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週年 王丹在台灣談中國民主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4/05/140527_64_taiwan_wangdan.shtml
林楠森 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2014年5月2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04

流亡海外多年的王丹對中國終將走向民主仍有信心。

天安門學運學生領袖 王丹 在六四二十五週年前夕說，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六四在獲得平反的機會看來緲茫，但他對中國最終走向民主化仍有信心。

王丹說從中國大陸境內的紀念活動都遭到嚴酷鎮壓，以及許多學者被捕來看，在習近平的任內很難寄望他會平反六四。

不過流亡海外多年的王丹對中國終將走向民主仍有信心。他說這是每一個國家與社會不可抵擋的趨勢，因為民主是基於人性設計的一套政治制度。

王丹說他理解各國有不同的情況，中國走上民主可能會慢一些，會慢到什麼程度他無法預測，但他對此有思想凖備。

目前在台灣教書的王丹，與另一名也住在台灣的天安門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都被中國當局禁止返國，兩人此前都表示希望能夠回家。

王丹表示無論是平反六四、他與吾爾開希回家、以及中國走上民主化，他相信最終都可以達成願望，只是其間會有相當長的過程。

他並說就他個人來說最終的結果也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達到結果的漫長過程中對理想的堅持，這是他對自己的期許，而無論是平反六四或回家，他都沒有放棄。

紀念活動

今年天安門學運的參與者在海外發起了紀念六四的＂天下圍城＂活動，此一活動主要是在美國的華盛頓與紐約兩地進行，另外包括加拿大、歐洲等國家預計也將有類似活動。

據王丹介紹說，活動除了當年參與天安門學運的學生團聚及一系列的紀念會外，也會向中國大使館抗議。

在王丹目前任教的台灣也將會舉辦相應的六四紀念活動，若與六四發生後的前二十年內這類活動在台灣無人聞問相比，近年來台灣的紀念活動規模越來越大。

王丹認為台灣社會上對於六四並不是很了解，但這幾年來關注在提升的過程中，而此一關注提升的背景，則是因為中國因素在台灣發揮了越來越大作用。

台灣在不久前才發生了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太陽花學運，據王丹指出太陽花學運的學生領袖對六四議題也有相當關注。

太陽花學運的學生領袖之一陳為廷是王丹任教的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他與王丹彼此認識，王丹說他在台灣教書後第一次在六四週年辦幾百人參加的較大規模紀念晚會，就是陳為廷與其它學生一同發起。

王丹說陳為廷在清大社會所是專門作中國研究，雖然表面來看太陽花學運反對與中國更緊密接觸，但並不意謂這些學生不願了解中國，或拒絕與中國有任何來往。

誰影響誰

以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來說，他們提出的一項憂慮是經濟崛起的中國通過經貿及買辦政治等手段在台灣擴大影響力，危及台灣建立不久的民主，且這已經在發生。

選擇從美國到台灣居住教書的王丹，則認為台灣民主對中國的積極意義還是比較大，他說陸生與陸客不斷湧入台灣，他們親眼看到台灣一切，台灣的民主雖然有其問題，但比起中國還是進步很多。

美國曾以＂民主燈塔＂一類形容暗喻台灣民主將對中國產生影響，在台灣也有稱陸生到台將有助未來中國民主說法，但質疑者以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中國留學人數更多來說，這類台灣有助中國民主僅是一種主觀性的說法。

王丹在台灣的校園內也接觸到不少陸生，他說許多陸生到了台灣後積極利用不再被封鎖的網絡，去查閱有關六四的材料，他們想了解六四的這種願望，是北京當局無法壓制的。

他說當局忽視了年輕人的好奇心與逆反心理，＂你越不想讓他知道的東西，他就越想知道＂。

不過若以此前採訪過的一名舉辦六四紀念晚會台大學生提到的經驗來看，在台灣的陸生不見得都同意王丹，且有一些陸生出席討論有關中國民主座談會，目的是為了向王丹等人＂踢館＂。

王丹則說他對此完全能理解，因為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有反民主的言論存在，何況是在中國大陸的教育背景長大的學生，對於有在台陸生對六四看法是站在中國政府的觀點，他覺得這也是正常的。

（責編：尚清）

王丹錯把中華民國 當成中華人民共國! 錯把立法院 當天安門廣場!

一聞到學運味 就手舞足蹈起來 以為又可以大顯身手了 大錯特錯!

建議王丹不妨多了解《民主》的內涵後再表態申論不遲! 

                                                                     ---- ray35

 

大家談中國：那個春夏之交——我的1989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omments_on_china/2014/05/140524_coc_my1989_an2.shtml
武陵源迷茫人 中國網友 2014年5月24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00

1989年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

1989年，離我似乎很遙遠，但是似乎又近在咫尺，因為我就出生在那一年，差點就成了90後，但是又想到現在很多90後都已經結婚生子，不經感嘆時光的飛逝，轉眼已經25年過去，自己也已25歲了。

當年讀書時的理想與美好嚮往依稀可見，但是轉過頭來看現在迷茫的自己，為生活所迫作出的無奈選擇，事與願違，不免有點傷感，傷感自己的能力的不足，社會的不公，時光的飛逝以及人生的短暫......

我相信不僅對於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或是比我們年輕或、年長的人來說，真正對89年那年所發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很少，由於黨對教育，歷史，新聞宣傳等的壟斷，我們缺少知道真相的途徑，由於黨從學生時代就開始的洗腦教育，多大數人也缺少對政治的關心。

高中歷史課本上對此事也是一筆帶過。媒體上所充斥的都是一些對於六四的負面的評價，告訴人們這類事情的發生是不利於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的，當年領導人的決策是正確的。

人們私下談論此事，都會提及當年的血腥鎮壓，死了多少多少學生，這也使得我們對於此類事情有些膽怯，似乎在提醒著自己，不要捲入此類事情。

記得當年高中的歷史老師也告誡過我們今後不要捲入任何政治類的運動，因為這會使你這輩子被列入黑名單。

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因為自己對政治類的東西比較感興趣，所以就經常翻牆看一些「反動」的東西，當然這類東西有真有假，要靠自己去辨別，最好還是看一些權威一點的網站。隨著自己對這類東西的了解漸多，思想也逐漸發生了一些改變，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再被國內媒體的宣傳所鼓動和迷惑，這是網絡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好處，可以了解到以前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國內媒體不再被信任，這也是為什麼黨一直所懼怕網絡發展的原因，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老百姓不能知道得太多。

25年前，當年的大學生為了「社會公平平等、反腐敗、新聞與言論自由」而走上街頭，回頭看來，這不正是我黨現在口口聲聲所提倡的嗎？

這不正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大多數國家所實現了的嗎？當年共產黨也不是靠發起學生之類的運動而增強了自己的力量，不斷發展壯大，而在多年後他們坐穩了江山，當年他們自己的追求早已忘在了腦後，轉而把槍口對凖了學生，這終究是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之一，終究會被歷史所清算。

回頭看來，當年的這些訴求再正常不過，也許人都是自私的，黨不想放棄它的一黨專政，某些老領導不想放下手中的權力，國為他們習慣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式的統治，現在的宣傳把一黨專政換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換了一種說法，當然現在要比封建社會要進步許多。

我個人始終認為，當年這些學生的追求最終會在中國所實現，這些追求是人類社會所共同倡導的，實現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因為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逆流而行終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當年在天安門的勇士的鮮血不會白流，歷史上終會有他們的一筆。

回到現實，中國目前是難以再爆發類似當年的那場運動了，假如真的有一天爆發了，我也懷疑自己是否有當年他們的勇氣走上街頭，為自己所沒有得到的權利而吶喊。

不管怎樣，我對於當年學生的運動始終是呈正面評價，不管它的作用大與否，但是那種追求進步的精神值得我們所學習，因為這是一個公民社會所需的。

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權利是前人在歷史的發展中用鮮血所換來的，我們應該繼承這種精神，這樣社會才會向前發展，人類社會也才會變得更民主，公平，自由！

25週年特輯：六四始末之四——喋血長安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4/05/140523_64_history_four.shtml
白墨BBC中文網記者2014年5月2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29

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輛大客車被群眾截住，車內滿載了槍支彈藥。
一挺機槍被抽出架在了客車頂棚上。

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及侯德健四人，作為首批知識分子代表加入廣場的絕食。「四君子絕食」，給已趨疲憊的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見冷清的天安門廣場重新人頭攢動。

而這時，中共最高決策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立即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北京終於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暴力鎮壓。而6.4 鎮壓的序幕從6月3日凌晨就拉開了。

便裝進城

6月3日凌晨起，不斷有學生和市民向天安門廣場的指揮部報告，被堵在城外的戒嚴部隊開始著便裝向市中心滲透。「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呼籲北京市民進行阻擊圍堵。

這些士兵雖是便裝，但清一色平頭、白襯衫、綠褲子，使他們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認出來。他們被市民分割包圍，動彈不得。廣場上學生組織的喇叭不斷報告「勝利」的喜訊，戒嚴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廢紙。

下午一時許，在西長安街六部口，一輛大客車被群眾截住，車內滿載了槍支彈藥。一挺機槍被抽出架在了客車頂棚上。幾名青年人站在車頂上，用帶刺刀的步槍挑著鋼盔向人們展示，不時向圍觀人群打著V型手勢。

當時是北京電影學院85級學生的張華傑是站在車棚頂上的學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車頂棚上演講，講了十幾分鐘左右後，就看從新華門裏衝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後開始扔催淚瓦斯，群眾四下散開。從車頭車尾上來兩個軍人，一言未發抬腿一腳踢在我的腰上，我就從車頂摔下去了。很多人圍著踢我。等我站起來的時候，滿臉滿身都是血。我當時的反應是，他們開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廣場報警。我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今天他們要殺人的。那是6月3 號下午兩點鐘」。

心存僥倖

張華傑的預感是凖確的。但在廣場上，學生、市民卻不相信政府會讓軍隊真刀真槍的鎮壓。

當時在廣場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言人韓東方，雖然自己曾是軍人，也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他仍然認為解放軍不會開槍：

「我自己曾當過兵。我覺得，除了發生一群人衝入了新華門會開槍之外，我絕不相信，軍人開進北京城，在大馬路上會朝老百姓開槍。如果我是軍人，我會拒絕執行這種命令。」

廣場流沙

然而，執行戒嚴的軍人已經接到命令，務必在6月4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清晨6時前完成清場。

戒嚴部隊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士兵拿到了殺人令牌。

6月3日晚6點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的《緊急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廣場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隨著《緊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縮小一圈。如果說，過去50天中，廣場像是磁石一樣吸引人群，此時的廣場卻像流沙，人們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軍隊在架著機槍的坦克、裝甲車和平端著衝鋒槍的徒步行進的士兵的掩護下，
沿長安街東西兩側向天安門廣場突進。

血濺長安 

《緊急通告》也像是動員令，東西長安街上，大批工人、學生、市民用交通隔離墩、公交車、甚至掀起長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塊，設立起一道道路障，試圖像過去十多天一樣，再次把軍隊堵回去。

但這一次，軍隊沒有停下來。架著機槍的軍車在坦克、裝甲車和平端著衝鋒槍的徒步行進的士兵的掩護下，沿長安街東西兩側向天安門廣場突進。

遇到阻攔，士兵則開槍還擊。特別是西長安街一線，公主墳、木樨地立交橋和西單路口，成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攔軍車的群眾、圍觀的市民、甚至兩邊居民樓裏，都有人中彈倒下。

被政府認定為主要「黑手」的方勵之（已故）回憶說，當晚將近10點的時候，有一個學生打電話到他在北京的家裏：

「他說，方老師，你聽。這是在木樨地打得。槍聲在電話裏聽得很清楚。」

當時在北京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首席記者洛裏回憶說：

「聽到軍隊進城，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消息後，我沒有到廣場去，我本能的想到，要趕快到醫院去。我帶著攝製組到了城西的北京兒童醫院，那個情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醫院裏一片混亂，死傷者被一個個抬進來，醫生護士不知所措，他們從來沒有處理過槍傷。醫院裏滿地是血。我是個老記者，曾報道過越戰，血沒少見。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場屠殺」。

東西長安街上，大批工人、學生、市民用交通隔離墩、公交車、甚至掀起長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塊，設立起一道道路障，試圖把軍隊堵住。

「劊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聲怒吼和辱罵，得到的是士兵槍彈的回應。

到凌晨一點左右，戒嚴部隊突進到天安門，並切斷封鎖了通向廣場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對天安門廣場的包圍。

坦克、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下的金水橋前一線排開，等待開進廣場的命令。

1點30分左右，戒嚴部隊播出的《緊急通告》更充滿殺氣：

「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

撤離廣場 

廣場的照明系統被切斷，諾大的廣場顯得空蕩陰森。侯德建借著手電筒的光，為圍坐在紀念碑周圍的幾千名學生彈著吉它，唱起《龍的傳人》。

廣場上的學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這時，侯德建、劉曉波等人找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對學生領袖們說，廣場外流的血已經太多，沒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指揮部」成員之一的封從德回憶說：

「侯德建找到我，說能不能讓他們（即絕食『四君子』）去跟軍隊談判。我說你們去談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揮部也不能代表學生」。

指揮部另一名成員張伯笠回憶說：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脫下來，舉著，就像白旗似的（朝戒嚴部隊）走過去了。然後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紀念碑，說『只給半個小時時間，半個小時撤出廣場，不撤後果自負』」。

撤還是不撤？生死攸關的決定，責任落在了封從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決定，黑燈瞎火的也沒法點人數，我就拿起話筒說，大家喊，用喊聲來表決。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離的喊『撤離』。我個人感覺兩邊聲音差不多。但我覺得如果喊聲大小一樣的話，那心裏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於是我就決定撤了。」

學生們打著旗幟、挽著手臂、唱著《國際歌》。許多人泣不成聲。

在士兵平端的槍口和身後隆隆的坦克聲中，在黎明的第一線曙光中，學生撤離了天安門廣場。

一場震驚中外的血腥鎮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這樣一句話告訴了世界：

「…約5點左右，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到5點半，整個過程結束」。

死傷人數

六四鎮壓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國政府在六四鎮壓後公布了這樣一個數字：

「有二百四十一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約7千多人受傷，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5千餘人，市民約2千人。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

這是迄今中國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傷亡數字。

但是，西方媒體和其它國際組織的估計則高於這個數字，從數千人到上萬人不等。

中國政府始終強調「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即便這是一個事實，但它取代不了另一個事實：中國政府用機槍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鎮壓了一場波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6月4日清晨站在坦克車前的一名青年，成了89民運不屈的象徵。

又到週年 

在重新取得對首都北京的控制、各省官員先後表態支持中央後，政府開始了對參與89民運的學生、知識分子、工人領導者的逮捕鎮壓。

部分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黑手」被投入監獄。一些工人、市民被當成「暴徒」草草審判、處以重刑甚至極刑。

更多的學生領袖和參與民運的著名知識分子則在有良知的中國老百姓的掩護和「黃雀行動」等海外民運人士的策應下，輾轉逃離中國大陸，流亡海外。

一晃，25年過去了。當年我採訪過的人中，有人下海從商、有人擁抱耶穌、有人仍在奔走呼號、有人已經客死他鄉。

我曾與之面對面交談過的人中，陳一咨、方勵之、劉賓雁、戈揚、王若望等已經離開了人世。

六四，又到週年。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它對今天的中國、明天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請繼續關注BBC中文網的六四特別報道。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筆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採訪中的錄音整理。）

25週年特輯：六四始末之三——戒嚴之都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4/05/140522_64_history_three.shtml
白墨 BBC中文網記者 2014年5月22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30

戒嚴和派軍隊進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進一步激化了政府與學生的對立，

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總書記 趙紫陽 來到天安門廣場，用手提喇叭對絕食學生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也是趙的最後一搏。在中共高層的權利鬥爭中，主張以協商對話手段解決問題的溫和派徹底失勢。

當晚，總理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佈，首都北京從5月20日起部分實施戒嚴。

反對戒嚴

戒嚴和派軍隊進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進一步激化了政府與學生的對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他們走上街頭，向下令戒嚴的鄧小平和李鵬發出了這樣的呼聲：

「小-平-你-好！

你-好-糊-塗！」

「反對暴力！打倒李鵬！」

「大兵進城，先抓李鵬！」

解放軍的形像一直是「人民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解放軍與老百姓的關係一直被比喻為「魚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軍隊荷槍實彈的開進城是在1949年。

40年前進城，軍隊遇到的是民眾的夾道歡迎。這一次，他們又來了，但在每一個進京的路口，迎接他們的卻是社會各界民眾的攔截和苦口婆心的勸說。

「你們是人民的軍隊，不是一小撮人的軍隊！」

「人民解放軍，站到人民一邊來！」

軍車被阻擋的人潮困住，車上年輕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中國的軍隊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

戒嚴部隊的一位指揮官面對電視攝像鏡頭這樣表示：

「軍隊是一個特殊的武裝團體，作為軍人來講，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是，我們是不會向人民開槍的。」

全民動員

年輕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中國的軍隊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

戒嚴令，也把一場學生運動進一步的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政府宣佈戒嚴後成立。工自聯還組織了「糾察隊」，發動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軍車。

民眾幾天的晝夜圍堵似乎見了成效。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

「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由於受到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攔阻，幾天來一直沒有進入城區。」

戒嚴的軍隊被堵在了城外，城裏則到處是遊行的人流。戒嚴令成了一張廢紙。

一向令百姓畏懼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游行的群眾高呼的口號是「召開人大，罷免李鵬」。

高層領導人沒有人出來講話，沒有人理會廣場的學生，也不再有軍警阻攔遊行，甚至連維持長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責任都由學生和市民承擔了起來。

風暴之眼

這是一個奇特的僵持階段，混亂中似乎又有秩序，喧囂中透出平靜，一種詭異的平靜。

BBC英國廣播公司當年駐北京記者麥傑斯分析說，中共高層當時正在統一思想，以便動手結束這一難堪的局面：

「宣佈戒嚴之後政府有一段時間確實癱瘓了。中共高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鄧小平來說，動用軍隊鎮壓示威者，很難在領導層中統一意見。鄧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使那些必要的勢力『聽話』。很明顯，最後的行動將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這一行動要有軍隊各部分的參與。因此，獲得各軍區首腦和各高層政治領導人的認可是關鍵的一步。這一『思想統一』的過程用了很長的時間，但在六四開槍鎮壓前的兩、三天，中共高層終於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凖備，學生也在爭論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學生領袖和參與運動的知識精英感到，在廣場上這樣繼續僵持下去已沒有什麼意義，應改變則略，回校進行基礎民主建設。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廣場上一次各界聯席會議後，向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宣佈了會議決議：

「…為主動創造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局面，建議：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情願行動，在5月30日，戒嚴令頒布第10天，暫告一段落。」

欲罷不能

戒嚴的軍隊被堵在了城外，城裏則到處是遊行的人流。戒嚴令成了一張廢紙。

但是，王丹宣讀的決議，沒有得到廣場上另一些學生領袖和大多數學生的認同。執行戒嚴的軍隊仍然兵臨城下，政府強硬的態度使得學生領袖中的溫和派沒有市場。

當年任香港《經濟日報》政治版記者的羅一萍，從學運開始就一直在跟蹤報道。羅一萍說，她當時就感到，國際媒體的聚焦和絕食後廣場上的氣氛，已經把一些學生領袖推上了欲罷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讓激進的學生領袖佔優勢。

「眾多的媒體，包括非常著名的國際媒體，像CNN，BBC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廣場上。廣場變成了很重要的一個『舞台』，站在這個舞台上，許多學生領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麼，把自己的定位越激進，在『觀眾』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沒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記者馬上擁上來」。

振作精神

撤不撤出廣場成了學運領導圈裏爭論的焦點。廣場上300多個北京和全國各地高校的自治會代表們每天都要開會爭論一番，但結果卻每天都一樣，主張堅守廣場的佔了上風。

到了5月下旬，廣場上的狀況已經越來越混亂。學生能否堅持下去已經成為問題。

當時身為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的嚴家琪深為廣場上學生的處境和這場運動的前景感到憂慮：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許多學生已經逐漸離開廣場，廣場上主要是外地進京的學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學生也很難堅持了，因為廣場上很熱，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這個關鍵時候，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來，給堅守廣場的學生的士氣打了一計強心針。

5月27日，香港舉辦了連續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為大陸的學生運動籌集了上千萬港元的款項。很快，捐款和帳篷、通訊設備等物資就送到了廣場上。

廣場上，香港運來的五顏六色的帳篷一排排搭起來了，學生們的情緒也再一次高漲。

四君絕食

「四君子」的行動與初衷相反，他們的絕食激發了學生和民眾更大的熱情，
本已疲憊的廣場再次人潮湧動。

就在這時，「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做出決定：知識分子精英加入學生絕食。作為聯席會議的召集人，王丹解釋當時為什麼要做出這個決定：

「廣場上秩序太亂，需要有溫和的力量控制廣場。而廣場上誰激進誰成為主導。我們計劃用100個知識分子，四個人、四個人一批的上，逐漸的這些知識分子通過絕食這種方式佔據廣場的主導。」

現被中國政府關在監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他召集了高新、周舵，還有當時紅遍中國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灣歌星侯德建，即後來被稱作的「四君子」，6月2日來到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

侯德建這樣回憶當時他們的絕食行動：

「戒嚴的軍隊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決中國的內部矛盾。這只會激起更多的仇恨。我們想要阻止這個暴力行為，也同時希望情緒非常激動的同學和市民們，能夠冷靜一點，才能夠理性、理智的來面對我們的問題。」

正如侯德建所說，「四君子」絕食的本意，是想讓溫和力量在廣場上佔上風、降低運動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廣場，便被學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動與初衷相反，他們的絕食激發了學生和民眾更大的熱情，本已疲憊的廣場再次人潮湧動。

而這時，政府也下了最後決心，不惜用機槍和坦克開道，把學生趕出天安門廣場。

政府終於要動手了。

未完待續，明天請關注六四始末的最後一集：長安喋血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筆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採訪中的錄音整理。）

25週年特輯：六四始末之二——絕食博弈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4/05/140519_64_history_two.shtml
白墨 BBC中文網記者 2014年5月2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09

5月13日，由北京高校學生組成的「絕食團」成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宣誓。

1989年5月4日，時任中共總書記 趙紫陽 呼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問題」，對學運的表態與鄧小平欽定的「動亂」完全不同。

趙的語調溫和的講話讓許多學生感到有了下台階，認為應該「見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開始復課。

然而，4.26社論仍像一把刀懸在頭上，「秋後算帳」的前車之鑒使學運領袖感到焦慮。『高自聯』做出決定，以更激烈的絕食抗議「喚醒民眾」，逼迫政府收回4.26社論。

廣場絕食

5月13日，學生領袖 王丹 帶領由北京高校學生組成的「絕食團」成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宣誓。

「只要你提出一個鮮明的政治訴求，然後在一個重要的地點，如果有眾多的青年參加絕食，那麼這個城市就會馬上轉變它的政治話語，所有的人關心的就只有這件事情。」

這是後來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的作家鄭義對絕食行動將產生的效果的判斷。

鄭義的判斷是凖確的。天安門廣場上人流湧動、群情激昂。社會輿論、一邊倒的同情支持學生。甚至包括《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也開始「失控」。

這是中央電視台曾播出的街頭市民的議論：

男：我覺得學生絕食，作為我們老百姓來說都有一種心疼的感覺。學生是一種正義的和民主的要求。所以我們職工都應該支持他們。

女：我們是第一次上街（遊行）。

學生的絕食，把一場學生運動推向了整個社會。

天安門廣場上人流湧動、群情激昂。社會輿論、一邊倒的同情支持學生。

對話不果

而對政府來說，這個時候學生絕食實在尷尬。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即將抵達北京，舉行中蘇首腦歷史性峰會，天安門廣場上要搞盛大的歡迎儀式。而這時的廣場上卻擠滿了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

學生開始絕食一天後，5月14日，政府終於同意對話。由一直保持改革派開明形像的統戰部部長 閻明複 帶領12位正、副部長，與學生的對話團對話。

學生提出的對話要求之一是實況轉播對話過程。在廣場上的學生沒有聽到廣播，絕食學生懷疑自己被出賣，成批衝入在統戰部的對話現場。對話被迫中斷。

精英出面

成批的絕食學生昏迷倒下，救護車的警笛24小時響徹在東西長安街上。
民眾對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的憤怒情緒與日俱增。

當天晚上，包括戴晴、蘇曉康、包尊信等在內的12位在學生中有影響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站了出來，走到廣場的學生中，在讚揚學生民主訴求的同時，呼籲學生改變策略，暫時離開天安門廣場。

作家、記者戴晴代表12位學者發出的呼籲，遭到的是廣場學生的噓聲。

戴晴回憶說：

「我在廣場上接到學生遞上來的條子，說，我們鬥爭來讓你發文章啊。我當時特別傷感。如果我是一個更負責任、更堅強的人，就應該堅持留在那兒，不斷的勸說。可是我沒有。我們覺得既然學生不聽我們就走吧，我們12個人就回到了統戰部。當見到閻明複先生的時候，從他的臉色上我就知道，下一步形勢會更加嚴重。他就說了一句話：我們失敗了」。

當年把這些知識分子請到廣場的學生領袖王丹說，知識分子勸說失敗，廣場學生情緒是一方面因素，但主要是因為政府沒有表現出任何誠意：

「學生要接受知識分子的斡旋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政府作出一些讓步，但政府一點沒有。當時戴晴他們夾在當中的確很作難。」

垂簾聽政

趙紫陽以讚揚鄧小平的方式暗示，中國的決策權實際上掌握在鄧小平一人手中。
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臨時改在首都機場舉行，倉促而窘迫。

隨後，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趙紫陽說，中國大的事情還是要由小平同志作主。他以讚揚鄧小平的方式暗示，中國的決策權實際上掌握在鄧小平一人手中。

在政府與學生的僵持中，成批的絕食學生昏迷倒下，救護車的警笛24小時響徹在東西長安街上。民眾對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的憤怒情緒與日俱增。

昏迷學生被抬出廣場的畫面，通過國際媒體傳遍全球。連一貫被稱為「黨的喉舌」的中國官方廣播、電視，也開始大量採訪報道絕食的情況。

民主黨派、知識界、以致部分國家機關、政府部門，以發表公開信、上街遊行等形式，公開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呼籲對話。

5月17、18日，上街遊行的人數都超過百萬人。

見面攤牌

5月18日下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與學生代表見面。當時是北師大三年級學生的程真，作為絕食團的代表，參加了這次談話。

程真回憶說，當時學生先在大會堂坐下等李鵬。由於絕食了幾天身體很虛，她在統戰部工作人員攙扶下去洗手間，在走廊裏碰上了剛進門的李鵬一行。

「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就介紹說，總理，這位就是絕食團的代表。李鵬就問我的名字，我說我叫程真。他說，哪個程啊？我說，就是民主化進程的『程』、新聞要說真話的那個『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調節一下當時的氣氛。但想不到李鵬的臉一下子就拉下來了，一句話沒有，轉身就走。」

等到坐下來談時，更是話不投機，雙方不歡而散。

但是，中國老百姓卻通過中央電視台實況轉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後絕無僅有的一個畫面。

國務院總理 李鵬 與時年21歲的北師大學生 吾爾開希 有這樣的交鋒：

李鵬：如果我們今天一味的要在這個問題上（4.26社論的「動亂」定性）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是不理智的。

吾爾開希：糾纏的不是我們這些學生代表。我沒有必要再把我一開始說過的話再重覆一遍，但好像一些領導同志還沒有明白，我願意再重覆一遍：現在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不是說服我們在座的這些人，而是怎麼讓他們（廣場學生）離開。他們離開的條件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只有這一種可能性，這是客觀現實。我們只要還有一個人不離開，還在絕食，就很難保證其他所有的人離開。

吾爾開希後來回憶他當時的感覺是，政府已經攤牌了：

「大會堂見面是先放出來這樣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我們要鎮壓了。我們這些學生骨幹都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我記得我和王丹曾探討過，如果坐牢的話，他會被判多少年，我會被判多少年。」

紫陽絕唱

面對絕食學生，趙紫陽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5月19日凌晨，總書記趙紫陽突然來到廣場，他登上一輛供絕食學生休息的大客車，神色淒涼的對學生們說：

「我們來的太晚了。你們怎麼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此時的趙紫陽已經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完全失勢。當時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 鮑彤回憶19日趙紫陽從廣場回來後的情況：

「我記得他從廣場回來後說頭暈，就請北京醫院的大夫來診斷，醫生說是心血管系統的毛病。紫陽當時就向中央請假，請了三天假。他根本不知道當天晚上要開那個大會，也就沒有參加，從此中央再也沒有通知他開任何會議了。他也就從此被迫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宣佈戒嚴

鮑彤所說的「那個大會」，是5月19日晚由李鵬主持的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

李鵬在大會上說：

「如果再不迅速扭轉局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四化事業，甚至於我們廣大先烈用鮮血創造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民運，都面臨著嚴重的威脅。」

李鵬所說的「迅速扭轉局面」的辦法，就是動用軍隊。

當人們從廣播中聽到李鵬的講話時，從全國各地調集的野戰軍已經在向北京開進，凖備執行戒嚴。

政府宣佈：「從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未完待續，明天請關注下一集：戒嚴之都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筆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採訪中的錄音整理。）

25週年特輯：六四始末之一——學潮乍起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4/05/140520_64_history_one.shtml
白墨 BBC中文網記者 2014年5月20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0:06

胡耀邦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永遠不會知道，在他身後，引發了一場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1989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這離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被迫辭職只有820天。

新華社發佈消息的當天，北大、清華等北京許多高校的校園裏，就出現了各種學生自發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動。

在24小時之內，學生校園內的悼念性質，就從緬懷胡耀邦的功績轉向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為胡鳴冤。

耀邦之死

4月17日晚，在北大校園學生沙龍的「三角地」，學生討論決定應該走出校園遊行以表達訴求。

後來成為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回憶說：

「因為我主持沙龍有點名氣，同學們就推舉我做組織者。我們就連夜打著橫幅出來了。在從北大徒步到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我們就草擬了七條意見」。

5月18日清晨，北大學生與陸續到達廣場的北京其它高校的學生匯合，大家討論通過了「七條要求」，也成為主導學潮前期的著名「七條」：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

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

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銷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宣佈「七條要求」。

蓄勢待發 

一個前共產黨總書記的去世，為什麼會引起高校學生如此強烈的反應，最終導致一場空前的、波及到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民主運動？

25年後，今天的中國大學生們可能覺得不可思議。而在當時，沒有人覺得意外。

一方面，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在給中國人帶來巨大變化和實惠的同時，10年後，社會分化、貧富不均、貪污腐敗等等弊端和社會矛盾日漸明顯和尖銳。

而另一方，1978-87年間，中國思想界、理論界、學術界空前活躍自由。

經濟、政治改革等多個智囊機構，在中共最高層開明派人物如趙紫陽、胡耀邦等的直接參與和授意下，積極探討中國政治發展前景。

「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等今日中國不可想像的話題，也成為公開的理論務虛探討內容。

至今，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仍視78-87的十年，是中共治下政治氣氛最寬鬆的「黃金十年」。

然而，這場似乎越來越濃烈的「小陽春」在1987年遭到了一場霜打。1986年秋，北京等部分城市高校發生學潮，導致中共內部強硬派對他們眼裏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喊停。

胡耀邦因對學潮表現出的溫和態度，被鄧小平等政治老人認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1987年一月被迫下台。

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永遠不會知道，在他身後，引發了一場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追悼會

悼念胡耀邦的花圈輓聯不斷送到天安門廣場。但是，政府對學生的要求保持沉默。越來越多的北京高校學生走上街頭，一批首先站出來的學生開始籌備獨立的學生會組織並成為學生領袖。

北京初起的學潮也開始波及到中國其它大中城市的高校。

4月20日凌晨，請願學生在中共權利核心中南海新華門外與武警發生衝突。當局提醒「廣大市民警惕，一小撮人正在試圖挑起事端」。悼念胡耀邦越發顯示出特殊的政治意義。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數以萬計的北京高校學生沒有理睬北京政府的禁令，頭天晚上就進入天安門廣場守候。

當天早上，更多的大學生衝破廣場周圍武警象徵性的攔截，與廣場學生匯合。數以萬計的大學生等著為胡耀邦遺體送行，並向中央領導遞交請願書。

參加追悼會、 時任《新觀察》主編的戈揚（已故），在1999年6.4十週年前夕接受我的採訪時回憶當時大會堂內的情景：

「大會堂內陰森森黑黢黢的，有一種很強的壓力感。鄧小平這些中央領導人在同胡耀邦家屬握手後很快就從後門溜走了」。

戈揚，這位中共延安時代的老幹部沒有從後門走，而是來到人民大會堂前門。面對廣場上被遺棄的10萬請願學生，戈揚醞釀了這樣一首詩：

一塊土地分成兩邊

中間隔著一堵暴力的牆

耀邦的屍體在這邊

耀邦的靈魂在那邊

我們都是來自那邊

沒有那邊哪有這邊

北京高校學生走上街頭。北京初起的學潮也開始波及到中國其它大中城市的高校。

4.26社論 

「這一邊」的學生遭到了「那一邊」的政府的完全漠視。

三位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在大會堂台階上長跪不起而沒有人理會。 幾乎是不約而同，廣場上學生喊出一片「罷課」聲。

罷課迅速波及北京高校並蔓延到中國其它城市，西安、長沙等地還發生了打砸事件。

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匯報說，學生的矛頭直指共產黨。

鄧小平為剛剛起來的學潮欽定了性質：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4月26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當時是北大作家班學員、後成為學運領袖之一的張伯笠回憶當天看到社論時仍覺得不寒而栗：

「『動亂』這個詞和『反革命』這個詞對中國人都不陌生。中國人聽到這個詞會感到毛骨悚然。這個社論給我們定性了。我們很多人可能一生都要背著這個社論的包袱。所以後來的學生運動就轉向了，七條要求就變成兩條了：公開對話、取消4.26社論。」

4.26 社論見報之前，由官方電台在25日晚間廣播。當晚，恰逢北京各高校自治會代表在北京政法大學召開『北京市高等學校自治聯合會』的成立大會。

王丹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們暫停會議來聽廣播。大家非常氣憤，當場決定27日舉行大遊行，也是表態反對4.26社論」。

4月27日清晨，北京各高校學生衝出校門，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學生組成了糾察隊，手挽著手，高唱的是「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當時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級學生的沈彤（後成為學生領袖之一）回憶說：

「26號晚上，宿舍樓樓道裏一些同學把自己的日記等物品都燒了，樓道裏一堆堆的火，一些同學把頭髮剃光，大家凖備4月27日浴血去天安門抗議」。

然而，學生遇到的是北京百萬市民的夾道歡呼和警察的不知所措。4.27大遊行成為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規模最大的遊行之一，也是最具慶典性質的。

學生凱旋迴到校園，但4.26社論的陰影依然籠罩。高自聯決定組成對話團要求同政府對話，並提出12條對話條件。政府一口回絕。

面對4.26社論定性，抗議學生決定「用更多的犧牲，更強烈的方式表達」。

紫陽異調 

5月4日，北京學生再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同一天，從北朝鮮訪問歸來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銀行理事會代表團時，發出了與4.26 社論完全不同的聲音。

趙紫陽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應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問題。」

趙紫陽的「亞銀講話」第一次明確顯示出中共最高層對學運的不同態度。中國社會各階層，包括管制嚴厲的新聞界，開始公開表示對學生的同情甚至支持。

趙的語調溫和的講話促使許多學生認為應該「見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開始復課。

然而，4.26社論仍像一把刀懸在頭上。「秋後算帳」的前車之鑒使學運領袖感到焦慮，他們在討論下一步的對策。

學生領袖之一，當時北師大中文系學生程真回憶說，高自聯的學運領袖們做出決定，「只能用更多的犧牲，更強烈的方式表達，才能引起全社會，引起政府對學生愛國民主心願的重視」。

程真所說的更多的犧牲、更激烈的做法，就是絕食。

未完待續，明天請關注下一集：絕食博弈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筆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採訪中的錄音整理。）

點評中國：「六四」，一個難以癒合的傷疤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4/05/140519_june_fourth_scar.shtml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14年5月1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41

「六四」過去25年了，當今的80後和90後，對這個事件已經全然沒了概念。

一晃，「六四」過去25年了。這個曾經震驚世界，讓無數的中國人為之泣血稽顙的事件，在中國早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當今的80後和90後，對這個事件已經全然沒了概念。不過，儘管如此，對於這樣重大的流血事件，不管執政者花多大心力，想要將之從歷史中抹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個在某種程度上還在流血的傷疤，雖然在中國國內被抹得一點痕跡都沒有，但最終會有一天，還是會被揭開，所有隱藏在民間乃至國外的資料，都會浮現出來，所有的記憶，都會被喚醒。

中國的執政當局，在事情過後，很快就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動用飛機、大炮、坦克掃平的，不是一場暴亂，僅僅是和平示威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對執政者大有期待的學生和市民，沒有絲毫造反的跡象，沒有衝擊政府機關，連電台和電視台都沒有受到滋擾。當著全世界大開殺戒的結果，不僅遭來西方世界深刻的敵意，而且也難以面對自己以往歷史觀——不是說，只有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才鎮壓學生的嗎？

這一切，跟清末的戊戌政變極其相似。改革者的錯誤，激化了矛盾。受了保守勢力錯誤情報的誤導，幕後的實權人物殺到前台，發動流血政變。由此帶給中國最大的危機，還不是西方世界的反感，而是中國改革的轉向——停止改革，向後轉，開歷史的倒車。跟傅高義先生在《鄧小平時代》裏的說法相反，六四鎮壓，並沒有導致20多年的和平發展，而是直接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停滯。如果不是鄧小平及時以非常手段在1992年重啟改革，那麼，這個執政集團會不會走向新的義和團運動，真的不好說。不消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再一次策動拳亂，恐怕結果多半是自身的覆滅。

對於這樣重大的流血事件，不管執政者花多大心力，想要將之從歷史中抹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1992年改革重啟之後，中國經濟步入了快車道。經過毛時代多年壓抑的全民的求富衝動，在短時間內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國在20年走完了西方百多年才能走完的路。然而，在這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由於六四傷疤造成的隱患，卻一直在隱隱作痛。

當年清朝的新政，實際上就是戊戌變法的重啟。但是，重啟新政的當局，跟民間的紳商社會之間卻平白生出了隔閡，使得執政者的政務操作，平添了諸多困難，只要強人的權威不再，稍有失誤，就會導致兩下分手，給革命以機會。同樣，當今之世，執政者經過六四，與民間社會隔閡日深，自身的道德資源，喪失殆盡。民間對政府不信任的程度，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無論你做什麼，民眾都不相信你的善意。這在很大程度上，跟六四有關。

經過六四，執政集團內部缺乏道義感，無非強權，無非弄錢。原先還相信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人，也不再相信。所以，執政手段生硬，一味高壓，一味維穩。另一方面，雖然經濟發展帶來了部分民眾的生活改善，但經濟發展也導致了新的不平衡。執政者內部，再也沒有了遏制權貴發跡的力量，權貴集團的迅速膨脹，加劇了人們的相對被剝奪感，大大減弱了人們承受經濟和政治波動的能力。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產生新的風波和動蕩。

今天，重啟改革時的衝動和能量，已經消耗殆盡，快車道的經濟發展，也走到了頭。進一步的改革，勢必要對權貴集團動刀，然而，這樣的深化改革，在下刀的時候，沒凖就碰到了六四傷疤。從歷史經驗看，在任何異常改革過程中，保守勢力絕無繳械投降的。即使同歸於盡，也要拉執政者下水。一旦涉及執政集團的存亡，或者貌似涉及它的存亡，所有的改革，都很可能像當年六四一樣，為之翻盤。

中國的所謂保守勢力，說白了，就是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的信奉者。世界上所有的原教旨主義者，雖然面目各自不同，卻都是非理性的狂徒，為了他們的所謂理想，不惜拉民族、國家，乃至世界下地獄。即使，他們中間有些人已經成為億萬富翁，但是，由於眼前榮光的不再，一樣可以發動自殺性襲擊。

六四這個傷疤，早晚得揭。揭開了，才有治癒的可能。執政者即使不想揭，也會有人逼你揭。這個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六四而坐大的保守勢力最後的一顆手雷。他們倒是不想揭，留到一定時候引爆它。

讀者反饋 

這個曾經震驚世界，讓無數的中國人握腕切齒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縱使25年過去了，縱使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縱使事件在國內被極力掩蓋、淡化、修飾，從每年六四前後中共那副【緊張兮兮】【如臨大敵】的樣子，事件的真相與是非黑白，已經很清楚寫在它的臉上了。身處資訊爆炸的時代，要掩蓋歷史的真相，除非仿效北韓鎖國的封閉極權政策，否則僅止於不准人民亂說亂動，徒令當【社會主義中國】大爆炸時，增添多一道令人震攝目眩的萬丈光芒。

孟光, Hong Kong

穩定是發展的前提

穩定,

反對！

反對這種無根據赤裸裸的敵視！

對於國人，對於六四事件的淡出，源於當年並沒有實際發生的所謂的血腥鎮壓！！！

不要詆譭侮辱十多億中國人民的智商，

我們尊重六四事件的初衷，也同樣明白當年實際發生了什麼，政府並不是如此篇文章所說的那樣！

反而是這樣拙劣的，沒有真憑實據的，一味帶著敵視的，單純從反共理念出發的槍文，讓我們噁心反感！

我們對現有的體制和腐敗等現象的確諸多不滿，但是歷經百年滄桑的超級大國需要恢復的時間和耐性！

我們理性愛國，我們針砭時弊，我們更不會盲目被煽動。

要指責，可以！請真正尊重史實，不要妄自揣測，不要人云亦云！

未署名

別把自己說的那麼高尚，燒軍車，打砸搶時候，作者在幹嘛？反正錄像啥的都在，真要是撕破臉皮逼著共產黨也耍流氓，看看老百姓支持那邊。cedric, paris

動用飛機、大炮、坦克掃平的，不是一場暴亂，僅僅是和平示威請願的學生和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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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大炮都出來了，過兩天是不是原子彈也出來呢？

你們這幫人啊，蠢就蠢在兩個字上：撒謊！這樣做，讓你們有理也變得沒理了，蠢就一個字。

撒謊不是戰鬥，是自殘,

不敢苟同作者的觀點。作為當年親身參與過六四的學生，在我看來六四是場悲劇、本可以避免。正是由於當時以趙紫陽總理為首的改革派，對學運的支持和放縱，鬧到最後連他們自己也無法控制，只有通過鎮壓來恢復社會秩序。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年我們是多麼的幼稚，如果當年學運成功，不可能有中國今天的成就，而且中國也會分裂成7塊，應該日本最高興。我和一群同學當年從西安去北京天安門廣場聲援的時候，身上帶的不到5塊錢，在北京一待就是一個多月，我們是可以得到些免費的食物和水，但總不會像作者一樣傻到認為像我們這樣的學生是遵紀守法、和平示威的吧！我的同學就曾經一拳打倒過拉我們的3輪車夫，原因是他問我們要錢，現在真想對他說聲對不起  JC,

六四事件本質上和蘇聯解體一樣，屬於西方顏色革命的一部分。學生對政府不滿，高呼反腐口號走上街頭，是很正當的愛國行為。但事情演變成外部勢力介入出錢出力給予支持的時候，當自由女神像高高豎立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當境外媒體整天喋喋不休煽風點火的時候。就註定了這不是一場普普通通的民意宣洩了。

如果89年顏色革命真的成功了，會什麼樣呢？真的爆發內戰？國家會分崩離析？自由女神像真的成為新社會的圖騰？政黨惡鬥真的成為身邊的常態？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國的重新崛起之路會被徹底斷送，以中國的經濟基礎和民衆素養，動亂的結果比前蘇聯肯定更慘，在西方國家眼裏永遠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會重新陷入百年沉淪之中 zyz, beijing

英媒：香港幫會人物回憶六四營救行動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4/05/140518_hongkong_1989.shtml
2014年5月18日,

英國《星期天電訊報》刊登了該報駐上海記者摩爾的報道，講述了1989年六四鎮壓後香港幫會幫助學生領袖和活動人士出逃的故事。

這篇題為「出逃天安門」的報道講述了人稱「六哥」的幫會人物如何利用走私快艇在六·四事件以後冒著危險從大陸營救逃亡的活動分子去香港。「六哥」的快艇安置了４個外部引擎，在香港和珠三角水域能夠擺脫兩邊警方艦艇的追趕。

在1989年北京抗議鎮壓20多年後，人稱「六哥」的陳達鉦在香港首次接受西方媒體採訪，透露了營救活動的前前後後。

他說最初是在九龍的一個旅館會見了兩名香港電影藝人鄧光榮和岑建勳。會見由香港的活動分子安排。兩位藝人問他是否願意參加營救學生的行動，六哥當時就答應了，他說他很清楚營救有危險，他當時刻意沒有多想，因為三思後他可能就會做出不同的決定。

當天晚上他起草了１８頁的計劃，制定了必須的行動洗淨，包括信號和暗語等。他選用了「李成功」作為被營救逃亡者的代號。

隨後發生的就是一系列富有傳奇色彩的營救政治逃亡者的行動，裏面有像六哥這樣的三合會頭目，還有西方外交官，他們從中共當局眼皮下面營救出了150名逃亡者到香港。當時的香港還是英國的屬地。之後這些逃亡者被轉送去了法國和美國。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的主席，現香港工黨的主席李卓人說,營救行動的參與者形形色色，是個奇怪的組合。他說真正使營救行動成功的是「六哥」那樣的人，他們只是籌集資金。「六哥」他們有現成的走私網絡，他們為每次營救行動付款，逃亡的人越知名，價碼也越高。

後來被稱作「黃雀行動」的營救內幕從來沒有被公開過。即使現在「六哥」都說他擔心一些組織者會受牽連。但是他說「現在再沒有人追究我，但我不能肯定其他人不受牽連」，「我很少說這件事，所以大多數人記不得我曾參與過這件事，我不想獲得任何承認，還有很多其他人參加了那次行動。」

報道說解放軍進入北京戒嚴，士兵向平民開槍令「六哥」受到震撼。他說他從電視上看到開槍，幾乎暈厥過去，他的親戚甚至把他送到了醫院治療。

「六哥」參加營救行動也和他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１９７１年他涉水長達９英里從廣東逃亡到了香港。當時中國正值文革期間，「六哥」當時在印刷毛主席語錄的印刷廠擔任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他被指控為「反革命」，因此他選擇了偷渡。

如今從「六哥」的名片上看不出他是幫會成員，他名片上列出他是幾個公司總裁的頭銜。現年７０歲的「六哥」說他已經退休很長時間，現在靠房地產租金生活。他在1996年被４名攻擊者用菜刀砍傷，流了很多血。當時醫生以為他會癱瘓。現在他的左胳膊還受到影響。

在1989年的時候，「六哥」是名聲很大的走私者。但據他自己說，他當時只是個小老闆，但是因為他發明了當時最有效的走私方法，所以他的名氣很大。

在天安門抗議發生之前，「六哥」一直走私汽車、汽車配件和任何帶高進口關稅的商品。他們當時從美國買來二手車，每輛車投入20萬港幣，賣出30萬港幣。

為了營救逃亡者，「六哥」組織了一個10人隊伍，一個是他的兄弟「七哥」，其他人都是願意為他兩肋插刀的朋友。

當香港支聯會的人確認了營救目標的身份後，「六哥」的團隊就安排一艘快艇。「六哥」說，支聯會的人僅提供人名，會合地點和暗號，其餘由他負責。他說總共花費了一千萬港元，其中大部分由支聯會籌集，他和其他負責人也出了一些。大部分錢給了那些操作快艇的人，還有一些付給大陸官員做賄賂。

被「六哥」營救的逃亡這當中有李祿，現在是個富有的銀行家；萬潤南，中國科技公司四通公司的創始人；吾爾開希，他在被通緝的學生運動21位領袖名單中排第二位。李祿在２００７年致信對「六哥」表達了敬仰、感激和熱愛，他說「全世界人民會長時間記得你。認識你很榮幸。」

被營救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先被秘密帶到大陸的一個秘密住所，然後在夜幕中登船，有時候在途中的小島停留，然後奔赴香港。現年７２歲居住在美國的嚴家祺說，在偷渡香港途中他們藏在甲板下面，周圍也有其他船隻護衛。

現在在波士頓做律師的５７歲的項小吉說，在逃亡途中他們被告知「下一次有人出示匯豐銀行的上面有牛頭圖案的鑰匙鏈，我們就應該跟他們走。」

李卓人說，在香港逃亡者被帶到了在香港西貢的一個秘密地點。李卓人說他們幫助逃亡者同使館聯繫，接受政治庇護審查。他們還給他們離開香港飛機票和一些錢。

李卓人說法國人提供的幫助最多，英國因為管轄香港也發揮了作用，他們甄別了進入香港的逃亡者，決定哪些人有資格申請政治庇護。法國人幫助了約１００名逃亡者離開香港。法國領館在沒有得到來自巴黎批准的情況下向他們發放了簽證。

據知情人士說，法國領館辦事迅速同法國革命的傳統有關，從人權意義上具有重要的象徵含義，當時很少有人在意是否這麼做會激怒中國。

雖然「六哥」和其他參與營救行動的人認為在南方的中國官員對營救行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營救行動仍然充滿了危險。「六哥」有兩名手下在營救行動中死於撞船事件。還有兩人被中國警方逮捕監禁。「六哥」說，有個現在已經離世的人，他叫羅海星，負責搜集情報。當他們在營救陳子明的時候，陳已經被捕。但是警察向羅海星提高了假情報，因此當「六哥」的人前去接應營救的時候，落入了警察的圈套。

這兩人被捕後向警察交待了營救行動，他們被監禁了６年。「六哥」說，他要求港支聯在半年內把他們營救出來，但他們沒有成功。之後「六哥」親自出馬直接同中國當局接觸。在九十年代「六哥」去北京為爭取他們釋放奔走。他對當局說，他們應該感謝他把令當局頭痛的人物帶出中國。

中國當局對「六哥」說，如果他停止營救行動，他們就會釋放他的人。

(編譯/責編：橫路)

 

徐友漁：從1989到2009——中國20年思想演進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05-17/59472062-all.html
2014-05-17 00:17:15

【多維歷史】2014年5月3日，13人在北京舉辦“六四紀念研討會”。他們中有浦志強（維權律師）、徐友漁（67歲，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郝建（60歲，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胡石根（60歲，民運人士，曾繫獄20年）、劉荻（自由撰稿人，網名“不銹鋼老鼠”）等5人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拘。而在2009年5月10日，徐友漁、郝建等19人在北京舉辦“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當時沒有人被刑拘。現轉載網上流傳的徐友漁“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論文《從1989到2009——中國20年思想演進》，以饗讀者。

2014年5月3日，“六四紀念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前排左起：周楓、徐友漁、張先玲、秦暉、野夫、浦志強，後排左起：郝建、崔衛平、劉荻、梁曉燕、胡石根、王東成、郭於華

2009年5月10日，“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徐友漁、莫之許、崔衛平、郝建、徐曉、週舵、梁曉燕、秦暉、郭於華、李海、劉自立、錢理群、滕彪、田曉青、王俊秀、許醫農、殷玉生、張博樹、張耀傑出席

1989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是當代中國歷史和政治的分水嶺，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思想的分水嶺。六四事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它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改變準備了思想條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變的起點。

以“人民民主專政”相標榜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與人類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所謂“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以及“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已經暴露得相當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個習慣於長期忍受專制和苦難的民族，再加上執政黨製造的意識形態神話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羅地網，長期以來，除了像林昭這樣的先知先覺，很少有人在製度層面上深刻反思，認識到需要作根本改變。六四事件使事情發生了變化，刺刀、槍彈和鮮血釀成的慘劇驚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遠遠勝過一場啟蒙運動、一百個啟蒙思想家和一萬本啟蒙著作的教導。

中國要擺脫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需要深刻的變革，而社會和政治變革需要以思想變革為先導。思想水平的關鍵在於以下三方面：一、對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認識；二、對人類政治文明和普世價值的認識；三、對​​追求的目標和達致目標方法的認識。除了思想認識水平，還要有抗爭的勇氣。我們看到，不論是思想認識還是抗爭勇氣，1989年都是標誌性的新起點，而這20年則見證了艱苦的探索和長足的進步。

六四使中共徹底喪失合法性

經歷了6月3日、4日屠殺之夜，人們在談到流血開始時刻的情況時不約而同有這樣的回憶和感受：“士兵端起槍準備射擊，這是我們預先已經​​想到的，他們一定會警告和鎮壓，他們會發射橡皮子彈，我準備著遭受劇烈疼痛。槍響之後，我們中間還有人繼續談笑，但突然發現身邊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來，有人腿斷了，有人肚皮上穿了個洞，這時人們突然大叫：'媽呀，是真子彈！'”

以上情況說明，人們預料到了鎮壓，但完全沒有預料到屠殺；人們對政府有批評和抗議，但決沒有把政府當成死敵。也許可以作這樣的比喻：人們把當政者看作頑固、專橫，習慣於包辦一切的大家長，但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家長要殺自己的兒孫。一家人的幻覺瞬間灰飛煙滅，既然政府把人民當敵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當敵人。

六四鎮壓者​​手握重兵，但毫無歷史感。他們沒有想到，以天安門為中心，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自五四以來幾乎具有天然的、不證自明的合法性，具有“愛國、民主”的性質，鎮壓學生除了被視為國民公敵，落得“反動分子”的罵名，不會有別的下場。他們甚至不想一想，僅僅在13年前，同樣在天安門廣場，被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罵為“萬惡的四人幫”也使用殘忍無恥的手段鎮壓了一場性質相似的群眾運動，而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無法比的。

六四時期的實際最高當權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他們文革期間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經歷，他們充分地，甚至誇大地宣傳利用這筆政治資本，把自己的復出和“結束法西斯專制”、“中國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號聯繫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殺證明他們和“四人幫”沒有區別，如果有，那就是他們敢做“四人幫”沒有做過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於北京的時刻，使用國防軍大開殺戒！

姑且不談學生訴求的合憲性，不談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學生有錯，也不構成屠殺的理由。屠殺平民，天理不容，僅此一舉，統治者的合法性盡失，其繼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國民黨對待台灣“2•28事件”一樣，否則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識形態神話是被槍聲粉碎的

為了說明六四開槍性質嚴重，意義深遠，我要說，舊有的意識形態源遠流長、精緻牢固，如果沒有六四的鮮血，人們並不容易掙脫；為了證明舊意識形態不易為人覺察的滲透力，我要大膽說出一定會引起爭議的我在1989年的觀察和判斷：其實，支撐1989年學生運動的精神資源，相當一部分是出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效力毀滅於它自己的屠殺行動中。

在共產黨政權之下，衝出校門，走上大街和廣場遊行示威，其性質和後果之嚴重，學生並非不知道，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一貫地在校園內宣傳灌輸的“五四”和“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種種說法則是學生精神上的動力，使他們在內心深處對自己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義性，對運動與“愛國、民主”價值維度的天然聯繫深信不疑。

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深諳佔據民族歷史資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兩場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它對這種資源具有雙面刃作用估計不足。事實上，“八九民運”期間學生始終把自己當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傳人，在此期間，我多次直接聽到和間接聽說，一些中共官員，當年學運的參加者積極地向學生傳授經驗，雙方在精神上的共鳴是非常自然的。另外還應該提到，在運動的大部分時間內，當局出於意識形態慣性，也一直抽像地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這無疑使學生感到自己的行動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國近現代革命的正統，直到槍響，他們才對當局的突然翻臉感到震驚。

六四鎮壓之後，當局炮製了一幅“自由化知​​識分子”指使學生的“黑手”路線圖：方勵之—方勵之夫人李淑嫻—學生領袖王丹—普通學生，且不說這幅圖畫的牽強附會，就算有這麼一條黑線，在加上承認當時整個知識界的思想氛圍對學生有影響，也不能解釋成千上萬經過政治審查進入大學並接受政治教育的學生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清楚記得，1989年5月下旬我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曾勸告在那裡靜坐示威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返校，說軍隊即將進城，鎮壓就要來臨。其中兩個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地說：“人民的軍隊，怎麼會鎮壓我們？”學生的天真、虔誠，使我感慨至今。

學生如此，一般民眾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攔截軍車，阻止戒嚴部隊進城時，給士兵們送食送水，儼然是在慰勞子弟兵，部隊開槍，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吃驚和痛心，然後才是憤怒。

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一個學生運動領袖面臨即將到來的殘暴鎮壓時說，要用鮮血來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此話不幸而言中。以這樣的方式和代價來獲得對於中國歷史和政治現實的認識，殊為不幸，但善良的中國人不經歷這樣殘酷的打擊不會猛醒。

從民主到人權和憲政

1989年學生運動的核心訴求是民主，並帶有濃烈的體制內弄清是非的色彩，這可以從學生們在4月18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的7條請願中看出來。其中第一條是要公正評價胡耀邦，第二條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運動，第三條是要公佈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財產，第四條要求開放報禁，制定新聞法，第五條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第六條要求取消北京市製定的限制遊行的規定，第七條要求公開報導學生的活動。

這與20年之後關於人權和憲政的訴求形成清晰的對照。可以說，《零八憲章》就集中表達了對於人權和憲政的訴求。

從根本上說，民主和人權都是世界各國人民長期追求的人類普世價值，但在中國具體情況中，民主則更為主流意識形態所熟悉。中國共產黨不論從自身的組織原則還是從實際施政手段上說，都與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頭上卻接過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這個口號。

對於當政者而言，“人權”相對於“民主”是更為異質和敏感的概念，對於爭取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是更為大膽的、更進一步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憶錄《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寫的場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識分子在北京都樂書屋聚會，方勵之到會提出要爭取人權，接著是全場鴉雀無聲，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

20年之間思想上的明顯對比和最大變化是，20年前人們的著力點在文化層面，而現在的著力點是在制度層面。80年代籠罩整個社會的氣氛是“文化熱”，而居於中心的是“美學熱”，其他的熱點問題——諸如人道主義主義和異化問題、主體性理論或中西文化的體用論——無不具有形而上學的抽象性，至於轟動一時的政論性電視系列片《河觴》，則更是以文明或文化類型說——所謂的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來解說中國的現實道路選擇問題。這種情況既表現了局限，也折射了無奈。因為話語禁忌，人們不得不把反專制的現實問題轉化為批判傳統封建文化問題，而局限性則是，知識界還停留於某些“終極關懷”性質問題的探索上，完全沒有興趣和心理準備迎接社會的重大變化，知識界在1989年的缺乏準備——哪怕是思想上、知識上的準備，是非常明顯的。

20年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因為這20年中國思想的重心有一個重大的轉向：從抽像變為實際，從終極關懷變為關注制度安排，知識的重心也有一個重大的轉向：從人文精神轉向社會科學，從哲學和美學轉向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憲政訴求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思想對於未來中國建國原則和製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興未艾的各種維權活動則說明這20年人權訴求的深化和具體化。

堅持理性和漸進的變革

從1989到2009的20年間，中國人也有一以貫之、堅持不變的東西，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漸進的變革方式。

非暴力抗爭是1989年民主運動堅持始終、毫不動搖的原則，認同、提倡和堅守這個原則是那場運動的一大特色，來之並非容易，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以暴易暴是不變的法則，而在民間，以“替天行道”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對於這一代年輕人，由於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的熏染，要擯棄暴力，尋求對話，考慮妥協，是需要頭腦和勇氣的，“八九”一代做到了這一點，這是反思和批判正統意識形態的結果。

這20年來，人們對非暴力原則的認識不斷明確、深入，經歷“八九”洗禮的一代人在協助基層維權活動時宣傳並堅持這一原則，並將其與通過司法手段維權結合起來，這對於近年來維權活動的成功和健康發展，對於中國的法制建設，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八九”之後，中國思想的一大突出轉變是告別原有的革命和激進的意識形態，這種變化對於中國走向現代政治文明具有長遠意義。但是，在思想的發展中，另一種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這就是犬儒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隨著一場大的社會運動、群眾運動被鎮壓和緊接著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發財機會和快速興起的“下海”潮，許多人很快把心態從悲憤調整為退縮與順從，更有甚者，一些人在為自己當下生存狀態辯護時以進為退，在思想層面、甚至形而上層面鼓吹一種歷史觀和人生觀，似乎與舊有的激進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體性抗爭，還有人以“告別革命”為名提倡“吃飯哲學”即順民哲學或犬儒主義。

很明顯，拋棄激進的革命理念並不等於不要任何變革，堅持理性和漸進的方式不等於無批判無抵抗地認同現狀，拒斥整體性哲學不等於不要社會責任。在當局的統治完全依靠謊言和恐懼來維持的情況下，在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活氛圍和道德狀況以不講真話和不追求正義為特徵的情況下，經歷了“八九”民運和繼承“八九”精神的中國人大力提倡一種積極的公民意識、公民道德和公民責任，堅持每個人都應該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努力改變現狀，而不能甘於生活在恐懼和冷漠之中，滿足於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從1989年到2009年，中國的社會面貌和社會心理髮生了巨大變化，但“八九”之後上台的當權者的思想水平和認識能力沒有變化，他們沒有從“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看到方向，而經歷了“八九”民運和繼承“八九”精神的中國人沒有停止學習、思考和探索，他們日益成熟，用堅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來。 

(關嶺編輯)

 

六四前夕中國維權律師唐荊陵被刑拘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4-05-16/59471978.html
2014-05-16 06:48:26

【多維新聞】在“六四”事件25週年來臨之際，中國又一位維權律師 唐荊陵 被刑拘。此消息已經得到唐荊陵的妻子汪艷芳的證實。據統計，中國當局近期拘捕、詢問和軟禁的異見人士已達到歷來最頻密程度，包括人權律師浦志強、記者髙瑜、學者徐友漁、郝建、作家劉荻、胡石根以及維權人士謝文飛等。

公開資料顯示，廣州警方5月15日晚間將唐荊陵從其廣州的家中帶走。警方稱，唐荊陵涉嫌“尋釁滋事”。唐荊陵的妻子16日收到了廣州市公安局白雲山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也有維權人士在推特上發布消息稱，警察闖入唐荊陵家搜查，帶走兩台電腦及三部手機。

今年43歲的律師唐荊陵長期從事維權工作，曾調查湖南李旺陽離奇死亡案件並介入太石村村民罷免村主任事件。他的律師執照在太石村事件後被當局吊銷。另據西方媒體報導，唐荊陵在調查李旺陽之死後一直遭到騷擾。

此前不久，人權律師浦志強也因同樣的罪名被拘留。根據北京警方發布的《拘留通知書》，浦志強涉嫌“尋釁滋事罪”。更細節的橋段也經由媒體披露公之於眾，如多名警察到浦家中搜查，扣留了手機、電腦和部分書​​籍，目前其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截至多維新聞發稿前，浦志強案還未見最新進展。

另據不具名的活動人士透露，除了浦以外，還有至少5名參加過“六四”相關研討會的人已被警方拘留或失踪，其中異見人士胡石根和劉荻、學者徐友漁和梁曉燕被警方帶走後失聯，目前情況不明，其他一些人在被傳喚後已經回家。

(葡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