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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天才科學家劉坦百年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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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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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官先生

謹以此文

紀念天才科學家劉坦百年誕辰

--兼談孔子的生日

 

  孔子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創始者,在周朝春秋那個諸子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年代,曾經擁有不少追隨者,可惜始終未受到掌權者的信任和重用,不能以現實政績來實踐儒家的政治理論。五百年後,漢武帝採納儒者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言,於是儒家獨占兩千年的言論市場。而孔夫子身後的『素王」榮寵,來自儒家學者的聖化孔子,且受到歷代帝王肯定,使孔子終於走上人格神的最高地位。

  但是漢朝的歷史學家想要追溯五百年前的歷史記載,卻陷入困局,因為保留下來的資料遭遇秦火之厄,造成典籍記載缺漏及互相矛盾之處,所在多有,使得後代學者各據一說,互相爭辯,莫衷一是,關於孔子的生日,就是一個兩千年解不開的謎團。

一、孔子生卒年考證

  關於孔子生年有兩種記載,一是司馬遷主張的魯襄公二十二年說(見《史記‧孔子世家》、《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二是《榖梁傳》、《公羊傳》記載的魯襄公二十一年說。兩說相差一年,這一年之差,卻使後世學者聚訟紛紜,兩千年無法定論。據錢穆先生統計,歷史上取前說的學者有杜預《左傳注》、陸德明《左氏音義》、蘇轍《古史》、袁樞《通鑒紀事本末》、鄭樵《通志》、朱熹《論語序語》、呂祖謙《大事記》、羅泌《路史餘論》、金履祥《通鑒前編》、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夏洪基《孔子年譜》、黃宗羲《南雷文約》、萬斯大《禮記偶箋》、馬驌《繹史孔子年譜》、閻若璩《困學紀聞箋》、《潛丘札記》、梁玉繩《古今人表考》、《史記質疑》等;而取後說者則有賈逵《左氏解詁》、服虔《左氏傳解誼》、何休《公羊解詁》、王欽若《冊府元龜》、胡安國《春秋傳》、黃震《黃氏日鈔》、馬端臨《文獻通考》、胡廣《四書大全》、崔述《洙泗考信錄》、江永《鄉黨圖考》、《孔子年譜》、《群經補義》及錢大昕《養新錄》、《三史拾遺》等(見錢穆《孔子生年考》,《先秦諸子繫年》第一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有些學者採用調和立場,進行了多方解說,如司馬貞《孔子世家》索隱說:「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司馬貞認為《榖梁傳》所記的「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用的是夏曆,周曆比夏曆早兩個月,因此按照周正,十月當屬於明年,所以《史記》就往後推了一年,記在襄公二十二年了。但有學者對此提出疑義,認為《春秋》中的成、襄、昭、定、哀用的都是周正,「周正建子,十一月乃今之九月,安得屬明年耶?」(狄子奇《孔子編年》卷一)認為司馬貞的說法並無根據。

  有鑑於此,近代學者對孔子生年問題不再做過多糾纏,而直接採取《史記》司馬遷之說。錢穆先生甚至認為對孔子生年「詳考確論,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見前引書)。

二、國民政府遷臺後的決策

  據已故臺灣師大國文系程發軔教授統計,自漢代至清代的學者,主張公、榖說者,有三十四人,主張史記世本說者,有五十五人。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國民政府遷臺後,首次紀念孔子誕辰,程發軔教授向教育部建議就夏正推算國曆,以便集會慶祝孔誕。民國四十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先生,邀集有關單位,教育部、內政部及高平子先生、董作賓先生暨程發軔教授等人會談,展開一場精采論述。

  程發軔教授說明:「唐宋以後族譜之學行世,宋元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年),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翰撰《孔氏族譜》,宣和六年(西元一一二四年),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傳撰《孔氏祖庭記》,都依據世本所載,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八百餘年沿用不改,現應就夏正推算國曆為九月二十八日。」

  董作賓先生認為:「依據春秋公、穀兩傳,古人說信史不如信傳,信傳不如信經,考證古籍應以經傳為是,所以採公、榖說,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無庚子日之干支,《春秋穀梁傳》又比《春秋公羊傳》更正確,所以孔子較之世本史記說,早生一年,世本失傳已久,公、穀經傳,昭昭在人耳目,足資參證。」

  高平子先生為曆法專家,主張:「仍用夏正,即每年夏正八月二十七日為孔誕,不必換算國曆,正如耶穌復活節在每年春分日曜本日,春分後第一個日曜日舉行,事同一例。」

  程發軔教授再說明:「《世本》十五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太平御覽》,而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稱《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自出,為《史記》所本,孔廣牧氏謂,考春秋之世,《世本》之功,同於內外傳,以其信而有徵也,孔子誕辰應依據《世本》,定為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則可免前說諸誤,而自宋以後沿用不變,蓋有所本也。」

  於是訂定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孔誕日,又稱為教師節。

三、孔氏家族的記載

  清康熙二十三年,孔子第六十四代孫孔尚任編修《孔子世家譜》的年表記載:「一歲己酉月,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乙亥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孔尚任強調,「按宋濂《生卒辯》曰,公羊傳載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說年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司馬遷著孔子世家謂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穀實差一歲,日雖與公羊同,而月則與穀梁異,竊意群言淆亂折諸經,經無明文考諸傳,信傳不猶愈於信史乎,公穀二氏,傳經之家也,去孔子時未遠,當有講師以次相授,故孔子生年從公穀作二十一年己酉為是,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氏作十月或日,周之十月即今之八月,是又不然,蓋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孔子作春秋,行夏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兩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周之十月即今建亥之十月以己酉推之當為乙亥,故謂孔子享年七十四歲,其生庚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乙亥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為得其真,其說近理,今從之。」

  孔尚任採取宋濂的說法,而一舉否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之說,王肅《孔子家語》及《曲阜縣志》,《闕里志》,《孔叢子》等書的認定,可說是石破天驚之舉,但是《孔子世家譜》只在家族內流傳,所以學術界沒有任何反響。國民政府公佈的孔子生日,遂依據臺灣師大國文系程發軔教授建議「周正建子,十一月乃今之九月」,而把日期訂在陽曆九月二十八日,與孔尚任編修的家譜差一個月,但是孔家既未提出異議,也就無人深究。

四、自修有成的天才科學家劉坦解開此謎團

劉坦,原名允恭,號田驕,中年改名坦。一九一○年生於河北省武清縣王慶坨鄉。距今恰好百年!他九歲隨塾師王猩酋習讀經史,十六歲迫於生計執教於小範口小學,後又任教於天津楊柳青學校,一九四○年辭職回鄉。回鄉後,朋友薦其去日據偽鄉公所管帳,他憤然回絕說:「寧可餓死,也不給日本人幹事!」時隔不久,朋友將他騙至鄉公所迫其就範,他把鑰匙往桌上一扔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之志不可奪!」說完推開眾人揚長而去。

  他並未接受高深學術訓練,以「自我摸索」的狀態逐步走向史籍的考證。在家裡為了方便考證,他將部分史籍原有體例拆散,然後分門別類重新編輯,命名為《史記別錄》,重新編輯條目四五六六條。他編輯的四十餘種《別錄》,體例完備,篇卷繁多,應用價值極高。後來又以《史記別錄》為依據,撰寫出《史記紀年考》,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出版後,引起史學界關注,如史學家陳垣先生致函劉坦,表達欽佩之意。教育部亦頒發大學講師資格證書給他。一九四○年後,他又再撰寫《史記繫年考》,其史學價值及其獨特的纂述方法得到學者們的讚譽。由於舊疾復發,手稿歷經數年未能出版。一九五四年,他在修訂《史記紀年考》和《史記繫年考》的同時,對中國古代星歲紀年法的創造、演進進行研究探討,並撰寫《論星歲紀年》論文。一九五五年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作專刊發表。一九五六年第四期《歷史研究》轉載此文。當時,引起諸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多來函與其討論。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他完成《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日本新城新藏博士得知後,來函表示對劉坦的研究成果折服,並約其會面。劉坦以身體不適為由沒去會面。

  一九五六年秋,劉坦應邀參加中國科學院召開的自然科學史第一次學術研討會,郭沫若曾對他說:「世界上研究星歲紀年的人屈指可數,祝你取得更大成績。」並希望他留在北京研究,他婉言謝絕。當年劉坦被推薦為武清縣人大代表。回到家鄉的劉坦繼續過著他那布衣清貧生活。他常說:「我一天三個窩頭,一塊鹹菜,有一毛錢足夠了」。他把出書、發表論文的稿費都用來買工具書,生活上都捨不得花錢。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選為王慶坨鄉第三屆人民代表,一九五九年被聘為政協武清縣第二屆委員。他終身未婚,罹患肺結核,仍致力著述《三皇五帝考》。一九六○年病重時,枕邊放著未完成的手稿和沒有用過的特供票證。辭世後,他的家人將他畢生撰寫的手稿和所藏兩千餘部書籍無償捐給武清縣政協。

五、劉坦的《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

  古代最早的紀年法是按照王公即位的年次紀年,例如西元前七七○年是周平王元年、秦襄公八年等。以元、二、三年序數計算,直到在位者出位。漢武帝時開始改用年號紀元,例如建元元年、元光二年等,更換年號就重新紀元。這兩種紀年法是古代學者所用的傳統紀年法。戰國時代,占星家還根據天象紀年,有所謂歲星紀年法、太歲紀年法。後世還有干支紀年法。

  《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是一本查考年代的工具書,也是一本專門研究歲星紀年、太歲紀年或稱星歲紀年的工具書。劉坦的《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可說是一部研究這種紀年法的專著,頗有價值,可供參考。該書中編製一個傳說中的唐堯元年至漢光武中元二年共二千三百五十九年的紀年表,內容包括三統曆上元積年、星次、歲次、歷代紀年、魯公紀年、西元紀年,可供查考之用。

六、劉坦的不朽貢獻

劉坦在一九三五年發表令國人耳目一新的學術論斷,一向被認為是孔子生日的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從歷史考據中竟然是錯誤的,正確的孔子生日,劉坦推斷出應該是西曆十月二十一日。

  《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都是對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的闡釋,而《春秋》相傳就是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魯國史整理修訂而成。劉坦發現,不知為什麼,公羊高和穀梁赤兩位先生的闡釋出現矛盾,從而給後人留下了關於孔子誕辰的謎團。

  《春秋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穀梁傳》云:「(魯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庚子,孔子生。」

  兩者記載的年份雖然相同,都是魯襄公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二年)。但前後卻相差一個月,前者為十一月,後者為十月,竟又同為庚子日。可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有庚子日嗎?認為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的後世學者認為,公羊高與穀梁赤兩位先生的生活年代距離孔子生活的年代相去未遠,不會這麼快就忘記「聖人」的出生年月;而認定《史記》與《世本》記載正確的學者肯定,孔子壽活七十三歲,從孔子去世的魯哀公十六年倒推七十三年,正好是魯襄公二十二年。不過,這樣一推算,劉坦又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孔子壽活多少歲?如果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但壽數是七十三歲,那麼他的去世年代就不是魯哀公十六年,而是魯哀公十五年,與他去世年代記載明顯有誤。但如果孔子在魯哀公十六年去世,那孔子的壽數就應該是七十四歲,而並非外界所傳的「孔子壽活七十三歲」。如此互為矛盾的記載,即使來到最重實證的大史學家司馬遷那裏也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之際,歷史應該存真相的原則似乎也有鬆動,於是就產生另起爐灶的觀點││《史記‧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西元前五五一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魯哀公十六年即西元前四七九年,五五一減四七九年為七十二年。生卒年不能吻合,忽而七十三歲,忽而七十二歲,到底哪種說法正確呢?或許是出於對聖人的偏愛,情感戰勝了理智,一些後來的史學家每每在搖搖頭之後,或又出於對聖人的敬畏,只好訕訕的說:「是虛歲或是周歲的不同認識吧。」對於孔子壽數的質疑,劉坦也無法從歷史文獻資料中找到真正的答案。

  於是他轉向曆法的角度思考。古代中國從很早就用干支紀日,即用天干與地支相配合,六十日一輪迴,甲子是六十日輪迴之首。歷史學家通常都同意這樣一個假定,就是中國的干支紀日幾千年來從未間斷過或錯亂過。從干支紀日的簡單排算就可以知道九月庚戌朔,接著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後就是庚子,而這個庚子只能出現在十月,整個十一月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庚子的干支。

  《春秋》中的語句讓爭論再次升級,《春秋公羊傳》說「冬十月庚辰朔……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的記載顯然是錯的。也就是說,孔子的生日應該在十月。劉坦集中精力去解讀《春秋穀梁傳》,他以「(魯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庚子,孔子生」為出發點向前走,第一個難題是:十月庚子這一天是西曆的幾月幾日?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不但春秋時代曆法中的正月相當於現今夏曆幾月目前沒有定論,就是西曆也只有在西元一五八二年羅馬教皇格里高利頒佈後才有效。以往的那些錯誤結論,不少是因為忽視曆法的這種不統一性。《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即使對於孔子出生月份有不同的記載,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天文現象「日有食之」。日蝕是非常罕見的天象,一般不會出現錯記漏記的情況。尤其令人振奮的是,日蝕又是可以精確回推計算的天象,它完全可以成為解決孔子誕辰問題的科學座標。在《春秋》二四二年的記載中,共記了卅七次日蝕,用現代天體力學方法回推驗證,其中大部分都真實準確。經過推算,魯襄公二十一年的冬十月庚子,恰好是西曆十月廿一日;此外,經過西曆與農曆對照推算,那一年的西曆十月廿一日肯定不是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因此,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 作為孔子誕辰日是不正確的。由此劉坦提出,西曆的十月二十一日,與《春秋穀梁傳》記載的日期完全一致,並且比其他的說法更具科學性。因此,西曆十月二十一日這天應該是孔子的生日,而不是大家所認為的農曆八月廿七日。

  劉坦用科學方法解開兩千年的謎團,而他的學歷只有六年的私塾教育,給予我們非常深刻的啟示:科學方法,科學心態,不是學院式教育的專利,鍥而不捨的求真精神,才是塑造典範科學家的不二法門!今年正逢劉坦百年誕辰,可惜海峽兩岸似乎都刻意忽略他的貢獻。他的治學精神,是否能給二十一世紀的中華子孫更多的激勵? 這是歷史學者與科學界應該

反省思考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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