永外派出所開展抓暴徒、端黑窩的​​鬥爭。這是團黨委對我連的高度信任。同志們，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雖然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賊心不死，我們要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斬草除根，堅決把他們消滅乾淨，為保衛共和國再立新功！”全連官兵聽說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決心大干一場。在以後的10多天，袁寶華帶領20名防暴隊員，夜行晝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獲暴徒82名。[註釋3]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步兵第380團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奉命進駐天壇公園部署，配合公安部門廣泛開展“抓暴徒、端黑窩”行動，狠狠打擊隱蔽起來的“暴徒”和“反動組織成員”，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

從上述資料可見，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以後，解放軍戒嚴部隊分頭進駐北京市各地，名義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門工作，實際上是監督北京市公安部門，主導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工作。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以後展開的大搜捕行動，有大批的民眾被捕，由於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主導抓捕工作，濫捕、毒打事件層出不窮，由解放軍戒嚴部隊移交給公安部門處理的被捕者，許多人傷痕累累，有的傷勢很重。這種情況，連北京市公安部門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級反映情況，甚至表示，情況如果沒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軍戒嚴部隊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當局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曾設立檢舉電話、信箱，鼓勵人們檢舉“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許多不滿血腥鎮壓行動的北京民眾，藉機將支持血腥鎮壓行動的人作為“暴徒”、“動亂分子”予以檢舉。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紅皂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頓毒打，等到有機會張口分辯，早已是傷痕累累。

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凶狠殺人的原因，當年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中流傳著兩種主要說法，一是說中共當局事先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服用了興奮劑，二是說許多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經歷了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早在對越作戰中殺紅了眼。

第一種說法有很濃的傳說性質，筆者早在1990年5月撰寫《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的初稿時，就明確表示懷疑。這個說法一方面缺乏證據，另一方面與筆者的親身經歷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30分至5點20分，筆者坐在紀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級台階上，近距離目睹了衝上紀念碑底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神態，他們顯示出來的不是興奮，而是憤怒，一種對“反革命暴徒”的強烈而不可壓抑的憤怒。這應該與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和政治思想動員有關，不是因為服用了興奮劑。

第二種說法有所依據。包括衝上紀念碑底座的陸軍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在內，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確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而這些參戰軍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時就讓部隊難以管理，不僅經常在雲南省中越邊境地區打架鬥毆，而且還時常在雲南省省會昆明市公然鬧事，連警察都不敢干涉。陸軍第67集團軍在老山戰區參加輪戰期間，甚至發生過一名士兵端槍掃射集團軍指揮機關的惡性事件，軍長張志堅少將中彈受傷，軍參謀長粟戎生少將及時躲入桌子底下，才逃過一劫。

從1984年至1989年，解放軍七大軍區奉中央軍委之命，派遣部隊參加老山戰區輪戰，包括蘭州軍區的陸軍第47集團軍，瀋陽軍區的陸軍第16集團軍、陸軍第23集團軍，北京軍區的陸軍第27集團軍，南京軍區的陸軍第12集團軍、陸軍第1集團軍，廣州軍區的陸軍第41集團軍、陸軍第42集團軍，濟南軍區的陸軍第67集團軍、陸軍第26集團軍、陸軍第20集團軍，成都軍區的陸軍第13集團軍。此外，各大軍區先後組成13個偵察大隊赴老山戰區參加偵察作戰。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中，陸軍第12集團軍、陸軍第20集團軍、陸軍第26集團軍、陸軍第27集團軍、陸軍第67集團軍都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其他陸軍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偵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經以偵察大隊的番號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

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可以說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凶狠殺人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畢竟在老山戰區所面對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裝的敵國軍人，而在北京城內所面對的則是本國的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

筆者在研讀了包括中國軍方在內的許多資料後發現，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凶狠殺人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被激發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

先說激發仇恨這個原因。一方面，由於學生運動深得人心，北京民眾普遍反對戒嚴措施，幾乎所有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都遭遇到民眾的強力阻攔，軍民之間或多或少發生過言語和肢體衝突，以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丰台區六里橋與民眾發生流血衝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況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不少軍人覺得受了委屈，心裡憋著一股氣。後來正是步兵第113師部隊率先開槍射殺民眾，時間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上的五棵松路口。

另一方面，中共當局不許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接觸民眾，避免在了解學生運動的真相以後產生同情，對所有進京部隊實行封閉式的管理，嚴格規定官兵們不能私自走出駐地。在此期間，一邊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教育，反覆灌輸“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的說辭，一邊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欺騙宣傳，極力宣揚所謂的“暴徒”毒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惡行，激發軍人的仇恨心理。為了突顯所謂的“動亂”、“暴亂”，中共當局極力製造軍民衝突，例如本來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戰備通道將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部隊安全地運送到人民大會堂等地，陸軍第65集團軍等部隊就是利用地下戰備通道進入了人民大會堂，但故意讓部分官兵棄地下戰備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會堂等地徒步開進，引誘民眾予以阻攔，造成軍民衝突，達到激發軍人對民眾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認，中共當局的這一招數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確實有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將民眾當作誓不兩立的敵人對待，下手毫不留情。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二話不說，近距離、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槍對準清華大學學生段昌隆的胸膛開槍，將他打死。當時段昌隆手無寸鐵，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是希望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不放過連中三槍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吳國鋒，一名士兵將刺刀捅進他的肚腹，使勁往下拉，造成長達七八公分長的傷口，一位軍官又往他的後腦勺補了一槍。

例如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南長街南口附近，解放軍戒嚴部隊不准民眾救助中槍倒地的、年僅19歲的北京月壇中學高中學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軍人端槍威嚇；途經的救護車被強行趕走，最終導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說立功心切這個原因。事實上，這才是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凶狠殺人的最主要原因。在開槍命令下達之前，中共當局已將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和平請願行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將“六四”血腥鎮壓行動說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亂”，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製造了依據，同時也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提供了立功受獎的機會。中共當局有關參戰軍人待遇的文件規定，“平息反革命暴亂”屬於戰爭性質，參與平息反革命暴亂行動等同參戰，凡立功受獎、受傷致殘者，均享有參戰軍人​​的優厚待遇。凡立功受獎者，國家負責優先安排工作，農村戶口可以轉為城鎮戶口。這項規定對於來自農村的士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數士兵又恰恰都來自於農村。以陸軍第38集團軍為例，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1萬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有4名官兵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軍人立下戰功。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是如何大方地獎賞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

由於上述這兩個主要原因，幾乎是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接到部隊開進命令後，都迫不及待地殺出封閉已久的臨時駐地。當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之時，幾乎在每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臨時駐地都是歡聲雷動，磨刀霍霍，官兵們的普遍心理是：終於等到了報仇和立功的機會。據現場目睹者說，1989年6月3日晚上，陸軍第38集團軍和陸軍第63集團軍等部隊在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的機關大院舉行出發前的誓師大會，全體官兵殺聲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對絕大多數來自於農村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而言，既能報仇雪恨、快意殺人，又能立功受獎、復員後留在城里工作，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砲兵團第9連士兵劉加林，就是因為獲得“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破例提拔為少尉排長，後來轉業到公安部門工作。

[註釋1] 參見尹進《六四凡人小事——記山西八九民運小人物》，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文庫。

[註釋2] 參見《“虎師”重返京華路——記榮立集體二等功的某師》，刊載於《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

[註釋3] 參見《子夜雄歌——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連長袁寶華》，刊載於《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

(一青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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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人)被政黨/政客利用為對內鎮壓人民與學生的工具 基本上就是一件極為可恥的事 卻被中共中央視為為國立下戰功的光榮事件 扭曲至極 莫此為甚!

《六四慘案》的主謀: 鄧小平 李鵬等 將永遠留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 因為他們明顯違反毛澤東對學生運動的認知與肯定!

六四雖然過去25年了 這筆血債 肯定要找到冤頭債主 以慰人民/學生在天之靈!                                                                                     

                                                                        ---- ray35
 

六四公祭被捕的3名「鄭州十君子」獲釋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2_zhengzhou_release.shtml
2014年9月2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19

今年2月2日在趙紫陽老家河南滑縣舉行的「六四公祭」，
紀念趙紫陽、胡耀邦和「六四」死難者，鄭州十君子被捕。

美國博訊新聞網周二（9月2日）報道，「鄭州十君子」中陳衛、姬來松和方言三位異見人士獲釋。

今年2月2日，一些民間人士在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老家河南滑縣舉行「六四公祭」，紀念趙紫陽、胡耀邦和「六四」死難者。

事後，參與「六四公祭」的陳衛、於世文、常伯陽和姬來松等10人陸續被當局抓捕。

博訊網報道引述了網友在社交網站的發言，周二早上10點網友「向莉」在推特上說：「鄭州快訊：今早姬來松、陳衛、方言獲釋！」

網友「快樂愛陽光公益」早上也發出微博說： 「鄭州姬來松、陳衛、方言剛剛獲釋！」

博訊網還說，曾被列為同案並被抓捕的媒體人士石玉也在早上10點發出信息稱中陳衛、姬來松和方言三位異見人士已經獲釋。

目前，「鄭州十君子」中還有賈靈敏、劉地偉、於世文、常伯陽、董廣平與侯帥六人仍被羈押，殷玉生 已於7月19日獲釋。

簡介十君子

「鄭州十君子」中，陳衛和於世文是當年的六四學生領袖，在六四後被捕入獄一年多。2013年曾在河北主持六四公祭，今年2月再次主持公祭六四，5月26日被警方帶走，7月7日被捕。

十君子中有3名維權律師賈靈敏、常伯陽和周二被釋放的姬來松。

姬來松近年來代理過一系列公益和維權案件，雖然他沒有出席今年2月的「六四公祭」，但作為參與者之一，在今年5月26日被警方拘捕。

賈靈敏主要為強拆受害者維權，為拆遷維權代表人物，經常在全國各地進行拆遷維權的普法宣傳，今年5月7日在宣傳普法時被警方拘捕。

常伯陽律師曾代理過許多涉及信仰自由、組黨、藏獨等的敏感案件，他也沒有出席今年2月的「六四公祭」，但作為涉案者被警方在5月27日拘捕。

殷玉生是一名獨立調查記者，筆名雨聲，2010年曾因報道「我爸是李剛」的河北大學校園飆車事件被當時工作的報社辭退，他在今年6月21日在大連機場被拘捕，7月中已獲釋。

董廣平過去曾經是一名警察，在2001到2004年間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3年，因為參加了今年的六四公祭，5月26日被警方抓走。

劉地偉、侯帥和方言都是活躍的維權人士，過去一直積極支持維權和環保等活動，今年5月相繼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其中方言女士周二獲釋。

所有「鄭州十君子」最初被拘的罪名都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之後罪名都被變更為「尋釁滋事罪」。

（編寫：嵇偉 責編：路西）

向《鄭州十君子》致敬!!

【反對中共】 =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 《尋釁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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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幕後黑手稱低估中共 引環球時報調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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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爺在巴黎（二）

一 

“你真開過出租車嗎？”我問。

這個故事廣為流傳，這位昔日的四通集團的創始人、天安門運動的“黑手”、海外民主運動領袖曾以開出租車為生。

很少人說得清這個故事的原委，它是發生在哪個時間，又是在哪個地點。講故事的、聽故事的也沒有追究的興趣，似乎僅僅這個模糊的事實就足以表達出他們的複雜感受——它是感傷的，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沒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運之路壓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萬別淪為一個政權的敵人……

這個情節也變成了海外民運的縮影，它的歷史、捲入其中的個人命運都曖昧不清、從未被認真梳理過。旁觀者或者出於同情​​不去觸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們，他們自己則迴避對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掙扎。

“在美國，房子與車子是主要的開銷”，他對這個問題保持著一貫的坦然。他的確開過出租車，不是普通的出租車，是專門機場接送的租賃車。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舊金山的Millbrae時。“它們本來都是生活資料，你要把它也變成生產資料”，他接著說，習慣性地用著那代人揮之不去的馬克思式的詞彙。他租下了一個四室的公寓，將每個房間裝上寬帶與電話，使之可以獨立出租。他的接送機場的業務，不僅解決了車的問題，每個月還有兩三千美元的現金。

他的企業家精神從未消失。在整個90年代，他在忙於流亡政治的同時，也仍以一個創業家的身份活躍著。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組織活動急需的經濟來源，也是個人生存的無法迴避的問題。

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商業成功再也未能重演過，很多時刻，他還運氣不佳。他在巴黎投資過餐館，結果他的合夥人捲入一場戲劇性十足的兇殺案，讓他損失了幾百萬法郎。他也曾縱情於美國的科技股票，每日緊盯著納斯達克的指數。在高峰期時，他在尚未被摧毀的世貿大廈租了辦公室。他的投資哲學頗有成效，他只買交易量大的股票，因為它的價格空間比較大，他也嚴守“見好就收”的原則。他的判斷一度準確，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當納斯達克指數從5,000點跌到3,000點時，他仍然賺錢，看起來他的商業才能再度綻放了。

但他沒有預料到它仍會繼續下跌，當跌到1500點時，他賺的錢又全部賠了出去，世貿大廈的辦公室關張了。這讓萬潤南陷入尷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說法是，投資本金是流亡的朋友們所湊，他們信任與期待他的投資眼光，他不僅令他們失望了，經濟損失還令他們的關係突然緊張起來。在普遍匱乏的環境中，損失讓人際關係更加脆弱。

“打擊不大，不過是白忙了一場”，他的描述與傳說的不同，投資人都收回了本金。對他個人來說，後果比“白忙一場”更嚴重。他的身體就是那時搞糟的。那是忙碌與刺激的三年，從早晨開盤，他就緊盯屏幕，“一天不吃飯、不喝水，也毫無感覺”。

接下來，他進入了一個艱難時刻，也遠離了熟悉的世界，租房、開車、休養身體。他不太承認人生的困頓，總以更樂觀的眼光來面對它。他不僅把出租車從“生活資料”變成了“生產資料”，還變成了學習經驗。他的很多客戶都是往返於中美之間的工程師與創業者，他們往返於新竹、中關村和矽谷之間，技術、管理、資金在其中流動，產業的轉移也迅速發生。他的客戶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國創業者，包括創辦UT實達康的吳鷹與新浪的投資者茅道林。

“我認識他們，他們不認識我”，他打趣地回憶說。進入21世紀的中國面貌再度發生變化。它不僅未如很多人預言的那樣崩潰，反而迅速地崛起，變成了經濟奇蹟的代名詞。整個世界都急於進入這個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在它激升的貿易額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個中關村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稱作“中國的IBM”，但如今中關村的另一家公司聯想收購了IBM的PC業務，中國的公司不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為規則的制定者。但這股新興商業力量沒如他當年期望的那樣，成為政治變革的推動力，它成了現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權似乎也煥然一新，那個屠殺自己青年的極權體制的形象退隱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發展主義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歷史的夾縫中。取代共產黨的想法早已變成了笑料，流亡組織四分五裂、喪失公信力，人們如今甚至很難想像他們曾獲得的巨大影響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像是對19世紀的流亡者馬克思觀點的確認——“一所學習醜聞與平庸的學校”。他當然也成了這流行論調的受害者，即使他個人從未直接捲入這些醜聞中，但是他變得如此無關緊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響力、西方報紙的“計算機天才領導反對組織”的標題，都像是遙遠的神話。   

二

萬潤南不同意這種悲觀論調。“中國的流亡政治還是不錯的”，他常這樣說。為這結論作證的是歷史的、其他國家的流亡者們。俄國的流亡者互相暗殺，孫中山的內部組織更是一團糟，東歐在冷戰時代的流亡政治更是邊緣得不得了，他們被徹底地遺忘了。

相較而言，1989年後的中國流亡者，他們的內部紛爭仍是溫和的。他們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堅持，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徹底消失。萬潤南也屬於這微弱聲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現在巴黎的人權廣場的六四紀念活動上，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分析中國政局，撰寫回憶與評論文章——行動與組織的空間萎縮了，抵抗變得更為個人化。

不過，很多分析卻總像隔著什麼。這或許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損失，他與自己熟悉的世界斬斷了聯繫，同時也未能順利地進入新世界。相比於同代人，萬潤南有著驚人的適應能力。但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著。他們在一個荒蕪年代成長，對一個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認識開始得太晚。他熱愛法國，卻從未試圖學會法語。在客居法國與美國這麼多年後，他對這兩個國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對中國的分析，也與互聯網上普遍論調沒有太多區別，似乎他的獨特閱歷並沒有給他帶來一種獨特的視角。

這可以理解，他從來是一名行動者、組織者，而非思想者。這或許也與他相對幸運的流亡生涯有關，他總能營造一個小圈子，在其中獲得安全與溫暖，他從未陷入徹底孤立的絕境。

他坦然接受了這邊緣化的命運。幾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許是半開玩笑的）——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中，將沒有你們的位置，他則回答說，中國的變化好比一場化學反應，有參與物，也有生成物，我們是促成這場化學反應的溫度、壓力與催化劑，在將來的生成物中，沒有我們的位置，但我們有其作用。

在談起昔日的競爭對手，他也有種特別的寬容。談起曾被大肆宣揚的“陳萬之爭”，他說那是完全被誇張的，說起和他曾勢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說他有才華、有雄心，勸去和他多談談，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動幫我聯絡那位“攻擊”他的女記者，因為沒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須多方探尋。

他的溫和態度令人很難想像他當初的意氣風發，他在流亡政治內部掀起的“倒萬風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記者稱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鐵腕控制錢與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運，很有可能，他將終老異鄉。

這是與命運的和解嗎？“我隨遇而安，得過且過，是被捲入政治的”，他總喜歡這麼說。他也引用梁啟超，“先時之人、應時之人”，他本應是“應時之人”，卻無意中變成了“先時之人”。這是一種自謙，還是另一種意義的推卸責任——強調歷史之大勢，也意味著個人無需為失敗負太多的責任？

不過，他的確在退入一個更個人的世界，這與他的年齡、經歷、身體狀況都有關係。在微信的朋友圈裡，他以“萬爺”的名義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憶往昔，“萬爺”正是他清華讀書時的外號，在青春時代，人人故作老成，稱彼此為“爺”。他也帶著孫兒前往法拉第街10號，那曾是民主中國陣線的辦公室，也在索邦大學的禮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國陣線正是在此成立的，大會進行時，懸掛的橫幅“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突然傾斜下來，正在發言的他的反應頗富機智：“這預兆民陣前途有波折，但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他希望把這些喜悅、挫敗的經驗告訴下一代嗎？還是期望獲得他們的理解？對於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種隱隱的焦慮，擔心變成他們眼中的“loser”。他說了好幾次“神話”與“笑話”的比喻——在歷史上，“神話”與“笑話”的角色轉化不斷發生著。

這“必然的勝利”比他想像的漫長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會上，來自台灣的代表康寧祥勸這位意氣風發的秘書長——你們走上的是一條曲折的不歸路。康寧祥是台灣黨外運動的關鍵人物，他深知，台灣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嚴開始了，已經在美國10年的許信良通過偷渡才回到台灣。

這不歸路或許讓他焦灼，他卻沒準備回頭。他自稱是被捲入歷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運軌蹟的仍是他的主動選擇。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動選擇讓他成為“國家的敵人”。在此刻，他選擇了不與北京妥協，要一名難民的身份終老他鄉。

我們相約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個落腳點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創業區。他戲稱一生都是在“矽谷”度過的——除去舊金山，中關村、Orsay Ville都被稱作各自國家的矽谷。

在我追問了幾次之後，他也終於承認，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關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燦爛的時刻，而且看起來這燦爛永無止境。

 (吳歡綜編)

六四幕後黑手稱低估中共 引環球時報調侃   上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4-08-13/59603308.html
2014-08-13 02:11:59

多維新聞:《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8月13日罕見地大談被當局視為六四“幕後黑手”的萬潤南，並揶揄其只能定義為失敗者。這名“六四”後流亡法國的傳奇人物為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同學，並著有《胡錦濤傳》。作為當年叱吒中關村的四通公司掌門，當“六四”來臨時，他曾為抗議學生提供資助。

在此之前，英國《金融時報》刊登文章《萬爺在巴黎》，講述作者與萬潤南的會面和談話，披露當今萬潤南的生活以及對於當年“六四”的思索。萬潤南稱“我們犯的最大錯誤是，低估了難度，低估了共產黨的韌性”。

《環球時報》8月13日發表署名單仁平的文章《“萬爺在巴黎”的講述令人感慨萬千》。評論說，萬潤南的這句話令很多人印象頗深。的確，當年那批人跑出去後成立“民主中國陣線”，萬潤南任“秘書長”，他們預言中共政權將在6年內垮台，甚至有人認為只需3年。

“但中國不僅穩住了陣腳，而且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新潮流。這一巨大的事實看似是歷史進程的一次扭轉，其實它是歷史規律的一次堅持。萬潤南們的悲劇在於看錯了這一事實的性質。”

隨後，《環球時報》揶揄萬潤南們總是把歷史潮流掛在嘴邊，“但其中一些人總是搞錯什麼才是真正的歷史潮流。他們仍生活在西方對中國的啟蒙時代，無法超越西方帶來的思維角度，造成致命的誤判”。

《環球時報》說，萬潤南已經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個人化”。他當年的同伴們大體潰散得七零八落，他們顯然沒有前途。“萬潤南和他的同伴們只能定義成失敗者。”

對於萬潤南​​稱“中國的變化好比一場化學反應，有參與物，也有生成物，我們是促成這場化學反應的溫度、壓力與催化劑，在將來的生成物中，沒有我們的位置，但我們有其作用”，《環球時報》評論更認為，“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話”。

萬潤南是昔日四通集團的創始人、上世紀80年代中關村的頂級風雲人物，後被定性為1989年政治風波的“幕後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後出走西方，成為海外民運的重要頭面人物。

如今海外民運漸趨稀落，而萬潤南的聲音也漸漸稀少。作為胡錦濤的學弟，他也曾多次在海外發表文章或者演講評論胡錦濤，尤其是流傳甚廣的《胡錦濤傳》。當年在清華園，萬潤南與胡錦濤同在清華文藝社團，作為集中隊員，“我們吃在同一個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組織生活在同一個支部，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接觸。”

附文：

萬爺在巴黎（一）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一

萬潤南坐在路邊小酒館的綠色座椅上等我們。像5個月前的見面一樣，又是個雨天，他仍頭髮短促、下頜上留一片花白鬍子，套一件藍色的夾克。

空氣都濕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鎮要詩意得多。那乏味、標準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廳裡的粗壯大媽，被蜿蜒的小路、嫵媚的法國姑娘替代了。

我們坐下來，他點了阿爾薩斯的紅酒，還有味道不佳的鮭魚。因為心臟問題，他再不能大口飲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國商業世界，除去大膽與精明，他還以豪飲著稱。他曾戲稱自己體內有一種特別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頭來作比心臟，為我講解心房與心室的關係，哪個部分出了問題。他的聲音鎮定、平穩、緩慢，很少表現出強烈的情緒。這是一種奇怪的抽離感，在談論自己，彷彿談論的是另一個人。其中還有一種令人信服的坦誠，似乎對所有事都可開誠佈公。

他氣色頗佳、談興也濃，絲毫看不出危險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氣氛更為放鬆與親密。可能是他對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氣氛使然。

他鍾情巴黎，這裡的梧桐樹、小巷與洋房，正像他成長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這還是雨果的故鄉。在他狂熱、匱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沒什麼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這種革命的崇高與殘酷。

25年前的逃亡開始時，法國是第一個接納他們這些流亡者的國家。它不僅接納、還把最慷慨的榮譽給予他們。那年7月，正是法國大革命200週年。在盛大的紀念儀式中，他們被邀請到主席台上，當遊行隊伍經過時，他們發現中國留學生是第一方隊。法國人將整個春夏之交的天安門廣場視作對大革命精神的延續，這些青年人與知識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繼承者。

兩個世紀以來，不管是1789年、1848年還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學、藝術、時裝一樣，是巴黎最重要的風尚，也是最被慶祝的精神。

令人嘲諷的是，“流亡”這一個概念正是因法國大革命而起。當“公民們”攻陷了巴士底獄、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後，法國貴族們開始四處逃散，他們成為了“流亡者”，它的聲譽不佳​​。巴黎製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從19世紀的赫爾岑到20世紀初的列寧再到冷戰時代的米沃什，更有軍人獨裁時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們是政治人物、作家、藝術家，常是為了逃離一個令人壓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從未接納這樣規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體。經由電視新聞網的直播，天安門事件變成了一場全球性的戲劇，延續了整個夏天。從熱情高漲的青年到血腥屠殺，它的高度戲劇性更使它深刻地進入了整個世界的道德意識，它不再像是來自遙遠國家的悲慘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這幕慘劇逃出的人們，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徵，北京對他們的口誅筆伐，更加深了這一形象。他們的群體也足夠龐大與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學生領袖、昔日當權者的智囊、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新興的企業家……他們不僅代表了一個失敗的、被同情的過去，同樣代表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這一群精英或許可以為未來中國提供另一種可能。

二 

“我們犯的最大錯誤是，低估了難度，低估了共產黨的韌性。”他說。這一定是個痛苦的、充斥著幻滅與挫敗的發現過程。

“六年內，李鵬政府將垮台”，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華爾街日報》上的預言，屆時他們組建的“民主中國陣線”將回到北京參與自由選舉，——“如果人民不投票給我們，這沒關係，但他們必須給予選擇的機會。”

如今讀來，這預言像是荒誕囈語，不過在當時，它卻頗令人信服。他的預言甚至顯得不無保守。另一位更年長、也更聲譽卓著的流亡作家劉賓雁大膽宣稱三年內北京政權必然垮台。

整個世界輿論都響應這種樂觀。隨著東歐的轉變、柏林牆倒塌、齊奧塞斯庫被處死、還有岌岌可危的蘇聯，這樂觀似乎再恰當不過了。但這樂觀也給這群流亡者帶來一種奇妙、令人不安的影響。你剛從一場巨大的屠殺中逃離，限於一種深深的恐懼、驚詫、憤怒與無力中，然後你成了道義上英雄，接著又被賦予塑造未來的期望。廣場同伴的血跡未乾，流亡者們卻談論起可能的政權更替，而他們可能成為新的主人。

當這些流亡者在巴黎開始籌建流亡政治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時，他們沒有被視作失敗者的聚會，反而以某種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許西方政府仍謹慎的支持，但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則紛紛表示出直截了當的熱忱，從波蘭團結工會的代表到哈維爾的祝賀，“民主中國陣線”擁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國，政治人物與公眾人物都投來普遍的敬意與支持。密特朗總統公開宣稱，一個屠殺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沒有未來的，在索邦大學的“民主中國陣線”的成立大會上，一位年輕的法國政客滿臉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後成了薩科齊總統。

那定是種混亂、複雜、甚至癲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後說，明年要把酒桌擺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許諾部長、省長之職……

萬潤南很少、或許也不願意回憶起這些荒誕。他甚至弱化自己在當時的重要性。“他們總需要一個跑腿的”，他常這樣說。但在當時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現實經驗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讓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為主席與副主席的嚴家其與吾爾開希是精神與道德上的象徵，他這位秘書長才是實踐這民主理念的具體重任。他在當時在全球媒體上正是這樣一個自信、實幹的組織者的形象——他既然能從一個紅衛兵變成一個成功企業家，為何不能再次從一個企業家變成一個政治人物？

但現實的挑戰卻比所有人想像的更嚴峻。不僅北京政權的生命力頑強，它逆流而上，直至創造了新潮流。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流亡者也面臨著內部的重重困境。當1989年9月的“民主中國陣線”成立的會場裡響起《自新大陸》的旋律，人們陶醉於一個可能的未來，但這個未來如何實現？

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對的政治理念與制度是什麼，但他們能建立一個不同的嗎？他們背景各異，也幾乎都缺乏政治經驗，更糟糕的是，他們還不無痛苦地發現，自己都是所反對的體制的產物，不管是思維方式、言談舉止，都帶有他們所痛恨的“黨文化”的痕跡。他們都曾是各自領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試驗中，卻發現連一些基本的常識都不知。

“在牛津讀書的胡志強給我們帶來《羅伯特議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憶說。他們以反對專制、尋求民主的姿態出現，卻甚至不知道怎樣開一場民主會議，如何表達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見。

來自台灣的胡志強也是這個流亡組織與台灣密切關係的象徵之一。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來，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權。在冷戰的格局中，台北與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國”自居，都試圖在否認對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趨衰落的台北，也試圖扶植海外的對抗力量。從更早在紐約成立的“民聯（全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到突然興起的“民陣（全稱民主中國陣線）”，台北都試圖支持、當然也試圖操控它。對於流亡者來說，這既讓人安慰又令人擔心。

因為經濟繁榮與民主轉型的成功，台灣正散發出一種迷人魅力，它富有說服力地表明華人社會能創造出民主，大陸不過是一個更大規模的台灣。但這也是危險的魅力，大陸的流亡組織不是台北“反共計劃”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在最初的熱烈憧憬之後，流亡者很快發現他們的根本困境。倘若他們不能以“奪取權力”為目的，思想與行動都將喪失焦點。與一個世紀前的列寧與孫中山不同，他們沒有一個堅定的意識形態可供追尋、也無心創造一個嚴密的組織，他們都曾飽受這種“革命”的痛苦，想尋求另一種方式。他們一開始就宣稱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選民為基礎，流亡政治欠缺這基礎。他們有同情者與支持者，卻沒有選民與監督者。他們身在異鄉，關心的是中國。他們陷入一種天然的分裂感。這分裂感隨著外界支持——不管是經濟上、還是道義上的——的減弱變得更加顯著。眾望所歸的“民主中國陣線”似乎滑向內部的混亂與爭鬥……

                                                                                   《待續》                                                                               

傑安迪: 圖書編輯稱 因參與六四紀念被解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17/c17editor/
2014年07月17日 

家在北京的散文家和劇作家 黎學文 說，他已被開除，不再擔任圖書編輯，他表示這是對他參加5月份的一個紀念天安門廣場抗議被軍隊鎮壓25週年的私人活動的報復。

現年37歲的黎學文是國有單位漓江出版社的高級編輯，他說，他在周二被突然解僱。

在周二上午的電話採訪中，黎學文說，自從一群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在北京的一個住所聚會，討論導致數以百計、也可能是上千的平民死亡的1989年鎮壓事件之後，他的上司兩個月來一直受到來自安全人員的壓力。那次討論會參加者的一張照片曾張貼在互聯網上，引起當局的主意，當時，中國政府正急於壓制任何紀念那個政治敏感週年的活動或公開討論。

5月3日討論會之後的幾天裡，警方拘留了5位參加者。他們中的著名維權律師浦志強後來被以“尋釁滋事”罪起訴，指控他的罪名還有非法蒐集個人信息。他同為律師的侄女屈振紅也仍被警方關押著，但其他人後來被釋放。

黎學文說，他多次受到警察的問訊，其中一次長達6個小時。但是他在採訪中說，被開除有點讓他吃驚，因為北京一位身居高位的警官曾向他保證，如果他拒絕接受外國新聞機構的採訪，他將不會有麻煩。

他把自己被開除歸咎於廣西的安全官員，廣西位於中國西南部，是漓江出版社的所在地。他說，“我按照交易做了，拒絕了記者的採訪，我卻得到了這個結果。”

未能馬上聯繫到黎學文在出版社的上司，讓其置評。

黎學文說，當局曾給自己的房東施壓要把他趕出去，但後來自己按照警方的建議，在6月4日到來之前離開了北京，警方還建議他“調整”在社交媒體上發的批評政府帖​​子的口吻，這之後，他被允許在北京的家裡住下去。

“他們告訴我，我應該給政府提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批評，”他說。

還發生了其他有點神秘的事情，他把它們解釋為參加那個研討會的後果。他說，最近有兩次，不知什麼人把一種類似膠水的東西噴到他前門的鎖裡，讓鎖的機制失靈。

黎學文說，雖然他減少了在新浪微博上發的批評帖子的數量，但是他曾告訴網上的粉絲們，上週三的夜晚，他和朋友一起站在北京一個警察局的外面，作家慕容雪村當時在裡面受審。

“那可能激怒了他們，”他說，他指的是負責自己案子的安全人員。

黎學文說，他沒有興趣重返出版界，將投身於劇本創作。

“除非有朝一日中國有了出版自由，我再也不想在出版界工作了，”他說。

傑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Cindy Hao

“除非有朝一日中國有了出版自由，我再也不想在出版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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