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共產黨修改歷史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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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討論的是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修正主義的質疑(Historical Revisionism)[註 1][1][2][3][4] 也有學者稱此現象為「偽歷史」。[5][6][7]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則用「歷史虛無主義」一詞來進行反駁。[8][9][10]
外界提出的質疑[編輯]
長征的歷史[編輯]
西方媒體認為中共官方版飛奪瀘定橋有神話與傳說的成分[11][12][13][14]。鄧小平也對布熱津斯基承認:「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15]北大畢業的作家孫書雲採訪當年紅一師師長李聚奎,他說瀘定橋戰役沒有人們後來說的那麼複雜[16]。孫書雲在書中形容,她有受騙的感覺。
長征期間,張國燾對毛澤東的黨領導權構成威脅。張國燾領導的紅軍有8萬人,而毛領導的紅軍不到2萬人。但是張國燾後來被邊緣化了。[17] 1935年6月,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抵達岷江以西的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覆電中共中央,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8月初,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縱隊。[18]張國燾率左路軍穿過松潘草地到達阿壩後,9月初拒絕繼續北上,而南下再過草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於是分裂成兩支軍隊,各奔南北。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黨籍,形成兩個中共中央。[19]
對於分裂的原因,中國官方聲稱: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原四方面軍領導人,企圖「以武力要挾」黨中央南返。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發現這份密電後,立即送達毛澤東手中。中共中央在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即一、三軍)和軍委縱隊北上。[20][21]
張戎認為,所謂「密電」是毛澤東編造的謊言。十八個月以後(1937年3月30日),毛才宣布說張國燾有「密電」,企圖以武力「解決」中央。在那之前,中共中央雖然決議譴責張國燾「分裂紅軍」,沒有在任何場合提到「密電」。[22]軍史專家夏宇立認為,至今找不出當事人葉劍英關於「密電」內容的具體說法,「密電」之說只出自毛澤東,缺乏事實根據。[23]蘆笛指出,當時的前敵指揮徐向前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因此如果真有專給陳昌浩一人的「密電」,則參謀長葉劍英看不到,更不可能送達毛澤東手中。[24]中國官媒新華網2013年10月轉載《南方週末》文章,表示不管「密電」是否存在,葉劍英都是「立了大功」。[25]
抗日戰爭(1937-1945年)[編輯]
中華民國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認為,抗日戰爭歷史在中共建政以後被「扭曲、埋沒」。例如淞滬會戰期間,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首次空戰,擊落6架日軍飛機,而自身未有損失,國民政府因此將8月14日定為「八一四空軍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卻沒有提到中國空軍首次空戰與勝利。[26]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表示,1949年後執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戰爭的歷史。在國共抗戰的歷史上,中共就是在「撒彌天大謊」。當時的日本人知道,他們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對抗他們的主力是國軍而不是共軍,日本在盟軍的打擊下被迫投降,是向國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國軍與日軍大小會戰二十餘次、較大戰鬥近五萬次、付出近500萬將士的鮮血、斃傷俘日軍近200萬;正是國軍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才換來了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然而,這一切在中共「偽造」的歷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軍隊的「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和游擊戰,似乎擁有現代化的裝備和訓練的日軍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鐵路、割電線、伏擊戰這些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趕走的。[27]林和立教授(英語:Willy Lam)在華爾街日報社論對頁版對於抗日的歷史修正主義也作了相同批評。[4]
200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承認,國軍是抗日正面戰場的「主體」,國軍「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28][29]
韓戰(1950-1953年)[編輯]
1953年7月簽定《朝鮮停戰協定》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主張韓戰不是由朝鮮發動,而是由韓國與美國發動。[30]直到1988年,中國還有大學出版的歷史書籍如此主張。[31]20世紀的中國高中歷史教科書也扭曲史實,說韓戰是由韓國發動。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中國高中歷史教科書,則說:「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而不提戰爭爆發的原因。[32][33]2010年新華網專題首次承認韓戰是由朝鮮發動,被韓國中央日報、英國每日電訊報及加拿大全國郵報報導。此文不久被撤下。[34][35]
聯合國大會在1951年2月1日以44票贊成,7票反對,8票棄權,通第498號決議,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入朝鮮是「侵略行為」[36][37],也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指為「美國操縱聯大」,「盜用聯合國的旗幟」。[31][38]1951年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指責美國操縱聯合國,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代表參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會的許可權下,通過美國誣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案,「認定是非法的,誹謗的,無效的」呼籲美軍停止侵略北韓的行為,並聲稱要將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到底。
中國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導致全國性的大饑荒。中國政府從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數,檢討責任問題,或對大饑荒道歉。[39]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在紐約時報社論對頁版的評論認為,馮小剛能拍電影《一九四二》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飢荒,中共統治下的大饑荒在中國卻是禁忌話題,顯示出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39]
中國淡化毛澤東對於「文革」的責任,而將主要責任歸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洛杉磯加大教授宋永毅認為,中共長期掩蓋文革的歷史真相。[40][41]宋永毅曾經因研究文革被中國當局判刑坐牢。[42]一位西方官員表示,中共一直竄改歷史,迫害宋是中共最近掌控歷史使用的手段。[43]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建築面積近20萬平方米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對於十年文革,只展示一張照片,三行字。這是中共企圖控制對歷史的話語權,對不同的歷史觀點加以壓制的結果。[44]
「六四事件」是被中國國家防火牆封鎖的敏感詞。許多過去曾經歷抗議活動的中國民眾在政府干預之下多選擇保持沉默,且不願發表任何與六四事件有關的意見[45],這使得如丁子霖領導的天安門母親運動變成了少數仍堅持提及六四事件的團體[46]。
教科書以及學術中的歷史史實修改[編輯]
馬列主義政府經常大膽修改事實,有時甚至偽造紀錄,以讓歷史為其利益服務[47]。自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以「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敘述包括中國古代現代史和世界史在內的所有歷史,即其所稱的古代「封建王朝」、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西方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等。對於帝制時代引發的「民變」,通常將責任歸屬視為民眾的反抗,比如對於黃巾之亂,直呼反抗者為「賊」,從歷朝歷代至今日中華民國的教科書皆是如此;而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教科書站在被壓迫者立場上改稱為「起義」(與中共以工農起家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貶低中國國民黨的形象,如稱其在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說蔣介石在抗日時「上山摘桃[何意?]」,對於1948年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也一度以「偽」稱之,到近年兩岸關係緩和之後,才開始出現轉變。[48]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劉統教授讀了中國軍事科學院的檔案後,發現中共的歷史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教育群眾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學的黨史課等等;還有一個是真正的歷史,那是藏在中共檔案裡,或是當事人口口相傳的。[49]
網絡人物袁騰飛說:「中國歷史教科書真實率低於5%」。[50][51]
某些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初中歷史課程,認為改革開放後,雖然課程內容還是由意識形態與政治目的主導,與毛時代相比,已經有進步。[52]
紐約時報2004年的文章指出,中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不忠實於歷史,越近代的歷史越扭曲。教科書扭曲歷史事實的例子如:不提大躍進造成中國約三千萬人死亡;說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共成為國家統一的核心力量;說新中國從不侵略外國,只進行自衛,無視中國1979年發動對越戰爭,1950年入侵西藏;不提六四事件有任何人死亡。[53]華盛頓郵報引用紐約時報的文章,批評中國在指責日本歷史教科書失實時,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也失實。而中國只有一個版本的歷史,修不修改由中共決定,與日本不同。[54]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劍雄教授表示,深入探討毛澤東、鄧小平,或國共內戰的歷史在中國還是禁區。[53]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主編過上海市歷史教科書,他表示他有時候也想寫史實,但是他必須採取實際的方式。也許十年後,中國會變成更開放的國家。[53]《紐約時報》認為2006年上海市的新版中學教科書並沒有修正許多對於近代史的扭曲。[55]上海新版教科書不談階級鬥爭和鎮反運動,上海大學歷史系朱學勤教授認為體系上是非常大的進步,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鬥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系的演變,用文明來代替暴力,用普通人生活的演變,來代替帝王將相的歷史。余英時教授認為這是抹殺了歷史,把歷史包括共產黨犯的很多大的錯誤,像大躍進、文革、傷害幾千萬人的事情也都避而不提。學生無法通過這套歷史書,對中國的近現代史有一個客觀的瞭解。[56]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表示,自己不想寫回憶錄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能不能發表都是為了中共的政治需要。[57]《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2013年「毛誕」前報導,看了中國教科書,就能了解為什麼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無知。教科書強調毛澤東是革命家,對於大躍進與文革等造成幾千萬人死亡輕描淡寫。一本中學教科書描述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犯了左的錯誤。」這種說法讓那些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有深入瞭解的人覺得恐怖。一位父親當年受到毛澤東整肅的音樂家說,『說錯誤是避重就輕。在我看來,毛犯了反人類罪。』[58]
西方學者對於中共黨史,普遍認為1976年之前中國的黨史研究是單調刻板的宣傳,而1979年之後的黨史研究則有學術價值。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黨史研究始終沒有擺脫單調刻板的問題。[59]何方指出,偽黨史的源頭,是延安整風運動產生的「黨史編纂學」,阮銘稱為黨史偽造學派,奉毛澤東、陳雲、鄧小平等人之命偽造黨史。[60]中國民間在1990年代之後對黨史研究的進展,則推動中共官方不斷修正過去黨史中的錯誤。[28]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90年後的2011年,官方終於出版了1949-1978年的黨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61]本書四年完成初稿,重大改寫四次,經過64個政府與中共組織審核,包括曾慶紅、胡錦濤、習近平都明確指示修改,政治局經過十二年才同意定稿,共歷時十六年。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對此書不屑的說:這都是政治與宣傳,我沒有興趣。[62]哈佛大學文革史專家馬若德教授說:有個關於共產黨的老笑話,馬克斯主義者可以預測未來,但預測過去有困難。又說:共產黨重視歷史,因為它為現狀找到藉口。過去犯的錯誤,現在要找到理由辯解。[62]本書資深編輯石仲泉表示,本書最敏感難寫的部份,是從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開始的十年歷史。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這段期間被毛澤東打倒,本書將此錯誤歸罪於康生。石仲泉說:你無法攻擊毛澤東,而不攻擊中國共產黨。[62][58]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的特點是「領主、封臣、采邑」[63],這些特點與中國傳統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當年在翻譯西方文獻時就把歐洲中世紀的制度翻譯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數千年來在中國都是稱作「封建制」,秦至清的制度稱為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與封建剛好是相反的兩個制度。封建主張「地方分權」,中央集權則反對「地方分權」。數千年來,這些概念絕無異議,至今台灣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都一直如此稱呼。 [64]
西周的封建制早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完全不相容。馬克思本人認為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僅適用於西歐,指出東亞有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這一理論從蘇聯時代開始被擴大到全世界[65]。中共上台後,為配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將秦至清的社會強行改稱「封建社會」,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則被強行改稱「分封制」。因此出現了「在封建社會(地方分權)推行中央集權」的邏輯矛盾。中國自秦朝至清朝,沒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權,也沒有穩定的世襲貴族階層,因此中國並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制社會」。將秦朝以後的中國社會稱為「封建社會」是「偽歷史」。[7][66]
此外,封建一詞又被中共加上落後、迷信等原本與之無關的特點。
哈佛大學費正清指出,除了把封建和地主剝削混為一談,馬克思以proletariat形容城市沒有資本工具的工人階級,中譯卻是無產階級,也就是指窮人。結果歐洲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國就變成指(鄉間)貧農。[67]
有報導指出,2002 年,中國教育部認定現代的民族觀念與宋朝當年不同(或宋朝沒有民族觀念,都是與現代不同),把岳飛、文天祥等抗金與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稱為愛國英雄[68][69]。
中國教育部對此作出澄清,並且指出:「從50年代後期以來,在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對岳飛的評價都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重新定義岳飛是否是「民族英雄」的問題。岳飛、文天祥在中國歷史上歷來被認為是民族英雄,但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的學術觀點。早在50年代後期的學術界,就有學者提出稱岳飛為民族英雄是否會影響某些民族的情感。由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這一類的學術討論引入中小學教學大綱和教材。實際上社會公眾對岳飛、文天祥這些歷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質、民族氣節始終是歌頌和尊敬的,這一點也是我們進行中小學歷史教育時一直遵循的」[70]。
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認為文天祥是中國的歷史英雄,但卻並非後世所謂的「民族英雄」,認為他所以選擇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於一種王朝的遺民心態,其中沒有與新王朝勢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更不含有後世所謂的「民族大義」:「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71]。
東亞史學家宮崎市定指出元明鼎革與辛亥革命相比較,後者確實具有強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則不然。劉浦江教授認為「與其說元明鼎革是一場民族革命,毋寧說它更多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性質。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識分子起了關鍵作用,但元末民變時士人不屑參加叛軍,叛軍也很少利用士人,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歷史學家已經逐漸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並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場民族革命」[72]。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及高句麗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份額不足,沒有強調高句麗是中國歷史這一看法,但也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事實上,於1954年開始編撰到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冊》(統一書號:12178•017)中,高句麗就已經被認作為中國的歷史政權。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紀史》以及後來中國歷次出版的歷史地圖冊及教科書所繼承。[73][74]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譚其驤認為:「歷史上的高(句)麗最早全在鴨綠江以北,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是在鴨綠江、圖們江南北的,後來又發展為全在鴨綠江以南。當它在鴨綠江以北的時候,我們是把它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的,這就是始建於西漢末年,到東漢時強盛起來的高句麗,等於我們看待匈奴、突厥、南詔、大理、渤海一樣。當它建都鴨綠江北岸今天的集安縣境內,疆域跨有鴨綠江兩岸時,我們把它的全境都作為當時中國的疆域處理。但是等到5世紀時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後,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了,就得把它作為鄰國處理。不僅它鴨綠江以南的領土,就是它的鴨綠江以北遼水以東的領土,也得作為鄰國的領土。」[75]
2002年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相關學術機構及大學聯合組織的大型學術項目「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正式啟動[76][77]。
南北韓學術界認為中國的東北工程將原本朝鮮半島歷史的高句麗列為中國歷史,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利用學術搞政治,並認為中國「自古」就承認高句麗為朝鮮歷史。不過朝鮮韓國方面,卻在歷史書中將傳說的檀君等說成史實,大力宣揚韓國起源論。
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2004年表示﹕韓國政府會阻止北京例如修改教科書等扭曲歷史的企圖。[78]2004年8月23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副部長武大偉表示﹕「中國在修改教科書時不會包含被歪曲的高句麗史。」[79]
1959年前的西藏歷史[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前是一個農奴制的社會,中國進入西藏,是把西藏從落伍的制度解放出來。反對的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歷史修正主義」。哈佛大學學者Tashi Rabgay表示,把舊西藏描寫成「由地主與農奴組成的封建社會」是歷史修正主義,不符合事實;舊西藏也有商人,牧民,貿易商,自耕農,獵人,土匪,出家人,音樂家和藝術家。[80]Mikel Dunham等人認為196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農奴》中的歷史修正主義至今依然存在。[81][82][83]
下表比較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形容1959年前的西藏時所使用的關鍵字:[84]
中共 | 西藏流亡政府 |
酷刑 |
滿足 |
壓迫 |
快樂 |
生活痛苦 |
貧窮 |
悽慘 |
平和 |
難以置信的野蠻 |
令人愉悅 |
殘酷 |
善良 |
未開化 |
溫暖 |
夢魘 |
滿意 |
人間地獄 |
美麗的國家 |
奴役 |
自由 |
最黑暗、反動 |
覺醒 |
黑暗、殘酷、野蠻 |
一貫祥和 |
不人道的政治壓迫 |
仁慈的 |
像牲口一般工作 |
悠閒的工作 |
封建農奴制 |
沒有階級制度 |
神權政治 |
宗教虔誠 |
獨裁 |
達賴喇嘛政府 |
奴隸主 |
沒有優越感或自卑感 |
吸血剝削 |
沒人管 |
疾病蔓延,早死 |
無人餓死 |
官方回應[編輯]
習近平2013年內部講話談到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是「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達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85][86]
2013年5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給「市地師級」執行的9號文件,將「歷史虛無主義」列入中國社會中七股威脅中共權力的潮流之一。文件稱:「歷史虛無主義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否定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貶損革命前輩,詆毀黨的領袖。」[87][88][89] 之後中央黨校出版的理論雜誌《求是》,將「歷史虛無主義」解釋為「還原歷史」、「重寫歷史」、否定黨史、國史的主張[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陳之驊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目前流行的歷史虛無主義,以「還原歷史」或「重新審視歷史」為理由,否定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否定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9] 陳之驊認為,「歷史虛無主義」不是要「虛無」所有的歷史,修正主義者要「虛無」的是社會主義歷史,要樹立的是資本主義歷史。[90]
中國大陸地區的歷史觀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這使得持不同政見者在一些歷史事件中的觀點與中國大陸的主流觀點相左,它們包括其他歷史學派的學者、不認同該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家、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人權活動家、「唯心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受害者,其中對近代史,特別是1949年後的歷史,爭議最多。甚至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也被其中一些人質疑。
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5]。
費維愷教授等認為:50與60年代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研究「實際發生了什麼事」變成「證明應該發生什麼」(階級觀點),歷史淪為政治活動。[91][92]對於中國通史的歷史修正主義,目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歷史。[93]
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表示,歷史在中國還是政治的工具。[53]
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認為,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就使揭露反右派鬥爭的真相和深入研究成為政治上理論上的禁區;堅持高饒事件不能平反,設置了黨史研究的又一個禁區;堅持為劉少奇平反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只是「四人幫」的罪行,而沒有毛澤東的責任,這樣禁止深入批判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路線,為國史、黨史、軍史研究設置了延續至今的政治禁區。[94][95]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之子鮑朴表示,中共不需要客觀的歷史。中共基本的想法就是:歷史可以被改寫,作為國家的工具。但這需要不斷的箝制言論。[96]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李懷印教授在《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認為:中國大陸從1949年後受意識型態主導,普遍歪曲或隱瞞歷史。[97][98][99]
中央黨校老教授杜光接受訪問時表示,「大陸掩蓋歷史真相的一些偽歷史,不應擴散到香港。」[6]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的吳仁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能夠維持,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隱瞞歷史和扭曲歷史。[100]
王丹教授表示,中共統治下,有太多的歷史真相被掩埋了。整個中國現代史,將來都會重寫[101]。
王犖倫認為,中共官媒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理論上是荒謬的,研究歷史無論採用什麼歷史觀,都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不可能把全部歷史事實「虛無」。中共官媒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指研究歷史得出的結論與中共官方的觀點不一致;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將不同的學術觀點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102]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李慎明就以反「歷史虛無主義」為名,否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102][103]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史實錯誤的指責[104],也被中央宣傳部的雜誌指為「歷史虛無主義」[10]。
封從德認為,揭示毛時代真相,正是破解歷史虛無主義。批毛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中共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是為了掩蓋歷史真相[105]。
- ^ 此處意為:基於一些非學術的目的,故意否定史實的發生,或故意淡化一些史實的影響的做法。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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