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流亡者熊焱被香港拒絕入境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424/c24xiong/
PATRICK BOEHLER 2015年04月24日

，熊焱在香港國際機場被禁止入境。Courtesy of Xiong Yan.

週四，香港入境處官員拒絕了一位流亡者的入境申請。此前，這位流亡者曾公開請願，希望被允許回鄉探望病危的母親。

“我到自由世界的邊境了，”50歲的美國籍陸軍牧師熊焱週五早上被盤查官員攔下後，在香港國際機場發短信說道。他說他企圖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但被告知禁止進入這片半自治的領土，並需搭乘班機返回西雅圖。

香港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保留了很多自身的習俗和入境管理體系，曾多次接納中國政府的批判者。美國公民基本不需要簽證即可進入香港。

在熊焱週四試圖進入中國境內的幾天前，他向中國政府公開請求回老家湖南探望母親。

他說他已經多次想要回國但被反复拒簽，並且最近的申請也沒有得到任何回复。

1989年夏天，當時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的熊焱成了中國的通緝要犯，他作為學生領袖參與了北京的民主抗議示威。1992年，他從香港逃離中國定居美國。

2009年，香港入境處允許他返回香港參加為1989年抗議示威中被軍事鎮壓殺害的學生舉行的祈禱活動。

熊焱於週五聲稱他至今沒有收到關於他被禁入境一事的解釋。香港入境處表示不會“評論個別案例”。

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秘書長李卓人說他對於禁止熊焱入境的消息感到遺憾，2009年邀請熊焱赴港的正是該倡導組織。

“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黑名單範圍正在擴大，”李卓人說。

文明國家

任何一個國民 無論他的政治觀點和立場 都有返國探訪自己親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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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學生領袖熊焱欲回國探母獲多方聲援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4/150414_china_us_liusi_xiongyan
2015年 4月 14日

1992年，熊焱獲得美國庇護，後來在馬薩諸塞州一神學院學習，並成為美國
陸軍的一名牧師，曾在伊拉克服役，目前居住在美國阿拉巴馬州（資料照片）。

旅居美國的中國八九「六四」學生領袖 熊焱 由於母親傳出病危的消息，希望回國探望母親，獲得多方人士的支持。

同為當年六四學運領袖的 吾爾開希 在推特上留言說，「天安門伙伴熊焱的媽媽重病，他和我一樣都是二十多年沒和家人見面，現在懇求中國領導人基於人道理由讓他們母子見最後一面」。

周一（13日）吾爾開希還在台灣舉行記者會，並在會上宣讀了一份聲明，請求中共高層領導基於人道考量，讓熊焱返國看望母親，並呼籲台灣總統馬英九及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能對此表達關注立場並提供協助。多名台灣立法委員包括民進黨立委尤美女、李應元、田秋堇以及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均出席了記者會表示支持。

BBC中文網記者在推特上也看到不少海內外民運人士留言對熊焱表示聲援。而且湖南數名民運人士歐彪峰、周偉、何家維等在周日（12日）還專門前往醫院探望熊焱80多歲的母親。

曾致信習李

至於熊焱本人上周六也通過網絡發表了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的一封信，熊焱在信中表示，「日前我接到我媽媽的主治醫生來電，告知我母親病情真實情況。醫生說我媽媽已到生命盡頭。作為兒子我心中萬分愧疚，幾十年來不僅無一日為媽媽端茶送水問候請安，還讓媽媽提心吊膽幾十年。現在我的媽媽已是彌留之際，作為兒子我很想回去看看媽媽，說不定還是傷心的奔喪之行程。」

熊焱在信的最後還以學弟自稱，希望中共高層能夠批准其回中國探望母親的願望。

事實上，熊焱的確與李克強一樣都曾在北京大學攻讀法學。六四學運時，身為北大法學研究生的熊焱被選為與政府協商的學生代表之一。六四學運遭到官方鎮壓後，熊焱被中共當局列為「六四」事件中21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他曾公開宣佈退黨，但隨後被捕並曾被關押了一年半。獲釋後，他乘坐漁船逃到香港，1992年獲得美國庇護，後來在美國皈依基督教後，熊焱在馬薩諸塞州戈登康維爾神學院學習，並成為美國陸軍的一名牧師，曾在伊拉克服役，目前居住在美國阿拉巴馬州。

2014年9月，熊焱也曾以母親病危為由，到中國駐美國休斯敦領事館申請簽證，凖備回國探望母親，但遭到了中國官方的拒絕。

至於目前定居在台灣的另一位六四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也曾經多次以各種方式，包括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自首」以及在香港「強行闖關」等方式，但都未能成功回國。他曾經表示，「我已經與父母家人未能見面長達二十三年，骨肉分離的痛苦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

（撰稿：李文/責編：蕭爾）

讀者反饋

種什麼因。得什麼果，，當年你受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來推翻共產黨，，現在你可以讓中情局秘密送你回來的。。歷朝歷代的革命者失敗就是殺頭，，還沒讓你死呢。。。黃花崗72烈士不都死了啊。。當年做的時候你就沒想過有今天嗎？？王亦, 廣州

看到這樣的新聞，感覺很心疼，難過，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想必痛苦萬分，非常支持他看望老母，我知道，我的支持基本上沒任何作用。民族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未來居然還維繫在幾個人身上。劉軍, 南京

什麼聲明都造不成影響，因為國內根本看不到，國際的呼籲同樣被屏蔽 未署名
 

趙紫陽骨灰葬何處 兒稱還沒決定
http://udn.com/news/story/4/821933
2015-04-07 20:36:14 中央社 台北7日電

因為「六四事件」遲未下葬的中共前總書記 趙紫陽，近日傳出有望將存放故居的骨灰移至公墓。趙紫陽兒子 趙二軍 今天受訪時表示，安葬問題仍在安排、沒有決定。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趙紫陽女婿王志華5日說，在民間公墓埋葬趙紫陽骨灰的願望終於得到批准，「當局已經同意趙紫陽與妻子合葬」。

此外，趙二軍當時接受香港NOW電視新聞台訪問時也說，北京市民政局最近派人與他們商討，將趙紫陽夫婦的骨灰安放在民間公墓。

香港電台7日報導，趙紫陽兒子趙二軍接受詢問時表示，有關問題仍在安排、未有決定。

趙二軍並說，骨灰安放在哪個公墓，家人沒有太大意見，未來數日，政府人員會陪家人到政府介紹的幾個墓地看看。

《丈夫與妻子合葬》 要經過中共當局的同意??

趙紫陽是中國社會最開放的時代 難怪深受廣大中國人的尊敬!

趙將是中國執政高層 唯一葬在民間墓園裡的第一人 《與民同在》必然更受人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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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外，陳希同的另一面
http://cn.tmagazine.com/books/20150316/tc16chenxitong/
書評CHEUNG SI-YEE 2015年03月16日

陳希同1998年於法庭上。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2007年年初，陳希同 因淋巴癌在小湯山療養院保外就醫時，他曾經的老部下 賀陽 前去探望，他告訴賀陽等人，1995年4月的某一天，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他正在開北京市委常委會，中辦通知他，江澤民、李鵬等要找他談話。當時李鵬是總理，陳希同到了後，李鵬主談，說陳希同經濟上有問題。陳希同當時就急了，一拍桌子：“我告訴你們，我陳希同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說完拿起包就走了。“他這個樣子，能不被處理嗎？”賀陽寫道。現在在北京一家投資公司擔任董事長與總經理的他，在去年利用一個月的時間，把自己在政府部門工作期間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以《北京改革風雲》為題，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副題是“我在陳希同領導下工作”。

副題乍看之下，頗有標題黨的味道，不過讀罷全書，感覺稱得上名實相副。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改革大戲中，賀陽雖不是明星級人物，但也堪稱活躍。1986年至1994年間，他任北京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參與、推動了北京市的多項經濟改革，如金融體制與股份制改革。陳希同對賀陽可謂有知遇之恩，賀陽擔任體改委副主任職務，主要源於陳希同對他的賞識。但他並沒因此而失去客觀評判的眼光。

按照賀陽的描述，陳希同的優點很突出：有激情，幹工作不惜力，雷厲風行，工作抓得狠，做事特別是對抓改革極其執著。但賀陽認為陳希同的缺點和不足也很突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點：一是對經濟理論、經濟規律缺乏較系統的了解，而這一缺憾也存在於許多高層黨政領導中，包括那些自認為做經濟工作出身很懂經濟的領導；二是在用人上存在缺陷，用了一些溜鬚拍馬而沒什麼本事的人；三是個性過強，得罪人多。賀陽認為，第三點是陳希同最大的問題。因為在官場上，個性太強往往是致命的。

陳希同1930年出生於四川省安岳縣，194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49年加入共產黨。他的仕​​途從北京市西單地區街道工作組成員起步，1953年任當時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的秘書。1983年陳希同任北京市長，後任市委書記。在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鎮壓中，陳希同被普遍認為是關鍵人物。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和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16年。賀陽認為，陳希同的所謂貪污罪，其實就是他沒有把外國人送給的禮品上交，陳希同前後收了22件外賓送的禮品，大概價值55萬元。他還認為，陳希同所以被定罪，是因為“政治問題”——他對江澤民不服氣，認為自己做官的資歷更老。

2013年6月，陳希同因癌症病逝。用今天的話說，他是一隻標準的大老虎。

儘管賀陽參與了陳希同主政時期北京市改革的全過程，對改革政策的製定、出台過程及細節有一手的了解，但他在書的後記中說，他不想把自己的書寫成“改革史詩”，無意寫出北京市改革的全貌，而只是想把自己經歷和參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追記下來，讓讀者從日常瑣事中了解政府部門的運作情況以及政府官員的為人處事之道。這樣的寫作宗旨，使得主政北京十餘年的陳希同不可避免地成為書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並且帶有呼之欲出的生動面孔。

賀陽筆下的陳希同，或許能改變人們對這個“反派人物”傳統的刻板印象。

其中最讓人最感意外的，是陳希同對改革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賀陽在書中寫道：“北京市的工作，無論哪個方面，工業、農業、商業、教育、科技，他一說，就是改革，不改革不行。只要是改革、是新生事物，他就特別有激情。”陳希同要求每個市政府領導都要親自抓改革試點，以便掌握第一手情況。他自己在工業領域的試點是一家玻璃總廠，這個試點他當市長時先後去過24次，當市委書記後照樣去。

書中的一些細節令人發噱。如1984年2月，當時還在市政府研究室的賀陽接到電話，讓他下去到陳希同那裡一趟。賀陽下樓後，看到陳希同披著軍大衣，從後邊的市長小樓裡出來。賀陽問“希同同志，您找我？”陳希同說：“走，改革去！”賀陽問：“到哪兒改革去啊？”回答是：“首汽。”當時天挺冷的，賀陽要上去拿棉襖，陳希同催他：“那你快點啊！”這一行人風風火火地趕到首都汽車公司，最後，不到兩個小時，陳希同就拍板確定了“首汽”的改革方案。

此類富有戲劇性的細節揭示了陳希同作為領導者的正反兩面：富於激情，有乾勁，但對經濟規律缺乏了解，習慣於以群眾運動方式去搞經濟。

根據賀陽的觀察，陳希同跟胡耀邦挺對路子，因為兩人都是有激情的人，並且都有點文采。陳希同讀過北大中文系，胡耀邦則喜歡寫點兒舊體詩詞。1980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先後抽出三天時間，乘飛機視察北京郊區農村。三天裡，陳希同一直陪著胡耀邦。當時，陳希同還是副市長，在十二、三個副市長中是排位最後的一個。這次視察過了幾個月，陳希同就被提拔為市委的常務書記，在領導班子中的排位靠前了。

一些城市管理中的人性化細節，是陳希同直接從國外學來的。根據賀陽的記錄，陳希同到國外考察，發現了大城市裡機動車不許摁喇叭，感覺很有道理，回國後就要求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規定今後機動車不許在城裡摁喇叭。北京市天黑後機動車在馬路上不准開大燈，只准開近光燈，也是陳希同從國外學回來的。賀陽在書中記述：有一次，陳希同乘車外出，聽到前邊的汽車摁了兩聲喇叭，就叫司機追那輛車，追上後把那輛車的司機說了一通：規定不許摁喇叭你還摁！

這些城市管理方面的改革舉措，後來被國內其他城市學去。

趙紫陽曾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指，1989年4月24日，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指出“ 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領頭人”。此外，有研究認為，1989年6月4日，陳希同坐鎮中南海參與了對學生運動鎮壓的指揮。賀陽傾向於認同上述說法，他認為，陳希同在“六四”前後的表現是個污點，如果沒有這一污點，陳希同的名聲會比現在好很多。

書中，賀陽對鄧小平南巡後北京市的股份制改革落墨頗多，認為這段時間是自己最舒心、最充實的時期。他在書中記述了陳希同對股份制改革的支持。當時，賀陽在北京市體改委主抓股份制改革，今天活躍於中國經濟舞台的許多企業家如柳傳志、馮侖、潘石屹等，都因股改而與賀陽相識。從1992年開始正式推進股份制改革到1994年7月賀陽離開市政府，北京市共批准了280家股份制企業。賀陽顯然為這一成績感到自豪。這段時間，陳希同已經擔任市委書記。在1992年9月召開的全市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會上，陳希同作了在賀陽看來充滿激情和煽動性的講話。當時賀陽坐在陳希同旁邊，心想“下面的區、縣、局、總公司及大企業的負責人，聽了希同的講話，不躍躍欲試才怪呢”。

受“六四”的牽連，陳希同在1990年代末落馬了，無疑，他是個政治上的失敗者，也是一個確有污點的人物。魯迅曾感嘆中國“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無論賀陽對陳希同的評價是否準確，作為前官員，能在一個趨炎附勢的世道裡，為一個失敗者寫下盡量客觀的文字，終屬難得。

陳希同後來對賀陽不再欣賞，因為在企業改革問題上，賀陽發表文章，與陳希同唱了反調。1994年，賀陽調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任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他在這個職位上只幹了一年零兩個月，就辭職下海了。他現在是北京一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與總經理。

作為陳希同時代的官員，賀陽對比今昔，深為腐敗在中國官場的漫延與升級而憂心，並提出了對策。這部分內容，構成了《北京改革風雲》的另一亮點。

Cheung Si-yee 為媒體人，常住香港。

中共躊躇不定高瑜洩密案判決再遭延期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3-25/59643451.html
2015-03-25 12:57:05

多維新聞: 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的北京資深媒體人 高瑜 案再次遇到拖延。高瑜代理律師 尚寶軍3月24日稱，北京法院已經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將高瑜案的宣判時間延期。自2014年11月21日在北京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後，判決一拖再拖，至今已達六個多月。分析認為，這表明中共當局對如何判決高瑜躊躇不定。

根據中國的法律，法庭在開庭後有六個月的法定審理期限，於2015年3月20到期。如果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想再拖下去，必須向最高法院提出延長審理期限的申請。高瑜的律師尚寶軍稱，已經依法向北京中院提出“變更強制措施申請書”，既然久拖無法拿出判決意見，希望能夠讓高瑜“取保候審”。

他表示，中國的法律規定，進入法院審判程序之後，一審通常在2個月之內開庭審理做出判決。如果不夠的話，可以到3個月。3個月不夠，經過省自治區高級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長3個月，也就是6個月。如果還不夠，要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1至3個月。如果還不夠，理論上說還可以再申請、再獲批准。法律規定，如果期限內沒有審理完結，應該申請變更強制措施。

高瑜

中共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和今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習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是對外強調的主旋律。北京知名記者高瑜於2014年4月24日被拘捕。起訴書指高瑜非法獲取並向境外網站洩露一份中共內部文件。

據稱是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其內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師不講普世價值、不講新聞自由等，被稱為“七不講”。

西方社會一直關注高瑜案的進展情況，希望中國政府立即釋放高瑜。

而身陷囹圄的高瑜24日下午代理律師見面時表示，理解承辦法官對這個案件的慎重，但她自己已年過七旬，病患纏身，因此希望法院從人道主義出發，能夠批准律師代表她向法院提出的取保候審的要求。高瑜 還感謝鮑彤、丁子霖、浦志強、蘇雨桐等國內外朋友的支持，並表示會“保重身體，來日方長”。

據公開資料顯示，高瑜曾多次獲得國際新聞獎項。高瑜，1944年生於中國重慶，女記者，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不久該報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獲釋。1993年10月2日，再次被捕，經過秘密審理，1994年11月9日，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將其判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沒收其800元（1人民幣約合0.16元）“贓款”。1999年2月15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獲釋。 

(桑梓地綜編)

劉曉波：段祺瑞槍殺學生與鄧小平鎮壓六四 (二)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5-03-11/59640582.html
2015-03-11 21:43:59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掌權之後，中共為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慘案”大做文章。毛澤東在把魯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時，魯迅的名文《紀念劉和珍君》也被編進了中學課本。正因為魯迅為“三·一八慘案”寫就了這篇著名禱文，“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變成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證詞和難屬群體長達十五年的抗爭，蔣彥永大夫前不久給中共高層的公開信（截至3月19日，已經有上百篇讚揚蔣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個支持蔣大夫的簽名），多份在互聯網上流傳的當年親歷者的回憶……已經見證：在六四慘案中，中共殺人更多、手段更殘忍，不僅有槍擊刀捅，還有坦克碾壓。

而且，慘案發生後，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對待六四大屠殺的呢？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媒體和社會名流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政府方面，沒有高官的認錯悔罪，沒有政府的“撫卹令”、沒有國會追究責任者的決議，沒有獨立司法調查，沒有懲罰任何劊子手，更沒有內閣總辭職。而且，當大屠殺的罪惡已經昭然於天下之時，面對全國性的悲憤，也面對世界性的譴責和製裁，中共政權非但死不認帳，反而開動一切宣傳機器為大屠殺辯護，大搞全國性的人人過關的審查表態，並封鎖還原歷史真相的所有資訊，鎮壓所有譴責大屠殺的良知者，連失去親人的難屬也難逃壓制；在官方的壓制和封鎖下，冤死的亡靈們及其難屬，成為難見天日的黑暗中的詞，天安門母親們從事的“還原歷史尋求公正”的人道救助運動成為極危險的事業，難屬們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堅持公開為六四亡靈討還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風險，甚至好心人給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凍結和扣留。六四，這一當代中國的關鍵字，在大陸境內的所有媒體上皆被“遮蔽”，關於六四真相的言說很可能導致言說者被打入黑牢。

雖然，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中共政權對八九運動的定性，經歷了由“暴亂”、“動亂”到“政治風波”的轉變，但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認罪認錯，非但從未見過現政權的任何首腦表示過絲毫懺悔，也從未有劊子手受到過應得的追究，如，負有主要罪責的高官李鵬在權力寶座上風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遙法外，過著高層權貴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中共的在職高官們一直強詞奪理，以“穩定第一”的藉口來為大屠殺進行辯護。最新的辯護出現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記者會上，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關於蔣彥永上書的提問時，儘管他含糊其詞地繞過官方的六四定性問題，但他的說辭顯然是早已準備好的老一套，無非是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證明穩定的重要，沒有穩定就什麼都沒有，作為總理他最關心穩定……云云。

然而，就在溫家寶用穩定論為六四大屠殺辯護之前，人民大會堂裡的2900多位代表，剛剛以2863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莊嚴形式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後一刻卻是為中共政權的反人權罪行做辯護，豈不是自打耳光！電視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這種荒謬的悖論，即便修憲了，承諾了，誰會相信中共有誠意落實“憲法”承諾！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權對屠殺的不同態度，雖有兩個政權對社會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軍閥政權無力對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正常的為政邏輯應該是：越是能夠控制社會全局的政府，就越不應該恐懼到喪失最低理智的瘋狂尺度，越不應該採取極端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錯誤之後，越有能力和自信面對自己的錯誤甚至罪惡。所以，六四大屠殺是獨裁權力的瘋狂之舉，中共的死不認賬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現了這個制度及鄧小平、李鵬等人的邪惡、殘忍和人性匱乏。換言之，這種從不知罪認錯、從不道歉不懺悔的頑固態度，即便與當年的軍閥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歷史倒退。

在社會方面，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吶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為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沉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最恥辱的一頁。這種黑暗和恥辱，不僅是獨裁政權的野蠻屠殺和死不認賬，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特別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沉默。強權和懦弱的相互勾結不斷地加深著這黑暗這恥辱。

在當時的國情下，即便媒體被官方操控，無法像當年的《京報》等報刊那樣發出吶喊，知識界也可以通過境外媒體發出良知的聲音，也可以不屈服於人人過關的大清查，用消極抵抗來拒絕與殺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極少數社會名流敢於挺身而出，而絕大多數精英們，包括那些積極參與八九運動的精英們，大都被恐怖壓彎的脊梁，要么逃亡和被捕，要么靠出賣良知過關，至多是保持沉默。被奉為中國知識界良心的巴金在哪裡？那些曾經反對戒嚴的名流們在哪裡？各大學的校長、教授們在哪裡？

面對六四亡靈，這種人性的貧血，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錯，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大清查，拷問出中國精英們的“小”來，他們最缺少的，不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對醒目的常識性罪惡的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

而極少數敢於繼續質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識人，像丁子霖、鮑彤、吳祖光、李慎之和蔣彥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盜賊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語。而一個只要求虛偽的表態式效忠的政權，根本不在乎私人飯局上的和居家客廳中的罵娘。

六四後，從中國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民間的自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面前，社會的名流們和精英們的自私懦弱；無過於在隨之而來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中，面對特權階層對社會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精英群體本身的媚權媚錢的傾向。正是由於精英階層的整體性懦弱，致使殺人者在壟斷權力和犬儒主義的庇護下，不但能夠輕易地逃避承擔罪責，而且可以繼續在權貴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該怎樣安慰六四亡靈

如今，段昌隆的亡靈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邊。祖孫兩代人的墓碑，銘刻著中國人所經歷的大半個世紀的苦難歷程。我想，親歷過兩次屠殺的祖孫兩代的亡靈，也決不會安眠：叔祖父的亡靈，是否會反思軍閥政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否至今還在懺悔當年的屠殺？而侄孫的亡靈，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十五年之後，一定還在頑強地控訴著暴政的屠殺。在這種來自墳墓中的傾訴面前，劊子手必須知罪並接受法律的審判，六四大屠殺的倖存者理應打破沉默，用頑強的民間記憶來為亡靈申訴，直到歷史真相得以還原、公正得以伸張。

現在，提起周作人，國人大都知道他是“漢奸”，但很少有人知道“三·一八慘案”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憤和良知決不次於其兄魯迅。慘案發生後的半個月裡，周作人就寫下過六篇譴責北洋政府的檄文，參加了多項要求懲辦劊子手、為死者討還公正和補償的社會性活動。周作人還屬於極少數對慘案難以釋懷的知識份子，在慘案發生的兩個月後，他又接連寫下過《閒話四則》（5月24日）、《死法》（5月31日） ，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國民黨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寫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慘案過去了二十年後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裡，他寫下過揪心的回憶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好些屍體，身上蓋著一層薄雪……。”當歷史進入了毛澤東時代，就在另一場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劇——文革——即將開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慘案”的第四十個祭日里，周作人在日記裡感嘆道：“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群體中，對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慘案，又有幾人能夠堅守類似周作人的記憶。

我們這代人，大都熟悉魯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卻陌生於魯迅在評論罪惡時的另一句話：“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五年了，難道我們這個民族虧欠亡靈的“利息”還不夠大嗎？難道我們真要讓遺忘和冷漠毒化靈魂，讓虧欠的“利息”繼續成倍成倍地積累嗎？

固然，大陸民間的力量還相對弱小，現在還無法改變獨裁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對政權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體的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臟。野蠻鎮壓，仍然是中共政權不能不掩蓋而又無法掩蓋的致命傷，持續的陣發性抽搐令這個表面穩定的政權充滿了“亡黨”的恐懼；對民間而言，年輕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動政治改革的最大道義資源。民間，特別是自稱堅守民間立場的社會名流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己的名譽那樣，珍惜用諸多年輕的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民間向獨裁抗爭的僅有的資源。

中國人不會忘記，全世界也不會忘記，在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上，一位青年隻身擋坦克的畫面，它已經是廣為人知的最具象徵意義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這個畫面還會不時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媒體上和公益廣告中。就在前不久，大陸央視5頻道轉播北美職業球賽時，畫面上赫然出現這一六四形象：一邊是碾過長安街的坦克鋼鐵長龍，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憤；一邊是手無寸鐵的青年攔截坦克的隻身血肉，感動過整個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已經頑強抗爭了十幾年；蔣彥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來，以他的親歷見證歷史和呼喚正義。難道這些公開表達自己良知的行為，對那些珍惜社會聲譽的精英們，還構不不成一種道義壓力嗎？對沉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數還構不成一種道義感召嗎？面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負數的受難者，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兒博愛之心、養成一種平等之懷和正義之氣，為他們爭取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公道嗎？也為自己爭得本應具有的做人尊嚴嗎？！

六四後，說當代國人不知恥辱地苟且偷生，一點也不過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熱情已經消解掉恥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過久的沉默中逐漸失血，還會想到六四亡靈的人，意識到良心虧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特別是精英們，在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一體化結盟中，活得體面而滋潤，肚皮的凸起和靈魂的干癟，構成當代中國精英的標準形象。

當我們在夜深人靜單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還有沒有來自內心深處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感？有沒有發現自己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要是有，那麼六四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兒什麼；要是沒有，那就什麼也沒有了。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於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稱之為良心未泯，然而，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氣的支持，也就只能以沉默來逃避，並自編出一套理由來為沈默辯護，以求得內心的安寧。社會名流們為沈默辯護的通常說辭是：“對中國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國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則不達，要等待時機，到時候我一定會說，但不是現在，現在還不是公開打出六四牌的時候，也就不是公開說話的最佳時機。”

悠久的士大夫傳統中，那種“殺身成仁”的殉道勇氣消失殆盡，而優雅瀟灑的明哲保身卻一代代發揚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則顯，而遇昏君遭亂世則隱。多麼機智的計算，亡靈們的血變成了何時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於是，在中共政權受到世界性強烈譴責時，也是大陸民間發出強大聲音的最好時機，他們不說話，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審判過後，看看鄧小平的進一步動作再說，一晃就是兩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們又說：只要鄧在，說了也沒用，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等又是五年。等鄧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們又說還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幹什麼再說；第三代接班後有半年小陽春，他們剛想開口吶喊，接下來是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肅殺之秋，他們又趕緊收聲，私下說第三代沒戲，說了也沒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台再說，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鵬全退了，與六四毫無瓜葛的胡溫上台了，他們又說六四的受益者江澤民還握有槍桿子，胡溫仍然受到很大的製肘，胡溫究竟想幹什麼、能幹什麼，目前還不明朗，還要再等等，等到江澤民徹底退休的17大再說……

就這樣，在“等等、看看、再說”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經過去了，無所作為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對最佳時機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觀望的沉默何時是盡頭？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讓良心在壓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車的最好時機，才肯讓未泯的良心重見天日！

正是精英們的勇氣匱乏，才導致民間壓力的匱乏，才成全了獨裁政權的野蠻、謊言和穩定。

最後，我想重複自己在《讓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於蔣彥永先生為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棄私下的竊竊耳語，而公開說出你的六四親歷和你對六四的內心評價。因為，對於只有經由公開討論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重大公共事件來說，私人耳語並不比沉默更有價值，久而久之，還很容易墮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說，在事關法律正義的司法審判中，看得見的正義才是正義，那麼，在事關重大公益的公共討論中，看得見的良知才是良知。

對於六四，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安慰亡靈，偷偷摸摸的同情沒有道義力量，因為劊子手從不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公開你的良知，讓墳墓的訴說通過公開良知公諸於世，亡靈們才能得到些許安慰。公開你的良知，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氣！讓這個反人性制度淹沒在民間良知的洪流中。

苦難，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劊子手，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講，苦難也是一種資源，一個拒絕遺忘和肯於自省的個人或民族，就能夠把苦難變成提升靈魂的財富。讓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的民族，感到恥辱和負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懺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無畏的勇氣，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為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起抗掙。 

2004年3月22日於北京家中

(一青編輯)

 

劉曉波：段祺瑞槍殺學生與鄧小平鎮壓六四  (一)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5-03-11/59640582.html
2015-03-11 21:43:59

多維歷史: “六四”事件中，一個名叫 段昌隆 的年輕人於6月4日凌晨在北京民族宮前喪命。他是民國時期著名軍閥、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的侄孫。2004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 劉曉波 撰文《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由此展開，將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慘案”與鄧小平主政時期的“六四”事件進行對比並直言，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事件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吶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為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沉默。全文如下。

2014年4月20日，香港尖沙咀紀念六四展覽，一名學生站在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和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柴玲的相片前

六四已經十五年了。

讀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見《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4月號），聽蔣彥永大夫為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難以擺脫的羞恥感咬嗜著靈魂。

每年都堅持為亡靈寫點什麼，與其說是展示自己的勇氣，不如說是對亡靈的懺悔。每次坐在電腦前，墳墓的傾訴縈繞不去，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警告：活人必須懷著足夠的謙卑和敬畏，傾聽來自墳墓的訴說，六四亡靈們才能教會倖存者什麼是活著，什麼是死去，什麼是雖死猶生。

一、兩個兒子和兩位母親

據我所知，在六四難屬群體中，有兩個死去兒子的家庭，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門。一個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丁文江；其子蔣捷連，中彈於北京市木樨地地鐵站口附近，年僅17歲，正在人大附中讀書，丁文江是蔣捷連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於六四屠殺的年輕人則比較陌生，他是周淑莊女士的兒子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6月4日凌晨遇難於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據丁子霖女士的難屬尋訪錄《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親》一文介紹：“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被害經過是：“昌隆是6月4日凌晨遇難的。他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據事後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時，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與民眾形成對峙局面，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種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願望。而這顆罪惡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見《民主中國》2004年4月號）

過於年輕的生命，消失於劊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親的心！兒子昌隆遇難後，悲憤的母親周淑莊變成了一位勇敢的母親。她是最早敢於面對境外媒體說出屠殺真相的母親之一，也是“天安門母親”的骨幹。她不倦地為那些無辜死難者及其難屬奔走呼號，從不向強權的恐怖威懾低頭。早在1993年，周淑莊就與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披露了兒子段昌隆的被害經過，譴責六四大屠殺。1995年8月，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在江蘇無錫遭到非法關押，周淑莊通過海外媒體挺身而出，譴責當局對丁子霖夫婦的誹謗和迫害，用雄辯的事實和充分的道義維護了難屬群體的名譽。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國銀行無錫分行凍結了一筆來自德國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莊和難友們向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並一起前往國安部進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難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子手李鵬的起訴狀。在這一法律維權行動中，周淑莊不顧體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控訴劊子手的反人類罪行。不幸的是，她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半身不遂，至今未癒。

兩位名人之後都倒在共產黨的槍口下，兩位母親共同站出來討還公道。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但在敵視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殺的發生是必然，它是獨裁強權實施恐怖統治的極端化；正如當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現代中國的各類政府的一系列殺戮之後，近乎絕望地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把殺人當做目的，……盡量地滿足……殘酷貪婬的本性。”（參見張菊香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只要獨裁制度不滅亡，恐怖統治就不會消失，濫殺無辜的野蠻也不會根絕。

縱觀中共的歷史，其對內殺人並非始於“六四”，至少從肅AB團開始，中共就在製造​​大冤案，延安整風也製造了眾多冤魂，掌權之後的階級滅絕就更肆無忌憚，鎮反、三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一路鎮壓過來，直到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平民。因為，暴力性的整肅和鎮壓是中共得以奪權、掌權、維權的秘訣之一。

與此同時，受難者討還公正之路的漫長和艱辛也是必然，被凌辱遭迫害的國人的自發抗爭已經持續了數代人，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終止和人權至上被確立。

二、兩大慘案和兩個政府

在眾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段昌隆來為文，絕非因為他是名門之後，而是他的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並通過類似事件的歷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現實。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史稱“三·一八慘案”。死於六四屠殺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 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魯迅的沉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面對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為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歷史的進步與倒退。毫無疑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與和平建設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徵，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卹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為，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台。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總之，在發生“三·一八慘案”的1926年，中國雖然因軍閥混戰而亂相叢生，但那畢竟還是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為政底線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握且滿世界招搖，並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請參見：傅國湧《三·一八槍響之後》，摘自“文化先鋒網www.whxf.net；吳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週年祭》，載於《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待續)

天安門事件底片：藝術還是抗議？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225/c25tiananmen/
傑安迪2015年02月25日

徐勇的新書《底片》充滿著1989年那場運動的影像。發布這些照片，
就可能被中國目前掌權的強硬派視為挑釁。

http://cn.nytimes.com/slideshow/20150225/c25tiananmen-ss/#page1

北京——在攝影師 徐勇 的新書中，充滿了中國理想主義年輕人呼籲民主和譴責共產黨的影像，但他堅稱，出版這批珍藏了20多年的照片的決定與政治無關。

“這是一本藝術類書籍，”60歲的徐勇說，他已經出版過20多本攝影集。“我沒興趣討論它們的含義。”

1989年春的抗議活動震動了北京，僅僅是發布這些照片，就可能被中國目前掌權的強硬派視為挑釁。在世界其他地方，照片和新聞稿件本是歷史記錄的一部分，而中國政府在1989年之後，通過審查活動，相當成功地令這個國家患上了集體失憶症。

中國政府正在力圖遏制那些被它視為意識形態敵人的聲音，在這樣一個時期，徐勇的新書《底片》自然容易被視為一個勇敢的，甚至是點莽撞的冒險舉動。畢竟，中國已經有數十人在最近幾個月遭到了拘留，其中包括徐勇在藝術界的幾個朋友。有的人只不過是因為在網上共享了香港去年年底親民主抗議活動的照片，就遭到羈押。

中國最著名的民權律師之一 浦志強，從去年春天起一直被警方羈押。為什麼？就因為他在朋友公寓裡參加了一個私人聚會，討論25年前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受的暴力鎮壓。

“徐勇對出版這些照片的風險一清二楚，但他還是決定這麼做，”蔣悅磊說。她是香港出版商新世紀出版社的創始人之一。《底片》本月起向中國大陸外的書店配送。

之前，徐勇的作品一直避開那些可能會遭到政治解讀的內容。他是一位多產的紀錄照片攝影師，最出名的作品是上世紀80年代拍攝的懷舊黑白照片，捕捉了北京老胡同之美，在北京後來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中，很多胡同都被推平。此後，他拍攝了一位北京妓女一天生活的系列照片，獲得了好評。

他還為798藝術區的開拓提供過幫助。該區曾是一個軍工製造基地，已被改造為迎合大眾的藝術畫廊和咖啡館聚集地。

針對1989年春天的抗議活動，《底片》沒有進行傳統式的回顧。首先，其中不含6月4日流血事件的畫面。當時中國軍隊殺入北京的心臟地帶，造成數百，甚至數千手無寸鐵的平民死亡。

更有趣的是，徐勇決定只印出35毫米的純粹原始底片，它們是他在1989年春用笨重的柯尼卡相機拍攝的，色彩暗淡，好似X光片，可以恍惚看到抗議者的輪廓。

但是，這些底片只是一種視覺假象。在iPhone或iPad上簡單地設置一下——“常用功能”下的“輔助功能”選項卡下選“反轉顏色”——通過攝像頭，你就可以看到徐勇的底片沖洗後的模樣。面容堅定的絕食者和表情驚恐的年輕士兵躍然紙上，猶如你偶然發現了一個失落的世界。

只印底片的做法，難免讓人覺得是為了避免遭到當局的報復。上週，在首都北部一個咖啡館裡，他堅稱目的不在於此。徐勇說，他是想讓年輕人了解在數字時代之前，有賴於化學變化的攝影狀況。“數碼照片可以被修改，但底片從來不說謊，”他說。

1989年春天，在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激勵下，徐勇剛剛辭去了一家國有廣告公司的工作。那年4月，中國學生成群結隊走上街頭，要求減少審查，擴大自由，打擊官員猖獗的腐敗活動。那時，徐勇知道中國正在接近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我感覺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每一刻都必須記錄下來，”他說。

在接下來的六周里，他每天都前去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區域，站在自己的自行車座位上，以便獲得更高的角度——結果多次跌到地上，摔壞了兩個相機。

徐勇不願意透露一共拍了多少照片，但是這本書上一共有64幅底片，對於很多中國人而言，這個數字是為了規避中國互聯網審查而使用的一個特指，表示天安門清場日期6月4日。最後一幅底片是一輛坦克的模糊形象，也是全書中顯示這場和平抗議活動被武力鎮壓的唯一跡象。

短期內，《底片》不會在中國大陸的書店發售，徐勇自己也難以拿到書。上週，一箱通過聯邦快遞寄到他家的《底片》被海關收繳並銷毀。

徐勇承認，這本攝影集會帶來危險，但他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說這些底片已經開始變舊發黃。“我老了，”他淡淡一笑，說。“如果現在不出版它們，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傑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記者。

關於接受徐友漁先生轉贈瑞典人權獎獎金的聲明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6008
天安門母親 2015.1.31

日前，我國著名學者、自由知識分子 徐友漁 先生榮獲2014年度瑞典奧洛夫·帕爾梅人權獎。該獎以前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命名。

奧洛夫•帕爾梅一生致力於世界民主、自由、人權事業，他為人類普世價值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直至被刺身亡。我們為自己的同胞能獲此崇高的獎項感到無比的自豪。

徐友漁先生孜孜不倦致力於中國的民主事業，不僅著作甚豐，多有建樹，而且身體力行。他堅持基於理性的漸進改革，堅持和平非暴力的基本原則。二十多年來，他始終為他所爭取實現的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會而艱苦奮鬥。為此，他支持國內堅持民主理念的人士，關心國內受壓迫民眾的疾苦，尤其是二十多年如一日，時刻關注著“ 六四”遇難親屬——天安門母親的命運。在以往的歲月裡，我們曾多次得到徐友漁先生的人道捐助。

在2014年“六四” 25週年前夕，我們群體中的一些難屬從四月份起便遭到政府當局的軟禁、嚴密監控，未能進行計劃中的集體祭奠（以往“六四”十、十五、二十週年我們都會舉行集體祭奠）。然而，正是徐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冒著風險，以驚人的勇氣和膽略，成功地組織了“六四”二十五週年的追思和悼念活動，彌補了“ 六四”難屬被集體噤聲的缺憾。

然而，身患多種疾病的一介書生—— 徐友漁先生卻為此與他的同伴多人一起遭受了牢獄之災，身陷囹圄，被關押在看守所月餘之久。年近70的他，被戴上手銬和黑頭套，受盡種種不公正、不人道的對待。當我們再次見到重獲“半自由” 的徐友漁先生，竟形影枯瘦，判若兩人。

天安門母親對此嚴重侵犯人權、蔑視人性的惡劣行徑，無比氣憤，予以強烈的抗議與譴責。

令我們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動的是，才從牢裡取保候審出來不久的徐友漁先生竟矢志不渝，毅然決定將瑞典帕爾梅獎的全部獎金（7萬5千美元，約合人民幣4 5萬元）悉數捐贈給天安門母親群體，讓我們轉送給全國各地處於困境中的各家難屬。

這筆贈予對於我們難屬群體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隨著歲月的流逝，難屬中的老父母均已步入晚年，疾病纏身；親人的被害給他（他）們身心所造成的傷害難以言表，尤其是近幾年來，已有37位難友先後憤然離世，留下的不少難屬還在苦苦掙扎與抗爭！

在此，我們懷著由衷的感激之情向友漁先生說一聲：“謝謝！”

願上天保佑您！

                                              天安門母親  2015.2.1.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anuary 31, 2015

徐友漁對天安門母親們的關心與照顧 令人感動!

                                        ---- ray35

劉荻：“同案”徐友漁
http://www.penchinese.org/blog/archives/19642
2015-01-30

涉六四研討會被刑事拘留的五君子之中，徐友漁、胡石根及劉荻，星期四獲取保候審，
但劉荻獲釋後立即被公安“隔離”一周。（網絡圖片）

徐老師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他的書呆子氣。朋友們說：如果你走在街上，迎面開來一輛車，車窗內閃著小紅燈，你肯定會知道這輛車是黑出租，可是徐老師就不知道。

去年五月，我作為徐老師的“六四研討會”同案被拘留之後，我對預審人員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當時預審人員問我說：“知道你這麼說他，他不會傷心麼？”我回答道：“如果我說他是大英雄，那就不像是他的朋友了。”

徐老師是個溫和的人，也是個正直堅定的人，更是一個善良的人。哪怕遇上牙尖嘴利的老鼠（就是我），他也不會擺架子；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一次大家聚在崔衛平老師家裡看日本NHK電視台拍攝的關於中國毛派的紀錄片，看後爆發了一場爭論：徐老師和夫人楊老師看到底層毛派群眾（有不少是下崗工人）生活如此悲慘，不由得大受觸動，認為他們也是要反腐敗，也是希望中國走向公平正義的，不能把他​​們當作反動派來看待；我和我的小伙伴則堅決認為國企工人也是既得利益者，下崗充其量是梁山內部分贓不均，底層毛派生存狀況不佳值得同情，但是不能因此就同情他們的理念……那天我們大概誰也沒能說​​服誰，不過，我沒有被毛派感動，卻被徐老師感動了。

2012年12月28日，朋友們決定闖關去探望長期遭到軟禁的劉霞，特意拉上了徐老師，意思是請他來“背黑鍋”，承擔可能的責任。徐老師欣然應允。

去年五月的六四研討會事件中，徐老師主動提出願為此承擔責任，而且說到做到，即使坐牢也不反悔。

在我看來，要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和英雄，最重要的品質是要能夠承擔責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白宮在橢圓辦公室內掛了一塊牌子，上書：“責任止於此。”而中共的領導人則總是習慣把責任推給下屬。

用《大話西遊》中的話來說，民主運動的領袖可以不去“送死”，但是必須能夠“背黑鍋”，也就是要為運動的成功和失敗——尤其是失敗承擔責任。能承擔歷史責任者方為真領袖。劉曉波為《零八憲章》承擔了責任，徐友漁為六四研討會承擔了責任，他們才是真英雄。

這次和徐友漁老師成為“同案”，是我的榮幸。最近，徐老師獲得了瑞典的奧洛夫•帕爾梅人權獎，我替他高興。不過我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我願意和他一起坐牢。 

來源：RFA

中國大陸需要更多像徐友漁這樣義無反顧 勇於承擔的人!

以及像劉荻這般以同案入監服刑 引以為榮的人!

向他倆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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