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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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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 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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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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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畝桑田
白崇禧展 二二八「救命」文件曝光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2013.03.10
白崇禧將軍追念會及影像紀念展昨天在中山堂展覽室舉行，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左）導覽，逛到個人與父親的舊照片前，民眾搶著拍照。
記者陳正興／攝影「白崇禧將軍影像紀念展」昨於中山堂開幕，由作家白先勇親自為父主持。白先勇表示，父親除了建設廣西、參與北伐、抗戰，在二二八事件中也扮演停止濫殺的關鍵角色。此展展出大量二二八文獻，展現白將軍善良、愛好和平的一面。
白崇禧是回教、廣西同鄉的精神領袖，昨天有上百位來自越南、香港、大陸等地的白氏宗親與回教徒參加開幕。台達電子董事長海英俊是白先勇的外甥，他說，童年常到「舅公」白崇禧家中祝壽，他總是帶大家唱「滿江紅」。長大後他才明白，白崇禧是以岳飛自況。

白崇禧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國防部長。現任國防部長高華柱昨出席致詞表示，國軍如今已政治中立，軍隊國家化；白崇禧忠於國家、忠於信仰的精神，國防部會繼續秉持。

白先勇指出，白崇禧也是回教協會第一屆理事長，八年抗戰時期曾號召「十萬回民十萬兵」。高華柱說，回教徒必須土葬，國防部目前正規畫在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設置回教專區。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白崇禧以國防部長名義命令全省軍警單位停止濫殺、審判公開，不少受刑人因此獲救。

白先勇說，當時父親南北奔波，發揮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白崇禧曾到台大廣播，擔保對學生既往不咎，並親自拜訪原住民領袖，這些事蹟在展中都有相關文件佐證。

該展展出白崇禧簽核的一紙公文，他將原本已判死刑的十八人，從寬處理改判有期或無期徒刑。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會議上表示「寧可枉殺九十九個，衹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白崇禧當場駁斥，並以簽呈要求蔣中正總統懲處柯的失職。【2013/03/10 聯合報】
2013-03-11 01:45 旺報 【記者李怡芸／台北報導】
　希望還原歷史事件，透過更多史料研究與爬梳，重新定位白崇禧將軍對二二八事件功過，在白先勇號召下，由時報出版、趨勢教育基金會、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的「白崇禧將軍120歲冥誕」系列活動，10日邀請台灣史及專門進行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學者，進行「白崇禧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

　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朱浤源指出，白崇禧將軍當年奉命來台並發表「宣字第1號」明確指示「參與此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動暴動之共產黨外，一概從寬免究。」

　洞察台共黨人分化
　白崇禧救了不少台籍人士，而他當時的觀察認為二二八的遠因是日據時代的教育，已使台灣人民的文化認同改變，而近因則是共黨分子的惡意煽動。因此白將軍一再呼籲「全台同胞絕不要……信其蠢惑。」而他也強調，近30年來台灣的教科書所提及的二二八，完全扣緊省籍情結和當年政府的貪腐無能，卻未正視台共黨人當時的分化煽動，可見二二八的主流史觀儼然只是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也未能對白崇禧當年精準的分析給予應有的敬重。

　現任世新大學教授、曾在哈佛大學收集二二八事件資料並編輯《二二八真相》一書的王曉波指出，當年陳儀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肆行貪汙？台灣當時的通膨問題，應回顧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帶了一整架飛機的紙幣來台，且規定日本人只能攜帶1000元返國，才造成台灣的通膨。他認為當年3月17日後，白崇禧來台的歷史也應是二二八研究不可缺的部分，目前經提及的史料卻十分稀少。成大歷史系教授鄭梓則以當年台灣電影攝製場場長白克所紀錄的《白部長蒞台特輯——重建新台灣》影像被重新配音後，從宣慰台胞變成巡視要塞、加強國防的影集，呼籲歷史仍應還原真相。

　避免更強兵力壓制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指出，白崇禧3月11日接到命令卻遲至17日才來台，陳儀的居中掣肘不無關係，且「宣字第1號」也在陳儀的行政處置下，隔了許多天才布告揭示。曾任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委員會委員賴澤涵及政大台史所薛化元所長亦指出，白崇禧建議對陳儀、柯遠芬的處罰未實行，建議的警備總部人事也未受蔣介石採用，可知當時身為國防部長的白崇禧在二二八事件處置上仍有其局限。但不可否認當時白崇禧向蔣電報說明台灣兵力已足用，不必再派205師來台，此舉使台灣免遭更強的兵力壓制，是他明快且明智的判斷。

""報導依據偏差,白崇禧率隊,但真掌權是蔣經國! 都不提? 不如下文, 雖然也差錯""

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善後
作者：褚靜濤文章來源：《閩台文化交流》2007年第2期點擊數： 754 更新時間：2008年03月31日
二二八事件是橫亙在台灣官與民、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一道心結。 六十年來，由於復雜的因素，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擺脫不了現實政治的影響。 論及南京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大量的學術著作及文章往往只強調軍事鎮壓的一面，而政治安撫的一面卻視而不見。 事實上，白崇禧為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化解省籍衝突，做出了重要努力，台灣有學者曾專文探討，惜未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1]迄今，國民黨政權處置二二八事件的檔案已基本公開。 由此，筆者根據大量檔案資料，探討白崇禧處理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解決做一述評。
一、受命赴台宣慰
陳儀主持台灣調查委員會，擬定接管計劃，培訓人才。 限於客觀環境和主觀力量，國民政府對台灣接收十分倉促，陳儀勉為其難，力圖使被戰爭破壞了的台灣起死回生。 他建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推行統制經濟，維持台灣金融自成系統，其種種舉措與台籍精英發生矛盾，引起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的不滿。 在直選縣市長、發展經濟等一系列問題上，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台籍精英衝突迭起。 各種社會矛盾未能調解，反而擴大，台灣社會危機四伏，一觸即發，加上軍警力量薄弱，通貨膨脹，人民燥動不安。 1947年2月27日 ，因專賣局警員在台北市取締小販，引發衝突。 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
二二七緝私血案不過是偶發的官民衝突事件，引爆了台灣戰後接收與重建的種種矛盾。 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處理大綱三十二條，要求改革省政，立即直選縣市長，廢除專賣局、貿易局，發展自由資本主義。 二二八事件的中心是台北市，波及全台各縣市，民眾廣泛參與。 領導階層是各地的士紳。 在台北市，鬥爭以官民協商談判為主。 台中、嘉義等市的民眾，為聲援台北民眾的抗爭，攻打軍政機關。 青年學生、閒散人員參加了這些戰鬥，其中混雜了一些台籍日軍退伍兵。 陳儀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省政改革，完全是一場有組織的暴動，意在推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悉二二八事件，蔣介石知事態嚴重。 雖不清楚事件原委，蔣介石憑經驗，即判定其為暴亂，要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 台灣局勢突然失控，陳儀把責任推給台籍士紳和奸黨煽動。 中統局、軍統局、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看法較為客觀，向蔣介石痛陳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深層原因，請求南京國民政府採取善後辦法，派大員赴台，宣布德意，化解民怨。
3月6日 ，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密電蔣介石，指出“台北民眾暴動，實緣省署施政有失，民心積怨所致”，懇求“速決治台方針，簡派大員來台處理，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 [2] 7日，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飛赴南京。 晚6時，蔣介石在官邸召見李翼中。 李翼中詳析二二八事件原委，直陳長官公署體制的病症及大陸公務員低劣的政治，引起台胞痛恨。 8日12時，李翼中見蔣介石，交上草擬報告，留用中餐，詢問台事。 9日，蔣介石接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派他赴台灣宣慰，令其依照昨日國務會議議決“對台灣事件之處理原則”，研擬具體辦法呈核。 [3]白崇禧隨即於官邸接見李翼中，詢問臺情。
李翼中留在南京，草擬辦法，白崇禧、陳立夫核議並補充，擬定《處理台灣事件辦法》，基本原則是：各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組織，應即自行宣告結束；地方政治常態應立即恢復，其參與此項事件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動暴動者外，概不追究。 辦法要點是：1、改台灣省長官公署制度為省政府制度，其組織與各省同，但得依實際需要，增設廳處或局。 2、台灣警備總司令以不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為原則。 3、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局長盡量任用本省人士。 4、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盡量縮小。 [4]
白崇禧、陳立夫、李翼中反對武力鎮壓，應由中央大員宣慰。 處理辦法的內容與台胞省政改革的主旨相近，完全可以滿足台籍精英的基本要求。 “台灣省主席人選，請主席先行決定”的建議，暗示蔣介石先撤換陳儀。 如果照此辦理，二二八事件完全可以和平收場，皆大歡喜。 蔣介石批示：“交行政院，照此原則研究具體實施辦法，可也並報告國防會議。” [5]
蔣介石對這種和平寬大的處置方式不置可否，關鍵在於先派兵鎮壓還是先派大員宣慰。 台籍精英請求直選縣市長，告誡蔣介石不可對台用兵，以免引起國際干涉。 美國駐華大使旁敲側擊。 關於台灣地位，美英等國堅持要等到對日和會的總解決。 蔣介石以其幾十年的軍政生涯，堅信只有先彌平台變，穩固南京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政權，然後答應台籍士紳改革省政的要求，方是上策。 如果現在立即撤換陳儀，蔣介石覺得不妥。
10日，蔣介石在中樞紀念周宣布處置方針。 蔣介石明知台胞的省政改革訴求，卻據陳儀密函，稱台籍日本兵中有共產黨。 派兵鎮壓二二八事件，並非因台籍精英的撤銷警總等要求，但是，台籍精英的這些要求，增強了蔣介石派兵的念頭，並以此為口實。 台籍退伍兵等攻打軍政機關，動搖了南京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 這才是蔣介石調兵鎮壓的根本原因。 同時，他準備派大員宣慰，採取寬大方針，使台籍士紳對中央抱有期待。 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了先軍事鎮壓、後政治安撫的兩手策略。 派兵赴台是“維持當地治安”，要求“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但既然決定以武力來平息事態，是用軍事解決，而非政治解決、司法解決，流血不可避免。 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負有決策錯誤的責任。
陳儀的緩兵之計爭取了充足的時間，控制港口、機場、鐵路、公路，穩住台北、高雄，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9日，國軍21師陸續在基隆登陸，立即大開殺戒，將各地處委會的一些領導人物秘密處死，使得民眾群龍無首。 參加抗爭的台籍日軍退伍兵無明確政治目標，不過是發泄私憤，面對大兵壓境，一哄而散。 台灣無戰略縱深，退往山地的民軍很決便被各個擊破。
二、允諾改革省政
光復一年半來，島內外台胞多次呼籲改革台灣省政，蔣介石未予認真考慮，倚重陳儀治台。 直到二二八事件突然爆發，廣大台胞自發起來，要求省政改革，長官公署統治幾乎不保，蔣介石才高度重視。 這是中央集權政府對下層民意的慣常反應方式。
3月11日 ，國民政府宣布派國防部長白崇禧赴台宣慰。 陳儀悉此事，不贊同白崇禧立即赴台，當夜致函白崇禧：“關於改組省政府及民選縣市長等問題，原宣布須請示中央核定，一俟廿一師全師到達，秩序大致恢復，隨即電請大駕蒞臨，宣達德意。” [6] 12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致函白崇禧，分析事件原因：“（一）奸黨陰謀策動。（二）日地下人員之從中動員。（三）日人時代御用紳士乘機爭權奪利。（四）流氓浪人乘火打劫。（五）由內地遣回之浪人及士兵尋仇報復。” [7]陳儀、柯遠芬強調奸黨、民意代表、社會閒散人員等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反對白崇禧立即赴台宣慰。 如果白崇禧於 3月11日 赴台，一大批台籍精英本可以獲救。
國軍迅速控制台灣全境，蔣介石才讓白崇禧動身。 17日，他向台胞廣播，宣示處理台變方針：“為免事態擴大，致為野心者所乘，茲特派國防部白部長崇禧代表來台，妥善處理，期於確保國家立場，及採納台胞真正民意原則下，謀合理之解決，爰將中央處理台省事件之方案，向我全台胞揭櫫數端。” [8]
隨後，國防部發布文告，照錄了蔣介石的處理原則，要點是：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為台灣省政府制度，其組織與各省同，並得依實際需要，增設廳處或局等機構；台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台灣警備司令以不由省主席兼任為原則；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局長，以盡先選用本省人士為原則；民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盡量縮小；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現行之經濟制度及一般政策，其與國民政府頒行之法令相抵觸者，應予分別修正或廢止；台省各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不合法組織，應立即自行宣告結束；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惑暴動之共產黨外，一律從寬免究。 [9]表示“上面這些原則，是經過中央慎重研究決定的”。 該處理原則取材於李翼中等人草擬的《處理台灣事件辦法》，盡量滿足台籍精英提出的省政改革要求，爭取他們的內向。 此時，許多處委會的領導人已被殺，何來“一律從寬免究”？ 該文告沒有表明要撤換陳儀。
蔣介石派國防部長而非內政部長或其他部會的首長任大員，赴台宣慰，著眼於台灣為交戰區域，白崇禧以其國防部長身份，可以指揮駐台三軍。 白崇禧宣慰首求安定，次謀善後。 17日，白崇禧一行飛抵台北。
為了讓台胞盡快了解中央政府處置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方針，17日晚6時30分，白崇禧向台胞廣播，“在政治制度上，決將現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各縣市長可以定期民選，各級政府人員以先選用台省賢能為原則。在人事上不分畛域，一律平等待遇。在經濟上極力獎勵民營企業，發展國民經濟，至於此次與事變有關之人民，除共黨分子煽惑暴動，圖謀不軌者，決予懲辦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 [10]夜，白崇禧電告蔣介石：“職筱午抵台北，已與陳長官 公俠 先生晤談，藉悉全台秩序大致恢復，尚有少數奸黨與武裝暴徒合流，刻正追剿。 ” [11]
訓導赴台部隊乃白崇禧的權責。 18日10時30分，白崇禧赴台灣警備總部，對該部暨駐台陸海空軍官兵訓話，表示“此次台灣發生不幸事變，賴陳長官迅速處置，在台陸、海、空軍以少數兵力，對機場勤務、要塞、倉庫之守護、治安之維持，確已盡忠職。待增調國軍抵台，始於短期內，將變亂大致平定。”他“對此次事變傷亡官兵及​​深明大義、富於國家、民族觀念之台胞”，予以讚賞，勉勵他們“應發揚民族精神，為台胞前導，使實現國父民族主義”，“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團結一致。”要求“官兵應嚴守紀律”，不得滋事擾民。 [12]白崇禧肯定了陳儀等人守台保台的作用，嘉慰駐台官兵。 鑑於台灣局勢趨穩，白崇禧致電蔣介石，“台灣暴徒及少數姦匪，現約二千人左右，散往各處，劉師及憲兵並要塞守兵已足用，二零五師可免調，以便應付他方緩急。” [13]
19日中午，白崇禧的隨員馬崇六、何孝元、安舜等7人，乘國防部專機飛抵台北，帶有國防部宣字第一號佈告10萬份，用飛機散發全島，使台胞了解南京國民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則。
二二八事件不是台胞要自外於祖國，不是要反對南京國民政府，而是要實現省政改革，是反對陳儀在台灣的劣政。 中央政府對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負有責任。 台籍精英期待中央大員到來，為他們伸張正義，答應他們的要求。 蔣介石在派兵鎮壓的同時，對廣大台胞採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注重安撫。 對白崇禧宣慰，民意代表多表感謝。 20日，台灣省參議員黃朝琴、殷占魁、李崇禮、黃純青、李友三、劉闊才、林為恭，國民參政員林獻堂、羅萬伡、林忠、吳鴻森，國大代表黃國書、連震東、李萬居、紀秋水、洪火煉、吳國信等人致電蔣介石：“此次台北緝私事件原可早日解決，詎料少數奸黨乘機煽惑，致暴徒越軌範圍擴大，全省善良同胞莫不引為遺憾。同人等身為人民代表，領導無方，抱愧尤深，幸蒙鈞座垂念台灣初复，民心未定，簡派白部長蒞台宣慰，並昭示處理此次事件之基本原則，仰見德威昭著，全省台胞同深感激，除已將詳情面呈白部長外，特代表六百五十萬台胞謹電致謝。” [14]
三、視察全島治安
自二二八事件爆發以來，海內外輿論密集報導。 上海、南京等地的傳媒紛紛譴責陳儀，國民黨一些高層官員主張要對陳儀繩之以法，甚至有人建議槍斃陳儀，以謝天下。 要正確處理二二八事件，必須了解實際情況，而不能輕信報刊輿論、一面之詞。 白崇禧第一次踏上寶島，當務之急是體察下情。
3月19日 9時半，白崇禧由柯遠芬及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陪同，赴基隆視察，10時抵基隆要塞司令部。 白崇禧聽取史宏熹、石延漢市長的報告，視察要塞及基隆市政府，接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黃樹水、參議員葉松濤及國大代表紀秋水。 黃樹水錶示：“此次不幸事件發生，多謝蔣主席之關切及白部長之辛勞來台宣叱，基隆方面，以史司令、石市長之處置得法，幸無大亂，公務人員亦未有致死者。”
下午2時，白崇禧向基隆要塞司令部全體官兵訓話，對全體士兵臨危不懼，“盡忠職守，深以為慰。”他勉勵官兵嚴守紀律，徹底與民合作，努力充實自身的學術及修養，使民間了解軍隊為人民的武力、國家的威權，認識中國軍人的人格。 他最後以岳飛的“餓擄凍，死不折”贈官兵，叮嚀切不可以怨報怨，否則怨怨相報，將終無寧日。 [15]
返回台北，20日下午3時，白崇禧對台北市各機關人員訓話，指出“'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暴發，幸經陳長官敏捷及鎮靜處理，社會秩序即告恢復。關於此次事件主動之共黨及暴徒決從嚴懲辦。”強調“台灣為我國國防重鎮，中國不能分離台灣，台灣更不能離開中國。” [16]
21日，白崇禧一行30餘人乘國防部專機飛屏東。 自高雄到台中，沿途經過台南、嘉義等縣市，接見各地方機關首長、民意代表、各界人士，聽取報告，並代表蔣介石面達宣慰。 白崇禧對鄭成功的史蹟極感興趣，在台北博物館參觀了很久，到台南謁鄭成功祠，撰聯留贈：“孤臣秉孤忠，浩氣磅礴留萬古；正人扶正義，莫教成敗論英雄。” [17]表達了對鄭成功的敬仰之情。
幾日行程，白崇禧有了切身感受。 關於台灣善後的具體舉措，白崇禧電告蔣介石，認為“此次台變內容並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目下對被劫之多數械彈，與共黨兇犯之竄匿，正待加緊追繳，清剿一切，善後尚須審慎處理。”建議“對台事決定最好待職宣慰工作整個完成，報請鈞裁較為適當。”“近閱報載國內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鈞座勿輕許諾，以免增加善後困難。” [18]蔣介石批示：“复準待宣慰工作完成，報告到後，再定辦法。現並未有任何之許諾，陳長官查辦案亦已打消，勿念。” [19]
24日，白崇禧由台電公司協理柳德玉陪同，遊覽日月潭。 白崇禧關心原住民的生活，要求台電為該地裝置電燈，囑台中縣政府盡力改善山地教育與衛生設備。 中午，他在涵碧樓接見台中縣新高區信義鄉長柯桂枝，及高山同胞代表全萬盛等50餘人，表示“此次台灣事件，高山同胞深明大義，大部份​​均未參加，台東高山同胞且能協助政府維持治安，至表欣慰。中央對高山同胞極為重視，此後，盼加緊學習國文，廣求知識，共同努力建設新台灣。”白崇禧以他們遠道前來，發台幣5萬元作為餐車費。 [20]日月潭的“大觀”和“鉅工”兩發電所，乃台灣工業動力的中心。 台籍員工在事件期間，深明大義，保護髮電工程設備，照常發電，全省電燈未停。 白崇禧至“大觀”發電所巡視，與員工合影，題贈“認識宇宙，主宰宇宙，研究自然，利用自然”，以志紀念。 [21]
25日上午，白崇禧一行離開日月潭，車抵水里坑，台中縣參議員蔡鐵農率民眾、學生到站歡送。 下午2時，抵新竹市宣慰，白崇禧聽取陳貞彬市長的報告，與各團體、民意代表談話，勉勵他們協助軍隊綏靖地方，恢復社會安寧。 4時，至桃園，視察新竹縣城。 5時繼續北行，6時返抵台北。
白崇禧視察基隆、高雄、屏東、台南、台中、彰化、新竹各縣市，前後5天，與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交換意見，獲取對二二八事件的感性認識，研擬善後具體方針。 白崇禧致電蔣介石，詳陳事件原委：“密查此次台灣事變之遠因，乃由台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偏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台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台專賣局緝私事件，藉題發揮，因少數共黨份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台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台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台灣事變系野心者有計劃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非少數奸黨所能全面鼓惑，不過利用台人排外心理，推波助瀾而已。今後治台方針與職在京所擬者確有修改之必要，請俟視察完畢，與陳長官詳商再提具體方案，以供採納。” [22]
白崇禧強調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在日本的反動教育、中共的宣傳、台省的輿論、民意代表的介入，顯然受到陳儀等人的影響。 但他不認為共產黨發揮了主要作用，對自己在南京擬定的處理方針，深感有修改的必要。
26日上午，白崇禧在台北賓館接見省參議會黃朝琴等5人，聽取意見，接見國大代表鄭品聰、南志信及台東高山胞總頭目馬智禮。 下午2時，召集冷欣、吳石、馬崇六、何孝元、趙援等隨員開會；4時，與陳儀舉行會議，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及各處長參加。 [23]
四、曉諭台胞善後措施
通過實地調查探訪，白崇禧對二二八事件有了初步認識，對個別台胞盲目排外的行為不能認可。 27日上午10時，白崇禧由教育處長范壽康、台大校長陸志鴻陪同，前往台大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北各校教職員、學生約6000人訓話，對事件中附從的青年學生不予追究，指責“毆打公教人員及眷屬，種種殘忍行為，慘不忍聞，此實有過於滿清義和團盲目打外國人不智行為。”為陳儀的人事政策辯解，因日據50年，“致光復後不能馬上全都交給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時代連一小學校長都是日本人，各軍政要職中本省人並不在少數。”他認為，“即如'二二八'處委會中均係無政治眼光無智無能力的一群，其中實無一人可以辦領導政治工作的，即中央要派來台之公務人員全部離開，以短期間之處委會一切表現及行為，實不能成功。”對於參加事件的青年學生，白崇禧保證政府不究既往，“惟各家長今後應嚴加管束，各青年學生希望迅速復課讀書，各憲兵當不再逮捕學生。” [24]
台大學生葉嘉猷及台北女子師範學生郭月蟾等，向白崇禧致答辭，“希望政府設法打破這些隔閡，儘速實現政治改革方案，並請政府保送大批學生前往內地讀書，俾使文化及感情迅速溝通。” “中央之寬大政策，極為感激！只須不予追究，現尚逃匿山野之青年學生，即可迅速返校。” [25]
中午，白崇禧與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及監察委員何漢文共進午餐，交換意見。 雙方對二二八事件的觀察及善後意見頗近。 [26]
下午3時，白崇禧、冷欣、吳石等，由民政處長周一鶚陪同，往圓山祭忠烈祠。 赴台灣大學附屬醫院、省立醫院、鐵路醫院及陸軍醫院慰問受傷的官兵、公教人員及台北市民。 白崇禧發給官兵犒賞費，官台幣1萬元、兵5000元，贈送罐頭給公教人員及市民。 他囑週一鶚，盡快撥款救濟罹難的公教人員及市民。 [27]
經過一番南北視察及宣慰，白崇禧成竹在胸。 晚8時，白崇禧在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國同胞及海外僑胞報告事件真相，“此乃由於台胞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日人施行偏狹的惡性教育，歪曲宣傳中國政府、人民及軍隊的不良，使台胞輕視祖國和祖國的人民及軍隊，發生深刻惡感。”“台灣少數共產黨及野心家，亦同時在台造謠惑眾，利用緝私案件，掀起二二八事變的暴動大風潮。”“其企圖，直欲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其行動，亦極偏狹殘忍，內地來台幫助台灣建設，及教育台灣子弟的公教人員及其眷屬，被暴徒擊斃、擊傷者，在千人以上。”“至於，中央政府今後治台方針，正在擬定合於台灣民眾的要求的妥善方案。大致在政治方面，擬將行政長官公署制度改為省政府制度，惟為配合實際需要起見，將增設若干廳、處，省政府各廳、處人員，並將盡先選用當地合格優秀之人士；在經濟方面，擬積極整頓公營事業，扶助民營事業；在教育方面，當加強國語、國文，積極傳播祖國傳統的道德和文化，一面更徹底剷除日本教育之餘毒，務使台灣與祖國密切連結，增進台胞與全國同胞的情感。” [28]
28日上午10時，白崇禧在中山堂召集省參議員、台北市、縣參議員、市政府職員等地方乾部1000餘人訓話，闡述二二八事件善後的具體辦法，“對於一般被脅迫盲從的青年學生，希望從速覺悟，回校上課，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不究既往。”“按照軍法，對此暴動內亂分子，本當處以極刑，但中央為寬大處理，即予嚴正審訊，除首要主犯以懲辦，以振綱紀外，其情節較輕者，即準具保開釋。”他認為，“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條，要軍隊、要塞繳械，更要接收政府機關”，“充分錶現幼稚、無常識、不度德、不量力。”他相信，台灣大多數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義的，“這種罪惡，絕不能加在整個六百多萬台胞身上。”他判定，“此次事變，就是少數共黨野心家，妄想奪取政權，絕不是單純的不滿現狀而採取暴動。”
今後治理台灣的措施，茲再說明幾點：
一、盡量培植、登用台省人才。 台灣在過去日本統治五十多年中，台胞青年受高等教育的，只佔十分之一，並只准學習農科、醫科，不准學政治，更不准養成高級統治人才。 大家知道，台灣以往在日本高壓下，無論大、中、小學校長都由日人充任，凡是有一個'長'字的單位首長，絕無台灣人充任的。 光復後，中央和台灣行政當局，無不選賢任能，盡量扶植台灣人才，進一步希望由台灣人，自己來治理台灣的事。
二、經濟政策。 自日本投降後，中央接收日本在台灣一切重工業，規定應歸國營，其他輕工業當盡量由台胞接辦，但應顧及多數台胞利益，不許少數資本家所操縱為原則。
三、貿易局、專賣局存廢問題。 台省行政經費預算總數為四十億，專賣及貿易局收入約佔二分之一，如廢除此項製度後，勢必另須增稅，當廣泛徵集台胞意見，顧及台胞利益及事實原則下，審慎決定辦法。
四、台灣土地問題，亦為經濟上之一重要問題。 台省公有土地約佔百分之七十，公有土地可耕種者佔三分之一，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有土地放租辦法，盡量分配有耕種能力者耕種，以救濟失業台胞而增加自耕農利益，減輕地主剝削。
五、教育問題。 台胞過去受日本五十多年狹隘、偏激教育，積重難改。 現在要改變為祖國的教育，必須積極推行國民教育，發展中等與高等教育，至少必須五年始可得到轉變。 當向中央建議，多選派內地師資來台擔任教育，同時，選送台胞學生赴國內求學，促進文化交流。 不過，此次事變中，內地來台教職員有受暴徒橫加侮辱，飽受威脅，因此，多不能安心，希望台省父老應予以安慰及保障。
白崇禧勸告台籍精英，“應有遠大的眼光有胸襟。尤其要認識，一個少數民族和少數領土，在現在的世界是不易獨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十幾個小國家，在極短時期中便遭覆亡，可為鑑戒。我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眾多人口、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廣大土地、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實具有立國的優越條件，希望大家協力同心，來共同建設新台灣、建設新中國。” [29]
白崇禧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向台籍精英宣示改革台灣省政的具體政策，對被捕人犯採取寬大方針，把極少數主事者與六百多萬台胞分開來。 他改變了過去的一些看法，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反政府活動，一些民意代表頭腦發熱。 改革省政，他顯得較為務實，特別是專賣局、貿易局的處置，不再強調廢除，而是集思廣議，找出穩妥之策。 台籍青年的教育問題，他特別強調，以增強他們對內地的了解。
台灣的防務仍顯空虛。 白崇禧電告蔣介石，“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等，鎮壓最為得力。”他強調，“惟要塞編制一再縮小，難達任務。經職視察，認為必須將要塞編制調整，充實兵力，應以維持基隆、高雄官兵各六千人，馬公三千八百人為標準，其中須有守備一總隊（步兵三大隊），工兵一營（馬公可僅設一連），偵測一隊（雷達為主）。如是加強國防實力，以應不時之急。”蔣介石批示，“似可照準”。 [30]
白崇禧宣慰期間，仍有一些台胞被殺。 葉秀峰密報蔣介石：“自白部長蒞台宣慰，並揭示處理事變四原則後，台民極為感戴。惟陳長官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幾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因之奸黨暴徒裹脅青年學生逃避山間蕃地，聚集武器糧食，伺機蠢動，隱憂堪虞。” [ 31]
傳聞台胞被殺數以萬計，為製止濫殺無辜，28日下午3時，白崇禧召集柯遠芬、張慕陶等開會，指示：“（一）現所拘捕關於'二二八'事件之人犯，從速依法審判；（二）今後拘捕人犯，必須公開依照規定手續為之；（三）除台省警備總部以外，其他機關一律不得發令逮捕人犯；（四）凡曾參加暴動之青年學生，准予復學，並準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只須由其家長保證悔過自新，即予免究。” [32]
31日，何孝元、彭孟緝、林秀欒、張慕陶等研擬實施白崇禧指示的具體辦法，決議在押人犯依四種情形處理：（一）暴動首要分子從嚴處置，附和者斟酌從寬處理；（二）共產分子願自新者可施予感化教育；（三）流氓如未參加暴動，可施予感化教育；（四）學生予以減刑，盲從附和者一律予以保釋。 警總通令各部隊機關，非有其命令不得逮捕人犯；有須緊急逮捕者，應隨時呈報。 [33]經白崇禧的阻攔，台灣的暗殺之風漸漸止住，人犯依司法審訊，一大批民眾得以保全生命。
經白崇禧的宣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對參加二二八事件的青年學生一律免於追究，對在押的約4000名參與暴動人員全部釋放，對在押或遭通緝的領導人物免於刑事處罰或減刑，從而避免更大的損失。 總計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傷約2400人，大陸軍公教人員死傷約1400人。
4月2日 ，白崇禧飛返南京，7日在中樞紀念週報告二二八事件經過及善後措施。
五、提出治標治本之策
二二八事件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不是階級革命，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 不滿和失望的累積，就是怨尤，怨尤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水庫的儲水過量時，必須洩洪，鎮壓等於臨時築堤，雖可治標於一時，卻非治本之道。 如果以此治水，必將窮於應付，有違祖先“堵不如疏”的遺訓。 二二八屬爆發性、衝動性的社會事件，與內地的大小民變相互激盪，構成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巨大壓力。 一道海峽，將台灣與內地的戰亂隔開。 對於廣大台胞的怒吼，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反躬自省，從死難者的血跡裡，尋找療傷止痛的良方。
白崇禧回南京後，整理各方意見， 4月14日 ，送蔣介石台政改進意見。 行政方面，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可即改組為省政府，並增加省委名額（擬增為十五人），並酌增必要廳處；二、各廳處可增設副主官，選用台省人士，培養其行政能力，各縣市亦可同樣辦理；各縣市長民選於暴徒尚未肅清、地方秩序未完全恢復前，可暫緩議。
經濟方面，於三年內在經濟上中央似應扶助台灣，而不取給台灣，方可收攬人心；從速將台省公有土地放租，又不必保留之飛機場二十五處，亦可同時放租；專賣制度過去經理欠善，可改為菸酒公賣局；貿易局擬即撤消，改為類似物資供應局機構，僅統一管理省營工業成品外銷或機器原料之採購；調整台幣與法幣之比率；極力減少公營企業之範圍（省營公司共有二十二所），輕工業盡量開放，獎勵民營，規定台人有優先承購或承租權，以裕民生。
教育方面，積極推進“台胞祖國化”之教育；應請由教育部擬定培養台灣師資之計劃，獎勵內地師資赴台任教；大量選派台灣高中畢業生入國立各專科及大學，以吸收祖國文化；普及國語運動。
軍憲警方面，從速確定台灣軍民分治，駐台國軍經常以一個整編師為宜；台灣省可成立保安團一至二團，各縣市則按需要分別成立保安警察隊；駐台憲兵須經常保持一至兩個團，並充實其武器。
還有，台灣黨團組織訓練應力謀加強；台灣之鐵路（糖廠、礦廠之鐵道線除外）、港灣（高雄、基隆等處通國際航線之港灣）及通信等應即一律改由國營；台省敵糖十五萬噸，似可將未售出之半數，約值國幣壹千億元撥給台糖公司，俾能安定台省金融；獎勵台民與其他各省人民通婚，以融合民族之大一統，並隨時組織參觀團，互相觀摩，以消釋一切隔閡。 [34]蔣介石批示“所擬皆可。” [35]
白崇禧等人堅決主張撤廢長官公署，建立與內地各省相似的省政府，吸納台籍精英，擴大執政基礎，並提出具體操作方案。 主張撤除專賣​​局、貿易局，發展民營經濟，給台籍資本家以出路。 土地問題關係到能否穩固南京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 白崇禧等人建議從速將台省公有土地放租，獲取廣大農民支持。 台灣既然回到祖國，台胞是中國人，就應該會說國語，會寫漢字，​​接受中華的傳統文化。 白崇禧等人在加速台灣中國化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 為了讓台胞了解祖國，他們主張應加強台灣與內地的聯繫。 為了確保南京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白崇禧等人敦促蔣介石，改善台灣防衛，駐紮重兵，加強訓練。 縣市長直選一項，白崇禧等人則認為，應予緩行，待台灣安定，條件成熟後，方可實行。 這與先前的宣示不同。
白崇禧的治標治本之策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了台灣人民的要求，認為長官公署制度和統制經濟有改變必要，可見國民黨高層已認識到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其對台政策失當相關，必須加以調整改進。 總之，要想挽回人心，必須在政治上依靠廣大台胞，在經濟上尊重台胞的利益，文化教育上加強雙方的溝通，在軍事上鞏固台灣的國防力量。
對於二二八事件處理過程中，部分國軍士兵濫殺無辜的行為，白崇禧向蔣介石建議：“查現任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份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蔣介石批示：“應先調回候審”。 [36]柯遠芬被押解回南京，承擔鎮壓台胞的責任。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在光復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運動，受到全國高漲的民主運動影響，主要訴求是早日落實台灣地方自治，直選縣市長，改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廢除專賣局、貿易局，分享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建設自己的家鄉。 鬥爭方式主要是協商談判，要求當局接受，憲警民共同維持地方治安，在中南部一些地區出現武裝抗爭。 從全國范圍看，它是戰後全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台灣獨特的發展歷史看，它是日據時期台籍精英要求地方自治的沿續。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自發的愛土愛鄉運動，是官民衝突、階級對立，而非省籍衝突、族群對立。 陳儀誇大二二八事件中武裝抗爭的一面，將其定性為“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 陳儀、柯遠芬等人不經司法程序，濫捕濫殺，雖可立即平息事態，卻給台灣人民心靈造成巨大的傷害。
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反思其治台政策，答應廣大台胞的部分訴求，迫使陳儀引咎辭職，查辦鎮壓台胞的柯遠芬，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軍政分治，吸納台籍精英，撤除專賣局、貿易局，發展民營經濟，加快公有土地放租。 通過軍事上的鎮壓和政治上的安撫，南京國民政府初步穩住了台灣的局勢。 但是，國民黨政權並沒有徹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沒有給死難者家屬一個明確的交待，其緩和民怨的舉措十分有限。 在高壓政治下，廣大台胞歸於沉默。 因台灣再次與大陸疏離，白崇禧等人草擬的許多善後具體措施無法落實，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創傷非但未能撫平，反而進一步擴大，創傷至巨。
白崇禧屬桂係人物，與政學係並無大的矛盾衝突。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白崇禧參與擬定善後方略。 他臨危受命，代表中央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 宣慰的任務包括宣示南京國民政府德意、嘉勉大陸軍公教人員、安撫廣大台胞、查明事件真相、做出權宜處理、提出治台措施。 半個月的行程中，白崇禧走遍全台，廣泛接觸社會各界人士，宣示寬大為懷的方針，穩定人心，在中央政府與台籍士紳間，加以溝通，對於化解誤會、淡化省籍隔閡，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經他的“嚴禁報復”、“依法審判”、“沒有警總命令，不得任意逮捕人犯”，約束軍警憲的濫捕濫殺，對人犯的處置由交戰區域的任意槍殺改為和平時期的司法解決，許多台胞獲救。 白崇禧不斷提出改革省政意見，關於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等有獨到的見解。 雖奉蔣介石之命，可以“全權處理”，白崇禧仍然小心謹慎，如履薄冰，不敢擅越職守，多作主張。 對陳儀，白崇禧表面尊重，維持行事上的和諧。 經白崇禧的宣慰，台胞的損失得以減少。 二二八事件不致繼續擴大，與白崇禧的努力不可分開。
台籍精英所期盼的中央大員是來查辦陳儀，滿足他們省政改革的訴求。 白崇禧未查辦陳儀，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他反而轉向接近陳儀的看法。 在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做出基本判斷後，作為統治階級的高層官員，白崇禧不可能站在廣大台胞的立場看待二二八事件。 他貶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台籍精英的所作所為，也就可以理解了。

[1]參見陳三井撰《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秘書處編輯《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2年。
[2] 《黃朝琴呈蔣主席三月魚電（大溪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1992年，第89頁。
[3]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下），1978年10月，第400頁。
[4] 《處理台灣事件辦法（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30—132頁。
[5] 《白崇禧呈蔣主席 三月十日 （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29頁。
[6] 《陳儀致白崇禧函（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54—155頁。
[7] 《柯遠芬致白崇禧函（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51頁。
[8] 《蔣主席對台灣民眾廣播詞（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81頁。
[9] 《國防部佈告（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85—188頁。
[10] 《白崇禧對台灣全省廣播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第676頁。
[11]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筱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92頁。
[12] 《和平日報》 1947年3月20日 ，林德龍編《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64—165頁。
[13]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筱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94頁。
[14] 《台灣省參議會代電》，侯坤宏主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冊），台北，“國史館”1997年，第58頁。
[15] 《和平日報》 1947年3月20日 ，《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63—164頁。
[16] 《白崇禧對台北市各機關人員訓詞》，《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冊），第677—678頁。
[17]白克撰：《隨白部長宣慰》，王曉波編《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的噩夢》，約1987年，第65頁。
[18]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二十三日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19頁。
[19] 《蔣介石批示（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19頁。
[20] 《中央社日月潭二十四日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75頁。
[21] 《中央社三月二十六日訊》，《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83頁。
[22]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養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14—218頁。
[23]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六日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85頁。
[24] 《白崇禧對台北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訓詞》，《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冊），第682頁。
[25] 《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85—186頁。
[26] 《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90頁。
[27] 《中央社台北二十七日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90—191頁。
[28] 《白崇禧對全國同胞廣播詞》，《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91—192頁。
[29] 《白崇禧對台灣省參議員等訓詞》，《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195—199頁。
[30]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有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20頁。
[31] 《葉秀峰呈蔣主席三月二十七日情報（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30頁。
[32]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八日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第200頁。
[33] 《處理二二八事件拘捕人犯小組會討論記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395—397頁。
[34]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38—244頁。
[35] 《蔣介石批示（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44頁。
[36]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七日簽呈（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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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錯誤與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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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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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而蔣對父親是充分信任的。 "
父親本來計畫三月十二日來台，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遲來數日。


當時國防部長,並不能管軍隊, 五十年後:
2002年3月1日，《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新條文等國防二法施行後，正式確立以國防部為中心的國防一元化體制：
即使如此, 總統仍然陽奉陰違 , 國防部只能管雞毛!Q

2013年8月，因洪仲丘事件而修改《軍事審判法》，廢除軍事司法體系；百年大事, 行政院與國防部都不知情!

白崇禧雖有才, 但與陳儀相比(日本陸大第一名 開國將領 )差的遠!
信任更差: 陳後來再任浙江省長, 升官!

二 .當時國共大戰. 國民黨生死關頭. 國防部長不作戰,卻當監委查案? 當然是冷凍, 到旁邊去 !

三 查案是煙幕, 主要是讓蔣經國歷練,. 並視導台灣是否能當最後根據地!

四, 陳儀才有生殺大權, 他也敢殺蔣中正親信保密局幹員, 是唯一!!

他說白崇禧要延後五天來, 不打折, 就是五天!



1946年，國共再次開戰。6月1日，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白崇禧任國防部長，陳誠為參謀總長。

1947年1月國共談判破裂。

1947年3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全體會議。

3月17日，參謀總長陳誠向三中全會報告軍事，

3月17日，白崇禧及蔣經國於中午搭機抵達台北.

3月24日，全體會議閉幕，並發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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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之璋： 白先勇與陳文茜-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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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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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有一次在節目裡訪問白先勇，談到白的新書《父親與民國》。節目分好幾集，陳文茜提問的重點希望透過白先勇來証明蔣的錯誤。對此點白含糊以對，但一再強調蔣在國共鬥爭關鍵問題上沒有接受白崇禧的建議，如東北四平街戰役後沒有乘勝追擊、沒有一口氣消滅林彪；又如沒有收編日本人在東北訓練的幾十萬偽軍，後來偽軍被共產黨收編導致國府慘敗的命運等等。白先勇以中國人盡孝為出發點，出書美化白崇禧，無可厚非，但白先勇是文學家，治史非其所長。《父親與民國》書中充滿了錯誤，如國共之間和戰問題，除了國府內部政治、軍事、財政問題之外，還涉及美國的態度，美國對國共問題的考量又受美蘇關係影響，其複雜的程度非但白先勇不聊解，連白崇禧都不可能十分清楚。

勝利後國府本不打算立即接收東北，因為國府兵力不足，在東北沒有基礎。日本人撤走了，俄軍大量湧入，共軍又在俄國人支持下大量進駐東北，所以國府有暫不接收東北，先肅清關內，再圖東北之議。但是美國建議國軍接收東北，並承諾動用美國海、空軍力量，短期內運送二十五萬國軍到東北，蔣接受美國建議，進兵東北。未久美國人又改變政策，蔣已騎虎難下。故美國政策反覆是東北失敗主因，又如收編偽軍問題，涉及抗戰勝利後之國府財政已到瀕臨全面崩潰的地步。國府當時連地方部隊在內約有五百萬軍隊，國府財政無力負擔如此龎大軍費，故擬裁掉一半，結果造成軍心大亂，五百將領到中山陵哭陵。國府停止裁軍，恢復原有建制，但傷害已經造成。試想國府連原有軍隊都無力維持，豈有力量再收容數量龎大的各地游擊隊與偽軍。裁軍是中央無可奈何的決策，陳誠對此一問題上是執行者，非決策者，陳在此一問題上是背了黑鍋。

至於二二八問題，兩人一問一答更是充滿了錯誤。節目中白先勇一再強調白崇禧在處理二二八問題上主張寬大，同時救了很多判死刑的台灣人，台灣人多感激白云云。事實上從寛處理，提拔台籍菁英從政都是蔣介石的決策。白崇禧除了奉命執行蔣的決策外還主張對台人恩威並施，加強台灣軍事力量，建議增加高雄、基隆要塞的士兵員額。直到民國三十七年，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當時許多官員都主張二二八的人犯改由司法處理，改司法者意味進一步從寛的意思。但是白祟禧反對，並於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函呈蔣介石要求維持「軍法審判」。理由是，二二八許多人的犯行發生在戒嚴時期，根據法律應該接收軍法審判，而且非軍法審判不足以「維持政府威信」。對於二二八發生的原因，白的調查報告把主要原因歸咎「皇民份子」認同混亂，以及共產黨介入。對柯遠芬參了一本，說柯「遇事操切，濫用職權」要求蔣處份柯，但是對殺人更多的彭孟緝卻認為彭「獨斷應變，制敵機先，俘虜暴徒四百餘人」呈請蔣介石應予獎勵，並䢖議加強高雄、基隆兩要塞士兵員額。警察應調用外省人，因為二二八事變台籍警察多棄械逃逸或參加暴亂者。白崇禧對二二八的處理大致不差，但是絕非陳文茜節目中兩人一搭一唱的說白崇禧多愛護台灣人，救了多少台灣人，台灣人多感激白崇禧。事實上白對處理二二八問題的原則基本上是執行蔣的命令。蔣從來主張從寬處理，白也從來沒有一點刻意討好台灣人的意思。

總之陳文茜與白先勇在節目中無論談白崇禧與蔣介石或談白崇禧與二二八，都充滿了錯誤，可謂外行人說外行話，連參考價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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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5-29 A:陈文茜专访白先勇



【央廣】白先勇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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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白崇禧二二八止痛療傷 派系傾軋政經失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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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白崇禧二二八止痛療傷 派系傾軋政經失序（之一） ...
收藏分享 2014-3-24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555| 評論數: 0
摘要: 編者按 1947年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率領10餘名隨員，包括蔣經國在內飛抵台北，宣慰「二二八」鎮壓之後的台灣。
白崇禧突破台省軍政當局重重掣肘與包圍，在關鍵16天，查明事件真相 ...
編者按 1947年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率領10餘名隨員，包括蔣經國在內飛抵台北，宣慰「二二八」鎮壓之後的台灣。
白崇禧突破台省軍政當局重重掣肘與包圍，在關鍵16天，查明事件真相，拯救許多無辜遭難的民眾性命。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為了不讓世人忽略遺忘當年這段試圖彌補療傷的努力，以文獻和訪談並陳方式，和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廖彥博，以《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為名，合著此書，
由時報文化出版，特此摘錄。

雖然陳儀頗以「開明」、「進步」自詡，但是在他1年多管治之下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卻一步步走向失序騷亂、民怨沸騰的臨界點。

民國34年（1945）8月，日本戰敗，10月，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僅僅1年4個月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
首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以及來台接收的國民黨各派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

政學系受寵遭嫉

陳儀，字公洽，又字公俠，浙江紹興人，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軍工署署長、行政院祕書長等職務。
陳儀留日，娶日本妻子，從民國23年（1934）起，擔任台灣對岸的福建省主席，主持省政前後長達10年，更曾在民國24年，渡海來台，參加日本台灣總督府舉辦的「始政40年記念台灣博覽會」，
對日治時期台灣的情形有了解，這種種條件，加上他本身的運作，終於使他成為抗戰勝利、收回台灣後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

以國民黨內的派系而論，陳儀屬於「政學系」成員。政學系是由前北洋政府官僚、學者出身的政治人物組成的鬆散同盟，沒有嚴格的組織或領導人物，
但是他們大多嫻熟政務，政治手段也頗為高明，所以很得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重用。抗戰勝利以後，政學系人物一舉囊括了兩大勝利果實─東北與台灣，因此遭到黨內其他派系的嫉視。

國民黨的其他派系，例如以黨務系統為大本營的「CC系」（領導人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以軍隊、各地警備司令部為重心的黃埔系（中央軍校前期畢業生）、
以及在青年學生裡發展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重要領導人物為書記長陳誠、幹事會處長蔣經國），此時也紛紛進入台灣。

三青團抵台時間最早，吸收了許多心向祖國的台灣青年，等到以「CC系」為主的台灣省黨部成立時，發現政治地盤已大半被占，就和三青團處處對立。
另外，隨著「CC系」和黃埔系進入台灣的，還有隸屬國民黨的情報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以及由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簡稱「軍統」）。

這些派系，各有盤算，和陳儀以原來福建省政府班底組成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不是同一回事；再加上內地來台人員和台灣本地菁英也有結盟、對抗關係，使得情況更為複雜。

陳儀本人頑固剛愎的性格，也是造成派系傾軋的原因之一。他雖然懂日文，會說日語，但是平日絕不使用日文；他和台灣仕紳之間，也很少交往應酬。
陳儀本人廉潔儉樸，愛護後進，提拔任用了如嚴家淦、任顯群等日後對台灣建設有貢獻的官員，但是面對若干公署官員的貪汙舞弊證據，卻往往視作敵對派系對他的攻訐，而採取包庇迴護的態度。
使得長官公署的各個局處貪汙問題愈來愈嚴重，而陳儀在變亂發生的時候，幾乎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得不到任何支持。

雖然陳儀頗以「開明」、「進步」自詡，但是在他1年多管治之下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卻一步步走向失序騷亂、民怨沸騰的臨界點。

民怨累積的第一個層面，是經濟蕭條。首先是基礎建設的破損：大戰末期，盟軍空襲台灣，炸毀多處港口、鐵路、工廠，而戰後修復速度卻很緩慢。

經濟蕭條又失序

其次，原來台灣的外銷貿易只能銷往日本，如今日本戰敗，一時之間難以找到替代市場。而上述兩者的結果，就是台灣原料、資金欠缺，產業生產力衰退。
其三，台灣的物價，從戰爭末期（1944年）就開始浮動，通貨膨脹的趨勢，在戰後變本加厲。而長官公署還將大量農、礦產，比如鹽、糖、煤、水泥等運往大陸，更助長通膨壓力。
最後，許多從南洋遣返的前台籍日本軍人（據統計，達當時全島人口的5%），在這樣大環境不景氣的情形下，難以就業，不但怨聲載道，更製造社會問題。

第二個層面，是長官公署採行的經濟統制政策。長官公署下設貿易局和專賣局，包辦壟斷菸酒、食鹽、樟腦、火柴等事業的產銷與進出口貿易，
用意本在實現孫中山「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卻招致許多「與民爭利」的負面批評。貿易局和專賣局，也成為若干不肖官員走私虧空的溫床、民怨的淵藪。
例如專賣局所販售的酒類，清淡如水；香菸則品質拙劣，難以吸食，人們轉而購買走私洋菸洋酒。為了取締私貨，專賣局緝私幹員四出偵查，終於釀成「二二八」的導火線。（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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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白崇禧二二八止痛療傷 奉命宣慰建議改革（之四） ...
收藏分享 2014-3-27 06:15| 發佈者: want-daily| 查看數: 427| 評論數: 0
摘要: 蔣白兩人有多年的合作經驗，蔣中正對於白崇禧的能力和見識，也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信任，可以部分授權，對蔣中正來說，很不容易。
八堵火車站事件裡，被帶走票務員周春賢的胞弟周秋金如此說： ...
蔣白兩人有多年的合作經驗，蔣中正對於白崇禧的能力和見識，也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信任，可以部分授權，對蔣中正來說，很不容易。

八堵火車站事件裡，被帶走票務員周春賢的胞弟周秋金如此說：「你們也許不能了解，發生這種事情，終我一生，我永遠無法原諒政府，永遠無法原諒國民黨。
我大哥沒有做錯事，沒有任何犯法，他規規矩矩去上班，竟然在值勤時間被土匪兵在值勤地方抓走，從此下落不明，沒有起訴書，也沒有判決書。
二二八事件之後，母親怕我們發生危險，不准我們出門，她和大嫂兩個女人家整天出去找大哥的下落，一個是找兒子，一個是找丈夫，白天流著淚出門，晚上流著淚回家。」

臨危授命抵台宣慰

這個時候，全台各地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風聲鶴唳，許多人音訊杳然，生死未卜。此時的台灣局面，是個極端敏感躁動的時刻，任何錯，可能火上加油。
就在這個時候，國防部長白崇禧負責來台宣慰、承擔起這個關鍵時刻的重要使命。

白崇禧，字健生，清光緒19年（1893）出生在廣西桂林南鄉山尾村，一個回民家庭。
白崇禧是「新桂系」的第二號人物，以戰陣之上足智多謀，號稱「小諸葛」，又和李宗仁（1891-1969）、黃旭初（1892-1975）合稱「三傑」。
白氏的軍政生涯，起於他以學生軍的身分，參與肇建民國的武昌起義。在保定軍校畢業之後，一路由基層軍官作起，
民國15年（1926），白崇禧以33歲的年紀，出任北伐軍副總參謀長，實際代行總參謀長職權，此後長期擔任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

除此之外，白崇禧還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北伐時，與李宗仁、何應欽等人齊心協力，在龍潭擊退「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反撲；
8年對日抗戰前期，先是與李宗仁合作，締造「台兒莊大捷」，後來又統籌各軍，在崑崙關一役攻堅克敵，大獲全勝；後期，他則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

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內戰硝煙又起，白氏奉命到東北督師，在第二次四平街會戰時，重創由林彪所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本來欲展開全面追擊，但受限於蔣中正3次停戰令而止。
民國35年6月，白崇禧以軍事方面的崇隆聲望，出任國防部成立之後的第一任部長。

至於，白崇禧之所以會成為奉派到台灣宣慰的中央大員，則必須由他和蔣中正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局勢、以及蔣氏處理二二八事件的作法，三方面來解釋。
蔣白兩人有多年的合作經驗，蔣中正對於白崇禧的能力和見識，也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信任，可以部分授權，對蔣中正來說，很不容易。

據齊錫生教授指出，以蔣氏凡事皆「事必躬親」的性格，能夠在四平街會戰時，放手讓白氏指揮其「黃埔嫡系」的精銳部隊，正是蔣尊重白的軍事才能、兩人能充分合作的最有力表示。
但是，白崇禧具有桂系第二號人物的身分，因此在涉及政治考量時，就會成為蔣白關係的干擾因素，而兩人的關係，也終因民國37年（1948）白崇禧為李宗仁輔選副總統，而宣告破裂。

白崇禧部長來台宣慰後回南京提出《宣慰台灣報告書》，完成於民國36年4月6日，將台灣亟待改進部分，先行呈給蔣主席。蔣主席閱後，交「黨中央及政府各院會切實參照辦理。」

《報告書》分為3大部分，首部分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遠、近因和事件經過，以及官方肆應處理的過程。
第二部分，除白崇禧到台3月17日當日即對全台廣播、發布〈宣字第一號〉布告，並於3月19日到25日，分赴基隆、屏東、高雄、台南、嘉義、彰化、台中各地宣慰過程。
第三部分，是對台灣施政方針的改進意見。共分為行政、經濟、教育、軍事及其他等5項。

報告書具史料意義
《報告書》是國民政府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初步調查報告。屬於內部性質，而不是對外宣傳、公布之用。
由《報告書》的基調，可以看出國共內戰格局下的官方觀點，即擴大中共在事件當中的角色與作用。
暴動主要原因當中，列入中共煽動，即「少數共黨野心家，利用時機，藉此欲奪取政權。」反之，對於台灣軍政當局所應負的責任，較少直接批評，但已委婉點到陳儀施政的諸項缺失。
對於二二八事件係「共黨煽惑」的認定，與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監察委員何漢文的看法相符，形成政府往後數十年官方對二二八觀點的基礎。由此角度來看，白崇禧的《報告書》具有高度的史料意義。

《報告書》的傷亡損失統計，只到3月31日，當時清鄉綏靖尚未結束，軍警的違法濫捕行動，雖已大部分受到遏制，但並未完全停止，因此對於事件當中官民傷亡數字，不免有所缺漏。

《報告書》當中對於改革台灣省政的若干主張，因國共內戰的影響，而無法落實。
但是幾項重要方面的改進措施，例如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擴大台籍人士參政、專賣局改為菸酒公賣局、將公有土地放租等，均發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對日後台灣也有深遠影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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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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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改 : 七月七日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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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先勇、廖彥博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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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十六天——代序／白先勇
我是一九五二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當時我十五歲，在建國中學讀書。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份裡，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

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台灣人更不得了啦！
他們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
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從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
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都壓低了聲音，似乎餘悸猶存，二二八，在戒嚴時代，還是一大禁忌，不能隨便談論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台灣史上，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
而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留下巨大創傷，難以彌補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類似衝突，難以避免。
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接收工作，國民政府措手不及，東北、華北平津一帶、華東京滬區，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
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重要性排名後段，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三流了。
事後證明，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平津、京滬一一失敗，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情況更加複雜。
台灣接收，未能順利，爆發二二八，並不意外。
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遍地烽火。
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
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其嚴重性及後座力，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鎮壓，全島沸騰，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滅火善後。

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父親因抗日軍功，成為一代名將，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而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
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三月七日飛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緊急返回南京。
三月十七日，父親赴台展開宣慰，展開停損善後工作，
當時，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後一個星期，暴力鎮壓，濫捕濫殺，隨即展開，有不少台籍菁英份子以及基層百姓，在這個期間喪命。
父親本來計畫三月十二日來台，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遲來數日。
父親抵台時，面臨的情況，十分複雜敏感。
當時全島人心惶惶，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任何處理不當，即有火上加油、災情擴大的可能。
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

據父親回憶錄自述，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他對二二八受難者，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寧人。
事實上他未赴台前，已聽取各方的情報，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是有所了解的。
父親行事，一向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行動卻劍及履及，當機立斷。
雖然他治軍嚴格，但賞罰分明。
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父親宅心仁厚，謹慎判斷。
抗戰期間，日本空軍空襲成都，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無法正面迎戰。
呂天龍臥病，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全軍盡墨。
蔣委員長震怒，將張、呂、余押至重慶槍決。
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父親對蔣說：「軍法審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當斃而不斃，則我不做，若不當斃而斃，我亦不能作。」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
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態度。
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尤其是青年學生，即使有所觸犯，也應罪不至死。
所以他來台宣慰，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免除許多人的死刑。

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陳儀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主張嚴厲制裁，大開殺戒。
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父親召開清鄉會議，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

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

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

父親當場嚴加駁斥：

我糾正他，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濫捕濫殺，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
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

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

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完全不能認同，徹底反對。
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濫殺，公開審判」。
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對於穩定人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許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死，判徒刑者，或減刑，或釋放。
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

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
三月十七日，下飛機後，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
吳濁流在《無花果》中記載：

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

父親在台灣十六天，從北到南，到處廣播演講，宣揚政策：

廣播五次，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對省市各級公務員、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對駐臺陸、海、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
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
父親這些講話，起了穩定民情、約束軍警的效應。
除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也有重大意義：

涉事青年學生，免究既往

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不在少數，因恐懼報復，不敢上學。
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特別頒布命令，保證學生安全：「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准予復課，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即予免究。」
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半，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並呼籲學生：

切望你們放大眼光，不要歧視外省人，破除地域觀念，……。我們要本親愛精誠，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再次保證學生安全：

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均應盡速覺悟，返校復課，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當予不究既往。余已飭令軍、警不許擅自逮捕，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
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獲得赦免，恢復上課，繼續他們的學業。

安撫外省公務員

二二八事件中，頭一個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員，受到毆打，有的甚至喪失生命。
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父親於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長官公署大禮堂（今行政院），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

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諸君留台服務，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
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
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僅為極少數之不良份子，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二二八事件，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原住民，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父親於三月二十六日晚間七時，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既往不咎。
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勵。

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穩定民心、恢復秩序，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近年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蒐輯，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
可是令人訝異的是，父親宣慰台灣，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官方文獻，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筆帶過。
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省政府，或中央研究院，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
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也甚少論到這一節，更無一書全面探討。
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黃嘉謨兩位教授，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
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細究其因，並非偶然。

父親自從一九四八年，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與蔣中正產生嫌隙，更因徐蚌會戰，兩人衝突更為尖銳。
此役國軍大敗，蔣中正隨之下野，期間父親曾發〈亥敬〉、〈亥全〉兩電，建議美國出面調停。
蔣須下野，才能和談。
兩封電報，觸怒蔣中正，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
一九四九年底，父親入台，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對父親嚴加監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
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並無兵權政權，而父親言行謹慎，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對蔣中正政權，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
惟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實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灣人民感念其恩，在台灣民間，當時國民黨官員中，父親德望甚高。
多位台灣仕紳，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這，就犯了當局的大忌。
雷震一案，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
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勾結」，是當局的「夢靨」，必須阻止。

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處處防範。
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是將父親的歷史，如北伐、抗日的軍功，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消滅抹煞；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在民國史上的地位，撼搖更改。
例如官方出版惟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台兒莊大捷」的書籍，登載國軍將領照片，卻獨缺白崇禧、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
另一方面，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因而失去大陸之後，一直宣傳：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徐蚌會戰乃敗。
這項中傷謠言，一直持續，滲透到國軍軍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個事件中，父親來台宣慰，停損善後，算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所做的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措施，按理政府應當宣揚，以彰史實，平衡民怨。
但因為當局對父親在台灣民間的聲望，「耿耿於懷」，當然，有關他二二八善後的德政，也最好不提。
台灣歷屆政府，基本上也繼承這個態度，所以官方文獻上，父親關鍵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語焉不詳，糢糊帶過。
至於民間學者專家的著作，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態度。
父親既是蔣中正特派到台灣宣慰的大員，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一員，要給父親的宣慰工作一個公平全面的評價，則需有古史官齊太史、晉董狐的勇氣與良知了。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
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
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這座島嶼上的人民，不管其不同背景，只能有一個共同命運，那就是與台灣共存亡。
如果這個島上兩千三百萬人，還因為六十七年前發生的一項不幸歷史悲劇，彼此繼續猜疑仇視，那麼台灣的命運前途，將是坎坷的。寬容諒解，是唯一的選擇。

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
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
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
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
彥博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班，專治民國史，曾以〈陳誠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為題撰寫碩士論文，
也曾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父親與民國》出版時，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堂曾舉辦父親生平照片展，文字說明由彥博擔任。
因此，他對父親的一生事業是熟悉的。此外彥博還翻譯、著述多本與歷史有關的書籍。彥博閱讀甚廣，用功甚勤，民國史，他頗有獨到見解，他對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熱情。我們合作，十分愉快。

書中長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由彥博執筆，我僅提供意見。
彥博將父親在台宣慰十六天，由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每天行程，所作所為，巨細無遺，通通詳盡記錄、分析，把父親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敘述。
因為他參照的資料：文獻、檔案、報章雜誌，極為豐富多元，父親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體而有深度的面貌。
此外，彥博又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與高度，將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出的貢獻功績、他所處極端複雜艱難的情境、他所受到的侷限與掣肘、他未能達成救人一命的個案、造成的遺憾、
尤其他與陳儀、柯遠芬諸人你來我往，極為複雜的互動、他與林獻堂、丘念台密商會談得到的訊息與幫助，都給予極為公平可信的論述分析。

廖彥博這篇長達一百六十餘頁的論文，考核詳實，觀照全面，有諸多前人未有的論點，有更多發掘出來的珍貴資料，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具有高度的學術參考價值。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
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蕭錦文、陳永壽、楊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紀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續不斷的生命。

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
六位先生都不憚其煩，接受我的訪問，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們與我一樣，也希望為尋找二二八真相，盡一己之力。

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得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
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
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

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
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
《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
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
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
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
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蕭錦文後來出獄後，舅舅鄧社長告知，是父親那道「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千鈞一髮，即時趕到，救了他一命。
我訪問蕭錦文時，他已八十八歲，提到這段往事，仍十分激動，他緊握住我的手，顫聲說道：「是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說著掉下淚來。
蕭錦文說，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槍決了，而與他同車的四、五人，卻都逃過死劫，關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應該免刑了。
可見父親的命令，不僅是針對單獨個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中，王大中案。

王大中（原名王源趕），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後，判了死刑，心驚膽跳過日子，直到父親來台，王大中才獲赦免，改為徒刑。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先生過世時，那時我隱名王雲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塊的奠儀，其家人不知我是誰。

王大中在廣場等候宣判時，另有一群被執者同時一起豁免，這也是個集體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數大概不少。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記載：基隆市民朱麗水，二十一歲，被抓進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監禁：

基隆市警察局當時有十多間「牢房」，每天晚上都約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後聽到一陣槍聲，出去的人就沒有再回來。直至白崇禧來台後，我們才被放出來，我釋放後未曾再被找過麻煩。

十幾間牢房，大概關了不少人，父親來台後，都釋放了。父親制止濫捕濫殺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適用。當時關在牢裡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觀的人數，免於死劫者，可能有數百人之多。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月，父親簽呈蔣中正主席，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軍法審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當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經過國防部覆核之後，全部減為無期或有期徒刑，
經蔣中正批示，「姑准如擬辦理」。這份重要文件（本書第一七四頁）現存國史館。
對那十八名死刑犯來說，父親這道簽呈，又是一張救命符了。父親回返南京，一心還是牽掛台灣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親的命令而減刑或釋放的，就更多了。
我的第二位受訪者陳永壽先生，父親陳長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書記官，二二八時與法院其它文職人員，均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半年後釋放。
陳永壽先生認為，是父親命令的影響，陳長庚先生得以釋放。訪問時，陳永壽先生攜帶他全家還有姐姐陳昭惠女士一家，前來向我致意，他們是主動來找我的，就是要表達對父親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訪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廣西同鄉，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父親關係密切，父親晚年，粟明德經常陪伴父親聊天，談話中，父親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
粟明德證實了我的看法：父親在台灣受到嚴密監控，是因為他二二八宣慰善後處置得當，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在台灣民眾間，有崇高的聲望，由此犯了當局大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心臟病突發歸真，追悼會上來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許多台籍人士扶老攜幼前來追念父親。
大部分人與我們並不相識，由他們眾多輓聯、輓詩看來，他們都藉此表達感念父親在二二八後來台宣慰留下的恩澤。台灣書法家、櫟社成員莊幼岳先生的輓聯可作代表：

憶當年蓬瀛事件 微將軍及時趕到 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淪胥 正王師準備反攻 天上漢河殞巨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日


止痛療傷 ／廖彥博 2014 02
二○一一年五月，我突然接到學校的通知：停發獎學金，我的美國留學生涯，因此嘎然中斷。
我回到台北，暫時以接稿翻譯為生。二○一二年四月，印刻文學辦了一場齊邦媛先生與白先勇老師的對談，我有幸受邀擔任紀錄。
當時只感覺自己真是幸運，可以親見兩位「民國人物」、文學大師！
那次對談，聚焦在齊、白兩位老師的父親：齊世英先生與白崇禧將軍。
齊先生說，她父親一生的事業無一成功，但是她從不認為父親是個失敗者；相反的，他的人格比許多勝利者更加偉大。齊先生這番話，鼓舞了當時坐在她身側，埋頭紀錄的我。

能獲得如此鼓勵，我已經感覺十分幸運，之後竟還有更加想像不到的榮幸。
這場對談一個月以後，時報文化找我幫助校對白先勇老師的大作《父親與民國》，接著在年底受邀參加「一代名將白崇禧將軍身影展」的文字撰述。
二○一三年初，展出順利成功之後，我受到白老師請託，要我幫忙找「二二八」事件當中受難的倖存者蕭錦文先生。
白老師在台北中山堂訪問蕭先生後，對我提起，他正打算寫一本關於父親白崇禧將軍在「二二八」時宣慰事蹟的書，問我是否有興趣與他合作？
我乍聽之下，真是受寵若驚，同時卻也深覺惶恐。

因為這樣，從這時候起，我開始大量蒐讀「二二八」事件之後白崇禧將軍宣慰台灣的史料與文獻。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這段故事同時兼具戰後中國與台灣的歷史背景。但多年以來，以白崇禧將軍和台灣「二二八」事件之間關係的研究，並不多見。
我認為，想要了解當時脫離日本統治一年多、「二二八」鎮壓之後的台灣，與正要陷入國共內戰漩渦的中國，白崇禧部長來台灣宣慰的十六天，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的極佳角度。

許多人不曉得：在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率領十餘名隨員（當中包括蔣經國在內）飛抵台北，宣慰「二二八」鎮壓之後的台灣。
在這個全島惶然驚恐的時刻，白部長突破台省軍政當局的重重掣肘與包圍，查明事件的真相，拯救許多無辜遭難的民眾性命。
如果「二二八」事件，曾經造成台灣如此巨大深刻的創痛，而應該仔細的還原真相，那麼當年曾經試圖彌補療傷的努力，也不應該被忽略遺忘。
我想，這是白老師將本書定名為「止痛療傷」的意義。

《止痛療傷》這本書裡，既收有白老師採訪的六篇訪談，也有與白部長宣慰台灣相關的文獻史料，我認為兩者相輔互補，同樣重要。
檔案文書為我們標定精確可靠的時空座標，人物訪談故事則在冰冷的檔案文字之中，提供真實的血肉與情感。
除了還原白將軍宣慰台灣的史實之外，這本書收錄的訪談，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解答為什麼白將軍晚年在台灣會遭受情治人員監控的原因，以及他宣慰台灣遭受忽視淹沒的根源。

我所寫的長文〈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是嘗試結合檔案與訪談的努力。
這篇文章盡量利用上述兩方面的資料，對白崇禧將軍來台宣慰的關鍵十六日帶來的影響，作出初步的解釋和評價。
為求言之有據，這篇文章採用學術格式，標註資料出處，如果因此而降低閱讀時的流暢感，也請讀者見諒。

我是從小在台北市松江路長大的孩子，就讀長春、松江路口的大同國中，很早就知道從前這裡住過一位民國時期的名將白崇禧，也知道僅一街之隔的四平街，代表著國共內戰時候的一場戰爭，一個難以抹平的憾恨。
可是，要不是撰寫這本書，我無法知道白將軍與台灣原來有著如此深的關係。
因為探究這段故事，自己將心比心，我感受到當時民眾遭受鎮壓，死者往矣，倖存者卻須經歷那種躡氣吞聲、長夜飲泣的痛苦與煎熬。
由此，更能感受到白部長及時救難的可貴，因為一切政治、經濟的改善革新，都不如拯救人命來得重要。

我想請讀者特別注意本書裡蕭錦文與粟明德兩位先生的訪談。
蕭先生可作為白部長在「二二八」時期救人的見證
；而粟先生的訪談當中，所提到白將軍本人晚年時對宣慰「二二八」的感想談話、因為「二二八」來台宣慰而被當局所忌、以及在台灣被特務監控的真相，都是第一次公開於世。
對於白崇禧將軍的研究，應該能起到一些拋磚引玉的作用。
感謝白先勇老師，他對書稿的方向，從不干涉，只是不斷勉勵我「還原歷史真相」。
能與白老師合著本書，真是何等福分！
感謝研究所同學與好友李清瑞小姐，她真是我回台之後的貴人。
最後，要謝謝為這本書奉獻心力的項秋萍主編、李筱婷小姐，我衷心感激她們的支持與鼓勵。
廖彥博 二○一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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