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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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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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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林昭
2004年08月11日 03:17:26
本報記者 江菲 冰點雜誌

  “林昭?那是誰?”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時偶然問到這個問題,胡杰根本不會和這位40多年前死去的、與他毫無關係的女性產生什麼聯繫。
  他也不會想到,這個簡單的問題,尋找“答案”的過程卻日漸漫長,以至於他不得不辭去公職,將其作為一個“個體事業”。5年裡,在對80多人的尋訪過程中,他倔強、百折不撓地堅持著,使許多緊閉了幾十年的嘴終於張開―――關於林昭,他們甚至對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來越認識到:找回林昭,重新審視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對於今天的我們,絕對是一種精神財富”。
  林昭生活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了。對於中國的青年一代,僅僅過去不到半個世紀“反右”時期,似乎已成為一個“不曾存在”的時代。在他們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樣為人所熟悉。
  然而歷史總是要頑強地呈現出本來面目。冥冥之中,飛機機械師出身的胡杰,像組裝上萬個飛機零件一樣,重新組裝這段歷史,重現那個被人遺忘的傑出的中國女性。
  這筆“財富”,現在以一部紀錄片的形式,被無數人默默傳看著,雖然它還尚未完成,還在不斷地補充新的材料,不斷地更新。紀錄片引出淚水、震驚、憤慨和無盡的沉思。
林昭邊笑邊輕聲告訴我:“我已經參加了組織……”
  林昭被槍殺時,胡杰只有10歲。他那時是一名在學校裡高喊口號打倒老師的“紅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緊拳頭,向天空揮舞著。他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麼人是“反革命”,這三個字又代表了什麼。如今再次回想當時的場景,他覺得可笑又無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來,她的一生,卻是最最堅定、最最“革命”的。這種革命精神,在她十幾歲,面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時,便已萌發。
  在胡杰尋訪到的一份林昭的檔案中,有這樣一段她家庭及歷史情況的簡略描述:
  母係蘇州民革委員、政協委員,早年參加共產黨,後又參加國民黨,抗戰時期偕同林昭一起坐過牢;父係偽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間畏罪自殺。
  這並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員的實際情況。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許金元,大革命時期中共江蘇省的負責人,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遇難,屍體被沉入長江。
  母親許憲民,自16歲便在哥哥影響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許憲民參加國民黨偽國大競選,並當選。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護下,她資助共產黨地下電臺的建立,提供收發電報的場所,並幫助地下黨進行策反活動。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兩屆便賦閑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那個時期,這個家庭的情況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說,“媽媽瞞著家人暗中幫助中共地下黨;父親雖然表面不聲不響,但多次為中共地下黨人開脫罪名;而他們的大女兒,雖然表面上在蘇州教會學校上學,可暗地裡也在做著同樣的事。”
  那時的林昭只有十五六歲,她依靠自己的辨別力,不僅積極猛烈地反抗國民黨的腐朽統治,而且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找到了照亮前進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學同學向胡杰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來到我家,上樓進了我的房間。來不及坐下,她就說有事要告訴我,我問什麼事?於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門旁,邊笑邊輕聲告訴我:“我已經參加了組織……”
  這位同學注意到,林昭那天頭髮經過整理,髮辮上紮著紅綢帶,上身穿著雪白的府綢襯衫,下面是藍底白點的裙子,那雙皮鞋也很光潔,她的眼睛光亮,臉上泛起紅暈,整個人換了一副樣子。
  這位同學立刻欣喜地小聲說:“我也參加了組織。”
  那一天,兩個年輕人面對面,興奮地交談著。兩個人都面泛紅光,心情異於平常。
  沒過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現在了蘇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單上。為保存實力,地下黨組織黑名單上的人緊急轉移。但林昭沒有參加這次撤退。從此,她與地下黨斷了聯繫,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來的“榮譽”。
  “我一定要爭取再次入黨。”帶著悔恨和自責,林昭在解放前夕報考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所學校―――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這個純潔的願望,再也沒能實現。
  那一年,她17歲。出於對時局的擔憂,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面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弔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
  一年多後,林昭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幸運地,胡杰找到了林昭當年的朋友倪競雄,從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瞭解到林昭當時對新生的祖國和政權的熱情擁護與讚揚。
  “土改,誰都知道,是鞏固祖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的崗位是戰鬥崗位,這樣一想,工作不努力,怎麼對得起黨和人民。”
  “現在我真是一無所求,就是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裡,他(毛澤東)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
  在信中,她多次將毛澤東稱為“父親”。
  土改隊努力地工作著。為了讓農民看到工作隊的權威和力量,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裡,凍得徹夜嚎叫。林昭把這稱為“冷酷的痛快”,認為只有這樣的鬥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掉地主的威風。
  在談到“愛國主義”時,林昭寫道:“對地主的仇恨是這樣,對愛國主義也一樣。這種愛與恨,也同樣是我前進的力量。當我看到了志願軍的英勇戰鬥的故事,從紙上的戰雲中探出頭來,望一望窗外的恬靜美麗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對工作的責任心。這樣的祖國,決不能讓它受難。”
  那時只有19歲的林昭無法意識到,11年後,當她從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鐵窗向外張望時,同樣是這種“決不能讓祖國受難”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遠的未來,更廣大的後代。
  土改工作是艱苦的,但林昭以此為樂。她的苦惱來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為仍被認為具有小資情調,比如讀的書,寫的詩;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慣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拋棄了鄉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輕貌美的女大學生,而遭到某些人報復性批判;她寫信要求家裡“交待”清楚他們的“罪過”,卻被認為沒有與反動家庭徹底劃清界線;在幾次大會上,她曾被公開點名批評,以至於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機會,回家休養……
  但林昭依然追求著“進步”。在一封長達6000字的信中,林昭這樣寫道:“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一旦投入這洪爐不經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舊社會的遺毒、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如石塊般拖住我的腳向下沉,到什麼時候才能戰勝它們!”
  胡杰找到了一張林昭此時的照片,她將兩條長長的辮子卷在耳後,曬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許處於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許正為自己的“不上進”感到焦灼。
“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雖然在文學方面基礎深厚,但她還是選擇了新聞專業,希望能成為毛澤東時代最優秀的記者。
  “她笑著,兩條小辮子從後面掛出來,穿一件白色的襯衫,工人褲,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張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記憶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得她走起路來輕柔的樣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幾句詞:嫺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迎風……”
  在這裡,林昭瘋狂地閱讀了大量她喜歡的書籍,同學們常常看見她從圖書館抱出滿滿一懷的線裝書。沒人知道她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她觀察到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得美好,從而陷入了“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氣中,她成長著,思考著。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過母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這種對親情、對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許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轉折。
  張元勳,林昭當年的北大同學,向胡杰講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關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北大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批判“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舌戰正在展開。張元勳因為貼出了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而處於猛烈攻擊的焦點,討伐進行得“聲嘶力竭,語無倫次”。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勳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士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對張元勳說:“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證中,林昭並非因為贊同張元勳的言論而跳上桌子為他申辯。她感到痛苦而無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瘋子”和“魔鬼”。這段時期,她在日記中寫道:“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這個夜晚成為林昭生活的轉捩點。不久,她成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這個數字占當時北大學生總人數的十分之一還多),並因此永遠沒能畢業。
  “刀在口上之日”,這句精彩的即興演講,成為林昭短暫一生的縮寫。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我知道的惟一一個不肯檢討的,就是林昭。”陳愛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憶說:“不僅不檢討,還在會上公開頂撞。有人對她說,你是什麼觀點,講出來。林昭回答: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
  “平心而論,林昭那時的言論,實際上都是常識。”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學在接受胡杰的採訪時說。這名同學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無芥蒂,仍然同他談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沒敢吭聲”,也“從來沒和別人談過”。
  “但我們那時處於歷史的低谷,把常識說出來,就是反革命。”面對胡杰,他激動地揮著右手,一遍遍地重複:“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出常識就是反革命!”
  這名“左派”同學在經過長時間考慮後,同意接受胡杰的採訪。
  這位元70多歲的老人,電話裡沉穩平靜,在為胡杰打開家門的那一刹那,卻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著對驚呆的胡杰說:“馬克思說:法蘭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氣的人。”他頓了頓:“我覺得,林昭就是一個有著那樣骨氣的人。”
“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
  林昭並非一開始就是這樣“有骨氣”。她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只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裡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麼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麼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系併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裡,她結識了另一位右派,開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繫,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一塊三兩多的玉米麵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林昭從上海寄來的信,裡面夾了一個小紙包。他打開一看―――驚呆了。
  “一張糧票,兩張糧票,三張糧票……”在胡杰的鏡頭前,他含著淚,一張張地數著,好像那些糧票現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張糧票,每張都是5斤的全國通用糧票。看到這些糧票,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林昭在信中說: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
  劉發清連忙回信以示感謝,還真誠地敦促她要“認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懷抱”。
  林昭的回信很簡單:吾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我們都預料到會有這樣一個結果,但是就覺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獲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術出院後,瞞著家人接受了胡杰的採訪。他已是滿頭白髮,瘦骨嶙峋,虛弱地坐在椅子上,一個勁兒搖著頭說:“魯迅先生說,總要有第一個人出來喊啊!如果一個民族到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真話,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
  “被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贊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杰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獄似乎給了林昭一個充分的理由,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且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簽、髮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制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一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記錄中,這樣寫道:“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她的宗旨和立場的確從未改變。無論是革命時期、土改時期,還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獄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時期的信仰,只有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這兩個簡單的字,不僅是她為“右派”辯護的理由,也成為服刑時期她進行血的反抗的最終目的。
  “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這慘無人道的處境下,這個柔弱的女子依然給迫害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乃至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這麼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這就是林昭的立場和宗旨―――為了他人不流血,為了他人能找回“作為人的一切”,她寧願流盡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
  這些血書能夠最終保留下來,並傳遞到胡杰手上,有賴於數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幹警。至今,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有人告訴胡杰,他們中有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張元勳,是胡杰採訪到的惟一一位見過獄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張元勳結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後,以未婚夫的名義,去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了林昭。監獄同意他與林昭見面的條件是:說服林昭幡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給她買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鐵叉子一個個插進去檢查。
  “進來十幾個武警,每個都帶著槍,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接見場面。又有腳步響,林昭來了,一個女獄醫攙著她,後面有兩個武警帶槍跟著。
  “她穿一件白色襯衣,很髒。外面披著夾的外套,也很破舊。手裡抱著一個破布包。頭髮很長,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頭髮都白了。頭上頂了一塊手絹,上面是血寫的字―――冤!
  “她一進門,站住了,看見我,嫣然一笑。整個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後來別人告訴我,從來沒見她這麼笑過。
  “她對我說:我現在趁此機會告訴你,萬一有一天我死了,母親、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請你多多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她就哭了。”
  臨別時,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給張元勳一件禮物。張元勳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紙疊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鮮黃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留下這段歷史的記錄,對我們的未來很重要”
  20多年後,風浪歸於平靜,滄海上的那一葉白帆卻永遠消失了,但風浪帶來的恐懼卻並沒有消失。
  林昭當年的朋友和同學,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尋找並說服他們,接受這樣一部歷史紀錄片的拍攝,就像他們倖存於那個時代一樣艱難。
  面對胡杰,大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是:“你是誰?你到底想要幹什麼?你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他們面前的這個40多歲的漢子,當過兵,身體強壯,一臉大鬍子,既拿不出介紹信,也沒有工作證明。他只是一再誠懇而溫和地說:“留下這段歷史的記錄,對我們的未來很重要。”
  一個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關在防盜門外,隔著鐵柵欄,嚴厲而冷漠地說了40分鐘拒絕的話。他最後打開門時,只說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林昭,我絕對不會讓你跨進這個門一步。”
  另一個最初很堅決地拒絕了胡杰的人,答應在胡杰離開前最後與他見一面。胡杰並沒有再次要求他回憶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從小到大的生活:參軍,去朝鮮戰場,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農場勞動……老人說著說著,突然老淚縱橫。他親眼看見許多人被餓死,他和另外幾個還算強壯的人負責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時,都會發現新墳都被刨開了,那是周圍的老百姓來偷走裹屍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後,他離開了農場,在這段時間裡,他認識了被“保外就醫”的林昭。沒過多久,便因與林昭相識,開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開始拍!”胡杰擦擦溢滿眼眶的淚水,堅定地說。
  對方默默地點點頭。這一天,他們在胡杰住的簡陋的旅館聊了五六個小時。直到離開時,這個人才承認,他本來打算一字不吐,來挨胡杰一頓臭駡,然後便坦然回家的。“絕不能讓我的孩子知道這段痛苦的經歷。”不止一位受訪者這樣對胡杰說,“太殘忍了。”
  “說這些,有什麼意義?”另一位老人講述了自己在獄中的遭遇後反問道。他只不過因為說了幾句至今仍堅信是正確的話,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入獄14年,和殺人犯關在一起。
  “沒有人是天生的右派。”這位老人說,“是我們親眼看到老百姓凍死、餓死,讓我們認識到中央的政策有問題。難道我們不應該說出真相嗎?我們當時對黨和國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點神秘地問:“你說,把這些說出來有什麼意義?教訓嗎?”他頓了頓,“給誰的教訓?”
  雖然都在拒絕,可一旦開始了回憶,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動。
  “不,大多數人不哭。”胡杰說,“過去的經歷,使他們變得都很硬。但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表情和情緒,會讓聽到的人想哭。”
  沈澤宜,林昭北大的同學,和張元勳共同創作的詩歌《是時候了》,成為1957年北大張貼的第一張大字報。胡杰在湖州一處狹小的住屋裡找到了沈澤宜。沈澤宜缺了幾顆牙齒,頭髮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線下,點燃一支煙,背誦他為紀念林昭寫的一首詩,雙眉不時緊蹙,目光神往而憂傷:
  “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會想起,山那邊的一盞燈。在冷霧淒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獨地、美麗的、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以她的光,盡可能遠地摒棄著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斷的戀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後回到北京。他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樂人説明,將林昭當年創作的一首歌的詞曲記錄下來。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飄著雪花兒,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著這首他們年輕時共同歌唱過的《呼喚》:“在暴風雨的夜,我懷念著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風,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飛出去尋找你……”
  當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紙文書宣告平反時,他們已年近半百。他們在牢獄中度過了最有創造力和智慧最發達的年華。
  林昭看不到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第二天,一名員警到林昭家裡,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
  母親許憲民聽到後,立刻暈倒在地。有人說,她不久後就瘋了。7年後,這個當年堅定的抗日分子、熱情幫助過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灘街頭。
  她的親友後來從一位獄醫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槍決那天,是從提籃橋監獄衛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來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終在反抗與呼喊。這位獄醫嚇得躲進隔壁的病房,聽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對他道“永別”。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決書上,林昭憤然寫下《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血書。12年後,她的預言應驗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級法院以“滬高刑複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為右派平反後,開始內心平靜地相互聯繫時,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學和老師在那一年年底為林昭召開了追悼會,沒有骨灰,只擺放了一束林昭的頭髮,和一張遺像。照片上,林昭梳著兩條麻花辮,雙眼沉靜、憂傷而略帶笑意。
  在這個追悼會上,出現了一副無字的挽聯―――
  上聯是:?下聯是:!
  事隔20多年,當胡杰再次追尋那個充滿了回憶的悲慟與無奈的惋惜的場面時,卻無人能回憶起這副挽聯的作者,但他們都承認,這的確是對林昭一生最好的詮釋與哀悼,或許,也是對他們所共同經歷過的那個時代,一副含義最為深刻的輓聯。
  5年來,胡杰並不孤獨。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為他提供經濟援助,或盡自己所能尋找線索。在這支日漸龐大的隊伍中,有年過半百的老人,有聲名顯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會不久的年輕人。其中許多人,胡杰從未與他們見過面,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長穆青等人寫的長篇報導《歷史的審判》,裡面簡要記述了林昭的命運,“她就義的詳細經過至今無從查考”。但穆青“解釋”了胡杰們這樣做的意義―――
  也許在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對上述這一切將難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確實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實。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曾經為它感到極度的羞恥。請不要輕視這種羞恥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羞恥已經是一種革命”,“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恥,那它就會像一頭準備向前撲去而往後退縮的獅子”。
  有的人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這就是歷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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