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知識份子的瞞與騙——獄中讀書筆記之一
發表於 2017 年 09 月 07 日 由 wy
有些自稱為社會良心的大作家，在最需要發出誠實聲音的時刻，卻保持沉默，這肯定是有違良知的。特別是面對極權主義肆意踐踏人權的現實，如果還保持沉默，就已經是可恥了。這種沉默在本質上與公開的瞞和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羅曼·羅蘭和高爾基就是這種可恥的自稱為社會良心的大知識份子的典型。
一、羅曼·羅蘭的沉默
羅曼·羅蘭不是有一本50年之後才重見天日的《莫斯科日記》（或稱《訪蘇日記》）嗎？作為極權體制的極少數的幾個外來見證人，在史達林大開殺戒和西方知識界的思想一片混亂之時，居然隱瞞真相，一隱就是半個多世紀。年輕時，我不止一遍地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那種激動和這部作品影響了一代中國青年的美好記憶，至今猶在。但一看了他那本50年後才見天日的日記，這個人在我心中就被徹底pass掉了，他死了，不僅是肉體的，更是精神的。他的東西我不會再看一眼，因為他做人已經沒有底線了。
羅曼·羅蘭生前訪問蘇聯，就看到了史達林極權主義的真相，卻礙於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聲譽以及黨派利益而把它打入冷宮，不僅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公開發表，更讓人不能原諒的，是他在臨終前的遺囑中，要求《莫斯科日記》五十年以後才能公開發表，好象他已經意識到50年後蘇聯的解體。蘇聯解體後，極權體制的真相用不著羅曼·羅蘭來揭露，也會大白於天下。事實上，如果從三十年代羅曼·羅蘭訪蘇算起，他對真相的隱瞞不僅是他死後的五十年，而且是七十年。在人們最需要瞭解史達林時代真相的三十年代和冷戰時期，他作為史達林的座上賓，看到那麼多殘忍的真相，並在日記中記下了一切，但是他卻沉默，把極權體制的真相保護起來，不讓人看，這不但是對那個體制下的受害者、也是對全人類的良心犯罪。
羅曼·羅蘭，身為法國人、世界知名作家和人道主義者，以他當時的身份，完全可以沒有任何人身風險地揭露真相，至多是不能再以史達林的座上賓的身份訪問蘇聯了。但他沉默！“說假話，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說謊，似乎是合適宜的。”同是法國作家的紀德訪問蘇聯回來後如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的經濟危機，使西方的許多知識份子對資本主義制度失望，走向左傾，到蘇聯尋找理想的新社會，形成了西方的“紅色的三十年代”。
當時，紀德和羅曼·羅蘭都是蘇聯的熱烈擁護者，他們憑著自己的知名度，到處演講、做報告、主持左派的大會。他們倆都接到過從世界各地寄來的成堆的信件，全球的無產階級把他們作為共產主義的代表作家。史達林充分利用了整個世界向左轉的國際形勢，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援，以擺脫孤立的處境。所以，蘇聯經常以特殊的厚待，邀請各國著名的左派知識份子訪問蘇聯，讓他們為蘇聯唱讚歌。但是對於一個真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來說，當他親眼看到蘇聯體制的反人性現實之後，他一定會拒絕利益收買和不屈從強權恐怖，公開真相。不惜冒犯史達林和西方的左派、發表了《從蘇聯歸來》的紀德，就是這樣的良知者。他對史達林體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此，他由蘇聯的受到特權式接待的好朋友變成了蘇聯的敵人，不僅受到史達林和蘇聯人的忌恨，而且遭遇西方左派的瘋狂攻擊，當然，史達林再不會邀請他去蘇聯了。
在對紀德的指責中，有許多近於人身攻擊的謾駡，其中就有羅曼·羅蘭。我認為，他對紀德的指責決不僅僅是出於信念之爭，因為羅曼·羅蘭非常清楚自己的日記記載的某些事實，正是紀德所公開的。他已經意識到了自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蘇共，正面臨著“變成享有特權的階級”的危險，史達林式的專政是反人性的。從理智上講，兩位作家對史達林體制下的一些事實的認識，沒有根本的分歧；兩人在蘇聯所經歷的和所瞭解的真相，也不會有實質的不同。我認為，兩人之間的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格：同樣是支持蘇聯的左派作家，紀德是誠實的無私的，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之後，能夠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儘早地承認錯誤，知識份子的道義良知使紀德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自尊心可言的；”因為“人類，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比一個著名作家的自尊心、比蘇聯更重要。另外，紀德之所以能公開真相，還在於他能夠超越狹隘的黨派利益，保持住知識份子的基於誠實的獨立、超然和公正。他說：“沒有一個政黨能拉住我，能讓我把黨置於真理之上。只要一聽到謊言，我就很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要揭露它。我執著於真理，如果黨離開了真理，我就立即離開黨。”
羅曼·羅蘭則是虛榮的自私的，他把一己名譽看的比道義、良知和人類正義更重要，僅僅為了自己作為一個著名作家的自尊心，而不惜隱瞞事實，在真相已經證明了他的以往信念的錯誤後，卻不敢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當時的法國及西方，正是右傾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左傾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大論戰的時候，羅曼·羅蘭的日記所記錄的事實，如果公開，肯定有助於澄清思想混亂，但是顯然不利於他所屬的左派陣營。為了派別的利益，也為了自己頭上的左派知識份子的革命光環，他居然隱瞞了那麼殘酷的東西，包括與史達林的談話。這太自私了。最莫名其妙的是，五十年後的大陸中國在出版這本日記時，極盡讚美之能事，那種誇法，完全不負責任。與紀德相比，羅曼·羅蘭不是個東西。正如紀德在看到羅曼·羅蘭對他的指責後所感歎的：“我難過的是，在有生之年充分展示其偉大的人多麼稀少。”羅曼·羅蘭自我標榜為人道主義者和良知的代表，那麼最低的自我期許至少應該是做人的誠實，不論其理想或信念是什麼，不論所屬的黨派傾向怎樣，只要事實與理想相左，就必須把親歷的事實和真相公之于眾，這是起碼的責任。早一天公開真相，就會使人們從對極權主義的迷戀中早一天覺悟，早一點兒認清史達林制度的反人性本質。在此意義上，沉默就是隱瞞，隱瞞就是欺騙，欺騙就是良心犯罪。
羅曼·羅蘭的巨大的人格缺陷，在他與史達林談話時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對史達林的姿態之謙卑和口氣之諂媚，已近于寵物向主人撒嬌了。他對史達林說：你們的某些行為（指大清洗和集中營）人民要瞭解，我相信您和蘇共的解釋。他還談到了未成年人犯罪、少年犯問題，詢問史達林為什麼要把未成年的人也判了刑。他說：我們很理解蘇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臨的環境和困難。我問您這個問題，是想聽你們的解釋，是怕別人對你們產生誤解，我知道你們這樣做肯定有你們的原因，但是如果您不講清楚，一任傳聞四起、流言飛濺，不知真相的人就不明白，就會跟著惡意的流言走，使謠傳變成人們心目中的事實，疑惑的彷徨就會變成明確的反對，這是對蘇聯的國際形象的嚴重損害。您跟我講清楚了，我就會到國際上替你們跟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去解釋解釋，別讓他們老蒙在鼓裏，老那麼糊塗，跟著別有用心的反蘇勢力走。
羅曼·羅蘭的這種態度，有一個絕對的前提，那就是史達林主義在原則上是正確的，這個制度的殘忍即使有過分之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可以為之進行辯護的，至少是能夠通過第三者的解釋，澄清誤解和得到諒解。他等於先替史達林這個暴君、替極權主義暴政、替劍子手想好了殺人的理由，他要向史達林瞭解事實真相，只是為了幫助蘇聯把這些理由解釋得更充分，更有說服力（欺騙性）。他的這種態度中不僅充滿了對擁有絕對權力的劍子手的諂媚，更有助紂為虐的殘忍。
二、高爾基的幫兇角色
再看高爾基。大陸出了一本俄羅斯人瓦季姆·巴拉諾夫寫的《高爾基傳——去掉偽飾的高爾基及作家死亡之謎》，作者自稱要剝去兩種偽飾：前蘇聯時期的“海燕——奠基人——天才”和“解體後的賣身投靠的看家犬”，還高爾基以本來面目，但是，全書替高爾基辯護的味道很濃。他認為，高爾基的許多思想和行為在當時的蘇聯是不合適宜的，和許多同時代的知識份子相比，高爾基已經在史達林時代做了他所能做的。然而，無論是高爾基在前蘇聯被極權政治所誇張所利用的偉大，還是在解體後的俄羅斯被清算的狂熱所強加的惡名，高爾基決不是無辜的受害者，因為他的筆在絕對權力的寵倖中，曾經對人類精神施加過殘暴的閹割。假如沒有索爾仁尼琴這樣的為堅守人的尊嚴而反抗極權體制的文學家，我也許還能夠更寬容地評價高爾基。但是有了索爾仁尼琴，我就無法原諒他。正如有了紀德，方凸現出羅曼·羅蘭的偽善和自私一樣。
眾所周知，高爾基的“不合適宜”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前期，而在蘇聯的極權統治最嚴酷最殘忍的時期，高爾基不僅“合適宜”，而且“太合適宜”了。蘇聯的三十年代是屬於史達林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前期，個人崇拜的形成，餓死幾百萬人的人禍大饑荒和一個也不放過的大清洗，都發生在1936年高爾基去世前的這短短幾年內。
首先，高爾基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他是蘇聯作家中第一個在日記中和私人通信中把史達林稱為“主人”的人。在公開的場合，史達林把高爾基捧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和最高代表”，高爾基把史達林稱為：“列寧的忠實的、堅強的學生”，“強有力的領袖”，是具有“鋼鐵意志”和“充滿智慧”的“更加偉大”的党的領袖和“人民的父親”……並且號召知識份子要完全“相信史達林”。現在能看到的史達林和高爾基的合影照片，無一例外是全權主人的居高臨下和高級奴僕的謙卑仰視。
其次，在餓殍遍野的大饑荒的三十年代，史達林為了緩解國內的不滿情緒和國際指責，請高爾基帶著眾多著名知識份子去參觀白海運河建設工程，於是，在高爾基的倡議下，120名作家浩浩蕩蕩地前往運河工地，集體完成了讚美這個浩大工程的特寫集。這次行動，開了蘇聯作家對極權者進行集體禮贊的先河，之後便一發而不可收。他又接受了作為《以史達林命名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設史》一書主編的任命，該書的作者清一色的名流，僅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但是，在1929年，高爾基去參觀集體農莊時，曾拒絕歡迎他的民眾提出的希望他幫助他們反對專制暴政的請求。後來的事實是，運河沒有建成，卻死了許多人。這完全是獨裁者的好大喜功而根本不拿人命當回事的邪惡所造成的。同樣是三十年代，在全世界都懷疑蘇聯的勞改制度的反人性時，高爾基又帶了三十幾個著名知識份子去了勞改營，看到的都是虛假的偽飾，只有一個少年犯向他說出了一些真相。但是，他仍然領銜其他作家一起寫了讚美勞改營的特寫集，說勞改營如何好、如何人道，對改造舊人和塑造新人如何有效。當一個少年犯說出的真相、勞改營的苦難和受害者的求助都無法打動高爾基時，他所要捍衛的崇高真理就變得極為可疑和殘酷。特別是在有著陀思朵也夫斯基傳統的文化中——決不會用一個孩子的苦難去交換任何真理——高爾基的行為就是為了抽象的真理而無視具體的活生生的人以及人的苦難。而這，正是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的欺騙性和殘忍性之所在。
最後，又是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剛剛開始時，高爾基寫了《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這是史達林時代乃至蘇聯的整個極權時代、甚至是整個共產主義極權世界的最著名的政論文，其反人性之徹底，已經達到頂點——完全不顧及血緣親情了：“如果'同血緣'的親人是人民的敵人，那麼他已不再是親人，而只能是敵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饒恕他。”“……由此便得出一個自然的和必然的結論：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這種語言不是人的語言，而是野獸撲向毫無反抗能力的獵物時發出的咆哮，是必致人的尊嚴和人格於死地而後快的吼叫。在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這篇文章成了的所有知識份子以筆做刀槍、參加階級鬥爭的範本，正如他的《海燕》成了極權意識形態的大抒情讚美詩的範本一樣。中國的劉白羽、魏巍、楊朔式的散文，賀敬之式的詩歌，都是這種高高在上的空洞的大抒情傳統的產物。先是在五十年代整人、後來在59年和文革中被整的著名詩人郭小川，曾在“反右”時期寫出過高爾基式的檄文《射出我的第一槍》，其惡毒遠在高爾基之上。他幾乎是在歇斯底里地咆哮：“在奸人發出第一聲獰笑的時候，我沒有舉起利劍般的筆，剖開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臟。”“今天，當右派分子還在奮力掙扎的時候，用我這由於憤怒和慚愧而發抖的筆，發出我的第一槍。而明天只要有一個頑固分子不肯投降，我們的擦得油光嶄亮的子彈就決不會離開槍膛。”
在以人民、國家的名義實行的極權體制下，個人獨裁和多數暴政相互結合，知識上無知的大眾極可能走向對人的肉體的暴虐，而那些有知識的知識份子的人格無知，所製造的恰恰是更殘忍的悲劇——對人的精神實施暴虐。這種暴虐不僅毀滅了人性，而且毒化了人類文化賴以傳承的語言，使人的語言除了虛假、粗俗、仇恨和暴力之外，再沒有一絲真實、優雅、高貴和愛的氣息。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高爾基並非完全不知情，除了準確的死人數字外，大多數內幕他是知道的，他還與布哈林等受迫害者通過信。因此，以完全不知情為他的言行做辯護，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我認為，高爾基在史達林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其惡毒和暴虐的程度，在客觀上決不次於KGB的頭子貝利亞。貝利亞滅絕人的肉體，高爾基滅絕人的精神。正如中國的大躍進年代，毛澤東在回應一些對“放衛星”的指責時，就引用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科學見解”為大躍進辯護，錢在當時發表文章說，利用太陽能創造畝產十幾萬斤的神話。難道這不是一種良心犯罪嗎？換言之，無論高爾基在一些細節上多麼不合適宜——比如保護了某個知識份子啦、拒絕為史達林寫傳記啦——他的罪過都是不可原諒了。一個世界知名作家，自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大節上一旦沒有了敢於誠實的勇氣，做人的底線也就沒有了，任何小修小補皆無濟於事。
綜觀高爾基的一生，他最徹底的時刻，就是三十年代對希特勒的譴責，而又恰是這種對境外的極權主義的徹底拒絕，反襯出他對本土的史達林極權的接受、諂媚和屈從的惡劣性質。此種精心計算過的拒絕和接受，是何等懦弱而猥褻的生存策略！它讓我想起去年北約誤炸中國駐南使館時，大陸著名作家梁曉聲的拙劣表演，不敢對中共的專制置一言，卻隔著太平洋大罵克林頓。還有“六四”後逃到美國的甘陽，一面以“新左派”的言論與中共當權者共謀，一面大罵國內的有理性的自由主義學人為“賣國賊”和帝國主義霸權的洋笯。
在20世紀的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整個知識份子階層，既是受迫害的首要物件，又是被收買的首要目標。所以，無論是出於觀念上的糊塗，還是出於人格上的懦弱，在與極權制度的合作上，越是大知識份子就越可能成為獨裁者的大幫兇大幫閒大花瓶，前蘇聯如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亦如此（如郭沫若等），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也好不到哪兒去，有些毛時代的“右派”變成了鄧時代的郭沫若（如費孝通、錢鐘書等），而錢學森則是縱貫毛、鄧、江各個時代的寵倖有加的三朝古董級花瓶。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就是執政黨用來收買社會名流的制度化機構，專門供養大幫兇大幫閒大花瓶。雖然鄧時代和江時代的知識份子不像毛時代的那樣馴服，但是，中國的知識群體的品質還是無法與前蘇聯的知識群體相媲美，人家有索爾仁尼琴和薩哈洛夫，我們呢？最近出版的一本《顧准全傳——拆下肋骨當火把》，居然宣稱“中國有顧准”，“顧准一個人的不屈人格洗刷了整個中國知識界的恥辱。”不錯，中國是有偉大的顧准，他的倒下和長期的被遺忘（受到顧准的思想恩惠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就得到了改革理論家的聲譽，而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顧准才被重新發現），非但洗刷不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整體恥辱，反而只能加深我們的恥辱。顧准作為個體的高貴恰恰反襯出中國知識份子整體的猥瑣和下流。只有當我們能夠在顧准的墳墓和精神遺產面前長跪不起之時，我們才能在強權高壓之下挺直知識份子的良知和智慧。
三、羅曼·羅蘭和高爾基之間的終身友誼
高爾基和羅曼·羅蘭的友誼是終身的，中國的外國文學史教材稱之為“革命的友誼”，一般輿論又把這友誼變成一段頗為動人的佳話。而在我看來，他倆的友誼幾近於互媚，與巴金和冰心之間、李澤厚和劉再複之間的友誼相類似。
一本《莫斯科日記》，凡是涉及到高爾基的地方，無不充滿了讚美之詞，他甚至無視高爾基享受的種種特權，讚美高爾基是如何的善良和慷慨無私，“從沒想過什麼老爺式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從被稱為“蘇維埃王子”的高爾基的兒子馬克沁身上，卻看到了這個家庭所享有的特權。這個“王子”，在莫斯科有成千的追隨者，可以隨便出國，喜歡競賽就有自行車、摩托車和汽車，迷戀飛行就有巨型8引擎的“馬克沁·高爾基”號專機，這是蘇聯第一架高空飛機，配有印刷、高頻電臺、隨機電話等先進設備，可惜，這個“王子”還沒來得及享受新的“玩具”，就染上肺炎死了。高爾基之所以成為極權制度的同謀，與他在史達林時代所享有的巨大特權之間，肯定是正相關關係。
也許，別人會從另外的角度，看到這種友誼的美好動人之處，我也不否認別人的角度和看法。但是，我以為，更應該從他倆與史達林體制的關係的角度，去看這種友誼。他們兩人以各自的方式享受著史達林給予的特權，又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為反人性的極權主義進行辯護和掩飾，不誠實是這種友誼的基礎。他們不可能與紀德做終身朋友，更不可能與索爾仁尼琴融洽相處。所以，他倆友誼不僅是對知識份子的良知的褻瀆和出賣，而且是對人性本身的背叛。對這樣的大知識份子之間的這樣的友誼，我只能用“一丘之貉”或“狼狽為奸”來評價。而紀德和索爾仁尼琴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基於做人的誠實和作為知識份子的道義良知，一個敢於直面事實真相，敢於公開承認和放棄自己的錯誤，把人性的尊嚴置於個人的虛榮之上。另一個在經歷了地獄般的集中營之後，仍然敢於冒著將受到更大的迫害甚至被處死的危險，揭露極權鐵幕的真相，向世界貢獻了一個“古拉格群島”，這個詞已成了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詞，如同奧斯維辛成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的大屠殺的代名詞一樣。
注釋：三年監獄生活，我每天都要給妻子寫點什麼，其中讀書筆記和感想占很大的比重。儘管這些信無法寄出，但是我仍然要寫，我決不能停下來，因為這是支撐我在獄中保持健康心態的靈魂。這篇文章就是根據我在大連市勞動教養院的兩段讀書隨想整理而成的，讀兩本書的時間跨度有一年之多。由於環境特殊，思緒跳躍，行文不夠冷靜，時有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本想在整理時對文字作一些冷處理，又怕這種事後的改動損害了真實的監獄中的我，於是作罷。除了把一些不太連貫的地方作了添加外，基本的想法和文風都儘量保持原貌。
1997年12月、1999年8月初稿於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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