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魯迅與“洗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whpl/2012/0802/64923.html

2012-08-02 09:15

　　一

　　十號的風球過去了，雨忽大忽小，卻從未中斷，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發狂的潮濕裏。此刻，豔陽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長椅上，曬一曬發黴的身心，讀星期日版的《明報》。

　　這張報紙早不復查良鏞時代的風味，知識人的立場、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學與新聞的曖昧地帶，都隨那個緩慢的舊時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讀。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機在幾年前推出的廣告語，準確捕捉到了新的時代情緒。對於一切東西，我們不僅要，而且現在就要。這是個行動而非沉思、追求結果而不是過程的時代。

　　不過，缺乏耐心並不全然是壞事，偶爾的激烈言語與行動，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間的前提。“假如一見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這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站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讀到魯迅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呐喊》的序言。

　　銳利又複雜、悲憤且柔情的魯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導師與朋友，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貫穿一生的掙扎中，尋找到隻言片語來獲取能量。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僅借用了魯迅的比喻，還把自己的文章命名為“覺醒”。

　　倘若魯迅得知，該做何感？一生中，他到過到過香港三次，兩次乘船路過，一次專門演講，都發生在1927年，這一年也是國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對香港印象不佳，曾不無刻薄的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不過，他在這個殖民地發表的演講倒頗富價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的《無聲的中國》，不僅在說那個時代，也似乎是對今天所講。他用開窗子來比喻中國變革的困難性，你必須通過拆屋頂的方式，才能讓人們勉強接受開窗的變化，“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還講到中國人缺乏對自身處境的描述能力，是因為人們身陷各種習俗與網路中，缺乏對“真”的追求，“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

　　對於當時的魯迅而言，倘若以個人的覺醒為標誌，以《新青年》為標誌的啟蒙運動不僅遠未結束，還陷入了新的危險。個人不僅被傳統的文化、家族、社會習俗封閉，還被新湧現出的黨派與主義所窒息。那些在五四運動中共同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兩不同的派別，還相互殘殺。他對於與帝國主義結盟的國民黨深感絕望，在短暫的投身於共產黨的主張、對蘇聯的實驗投注熱情後，他更感到另一種幻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寫道：“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到了1949年後，中國變成了徹底的“無聲之國”，人們不僅失去了描述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還生活在一種徹底虛構的歷史與現實中。偌大的國家連雜音都沒了，只剩下一種領袖的聲音。而至於魯迅留在大陸的同代人，不管是朋友還是論敵，不僅都穿上了“紅背心”，遭受的痛苦更遠勝於“掃馬路”。

　　二

　　“這項研究開始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或‘洗腦’的心理評估……它不可避免的發展成對極端主義與全能主義的心理研究，更寬泛的說，一項對人類變革採取‘封閉’還是‘開放’態度的研究。”

　　羅伯特·J·裏夫頓，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他1961年出版的《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的心理——關於中國“洗腦”的研究》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依據的材料，正是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中國與西方難民，他們都曾深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之害。

　　被魯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僅成了中國最後的自由角落，還成為了觀察中國的極權體制的最佳場所。而裏夫頓則發現，思想改造是由一連串步驟構成的。首先，它要攻擊個人身份，倘若個人身份被摧毀，那麼他就容易接受新的變化。接著，你內心會產生罪惡感，不斷強調你做錯了什麼，會讓你覺得該接受處罰與改造。一種自我背叛就會開始，當你必須要譴責你的家人與朋友後，你會盡一步放棄個人身份，脫離與過去經驗的關係，為新人格的建立創造空間。接著你到了某種臨界點，你接近心理崩潰，徹底忘記自己是誰，擔心自己的消失。崩潰之後，人們渴望被拯救與安撫，這時黨組織以安撫者的面貌出現，給你物質的小恩惠，或言語上的勸告。

　　強迫性懺悔。你從崩潰邊緣被拽了回來，人們會覺得有義務懺悔自己的罪惡，以換取之前的恩惠，同時避免被再次攻擊。經過這樣的程式，人們都已經忘記自己為何被攻擊，只覺得自己一切都錯了。過去的自我消失了，這也說明，你過去整套價值觀都要被拋棄。這時，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被引入你的頭腦，它還許諾一種進步與和諧，你誠心接受這一切，然後獲得重生。

　　源源不斷湧來的難民，不需要理解裏夫頓的理論，卻對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有著直觀式的感受。它用光輝的標語與口號，用集體主義的感召與壓力，讓你放棄個人的思考與感受，而這鍛造出來的“新人”成為各種社會主義建設的磚與瓦，他們作為材料，而不是個人存在。

　　羅伯特·J·裏夫頓在1950年代中的香港研究，最終變成了心理學領域的權威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很快也被引入了對蘇聯與東歐和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分析。蘇聯人或許會嘲笑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嘗試，不過是農民式的造反，充滿了對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誤讀。但在改造思想、創造新人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極權國家——不管它是信奉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能比中國共產黨更有能力。事實上，連“洗腦”這個詞都是中國人創造的。一位元叫愛德華·亨特的美國記者在1951年第一次使用了它，Brainwash正是“洗腦”兩個字的直譯。

　　三

　　在香港這風雨不斷的一周裏，我到處看到、聽到“洗腦”這個詞，而7月29日這個星期天，香港則出現了反洗腦的大遊行。

　　它源於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學中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公佈出的一些教材中，人們看到了濃厚的“中國特色”——謊言被包裝成新學說，強調國家主義、貶抑個人選擇，在談論到“中國模式”時，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當家長們發出質疑時，教育局長不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應道：“如果腎壞了就洗腎，腦有問題，當然要洗腦。”

　　香港人已談了好一陣的“核心價值觀”。但如今，北京不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產黨員”來管理他們，如今還要用華麗的謊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靈。對於一些憤怒者來說，“國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與納粹時代。當北京在感歎香港的“人心不回歸”後，似乎準備要來直接改造這些人心。

　　對於我這樣的大陸人，“國民教育”的教材沒有被描述的那樣可怕，而香港人在過去幾年來的不斷上升的抗爭情緒，似乎也有過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也沒有能力將香港“赤化”，將中國的專制系統引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更無力在這樣多元的社會系統中，進行成功的“洗腦”，此刻的共產黨的感召力與強制力也與狂熱的毛澤東時代大為遜色。不過，過去幾年的中國共產黨的確也發展出一種新的、軟性的洗腦方式，而一位香港作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盛世》中，陳冠中描述了一幅“美麗新世界”式的圖景，大國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們的心竅。

　　很有可能，我這樣的外來者已經“久居鮑魚之肆”，而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慮。在文章《覺醒》中，安裕回顧了15年來，尤其是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在此後，北京對於香港的干涉明顯增強），香港人內心的變化——“善良的市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著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十五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而他要覺醒的香港人，發出魯迅式的呐喊。

　　倘若魯迅聽到這喊聲，也必定欣慰。那個由洋主子、高等華人、奴氣同胞與默默吃苦的“土人”構成的香港早已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要擺脫“無聲的香港”的狀態，還可能再度啟動那個“無聲的中國”。回歸中國的香港，正以再鮮明不過的姿態表明，對於一個社會，異議的聲音、挑戰的聲音，是多麼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聲音的熱情，將會轉化成多麼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頭，有9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一位香港學者說，這讓他想起哈威爾所說的“活在真實中”。魯迅必樂於聽到這一說法。

香港：認同危機下的“愛國教育”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8-04/58796776-all.html#page1

 2012-08-04 00:31:48  汪錚

想用愛國主義教育來加速人心回歸只會欲速則不達，執意推行更恐怕會讓人心越來越遠。人心的回歸不在於愛國教育，而在於共同的經歷，共同的記憶，在於相守相伴，風雨同舟，而這些都需要時間。

從7月1日的大遊行到7月30日的“反國民教育”遊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香港人兩次走上了街頭。最近的事態發展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回歸十五年後，香港社會正在經歷一場認同危機。面對十五年來愈來愈大的來自大陸的影響，港島上要求保護自己的獨特性和獨立性的心願反而越來越強。在人世間的種種政治問題上，由認同差異而產生的矛盾是最複雜的，也是最難以彌合的。更糟糕的是，認同問題恰恰是北京最不熟悉也最不善於解決的一個問題。這次的國民教育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決，甚至可能演變成為陸港關係的一個新的轉捩點。

一個國家，兩種記憶

什麼是國家認同？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即便是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世界上最小的太平洋島國，它的國民也不可能認識國內的每一個人。把一個國家和國民聯繫在一起的是共同的語言、文字和傳統，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歷史記憶。在龍應台《大江大海》的封面上有這樣一句話：“沒有共同記憶，哪有共同未來？”去年，我在香港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切實地感受到了這句話的含義。

這是香港大學舉辦的一個兩岸四地大學生參加的對話活動，我是活動的指導老師之一。在對話中，我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運動。嚴格地說，二十多年前的發生的事情還算不上“歷史”，但是，讓我非常吃驚的是，全部來自精英大學的內地大學生們卻明顯對這個事件缺乏起碼的瞭解。同樣讓我吃驚的是來自香港同學，他們明顯清楚地知道整個事件的細節。他們告訴我們，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已經被無數次地告訴這個運動的始末，他們幾乎每一個人也都參加過相關的紀念活動。他們說，“勿忘六四”幾乎是這一代香港人一個共同的認同標誌。而對於大陸的學生來說，如果他們的父母不是當時的大學生或是來自北京，他們真的沒有什麼公開的來源去知道這個事件的真相。

記憶的差異同樣體現在對1997的認識。對於來自大陸的年輕人，這是雪洗百年國恥的驕傲年份。而香港的同學卻說，記得在臨近這個日子的時候，幾乎每隔幾天班級裏就會有同學和大家告別，因為他們要隨家人移往他國。小時候，父母訓斥他們貪玩的時候經常會說：“九七都快到了，還不知道用功？”

還有太多太多的歷史事件，兩地的年輕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記憶。有人說，回歸十五年了，人心怎麼還沒有回歸。瞭解了兩地年輕人故事，我清楚地知道十五年對於這樣的認知鴻溝和錯亂記憶來說實在還是太短了。

愛國教育：從上至下還是自下而上？

我出版過一本研究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專著，也曾在不同的學術會議上多次介紹我的研究。我在演講中經常會提到199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發動這場運動時的一個指示，他要求愛國主義教育要從幼稚園開始。每每講到這個的時候，台下的觀眾常常會發笑，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專制國家才有的事情。可是，如果仔細想一想，實際上很多國家的愛國教育不都是從幼稚園開始的嗎？

我的女兒才4歲，她在美國上幼稚園，她現在已經能聲情並茂地演唱美國國歌，儘管我和她媽媽都不會唱這首歌。在她的幼稚園，每當舉辦活動，國歌、國旗以及祈禱上帝保佑美國樣樣不少。在我們居住的小鎮，每年的美國國慶日、國殤日和感恩節都會有不少活動，而這些活動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對下一代的愛國主義教育。著名華裔學者裴敏欣曾經在《外交政策》上發表過一篇專論美國如何培育愛國主義的文章。文中他把美國歸為世界上愛國主義最為高漲的國家之一，但是，他特別指出，美國推廣愛國主義的最大力量來自民間，來自公民社會，主要是民間組織和公民志願者來組織這些愛國教育活動，活動的設計也注意“潤物細無聲”。

而在中國大陸，在1989年以後，在面臨著巨大的信仰危機和政黨的合法性危機之下，中共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無疑是由上至下的，中央發動，各級政府層層回應。從修改教科書到唱紅歌和拍攝“主旋律”電影、電視，從修建紀念館到開展紅色旅遊，愛國教育在中國成為了一項全方位的社會工程。經過二十年的不斷建設，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用這場運動來解釋中國今天的許多現象，從執政黨的政治轉型，政黨支持度的重新上升，到民族主義和外交行為。

從執政者的角度上，這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成功。但是，這樣的一個從上至下的愛國教育可以移植到香港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明智的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應該認識到兩邊社會的巨大差異，一個習慣了自下而上的社會將難以接受自上而下的安排，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也難以接受忠党愛國的說教。認同政治又是高度敏感的和高度符號化的。這就是為什麼國情教材中的隻言片語會被拿來放大解讀，甚至妖魔化渲染。想用愛國主義教育來加速人心回歸只會欲速則不達，執意推行更恐怕會讓人心越來越遠。人心的回歸不在於愛國教育，而在於共同的經歷，共同的記憶，在於相守相伴，風雨同舟，而這些都需要時間。

香港島是漂不走的，今天的領導人應該有不少於鄧小平的自信。當年鄧公認為可以用五十年來等待兩邊真正的融合，現在才十五年，急什麼呢？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訪問研究員

國民教育是洗腦？香港多人論是非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zgbd/20120801190957.htm

8/1/2012 VOA 譚嘉琪

香港中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政府執意將推行的國民教育

香港 - 香港政府計畫今年九月在中小學推行德育和國民教育科，但港人大多反對。7月29日，幾萬人在香港走上街頭，反對政府執意在9月推行的國民教育，抗議該科教材內容偏頗，有洗腦成分，參加人士主要是學生、教師和家長。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香港特區政府為中小學而設的新必修科，於今年九月開始推行。多份模範教材都是由親北京的作者編寫，教材除了介紹中國政治模式和架構以外，還形容美國兩党的民主制度 “影響社會民生的運作”，讓 “人民當災”，而中國的執政集團是進步、無私和團結的。

這次遊行跟一般的不太一樣，發動者是一群十幾歲的中學生。他們自發組成團體“學民思潮”，在暑假期間，透過社交網站臉書發起遊行，期盼的只是不用在開學的時候修讀這個學科。最後，這一行動得到家長、教師，甚至社會各界的支援。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峰說：“因為我們是學生，很明白學界的需要，也明白到學界的壓力，所以我們用學生的身份去發言，積極籌組社會運動... 我們也覺得以前的社會對國民教育課的關注其實不多，但在七月一號教育局局長上臺後，他的公信力不夠，另外我們也看到國民教育課出現越來越多染紅和洗腦的教材，因此我們看到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多。”

在29日的反對國民教育的大遊行中，組織者聲稱最少有9萬人，而警方則指高峰時有3萬多人。罕見的是，大部分家長不怕烈日當空，帶上嬰兒和小孩去抗議。

對於港人的擔心，時事評論員程翔有這樣的分析：“這種連共產黨都不認同的對他們的描述，居然出現在香港國民教育的這個課本上，那麼我覺得這才會（引起）最近這一波的反對國民教育的運動。他們覺得這樣做就是洗腦。”

受到社會抨擊後，港府官員一致強調這個科目並沒有“洗腦”成分，還說還沒準備好的學校有三年的時間去推行，校方可以選擇自行編寫教材。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瓊對美國之音記者說：“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課是合情合理的，我覺得是不能夠達到洗腦的作用，其實香港是一個資訊型非常開放的社會，如果我們相信一個三十五分鐘到一個半小時的課程可以洗腦，可以洗我們青少年的腦，其實是自己騙自己的。”

官方看來作出了讓步，不過教育界依然對教材不滿，連連召開記者會聲稱不知該如何利用教材教導學生， 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爭取把更客觀的中國歷史科加入中小學課程。

大專教師陳家洛在記者會上說：“國民教育由小學開始發展下去，我相信在我們這群朋友退休之年，就要很努力的去更正學生在國民教育課所學到的東西，反過來做，是一個很奇怪的發展。”

面對家長和教育界的憂慮，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瓊說“如果我們大家都相信學校，相信老師，相信他們的專業水準的話，其實並不需要過分擔憂，所以更實際的是，家長和其他持分者應該回到他們的學校去跟他們的老師去瞭解，跟學校溝通，看看他們孩子所接受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是什麼樣的模式和內容。”

不過，參與遊行的大專教師周先生表示， 大家都知道國民教育一個政治任務，不過香港政府把所有困難和問題推給老師和學校，而家長也有懷疑的時候，是政府的責任。

香港時事評論員程翔也同樣分析說，中央壓下來的任務，特區首長不敢對這些不恰當的做法說不。他說：“沒有人敢說不，所以就要把它當作一個政治任務壓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自從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示威，反對23條立法，從那天開始，北京就覺得香港人不愛國，覺得香港人國家意識很弱，連立法來保障國家安全都不願意。所以北京得出一個很錯誤的結論，就覺得香港人不愛國，既然香港人不愛國，就要對香港人進行愛國教育。”

雙方爭持至今仍然繼續，教師和學生聲稱會組織更多活動去反對國民教育，更有老師計畫在9月罷課。

香港民眾抗議中國國民教育課程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7/120729_hong_kong_protest_patriotism.shtml

2012年7月2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00

香港學生家長和教師抗議即將開始的國民教育課程

周日包括許多教師和學生家長在內的香港民眾推車走上香港街頭抗議即將引入的國民教育課程，這是實行半自治的香港地區最新發生的針對北京的示威遊行。

示威者當中有學生和民主活動人士，他們遊行到香港政府所在地抗議新的國民教學計劃。當局鼓勵香港學校從9月份開始實施新的教學計劃。

抗議者擔心新教學計劃將對香港兒童進行洗腦，要他們支持中國共產黨。香港政府對此加以否認，並且表示新教學大綱旨在增進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

這是香港回歸中國15年後發生的最新一起反對中國施加影響的活動。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前100多年間一直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

香港的經濟收入差異加劇、民主進程發展緩慢以及大批富裕的大陸中國人進入香港使香港矛盾激化，香港人認為大陸有錢人進入香港抬高了香港房地產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