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離開大陸的驚險過程

1949年8月末，長江中下游、東南、華南大部已經淪陷。國民黨只剩下西南一隅。蔣介石尋求像抗戰八年般堅守大西南的最後機會。

8月23日，蔣介石由台北飛往廣州，布置完廣州保衛戰後於次日飛到重慶，部署西南防禦。他在機場發表書面談話：「抗戰期間，余居處重慶至八年之久。今日舊地重遊，儼如還我故鄉，感慨之深，不能自已。今日重慶再成為反共產主義之中心，重新負起支持作戰艱苦無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戰精神，為保持抗戰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國民黨軍在西南的部署是：胡宗南集團（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團）依秦嶺主脈構成主要防線，並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構築第二道防線。宋希濂集團（第十四、第二十兵團）位於湖北西部建始、恩施，和位於巫山、奉節的孫元良第十六兵團配合扼守重慶門戶。以羅廣文第十五兵團位於南充、達縣，準備向川北或川東機動。以何紹周兵團配置於貴州湘黔公路兩側地區。以李彌、余程萬2個軍配置於滇黔、滇越公路沿線。

國民黨軍在西南的防守重點是四川，而防守秦嶺更是重中之重。蔣介石判斷川東多崇山峻岭，不利於大兵團行動。在湖南還有白崇禧集團10萬餘人可以掩護雲貴後方。川北有隴海路與共區相連，後勤保障便利，秦嶺又是入川捷徑。判斷陝南、隴南是戰場。

國民黨軍要「建都重慶」，是以四川作為防守重點，而防守秦嶺、大巴山，阻擋解放軍由陝入川則是重點中的重點。他們以為，在四川東面，地勢險要，交通極為不便，大兵團行動困難，而且在湖南、廣西還有白崇禧集團10萬人馬，足以保護雲南、貴州後方和胡宗南集團的側背安全，因此判斷共軍不會從東面和南面進入四川。而川北方面，是入川的捷徑，又有隴海鐵路運輸的便利，補給容易解決，因此判斷共軍最大可能是從北面入川。

1949年9月12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從台灣輾轉飛到成都。上午11時40分，「中美」號專機在成都北郊的鳳凰山機場降落，蔣介石走下舷梯，上車開往中央軍校成都本校。

蔣介石這次在成都停留了五天，掃墓、重大的人事安排、接見官兵、撫慰遺屬、出席茶會、演說……活動一個接著一個。

9月14日，蔣介石在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檢閱。蔣介石看著台下精神飽滿的 6000名官佐，情緒異常亢奮。

他大聲地說：「國軍全面反攻已指日可待，區區共匪何足畏懼，要消滅它，不過如秋風掃落葉……」一陣激動之後，他忽然又傷感起來：「我很傷心，傷心的是有的學生背叛了我……」接著哽咽起來。正在這時，蔣介石嘴一張，口中的假牙竟掉落在地。

這時，蔣經國顧不得台下眾目睽睽，手一揮，兩個侍衛飛步上前拾起了假牙……中央軍校校長張耀明急中生智，馬上宣布：「閱兵開始!」這才解了蔣介石的圍。

軍校官佐的步兵方隊走過來了。接著，炮兵方隊轟隆隆地開過來。蔣介石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又抖擻起精神。就在這時，一台加農炮車在「中正」台前停住不動。馬上，10多名衛士手提長短槍迎向炮車，幾名貼身警衛靠向蔣介石的兩側。

原來，炮車開到蔣介石面前時，確確實實是拋錨了。一名軍校少校中隊長正在滿頭大汗地排除故障，可是熄火的炮車怎麼也發動不起來。閱兵指揮官只好下令把這台炮車推到一邊去，後面的炮車，因前面受阻，都擠到一起。蔣介石嘴裡喃喃地說：「我一生閱兵上百次，從沒遇到這樣的事啊!」就這樣，軍校官佐們預備好幾天的閱兵式，不到半小時就草草結束。

10月初，共軍四野在衡陽寶雞戰役中殲滅白崇禧的主力第七軍。8日衡陽陷落，廣州門戶洞開。國民黨政府於12日宣布遷至重慶辦公。此時，那些隨國民黨將大使館遷往廣州的國家看到國民黨政府氣數已盡，沒有一個跟隨著將大使館再遷往重慶。

1949年10月13日，李宗仁到達重慶。他回憶道：「重慶城防以及川東防務，全是蔣先生的嫡系部隊，我的命令不發生絲毫效力，而蔣先生卻可為所欲為。我隻身在渝，一舉一動都在蔣氏心腹監視之下，言行稍有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此時，張群、吳忠信、朱家驊等都向李宗仁表示，希望由李宗仁牽頭請蔣介石復職，遭到拒絕。李宗仁回憶道：「一旦蔣先生來渝，他必要強迫我簽署勸進書，此實大違我的心願，因此我決定以出巡為名，暫時離開重慶。」

11月1日，共軍二野主力在四野一部協同下，在北起湖北巴東，南至貴州天柱，寬達500公里的戰線上多路向西進擊，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大西南防線」。

11月3日，李宗仁飛往昆明。張群奉命到昆明勸李宗仁返回重慶。李宗仁明白這是要他牽頭勸進。蔣介石考慮的是沒有李宗仁帶頭勸進，他復職就名不正言不順。李宗仁已決定不再為蔣介石背書，再一次拒絕。

11月14日，蔣介石由台北飛重慶。他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飛渝，乃為中華民國之存亡，全國人民之禍福唯一最後之關頭。如幸邀天父眷顧，此去果能轉變局勢，使民國轉危為安，革命轉敗為勝，是乃天父之金恩。若以人事與戰局而言，實是危急存亡之秋已至。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時矣。」

後來，蔣介石在《西南戰局演變之經過》的講話中曾解釋他去重慶的原因：川、黔、滇三省，可以說是一個單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軍事政治如發生變化，則其他二省亦必受到連帶的影響。尤其是貴陽市為重慶、昆明交通的樞紐，貴陽一失則不僅貴州不保，還將危及川、滇兩省。而且川、滇環境特殊，政治軍事情形複雜。當此大敵壓境之際，內部難免不發生意外的變化，使大局陷於無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覺得在危急的關頭，我個人應該去到西南和當地一般忠貞不二、反共到底的幹部，同生死，共患難，以期竭我心力而圖補救。所以我雖然沒有擔負任何實際的責任，仍舊毅然決然去到重慶。

11月15日，蔣介石心目中的交通樞紐貴陽淪陷。16日，彭水淪陷。17日，蔣介石電令胡宗南立即調第一軍以最迅速的方法運到重慶，限25日到達。胡宗南立即答覆：「不可能，萬難辦到。」接著又致電蔣介石：「本部在川北，無兵、無糧、無衣，川北之內部可知，故急需第一軍趕到新津鎮壓，才有立腳點可言，才能保障川北部隊轉進安全之可言。此著如錯，全盤皆敗，決無挽回之機會。」

11月19日，蔣介石覆電：「聞弟對於第一軍調渝甚為不願，是或愛惜兵力，以備決定成敗最後之使用，余甚了解。惟中正以為此次渝東作戰實為黨國成敗最後之一戰，若惜此不願聽命調用，恐再無使用之時矣。」話已經說到了這個份上，胡宗南再不聽話，這個官也就別當了。沒辦法，他只好把第一軍調往重慶。當日，胡宗南在日記中寫道：「此情形實為本軍全局失敗之原因。」

為保障重慶東面的安全，蔣介石決定將羅廣文的第十五兵團調往南川、涪陵，然後揚言放棄南川，退守重慶，設一個套，將他認為可能輕敵冒進的共軍殲滅。蔣介石將此戰稱為川東戰役。他致電羅廣文：「此次川東戰役實為黨國存亡唯一之樞機，亦為吾人生死之關頭，務希嚴督所部，有進無退，重申連坐法，整飭紀律，上下一心，同仇敵愾，誓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

10月14日晚，四野奪取廣州，國民政府的殘餘勢力急忙逃到重慶，各地國民黨殘兵，也紛紛轉向西南。10月19日，毛澤東在一封關於西南地區作戰方針的電報中指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須於12月占領敘府（今宜賓）、瀘州、重慶一帶。一場挺進川東南，圍攻重慶的戰役即將打響。

10月23日，劉、鄧下達二野進軍川黔的作戰命令。命令五兵團和三兵團的第10軍為左翼部隊向貴州進擊，要他們「一刀子插到貴陽」，接著直驅畢節、遵義，切斷川境國軍退往貴州的通道，然後向川南兜擊。同時令三兵團主力和四野第47軍為右翼部隊，向川東南進擊，首先打開入川通道，吸引和割殲國民黨軍宋希濂部，拿下重慶。

11月1日，二野的三、五兵團和四野47軍以及湖北軍區部隊，從北起巴東、南至天柱寬約1000公里的戰線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左右兩路鉗擊宋希濂部。

在共軍凌厲的軍事進攻和政治攻勢的打擊下，宋希濂部隊退到烏江以西組織抵抗，這一帶山嶺連綿，地勢險惡，又有烏江為天然屏障，易守難攻，素稱「川湘咽喉」。宋希濂移兵於此，在彭水到龔灘沿烏江200餘里地帶上布置新的防線，企圖據險而守。

歷史真是巧合。14年前，還是這條烏江，劉伯承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先遣部隊在數十萬國軍的圍追堵截中幾經搏殺，驚心動魄，終於突破烏江天險，打開了紅軍開往遵義的道路；14年後，劉伯承的部隊又來到烏江邊上，不過這一次他們是要奪取全國的地盤。

這一次烏江更不可能給共軍造成阻礙，部隊決定從烏江防線的薄弱點，從它的最南端——龔灘首先突破烏江，從國軍的右側翼迂迴過去，插入守衛部的縱深。

奪取龔灘的任務由12軍36師108團執行。龔灘西瀕烏江，南臨阿蓬江，兩江在此匯流，是入川重要隘口，其東的大寨門，危岩高聳，壁立千尺，素有天險之稱。當部隊急行軍抵達龔灘南岸之時，國軍有一個營的兵力已經從彭水趕到，並在險隘構築了堅固的工事，居高臨下地監視、封鎖著渡口和路口。

渡口僅有的三隻小船全部被拖到對岸，控制在碉樓附近的狹小河道裡，用交叉火力嚴密封鎖。

望著懸崖下阿蓬江翻滾咆哮的激流，共軍領導決定在連隊中挑選幾名勇士過河奪船。戰士們紛紛報名，最後選定金眾、石世喜、洪有昌、程宜德、朱家毫等七位水性好的同志。

勇士們面對滔滔江水，凜冽寒風，毫無畏怯。第一次四人下水，泅水不遠，就被急流、漩渦吞沒。緊接著，石世喜、金眾、朱家毫三人躍入水中。剛至江心，金、朱兩勇士又被激流捲走，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石世喜在火力的掩護下，冒著槍林彈雨，同急流、漩渦奮力搏鬥，終於泅到對岸，奪得一隻船回來。

勇士的犧牲換來了國軍的覆滅。部隊乘著那隻渡船，一船一船地過了阿蓬江，突破國軍在大寨門的據險封鎖，很快攻占了龔灘。西進大軍在彭水等地同時渡過烏江，宋希濂苦心經營的烏江防線在西進大軍的多路強攻下迅速崩潰。國軍十四兵團司令鍾彬在白濤鎮被解放軍活捉。宋希濂部從彭水全線潰退，向武隆、南川方向逃跑。

攻克白馬山

突破烏江防線後，部隊隨即沿川湘公路西進，向南川方向追擊國軍。有如山洪暴發，直瀉奔流，展開一場排山倒海的追殲戰。

戰士們忘記疲勞和飢餓，每天以100里甚至140里、150里的速度追擊著。從指揮員到戰士，腦子裡都被一件事情吸引著：「追殲敵人，打到重慶。」情緒之高昂，為歷來進軍所罕見。部隊日日夜夜在公路上擁擠著，這支部隊如果休息一下，或坐下吃點乾糧，另一支部隊馬上插到前面去。戰士們常常開玩笑似的喊著：「同志們不要擠啊！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面對解放軍如此強大的攻勢，蔣介石坐立不安，前線失敗的消息，時時刺激著他，使他懊惱不堪。他連忙召開緊急會議，令在川北的羅廣文部隊日夜兼程調回川東，在南川以東白馬山一帶與潰退到這裡的宋希濂殘部緊急布防，企圖把共軍西進部隊阻截於白馬山以東地區，確保重慶的安全。

白馬山位於南川的東北方向，高一千五百餘米，山下是水流湍急的烏江，山上層巒疊嶂，溝壑交錯，林深路險，川湘公路由東向西曲曲折折地在山上繞行，長五十多公里，地勢相當險要。

但是，沒等到羅廣文部站穩腳跟把所謂的白馬山防線布置就緒，共軍追擊的先頭部隊已經攻下江口、武隆，隨即向白馬山防線發起攻勢，出現在布防的國軍面前。11軍99團設伏於中營、竹垻以南地區，殲國軍大部，俘國軍800餘人，繳獲馱馬600餘匹，一路猛打猛攻，連戰皆捷。

與此同時，共軍另一支部隊從武隆下游20多里的羊角磧附近渡過烏江，迅猛登上白馬山頂，居高臨下控制了交通要道，截斷川湘公路，將宋希濂的殘餘部隊大部分殲滅在白馬山以東地區。同時，奉命布防白馬山西北面的羅廣文部隊剛與共軍交火，即向綦江、桐梓潰退。

就這樣，蔣介石苦心經營、自詡為固若金湯的白馬山防線，在共軍猛烈攻擊下，只堅持了一天，即全線崩潰。

激戰南溫泉

在摧毀了羅廣文、宋希濂的白馬山防線以後，共軍二野三兵團主力及四野47軍協同作戰，在南川冷水、涪陵龍潭、巴縣棟青場、天子店等地聚殲宋希濂和羅廣文部隊三萬餘人後，分三路繼續前進，攻下了南川、綦江、江津、涪陵等地，對重慶形成三面包圍之勢，陣陣槍炮聲，驅趕著山城黎明前的黑暗。

坐鎮重慶的蔣介石急忙命令楊森的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以三個師的兵力，在重慶南岸大興場經黃桷椏至九龍坡一線，占領防禦陣地，構築工事。蔣介石還親自下令將胡宗南的王牌部隊第一軍從廣元空運至重慶保駕，企圖以「天下第一軍」來阻擋共軍前進。

南溫泉是國民黨軍隊防守的戰略要地。層層山巒向北伸延到長江邊的大興場，向南伸延至綦江，百多里迴環的山嶺構成重慶江南的一道天然圍牆。南溫泉東南面的建文峰是群峰之顛，它和打鼓坪之間的峽谷虎嘯口是南川通往重慶的必經之路，路兩旁山勢陡峭，易守難攻。

11月26日，共軍二野三兵團12軍先頭部隊神速地由南川抄山路飛兵進攻南溫泉，與防守在這裡的胡宗南一個師遭遇，打響了重慶外圍的戰鬥。

12軍103團自從進軍大西南以來身經百戰，這回碰上了胡宗南的王牌部隊，雙方在虎嘯口、建文峰等處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陣地爭奪戰。兩軍激戰三天三夜，以傷亡100餘人的代價，共軍最終占領五洞橋通道和南泉正街，贏得南溫泉戰鬥的勝利。

南溫泉激戰，是重慶外圍戰鬥中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戰，它牽制了國民黨軍隊主力，為三兵團和47軍部署三面包圍重慶爭取了時間。

南溫泉戰鬥正酣時，共軍南路部隊已突破綦江一線羅廣文潰部，從順江場強渡長江；同時，共軍北路部隊在長江南岸各個渡口強行登陸，先後控制了西起江津，東至木洞近百公里的長江南岸地區，直逼重慶城。

1949年11月底，共軍二野部隊在涪陵橫渡長江，進軍重慶。

共軍勝利大會師

1949年11月30日凌晨，蔣介石在重慶白市驛機場美齡號專機上度過驚惶的一夜後飛轉成都，剛起飛26分鐘，共軍就攻占了機場。奉令死守重慶的衛戍司令楊森，也在同日早晨逃離重慶。正面進攻重慶的共軍進抵長江南岸海棠溪，左翼迂迴部隊從李家沱過江，經楊家坪、大坪至沙坪垻，重慶市區已被團團圍住。

但是，不知事態發展的重慶人民，由於受宣傳影響，加之耳聞目睹了三個月前「九·二」火災的慘景，和一天以前21兵工廠大爆炸的巨響，都懼怕市內成為戰場，民心惶恐不安。

在這關鍵時刻，中共川東特委一面利用策反過來的一個師的兵力和部分警察人員維持市內秩序，一面緊張地與各界人士會商，共組歡迎共軍代表團。

歡迎共軍代表團主要成員有重慶市參議長范眾渠，重慶市商會會長蔡鶴年與老會長溫少鶴，重慶市工會理事長周薈柏和重慶國民自衛隊師長任百雕等，在川東特委負責人盧光特的帶領下與共軍接頭，商議迎接共軍進城事宜。

下午2時，代表團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輪民運號從長江北岸的望龍門碼頭起錨，一路拉著汽笛來到了海棠溪江邊。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重慶地方共黨組織終於同來到重慶的人民軍隊會師了，地下黨的同志激動萬分！

30日下午6點左右，一艘艘輪船，分別開到南岸彈子石、海棠溪、銅元局等地接共軍過江。晚上7點過，47軍423團一營插向「抗戰勝利紀功碑」（現人民解放紀念碑），二營插向小什字街；11軍31師93團經巴縣於下午3點過馬王坪，搶占李家沱渡口，占領大坪，並接受了佛圖關國民黨國防部警衛第2團1600餘人繳械投降；11軍32師95團主力從銅元局渡口分批渡過長江。搶入重慶的各路部隊會師重慶。

夜幕降臨，細雨紛飛，共軍先頭部隊進入重慶市區，重慶人民萬人空巷，熱烈歡迎。當天，社會大學的同學在「抗戰勝利紀功碑」上升起迎接共軍的第一面紅旗。各地市民結成了大大小小的隊伍，敲鑼打鼓，慶祝古城的新生，整個山城沉浸在沸騰的歡樂之中。

歷史記載下了這一刻。重慶——這座擁有近110萬人口的山城，在1949年11月30日，回到了共黨的手中。

12月3日，蔣介石又向黃埔軍校校長張耀明提出要檢閱黃埔軍校全體師生。

檢閱地點仍是軍校大操場。「中正台」四周，彩旗飄飄。這天，正趕上四川的大霧天，故閱兵式的時間一推再推。蔣介石一早起來，幾次抬腕看表，仰頭看天，霧就是不散。直至9時半，蔣介石等不及了，遂下令閱兵開始。張群陪蔣介石登上「中正台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奏起，一名軍官打開一面青天白日旗，手拉繩索，在蔣介石及全體官佐的注目下，徐徐升上旗杆。就在旗子升到旗杆的一半時，突然間，「嘣」的一聲響，緊接著，「呼啦啦」幾聲，旗子竟從半空中落到了地上。全場的人都驚呆了!蔣介石一動不動，也沒有說一句話。

原來，是旗繩斷了。說來也怪，軍校升旗升了幾十年，成百上千次，可從來沒有發生過斷繩。全場的空氣足足凝固了幾十秒鐘。這時，兩名升旗官才緩過神來，以最快的速度放倒了旗杆，換了一根繩子，總算把沾泥的青天白日旗升上了旗杆的頂端。

「落旗」，使蔣介石原本亢奮的情緒，一下子落到了最低點。他僅僅用嘶啞的喉嚨哽咽著說了幾分鐘，就再也說不下去了。閱兵式只能宣布結束。

這是蔣介石在大陸最後一次檢閱黃埔學生。

1949年12月7日午飯後，蔣介石正要休息。蔣經國手持一封電報匆匆登上黃埔樓。蔣介石打開一看，上面寫著「解放軍已向成都逼近」幾個大字。當晚，蔣介石決定離開成都，並親自簽發了手諭：「命令政府遷至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中正。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蔣介石的遷台手令一下，頓時，成都的鳳凰山機場和新津機場亂成一團，機場的候機室、走廊，甚至廁所、停機坪上，到處都坐滿人。一架飛機剛降落，立刻就有成百人湧上去擠占座位。

12月8日下午，蔣介石要到市區去轉一轉，散散心。深知其父的蔣經國知道這是他要與成都訣別了。他擔心父親的安全，但又不好違背。為了不惹人注意，只好輕車簡從，只有俞濟時、自己，加上兩名衛士、一名司機，共6個人，上街繞了幾圈。

剛回到黃埔樓，侍從送來兩份報告。蔣介石驚訝看到在幾個小時前，軍校人事科長在辦公室服毒自殺，屍體還未及處理。

另一份是成都市衛戍總部請示「成都自明日起開始疏散」的報告。蔣介石用顫抖的右手，在上面簽了4個字：「如擬。中正。」

蔣經國則與顧祝同總長、張耀明校長等人商議，為了安定人心，把蔣介石的兩架座機「中美」號和「美齡」號，分別停放在城南的新津機場和城北的鳳凰山機場。官員們看到蔣介石的座機還在，也就放心了。同時，顧祝同又密令：飛行人員一律不得離機。準備飛機隨時起飛。

就在一切布置妥當後，蔣介石又接到兩個極為震驚的消息：張群等人在昆明被盧漢扣押。盧漢已發出通電投共;劉文輝、鄧錫侯等四川籍主要將領不知去向。蔣介石這才意識到，在川西北建立反共基地是不可能了。

據一些回憶文章載，蔣介石是在聽說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通電投共和駐宜賓的國民黨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的通電投共後，才決定離開成都的。

劉文輝的第24軍代軍長劉元在1984年12月6日寫的《國民黨二十四軍起義概況》(載成都軍區《黨史資料》1985年第1期)中寫道：「劉、鄧、潘宣布起義後，十三日蔣介石就倉皇逃到台灣去了。」種種跡象表明，蔣介石在13日之前，仍住在黃埔樓內，等待著國際、國內形勢能有個轉機，但這個轉機卻始終沒有到來。此日深夜，實已是12日凌晨，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起義通電傳入黃埔樓。

就在蔣介石忙著「遷台」事宜之時，中共地下黨「留蓉工作部」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劃「捉蔣」行動。國民黨第95軍副軍長楊曬軒被策反後，自告奮勇地要求承擔這一任務。中共地下黨決定可以由楊擔當此任，並決定由另兩支已經爭取過來的國民黨軍隊在城內策應。

12月10日，捉蔣敢死隊正式組成。200名隊員埋伏在蔣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軍校、勵志社兩處大門口，密切注視著大門進出的情況，一俟蔣介石的車隊駛出，他們就發出出擊信號。但一直未發現蔣的車隊出來。

正在大家疑惑之際，《成都晚報》的通欄大字標題刊出了這樣的消息：「蔣總裁昨已離蓉飛台。」鑑於這樣的情況，地下黨只好決定放棄「捉蔣」計劃。

更令人費解的是，敢死隊剛剛撤下來，12月10日的當天下午，又傳來消息：蔣介石又在成都市區露面。報紙也刊出消息：「蔣總裁下午輕車簡從巡視市區。」

地下黨方面經過分析後認為，很可能蔣介石已於兩日前就離開了成都，報上的消息以及市面上的傳言，可能是當局耍花招，為的是掩人耳目。因此，正式決定放棄捉蔣計劃。

其實，蔣介石真正離開成都的時間是1949年12月13日。

為了確保蔣介石離蓉的安全，成都方面進行了極為周密的籌劃。當時，蔣介石前幾次往返成都與重慶之間，起降飛機的機場都是成都以北5公里的鳳凰山機場。這裡，時刻停放著一架蔣介石的座機，人們一般認為，蔣介石肯定會從這裡起飛。而另一處是成都以南30多公里的新津機場。這個機場，雖然設備好，跑道長，但距城區較遠，路上不夠安全，故一般蔣介石不在那裡起降。但在12月初，胡宗南的20萬大軍已經集結在新津機場一線。因此，蔣經國與侍從人員決定，由新津機場起飛。

胡宗南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調動了10輛坦克和裝甲車，在12月初就停放在軍校的操場上。還調集了6個團的精銳部隊，專門對付通往新津機場公路旁駐紮的劉文輝已經投共的一個團(董團)。

中共地下黨此時也已經得知蔣介石將從新津機場起飛，但胡宗南的大軍已經集結，坦克裝甲車也已荷槍實彈，「活捉」已不可能。遂決定由劉文輝的一個團2000多人在武侯祠一線實施狙擊。

13日晚，天氣晴好。夜間11時左右，蔣介石、蔣經國、陶希聖、谷正綱、俞濟時一行人，同留守的參謀總長顧祝同告別。蔣介石鑽入一輛汽車，前後均有裝甲車和坦克護衛。一陣震天動地的轟鳴聲之後，鐵甲車隊浩浩蕩蕩地開出了中央軍校的正門。在軍校23期學生總隊一個全副武裝支隊的護送下，乘著夜色直駛新津機場。

車隊經過武侯祠時，擔負掩護任務的胡宗南所部，用裝甲車和坦克向劉文輝部展開猛烈的攻擊。同時，鐵甲車隊徑直朝新津機場衝去。而胡宗南部的攻擊到14日凌晨3時才結束。

鐵甲車隊駛到機場附近時，又遭到中共地下黨武裝的截擊。擔任警戒的胡宗南部和軍校官兵立即猛烈還擊。車隊也邊打邊走，一直衝到機場跑道上，停在「中美」號專機旁。軍校學生蒲劍虹在1987年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我們在卡車上邊打邊向前衝，蔣介石的轎車就緊跟在我們卡車後面，車隊一停也未停，穿過火力網，直開進新津機場。」

這時，「中美」號專機的引擎已經發動，蔣介石匆忙走下汽車，回頭看了看他的黃埔軍校師生們，又揮了揮手，就低著頭登上「中美」號專機。在艙門口，與胡宗南握手告別，只說了一句話：「台灣見。」掩護蔣介石離開大陸的軍校生們，都被留下來踏上不可知的人生路。

「中美」號座機由衣復恩駕駛，徐徐駛入了跑道，加速，起飛，很快消失在夜空中。1949年12月13日，蔣介石別離成都，直飛海南島再轉往台灣。

葉劍英手下留情

1949年12月10日，解放軍15兵團已接管了廣州飛機場，但飛機場仍留有國民黨人員。在蔣介石從成都起飛前，成都機場人員與廣州機場聯繫，了解廣州方向的天氣情況，由於他們過去在一個系統，都非常熟悉，廣州的機場得知蔣介石乘坐的飛機將在下午三點左右到廣州上空，直接飛往台北。

白雲機場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到15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處。廣州白雲機場解放軍接管負責人建議，可以用戰鬥機把蔣介石座機迫降下來，或者是乾脆打下來。

洪學智在了解了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後，將情況報告給時任15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葉劍英。

葉劍英表示要請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來，洪學智當時要求「乾脆先斬後奏，先打下來再說。」但葉劍英認為「中央沒有回音就不能幹。」

由於沒有及時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葉劍英又不同意打蔣介石的座機，於是，蔣介石終於順利飛過廣州，轉往台灣。（口述：洪學智

來源：金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