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週年：留學香港接觸禁聞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5/140530_64_hongkong_mainland_students.shtml
葉靖斯 BBC中文網記者　香港報道 更新時間 2014年5月30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8:01 

香港各高校校園是中國領土上少有能公開討論六四事件的地方。

香港每年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的六四紀念活動，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內地民眾了解1989年學運的重要窗口。

而在陸港交流過程中，學生要算是最有機會接觸到六四議題的內地人。

在香港多家大專院校的校園內，要對六四的信息視而不見幾乎不可能——香港大學有漆上了悼念輓聯的太古橋、有學生會大樓前的國殤之柱雕塑；中文大學有火車站廣場前的新民主女神像。其他大學的學生會都在六四週年前擺放悼念活動宣傳橫幅等物品。

內地學生群體也有一定規模。今年3月底，香港入境處在答覆香港立法會議員有關內地生赴港就學的書面提問時透露，自2009年以來，香港累計有6.72萬名內地學生修讀副學士或以上的大專學位，佔非本地學生的67%。

其中，即將結束的2013至2014學年就新增了1.83萬人。

那麼，在香港上學的這些內地學生又是怎樣與六四這議題互動呢？

隱晦的啟蒙

香港理工大學校園內學生聚集聊天

喬治與小田都是從中國大陸到香港修讀碩士課程的「90後」。他們最初接觸六四的過程很不一樣。

小田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從較公開的途徑首次聽說六四——老師在課堂上談了。

「我的那位政治課老師，他大概的意思就說，那些學運領袖流亡海外，生活也不是特別好，也不能回來。」

「按照我現在的理解，那位政治老師對學生領袖是持一個不是特別正面的態度，可能是覺得他們幼稚。」

小田上了高中，語文老師再次談到六四事件，而且評價為民主運動。到在內地大學念本科的時候，那些在香港升學的高中同學給他帶回來首批跟六四有關的書，同學之間也在私下流傳美國製片人韓倞（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

小田記憶說，一年前來到香港後，首先就到大學的圖書館借閱余傑的《劉曉波傳》，也注意到香港報章和大學校園每年出版的紀念刊物，今年還打算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

相比起來，喬治已經記不清第一次接觸六四事件是什麼時候，只是記得小時候有同學跟他提過「北京出過事」，向親戚朋友問起時，也只得到很模糊的答案。

「我那個時候只知道這件事情聽上去比較嚴重，但具體是什麼，我還不是很清楚。」

後來，透過網絡翻牆，喬治看了很多有關六四的資料，包括小田所說的那些紀錄片。

「6月3日晚上的那些鏡頭畫面裏，的確記錄了槍聲、火光，也看到長安街上面，很多人拖著傷員，在那裏走。」

懂得翻牆讓喬治在國內就已能讀到不少六四事件的信息，他說來到香港之後沒有特別渴求接觸這些歷史資料，但畢竟是沒有了國內的那些限制，接觸六四電影之類的機會也就多了。

香港多家高校內設有與六四事件有關的紀念「景點」。

六四紀念活動是香港各大專院校每年必有的活動。

細節的思辨 

看過各種各樣的史料後，喬治這樣總結與評價六四事件。

「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民眾對政府有一定的訴求，他們希望和政府溝通，而最後由於雙方的溝通不暢，導致了衝突。而我並不覺得是有人試圖顛覆國家政權。」

但是在他眼中，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並非全都帶上了光環。

「首先他們的目標不明確。雖然他們要求跟政府對話，可是他們希望達到些什麼目標，有沒有具體、可實踐的內容、方案，我認為當時是沒有的。」

「它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它的實踐方法和他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是那麼完美，甚至說，從某程度來說，可能有些空洞。」

小田則對整場學運背後的一些權力鬥爭有深刻的思考。

「在趙紫陽去了朝鮮之後，李鵬和北京市委的陳希同、李錫銘，我覺得是很別有用心的交了一個非常陰險的材料給鄧小平，讓鄧小平說出了一番非常嚴重的定論——也就是4.26社論——進一步激怒了學生。」

中國內地學生認為香港學生對六四事件細節缺乏認識。

小田認為，當趙紫陽回來之後，又發表了一番「要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講話，教育部的何東昌等「專門在校園散佈『趙紫陽是他的個人意見，而不是黨中央的意見』」，讓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鬥爭公開化，導致隨後「不可收拾的局面」。

「事後想起來還是挺悲涼的。因為假如把它放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國家都可能是黨內的溫和派和黨外的溫和派進行合作與博弈，最後把整個國家帶到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喬治認為4.26社論的定調並不正確，也支持平反六四民運，但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後，他認為，香港人在談論六四的時卻缺乏對這些細節的考量。

「他們不知道學生提出了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和一些當時的分歧。」

「他們只知道中共武力鎮壓學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他們僅僅根據這一點就有妖魔化中共的危險，甚至是慢慢會有陸港之間的矛盾。」

衝擊與調和

喬治的看法，香港本地學生未必能認同。不過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認為，在六四交流這方面，中國內地學生赴港有利於推動相關討論。

「香港人對六四的立場很堅定，大家會覺得這是不必辯論的事實，是一個道德判斷，無論北京的學生與市民做了什麼錯誤的政治判斷或決定，政府肯定都不能這樣動用軍隊把它壓下去。」

「內地學生會集中討論當時學生們的判斷是否有錯。這其實不是要否定學生做錯，而是看出當中搞社會運動的經驗，怎麼去跟中共這個極權去談判，他們的態度會是怎麼樣，他們內部怎麼運作。其實都是一些值得討論的經驗。」

「其實透過討論可以更讓對方明白，為什麼香港人對六四會有這樣一種情意結。」

小田說，他在與香港本地學生的接觸當中還沒有機會談起六四，但是在與留港內地學生的討論中也看出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在我印象中，我們的大部分同學對當時的學運領袖過於苛責——例如柴玲說『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讓他們覺得幼稚——對實際上應當負責任的黨內極端保守派反而是不夠了解。」

但是小田認為，香港的內地學生當中在六四事件上支持政府的比例不高，不過在「軍隊鎮壓沒有打砸搶的人民」這個結論上基本是一致的。

這大概就是香港本地學生與內地學生在六四認知問題上的「最大公約數」。

小田認為在港內地生在六四事件上支持北京政府立場的人不多。

（責編：羅玲）

多名前六四學運領袖出席美國會聽證會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5/140531_china_tiananmen_history_us.shtml
2014年5月3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3:26

多名親歷六四的前學運領袖表示，推進中國人權和民主改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多名親歷六四的前學運領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表示，在中共當局試圖抹掉人們對六四悲劇記憶的時候，推進中國人權和民主改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美國國會星期五（5月30日）舉行六四25週年聽證會，柴玲、熊焱、周封鎖、陳青林和楊建利等多名親歷六四的前學運領袖出席。

主持聽證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資深共和黨議員史密斯說，當中國政府仍然費盡心機試圖抹掉天安門示威和當局暴力鎮壓記憶的時候，美國紀念1989年六四學運事件就變得非常重要。

史密斯說，那些公開或私下討論六四事件的公民受到騷擾或拘捕，網上討論也受到審查消音。

他表示，「只要中國人民不能在不受騷擾或拘捕的情況下公開討論六四事件，我們就將永遠――永遠記住天安門事件」。

美國媒體引述史密斯說，中國當局封鎖六四信息的作法可以歸納為一個字，那就是「掩蓋」。

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出版的《1989年天安門廣場：解密歷史》一書記載，中國當局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造成500至2600人死亡。而中國的官方死亡數字是246人。

史密斯說，過去25年來，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一再喪失機會。他還批評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喬治·布什和現任總統奧巴馬，未採取更多措施，敦促中國改善人權。

柴玲、熊焱、周封鎖、陳青林和楊建利等多名親歷六四的前學運領袖，也在聽證會上發言，並在會上重申了平凡六四和促進中國民主的訴求。

目前在美國擔任金融分析師的周封鎖在聽證會上說，當年在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裏，他曾見到30多具學生的遺體。他呼籲美國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敦促中國走上民主之路。

現任美國陸軍牧師的熊焱認為，美國過早地與中國示好，使其逃過了懲罰，至少是國際社會道德輿論的懲罰。

前六四學生領袖之一柴玲在聽證會上表示，她對美國25年前對六四事件的態度感到可悲。柴玲在聽證會上稱，美國駐華大使當年曾私下對她透露說，華盛頓對中共對六四的鎮壓「不在乎」。

在六四學運時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的柴玲說，當中國軍隊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晚對學運進行鎮壓時，她原本希望美國能進行干預。

她說：「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一直等到早晨六點。我們一直希望美國來幫助，但很遺憾，美國並沒有來。」

柴玲後來藏在貨櫃裏偷渡至香港，再轉道法國，並最終抵達美國。柴玲稱，在她離開北京後，曾致電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

法新社引述柴玲說：「我說，『先生，為什麼，為什麼美國不來。他回答說，『他們不在乎』，這句話不予記錄在案』。」柴玲表示，聽到這句話，「我的心都碎了，但這是不幸的事實」。

柴玲還補充說，她後來碰到當時的美國副總統丹奎爾，丹奎爾對美國當時的「無為」表示道歉。

六四事件發生後，曾任駐華大使的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對中國的鎮壓實施了有限制裁，但同時秘密派遣高級官員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晤。

已在2009年去世的李潔明在備忘錄中透露，天安門暴力鎮壓很可悲，但美國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並鼓勵中國開放，這點非常重要。

李潔明還表示，他當年的作法曾獲得「個人紅利」，因為在首次海灣戰爭期間，當薩達姆·候賽因政權陰謀殺害他時，中國進行了干預。

柴玲曾在六四23週年發表公開信，寬恕當年的鎮壓者，引起廣泛爭議。有人批評柴玲的言論是為了解脫自己在六四中的責任，其行為自私。

柴玲星期五對美國媒體表示，外界誤解了她的原意，她堅持要平凡六四，認為屠城的人必須負上法律責任。

（編譯/責編：蕭爾）

柴玲的控訴 揭穿了美國政客真實的嘴臉 讓美國臉上無光!

                                                ---- ray35



 

組織六四公祭 于世文夫婦遭秋後算帳
博訊  來源：美國之音

     前六四學運領袖陳衛組織民間公祭活動。

     中國當局在六四民主運動25周年前夕逮捕迫害多名組織和參加紀念活動的人士。

     曾兩度在中國組織六四民間公祭活動的于世文、陳衛夫婦在河南鄭州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他們在5月23日失蹤，並與外界失去聯繫。其家人5月28日證實，他們夫婦于2014年5月27日21時被鄭州市公安局遭到鄭州市公安局拘捕。

     于世文和陳衛是1989年廣州民主運動最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當年，陳衛是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四年級學生，于世文是中山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生。“六四”鎮壓後，他們分別被捕，遭監禁一年半。出獄後，兩人在鄭州結婚，並在那裏居住。

     2014年2月2日，陳衛和于世文與來自中國各地的民間人士共30人在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家鄉河南省滑縣，舉行公祭趙紫陽、胡耀邦和六四死難者的活動。當時，公安人員只是在現場監視，並未採取其他行動。

     2013年4月，陳衛和于世文與十幾位民間人士在當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仕途發源地河北省正定縣舉行公祭六四死難者的活動。這是1989年之後在中國舉行的首次民間公祭六四活動。

     當局在北京抓捕了資深女記者高瑜和維權律師浦志強等數人之後，六四25周年來臨之前的抓捕行動正在擴大到中國其他地方。目前河南鄭州被抓的人士還包括維權律師常伯陽和姬來松，以及前新華社下屬《財經國家週刊》雜誌的特約記者石玉等多人。

     2011年，石玉因隨同幾名志願者前往山東東師古村探望當時被軟禁在家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而被雜誌社解約。

     據維權網5月29日發佈的消息，受常伯陽和姬來松委託代理的張俊傑、王磊等四名律師到鄭州第三看守所要求會見當事人，但被所方拒絕。

連民間的公祭活動 也要干涉禁止? 

為中國人民的私下紀念活動 歡呼打氣! 64精神不死!!

                                             -----ray35

輿論場：為了忘卻的六四記憶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4-05-27/59474165.html
2014-05-27 01:43:56

【多維新聞】接連數日，《紐約時報》和BBC都在不遺餘力地講述著25年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故事。雖然兩者講述著同樣的喋血事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側重點：前者以親歷者的口吻邊回顧邊批判，現身說法力透紙背；後者則讓那些未曾親歷過廣場風波的新生代站出來點評，頗有“旁觀者清”的考量。

《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三輪車夫的眼淚》，由時任《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紀思道執筆。文章開頭就直入主題，提供給讀者一個頗有現場感的畫面——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那位人力車夫：他流著眼淚，蹬著車，拉著一個受了重傷的學生沖向醫院，遠離剛剛用子彈擊倒那名學生的士兵們。當然，紀思道的重點還在於後文——“迄今為止，那都是我所報導過的最有禮貌的抗議活動”，算是總基調。具體而言，在推搡著擠過警方的人牆之後，學生遊行隊伍會停下來，轉過身，再三呼喊：“謝謝你們，公安！”有些學生被指定負責撿拾在混亂中丟失的鞋子，並把它們交還給相應的學生或警察。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史詩巨制《賽德克·巴萊》中的這句台詞，曾被當做該片的靈魂廣為傳播。在紀思道看來，學生的文明禮貌並未換來同樣的禮遇，反倒助長了另一方“野蠻的驕傲”。

在距離天安門廣場幾英里的地方，一個朋友不到20歲的兄弟被軍人擊斃，當時他不過是騎著自行車去上班。比照而言，慕容雪村筆下的“六四”更能引發中國民眾的共鳴，因為文章由一場家庭聚會說開去。也正是這場家庭聚會，讓學者徐友漁、大學教授郝建和律師浦志強身陷囹圄，罪名是頗為火熱的尋釁滋事。與很多人一樣，俱往矣總不免感觸良多。

慕容雪村對“六四”的認識，從照單全收到抽絲剝繭，越深入思緒也越煩亂。所謂的“照單全收”，即他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來自中央電視台：請願的青年學生都是反革命暴亂分子；解放軍一直都很克制，不僅沒有開槍，有些人還被活活燒死；而“抽絲剝繭”過後，歷史的脈絡開始漸次分明，天安門事件作為最大的政治忌諱未曾改變過。慕容雪村的失望在於，中國政府似乎希望從人們的記憶中徹底抹除此事，轉而把目光放在中國的GDP和數之不清的摩天大樓之上，但天安門事件，這個國家最慘痛的記憶，卻始終沒有真正退場，始終在民間流傳、散佈，艱難而頑強地抵抗著政府對歷史的清剿、對記憶的抹殺。

與《紐約時報》不同，BBC對“六四”的關注熱情更甚。不僅有“六四25週年”的專題推薦，有按照時間順序鋪展開來的“六四”始末系列文章《學潮乍起》、《絕食博弈》、《戒嚴之都》、《喋血長安》，還有大家談中國欄目中的“讀者來信”。不過雖然密度和角度各異，如何評價和看待“六四”卻大抵一致。即對北京當局強力鎮壓之不滿之憤怒，對抗議學生群體之同情之褒獎，對“六四”絕跡於今時今日中國語境之嘆慰之不解…… 在中國主流輿論場，現正忙於上下聯動打一場反恐怖鬥爭的人民戰爭，但是對“六四”25週年可能誘發的“次生災害”從未停止過預防和根治。

從異見人士高瑜到律師浦志強，從“六四”研討會參與者全軍覆沒到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微博被銷號，每一次異動，圍觀群體總能從中嗅出“六四”遺留的味道。對於孔慶東的微博被銷號，由對“六四”的辯護而起——“胡說，根本沒有暴亂。是你們血腥開槍掃射人民群眾後，反過來栽贓陷害！”“你不了解情況就胡說，你對不起慘死的數百愛國民眾，也對不起冤死的那幾個解放軍戰士。”話匣子被打開後，孔和尚更是言辭激憤，直接從“六四”過渡到對胡耀邦民族政策的拷問上——“某大領導1980年到西藏，把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子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後回鄉務農。大領導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委員，兒子任宗教局副局長。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為近年的動盪埋下了隱患。” “我幹的是劃破黑暗長空的閃電那樣的事兒。”孔慶東曾在公開場合如是說。現如今，其所做之事是否劃破黑暗無從考證，但被銷號的消息著實如同一道閃電，讓微博平台開始沸騰喧囂。為其鳴不平者有之，如東博書院和紅歌會網；拍手稱快者有之，如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無獨有偶，孔慶東因出格言論致銷號被人們熱烈討論的當天，《2013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公佈，被財經網提取出的顯示標題很有指向性——《中國政府致力於促進本國人民的言論自由》。對於這樣的結論，眾媒體在默默轉發中呈明著態度。而在距離“六四”25週年紀念日不足10天的時間裡，會否再發生讓這一結論黯然失色、形同虛設的事端，恐怕任誰都無法提前預知。(泉野撰稿)

「平反六四」 3千港人遊行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8714624.shtml
【聯合報╱香港特派員李春／香港報導】2014.06.02 02:42 am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廿五周年，香港周日舉行大遊行，要求平反六四。(美聯社)

今年是天安門事件廿五周年，香港支聯會昨聯同多個團體發起「六四」遊行，三千名香港民眾不畏酷熱天氣，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前往中環政府總部。

遊行參與者昨下午三點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他們舉著「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等標語，有人抬起紙棺材，亦有人在身上套上紙坦克道具。傍晚五點，遊行民眾陸續抵達金鐘政府總部，在門前廣場舉行集會。

昨日大遊行，有不少家長帶著子女一同參與。遊行民眾陳太太說，兩名女兒都要知道六四真相，有需要教育下一代，她曾帶女兒去參觀六四紀念館。

在港讀書的大陸學生也參加遊行。來自福建的一名陸生表示，如果不平反六四，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的話，就不會再有人發聲。他說，參與遊行會害怕返回大陸後被當局查處，但若害怕一個政權，則只會一世為奴隸，因此決定參加遊行。

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六四」經過廿五年，但大陸的民主反而倒退，不斷拘捕異議人士，以及封殺討論六四的空間。他呼籲更多香港人走出來參加遊行。

對最近有團體表示「六四」中沒有人死亡，李卓人指，面對類似的謊言，香港人更需要抗爭與走出來，向謊言說不。

參與遊行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遊行至香港政府總部後，則未參加集會，而是轉往大陸駐港中聯辦請願，並準備了鮮花悼念。

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表示，此次遊行不單是悼念六四死難者，更希望承傳當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抗爭精神，以及爭取民主自由的勇氣。

港支聯會：讓六四不被竄改扭曲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4/8698091.shtml
【中央社╱台北24日電】2014.05.24 11:03 pm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5周年，香港立法會議員、支聯會秘書 何俊仁 今天在「六四」講座上說，支聯會存在的意義就是保護這段歷史，不讓政府竄改，呼籲市民踴躍出席六四燭光集會。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支聯會）已經宣布，紀念「六四」25周年，支聯會決定以「平反六四，戰鬥到底」為今年主題，誠邀香港市民參與各項悼念活動，包括在6月4日當晚的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集會。

香港支聯會同時也鼓勵不同群體舉辦悼念活動，讓「平反六四」遍地開花。

綜合香港媒體報導，在下午這場講座上，何俊仁強調，支聯會存在的意義是要保護（「六四」事件）這段歷史，不讓政府竄改、扭曲或毀壞，並繼續傳承下去。

不過，在場有年輕人擔心，香港支聯會每年只辦「六四」集會，加上今年有「六四真相」等親共組織質疑「六四」的真實性，擔心「六四」事件會被淡化。

另外，一位中年與會者指出，他當年還是小朋友，看電視報導「六四」屠殺而痛哭，到今天已結婚生子，他認為支聯會25年來做得不夠，不能逼使政府作出任何回應。

何俊仁表示，集會每年唱歌呼口號，看似簡單，其實並不是如此。因為每年8到10萬人出席集會，令集會登上國際新聞，絕對不容易。

他強調，「六四」集會外，也有香港立法會的質詢和遊行等，都會一直進行，讓「六四」事件繼續傳承。

香港民主黨中西區黨團最近就在香港中西區議會提出「平反六四」動議文件，首次獲得區議會主席批准排入議程。

全美國學自聯在中國大使館外紀念六四二十五週年集會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4/06/201406011042.shtml
2014年6月01日 綜合報導

全美國學自聯在中國大使館外紀念六四二十五週年集會（組圖）

魏京生先生為以坦克人為原型的雕塑“勇氣”揭幕並致辭。

門前的這條路可能改名叫劉曉波路。

中國大使館對面公園除了會場這一盞燈，其他燈都是亮的。不知有沒有人做小動作。

魏京生為勇氣雕像揭幕，原型是擋坦克的人。八九民運始於海內外知識界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學自聯主席黃慈萍開始發言，紀念六四死難者。學自聯成立於1989年，25年堅持不懈。

學自聯主辦紀念六四25週年紀念晚會。已經在中國大使館前聚集準備的人們。

 注：以上圖片來自北風和周封鎖的推特。[博訊綜合報導] (博訊boxun.com) 


 

六四坦克詩 躍上北京地鐵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4/8714793.shtml
【中央社╱北京2日電】2014.06.02 09:36 am

北京地鐵四號線車廂近來出現一首和六四事件有關的詩，提到「一場霧中開出來一只堅固的坦克」。作者阿魯說，靈感確實來自當年天安門事件，對作品能登上北京地鐵也覺得意外。

詩人阿魯是湖南人，1980年出生。他告訴中央社，這首詩的靈感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他這次投稿兩首，另一首談論愛情落選，自己沒想到兩年前的「霧」，會躍上北京地鐵車廂。

北京地鐵四號線每年定期舉辦「4號詩歌坊」活動，今年4到5月間舉辦第23期，主題是「霧」。

這首詩用壓克力板框著，隨著四號線列車運行穿梭北京市區。只不過，車上的大陸乘客多未關注或細讀詩作。

詩的內容提到：「事實上，我感到害怕，看不到你藏在霧中的臉。換作以前，比如，我只有九歲，就算從電視機裡看到，一場霧中開出來一只堅固的坦克，也不曾把霧當作壞天氣。我在霧中默默等待，相信太陽一定會出來；相信霧散之後，花朵還在，你也還在。」

阿魯說，那時9歲的自己從大陸電視上看到的報導，和後來長大後透過外界所了解的事實「完全相反」，他感到歷史的荒誕，才有感而發創作。

他指出，詩作上地鐵後，至少到目前沒什麼困擾，「官方要顧的事情太多了，顧不來」。他也希望自己一點點力量，能讓更多大陸民眾理性思考。

「就算有困擾又有什麼所謂呢？沒關係，該承擔的就要去承擔吧。害怕是一種恥辱，對吧！」阿魯如此告訴中央社。

負責地鐵四號線營運的京港地鐵公司客服人員則告訴記者，不清楚相關詩作內容，但強調這是公益活動，所有作品都經專業人士仔細且多輪評選，而舉辦四號詩歌坊是為營造大陸地鐵的文化氛圍。

同一時間，四號線上還舉辦「四號美術館」，在車廂中介紹近來北京的藝術展覽活動，這次的主題是「無形的手」。

 

【害怕是一種恥辱，對吧！】 ---- 阿魯

慕容雪村:“如果是我，就背他出來”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3/c23murong/
2014年05月23日

5月6日，我的三位朋友在北京同時被捕，他們是學者徐友漁、大學教授郝建和著名律師浦志強，被捕原因是“涉嫌尋釁滋事”。

就在三天前，他們和另外十幾個人在郝建家里辦了一場家庭聚會，並且談論了一下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在那一年，大量的青年學生走上街頭，他們要求民主，反對獨裁和官員腐敗，這場和平請願持續了近兩個月，最後，我們的政府派出了軍隊和坦克，射殺​​了數百或數千名手無寸鐵的請願者。郝建的堂弟就死於其中。

我本來也應該參加那場家庭聚會，但因為要到悉尼大學做訪問學者，只寫了一篇談論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交由在場的某人朗讀。根據中國政府的邏輯，我大概也犯了尋釁滋事罪。雖然我熟知中國法律，但絕不會想到，連這些最平常的舉動——舉辦家庭聚會、寫文章、讀文章——也會觸犯中國法律。

我會投案自首。

對我來說，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像是一個漸漸醒來的夢。事件發生時我只有15歲，在東北一個深山中的小鎮讀初中，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來自中央電視台：請願的青年學生都是反革命暴亂分子；解放軍一直都很克制，不僅沒有開槍，有些人還被活活燒死…...在那時，我真的相信這一切，甚至還會感謝政府和軍隊拯救了我們的國家。

漸漸地，這整個事件都開始從中國人的生活中退卻，人們忙著求學、升官、發財，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直到今天，天安門事件仍是中國人生活中最大的忌諱。中國政府似乎希望從人們的記憶中徹底抹除此事，轉而把目光放在中國的GDP和數之不清的摩天大樓之上，但天安門事件，這個國家最慘痛的記憶，卻始終沒有真正退場，始終在民間流傳、散佈，艱難而頑強地抵抗著政府對歷史的清剿、對記憶的抹殺。

1992年9月，我剛上大學不久，一位往屆的師兄來到我們宿舍，他大模大樣地坐下，問我們：有煙嗎？我們給他敬煙，點上，他又問：你們知道1989年我們學校都乾過些什麼嗎？我們說不知道，他深吸一口煙，極為莊嚴地告訴我們：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我們學校，中國政法大學，第一個上街遊行，第一個各校串連，第一任高自聯主席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共“19個第一”！

從那時起，我漸漸明白，1989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它對中國，對整個世界的意義。雖然官方把天安門事件稱為“反革命暴亂”，參與事件的人都被稱為“暴徒”或“罪犯”，但在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心中，那卻是一場偉大而光榮的運動，能夠身歷其間，甚至能夠與之有一點微弱的聯繫，都被視為是莫大的榮耀。

中國政法大學的“19個第一”並不完全準確，但它卻成了一個傳奇，在不同年級之間代代流傳。兩年之後，當我成了往屆的師兄，我也會走到新生宿舍，點上一支煙，用極為莊嚴的語調告訴他們：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我們學校“19個第一” ！

那是1994年，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了五個年頭，廣場上的血跡早已洗清，牆上的彈孔早已被水泥和灰塵遮蓋，但在某些角落中，天安門的故事像一隻殺不死的潮蟲，依然在人們的口耳之間頑強地爬行。大約在2003年，有朋友從香港買到一張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然後很快，我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張復製版。有一天，我和幾位朋友在廣州的一家酒吧里一起觀看，片中有一個情節讓我大受觸動：空曠的長街上，槍聲不時響起，一個年輕人俯臥在地，我們都以為他死了，可他突然在地上轉了一個圈。現在我們當然能明白他的處境：持槍者就在身後，他不敢站起來，可是也不願意趴在地上裝死，總得做點什麼吧？一位40多歲的四川民工一直站在我們身後，或許他親身經歷過當年的事件，比我們更能理解那位年輕人的恐懼，他說：“如果是我，就背他出來。”

此後，每當有人問起中國的未來，我就會給他們講這位四川民工的故事。雖然25年前的和平請願被軍隊和坦克剿殺了，可中國依然還有希望，因為還有大量平凡而樸實的人，願意麵對槍口，去背負他們的負傷流血的同胞。

在互聯網時代，政府已經不可能控制全部信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發地懷念天安門事件中的死難者。每年的六月四日，人們都在網上會為他們點燃蠟燭，或者上傳當年的圖片，而政府的審查官也會在那一天格外忙碌，他們會刪除幾乎所有與“六四”、“天安門”有關的內容，但成千上萬人的依然會堅持，堅持在審查的縫隙中發出他們絕望而堅強的聲音，假如“六月四日”發不出，他們就會改成“五月三十五日”；假如“1989年”發不出，他們就會改成“80年代的最後一年”或“90年代的前一年”，假如“坦克”發不出，他們就會改成“拖拉機”。

二十五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不願意面對這一切，而習近平政府比起往屆來更加緊張，郝建家中的聚會可以稱為“六四研討會”，其實五年之前也曾舉辦過一次，那時還是胡錦濤當政，無人被捕。

從表面上看，這個政府前所未有的強大，它擁有八千萬黨員，幾百萬正規軍，近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在骨子裡，它已經脆弱得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連幾個學者的家庭聚會都會使它寢食難安。

我的朋友們被捕之後，我也在網上發了聲明，說我也參與了所謂的“尋釁滋事”，待我結束悉尼的工作，就會回國投案自首。朋友們大多都勸我觀望一段時間，但我已經想得很清楚：如果中國的形勢繼續變壞，我不能只是站在岸邊旁觀。如果我也被捕，或許可以讓更多的中國人明白他們的處境。而同時，在那場對抗政府抹殺民族記憶的運動中，我也貢獻過自己的力量。

我看到了中國的變化，看到了互聯網給中國帶來的覺醒，我相信這種覺醒一定可以改變中國。在1989年，當坦克開上北京的街道，只有一個人敢於阻攔它們。而下一次，假如坦克再次開上中國的街道，我相信會有成千上萬的普通人站在坦克之前。在他們身後，還有成千上萬個平凡而樸實的中國人敢於面對槍口，說：“如果是我，就背他出來。”

慕容雪村為《紐約時報》的評論版特約作者，出版有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原諒我紅塵顛倒》及非虛構作品《中國，少了一味藥》等。本文英文版發表於《紐約時報》，中文版經慕容雪村本人審定。

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三輪車夫的眼淚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0/c20kristof/
紀思道 2014年05月20日

六四期間，一些人力車夫冒著生命危險去營救傷者。
Manuel Cenet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那位人力車夫：他流著眼淚，蹬著車，拉著一個受了重傷的學生衝向醫院——遠離剛剛用子彈擊倒那名學生的士兵們。

那位三輪車夫是個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給我上了一課，讓我永誌不忘。

紀思道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當時我們正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旁的長安街上，時間是1989年6月3日夜裡，中國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時候。25年前的春天，那場學生運動震撼了全中國。

從4月中旬到6月初，數百万抗議者擠滿了中國各地上百個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論自由和民主，反對腐敗。我當時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的社長，在中國生活。那場運動令人難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織了勇氣和嚮往。

抗議者承認，他們的生活已經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們認為這還不夠。他們堅稱，他們不只要填飽肚子，還要享有權利。

迄今為止，那都是我所報導過的最有禮貌的抗議活動。在推搡著擠過警方的人牆之後，學生遊行隊伍會停下來，轉過身，再三呼喊，“謝謝你們，公安！”有些學生被指定負責撿拾在混亂中丟失的鞋子，並把它們交還給相應的學生或警察。

抗議學生佔領了北京中心地帶好幾個星期。然後，6月3日晚，部隊從幾個方向攻入了北京。他們就好像是一支外國軍隊似的，朝一切移動的東西開槍。在距離天安門廣場幾英里的地方，一個朋友不到20歲的兄弟被軍人擊斃，當時他不過是騎著自行車去上班。

部隊開始進城時，我跳上了自行車，飛快地朝天安門廣場衝去。在那裡，成群的市民湧到了街上，試圖保護抗議學生。他們也遭到了槍擊。

在那個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車夫。他們蹬的三輪車原本是在北京各處運貨用的。每當槍聲一停，這些車夫就會蹬車衝向軍隊的方向，運回殞命或者受傷的學生。

士兵們不為所動，甚至會朝試圖搬運學生的救護車開槍。但車夫們卻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們的英勇特別令我感動，因為在那個春天，我非常頻繁地聽人說，中國還沒有做好迎接民主的準備，中國人受教育程度不夠，素質還不高。說這些話的既有外國人，也有中國官員。民主往往更牢固的紮根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社會，這一點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記得一名車夫：他身材魁梧，穿著T卹，也許連高中學歷都沒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當他衝過去搬起一具軀體的時候，我不自覺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會中彈而亡。他把那個年輕小伙放在車斗裡，拼命朝我們騎回來。他的臉頰上流淌著眼淚。

他看到了我，見我是外國人，便突然轉過來，在經過我身邊時放慢了速度，讓我能夠見證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晚，我不記得他的原話，不過大意是，我應該把這裡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

當然，他不能很好說出“民主”的定義，但他為民主冒了生命危險。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長安街沿途建築物上的彈孔已被修補，歷史也同樣遭到粉飾。有一次，當我提到六四大屠殺時，一名中國大學生疑惑地看著我，讓我深感震驚；原來她從來沒有聽說過此事。

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也是事實。人們收入大幅飆升，住房條件獲得了改善，最新的數據（我們應該對此持保留態度）顯示，中國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國還低。

那位人力車夫可能沒有投票權，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學。中國的進步無可爭議。然而，人的尊嚴不僅僅需要填飽肚子，還需要享有權利。

偉大的中國文學家魯迅曾經就當年的一場大屠殺寫道：“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中國正在變得繁榮昌盛，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也在形成之中。與此同時，公眾參與的訴求將會提高。從波蘭到韓國，世界各地的諸多民主運動我都曾經報導過。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可以在一座紀念碑前表達對當晚死難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紀念碑會是一尊人力車夫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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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989 64前 在天安門廣場上

所有參與救援運輸工作的人力車夫們 致上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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